特征及其治理的研究

根据研究主题，乡村社会既是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研究背景。从研究对象来说，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的核心研究主题，因此，把乡村社会看作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自是理所当然。同时乡村社会也是乡村精英活动的主要空间和领域，因此，研究乡村精英自然也就离不开对其活动的背景和领域进行研究。但是，乡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的研究角度会有一定的差异，前者主要是作为系统来分析，而后者更侧重于研究它作为背景对乡村精英怎样产生影响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于国内外关于我国乡村的研究非常多，我们对这方面的回顾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仅仅选择对本研究有直接影响的文献来介绍和评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关于乡村社会性质与特征的研究；二是关于乡村社会阶层和结构的研究；三是关于对乡村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研究；四是关于乡村治理与整合的研究。

一、关于我国乡村社会性质与特征的研究

关于我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的论述大多来自于老一辈思想家、社会学家的研究，如吴文藻、梁漱溟、杨开道、费孝通等，也有一部分来自国外学者和当代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史以及乡村研究的学者的研究。尽管学者因站的角度不同而学术观点有所差异，但是，由于谈论的是中国乡村社会在一个大一统历史视角下的存在、变化状态，因此，大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性质、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的评价基本一致。比如，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实质是一个具有礼俗传统的乡土社会，大家也都觉得有道理。因此，当我们在回顾不同学者对这个主题的相关研究时，并不意味着某一观点就是某人的一家之言，我们更愿意认为，该观点是某位学者从某个角度表达的大家对乡村社会某方面共同的认识。

我们先来看费孝通先生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特性的表述。正如前文所述，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乡村社会具有四个特性，分别是乡土性、稳定性、自治性和关联性。其实这四个方面是对村落社会共同体不同方面性质的表达。如“乡土性”是指乡村人的自然本性：因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而热爱故土从而产生依恋的情感并表现出符合故土传统习俗的思想、行为和语言。关于“稳定性”，费孝通先生用的是“地缘的血缘化”和“血缘的地缘化”来表达。它既表达了村落社会是由地缘、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共同体特征，又表达了村落社会变迁缓慢具有相对封闭性的特点。“自治性”是指乡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用以表达乡村社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然地、顺利地运转的自治系统。当然这离不开村落共同体内部各要素的支持，如乡村社会精英人物的组织、协调、动员，村规民约与族规、家训、传统道德对村民思想、行为的约束与引导，儒家文化、家族文化、乡村习俗的影响与熏陶，自治组织及机制等。“关联性”是指乡村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网络联结状态。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用以指乡村人的社会关系呈现以“己”为中心并按照亲疏远近形成若干个圆圈的人际关系网络状态。从村落的整体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不是独立的，都是隶属于某个关系圈的一员，他与其他人是关联在一起的，并且他们以参加各种各样的仪式和活动来维系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如果把上述四个特性合起来，就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较为全面的特性，即乡村社会是一个由地缘、血缘和姻亲关系联系起来的村落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熟悉的、心知肚明的，他们对事物和社会有大体一致的看法，他们会按照大家都默认的规矩和方式去行事，他们的身体是自由的，内心却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乡村社会表面上看一家一户分散着，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关联在一起的，村庄中无论发生怎样的超越个人和个体家庭能力的事情，总有人来帮忙，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听从某个（些）人的指挥，齐心协力把事情办好，如果有例外者，就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也将受到冷落。这就是传统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特征。

下面我们来看国内外学者关于乡村社会性质及其特征的其他表述。首先我们来看黄宗智关于乡村的“内卷化”理论。美国学者黄宗智对中国乡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部著作中。前者通过1930年代人类学家调查所得的资料，尤以日本“满铁”研究人员在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和历史资料的分析，探讨了华北乡村自清代到1930年代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黄宗智认为，1850年以前的华北村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有着内在自给性和自我整合性的共同体。其研究表明，1930年代的华北乡村依然是比较封闭的，乡村的实际事务的决策和操作是由乡村自生的领袖——士绅来执行的。而且，他在这项研究中提出了“乡村内卷化理论”（或叫“过密化”）^[3]。其大意是，中国传统农业在庞大人口的压力下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是贫困的农民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选择。所谓农村的发展是一种仅仅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农村人口生存问题而实现的数量上的增长，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而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黄宗智则继续沿用了他在前一部著作中所用到的“乡村内卷化”概念，他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反内卷化”（或叫“反过密化”）的过程。作者在这两部著作中都对乡村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进行了分析，指出士绅在村庄与国家政权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即国家是通过士绅间接对乡村进行控制的，而士绅才是村庄的真正首领，即使在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实行也是如此。

再来是杜赞奇的“乡村经纪人”理论。杜赞奇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写成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则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经典之作。杜赞奇根据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引申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和两种类型的“经纪人”即“保护型经纪人”和“赢利型经纪人”概念。而且，杜赞奇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在外来力量入侵的背景下正在由“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转变。杜赞奇以“权力文化网络”探讨了村落中的公共权力与文化网络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丧失合法性的原因。他的权力网络文化包括市场、宗族、宗教以及水利控制之类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式的相互关系网。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的概念对我们分析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和权威的合法性基础的建立有积极意义。

受到杜赞奇两类“经纪人”概念及其理论的影响，在乡村研究中，还有不少学者从两类经纪人的视角分析乡村社会权力，如赵文词（Richard Madsen）、戴慕珍（Jean C.Oi）和萧凤霞（Helen Siu）等。美籍中国问题专家戴慕珍提出了“庇护主义政治”的概念。而这种庇护主义政治主要来自于村庄中有重要影响的精英人物。戴慕珍认为，“庇护主义”意味着乡村公共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是通过精英人物个人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精英人物也正是通过这种关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合法性地位的。而且，戴慕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精英对公共资源的控制及其权力、地位并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庇护主义”模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村干部在配置资源方面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非集体化过程中村民与其收成之间的集体纽带消失了，但村干部作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纽带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他们控制着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剥夺着新的国家政策为农民带来的利益。（OI，1989）

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性质，其他的说法还有“家国一体（合一）论”。“家国一体”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说的是国家与帝室的关系，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国和帝室是分不开的。^[4]后来从这个理论延伸出普通的个体家庭与国家官僚体制的治理逻辑是基本一致的，即个体家庭所遵从的儒家文化中的“伦理秩序”与国家官僚等级一致，权力运作逻辑与服从关系一致。当代学者廖菲认为：

在中国“均地分力”的农业经营中，是以“父子兄弟”组成的家庭为依托的，家庭承担着组织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功能，因此，执着亲情的道德情操及伦理观念，如孝亲祭祖、夫妇人伦和传宗接代，成为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家庭精神”，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准则和行为方式，塑造了农民对乡土和家庭的亲和与依赖。而这种强烈的家庭意识又孕育出皇权式国家意识，使家庭成为社会浓缩，社会与国家则是宗法家庭的扩大，两者的组织状态、社会功能和思想意识同构于一体，确立了忠孝合一、家国合一的意识，形成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天然联系的人格特征。（沙莲香等，1998：18）

由上述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特征的表述及其论证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关于乡村社会性质、特征由于所站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语言表述和理论论证，像“礼俗社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关系本位”“内卷化”“基层市场场域”“经纪人”“权力的文化网络”“庇护人”“国家与社会关系”“家国合一”“家国一体”等，但是如果将这些概念还原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们都是对乡村社会权力运作机制及其过程的某一现象或特征的一种表述。这就意味着，我们通过对前面这些相关的表述可以大致地总结出传统乡村社会权力运作的基本特征，即：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有着自己内在特性和运作逻辑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乡村精英扮演着上传下达的中间代理人的角色，承担着对上级任务的传达、执行，对本村公共事务的组织、动员以及对普通村民间关系的协调、沟通等功能，他们游走于国家力量和村庄、村民之间，运用体制或群众赋予的权力或权威灵活地处理村庄与国家（政策、任务）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都必须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嵌入乡村社会固有的规范、规则和风俗习惯中去才能有效地达成自己的愿望。这也就是说，乡村中的人（包括精英和普通村民）和组织（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体制、制度、规范、规则、文化、心理等保持大体的一致才是乡村社会运行稳定、常态的基础。

二、关于当前我国乡村社会阶层和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它具有特定的阶层意识、阶层认同和阶层归属感，与其他阶层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和联系。因此，研究乡村中的精英阶层必然离不开对阶层、结构理论和实际情况的了解。关于阶层及结构理论我们将会在“研究设计”部分有专门的理论基础叙述，这里主要回顾关于阶层划分的标准和我国乡村阶层状况的研究成果。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成果之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另一是由李培林、李强和孙立平合作的《中国社会分层》。前一个研究提出了“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观点，并对阶层划分标准、各阶层的基本特征、演变的路径和形成的原因及其随着时代的发展所发生的变化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的第二个专题研究报告就我国乡村社会阶层结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变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报告分“土地改革”前夕、人民公社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等若干阶段，分别对我国乡村社会阶级、阶层构成的变化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就这种变化和目前我国乡村社会阶级、阶层构成所存在的问题从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视角给予了分析。报告分析指出，我国乡村社会阶级、阶层构成的变化的总体趋势是趋向合理化的，但由于受转型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仍然存在诸如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过大、乡村管理者规模庞大、乡村中产阶层规模过小等结构性问题和以职业分化为表征的社会分化相对滞后等问题。为此，报告也就如何改善乡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的地位与如何促进乡村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这对于我们了解我国乡村社会阶层整体状况及其历史变化有积极的意义。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人的《中国社会分层》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状况、分层标准和阶层分化趋势及其所存在问题的论文集。其中也有不少是关于精英阶层的研究的，如李强的“社会中心群体”论述、孙立平关于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论述以及宋时歌的“精英再生与循环”论述等。

另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姊妹篇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中，该书在分析“土地改革”时期时重点谈到乡村士绅的劣化和新时期乡村社会乡村精英的再生及其特征。在对每一个具体阶层的流动进行描述和分析时，分别结合了历史上中国乡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如“土改”“反右”“集体化”“文革”和“上山下乡”等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在对乡村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乡村非农业劳动者阶层（包括乡村精英阶层）的演变与流动进行分析时，也是分别以改革开放前的“土改”、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等不同阶段，分别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分析其演变和流动的机制。相关的其他研究还有张一平的一篇文章《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研究认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历史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过程。其中阶级理论及其一系列实践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土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这是一个国家政权不断深入农村基层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已有的关于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对本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例如，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会涉及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和乡村精英的功能及其演变的背景知识的了解，这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对中国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状况及各阶层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来进行。因为，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乡村精英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乡村内部的阶层结构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流动性很大。而且各地区乡村的情况也不一样，有时候各地对“精英”的概念已经模糊，不再像过去人们通常认为的“精英”是素质、能力、学识和人品的综合表现，现在已经出现“有钱就有本事，有钱就高人一等”的价值观，这时候我们更需要从阶层划分的标准和阶层流动的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才能了解真实情况。

三、关于对乡村具有重大影响意义的历史事件的研究

之所以关注这部分研究是因为我们在论及不同时期的乡村精英和乡村社会时不得不对其所嵌入的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进行分析。因为，在乡村，不管是乡村精英还是普通民众，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村庄某个特定时期的核心任务都会与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政策、运动、专项任务）有关。我们要想了解其历史背景必然要先了解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及其评述。

关于特殊历史事件的研究，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事这类研究的多是国外的一些学者，国内学者对于特殊历史事件的研究也是时隔几十年之后的回溯性研究。而且，这类研究由于政治的敏感性也很少有人去过多评论，一般都是采用纪实性的或回忆录的形式。这里先介绍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国外研究。首先是美国学者威廉·韩丁1980年出版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以下简称《翻身》）。该书以生动的纪实文学的形式描述和分析了老革命区山西省潞城县张庄的“土地改革”过程。同时，该书也对村庄中各阶层的群体及其个人对“土地革命”产生的心理活动和一系列集体性行为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剖析。与威廉·韩丁的《翻身》相似，同样对中国乡村变革进行描述的还有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系列。第一部是《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创作于1959年，主要描述了十里店在1937年至1947年间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过程。第二部是《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柯鲁克夫妇于1948年2月到5月在十里店目睹的一些事件的过程。

国外学者的这些纪实性作品以局外人的眼光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乡村经历“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等历史时期的真实场面，而且以局外人的身份采取纪实的手法进行描述和分析具有更强的客观性。但与此同时，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局外人的研究也存在研究者对现象的意义建构和情境理解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对现象认识和分析的偏差。

国内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到集体化时期等不同历史事件的研究。如王友明的《革命与乡村，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该研究以山东革命老区莒南县的“土改”的历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翔实资料描述和分析了该县从1941年到1948年在革命年代尤其是“土改”运动时期所经历的变化以及“土地革命”带给乡村社会的深刻变化。此外，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还有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和张永泉、赵泉钧的《中国土地改革史》等。虽然后两者不是纯描述性的，但它们却为我们展现了“土地改革”发生的前后经过及其政治背景和地权转变带给乡村的深刻变化。关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张乐天教授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该研究以人民公社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为线索，主要讲述了浙北海宁县联民村从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到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所经历的变化。他运用“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的分析模式，详细分析了一个新解放区当时的村庄内部的传统与外来力量是如何互动、如何相互嵌入和如何消弭张力的。作者认为，恰恰是人民公社为村庄的传统和“革命的意志”提供了互动和嵌入的空间，从而使得革命政权在“强国家话语”的背景下能够在依然被村庄的传统所包围的民众中获得合法性的基础。

除此以外，国内还有李若建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对重要历史时期乡村中呈现的某一特殊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能够为我们认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及存在的现象提供更多的参考视角。

通过回顾学者们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某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同时通过了解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分析的逻辑，可以获得相应的启发和借鉴，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精英时对背景有深入了解。

四、关于当代我国乡村治理与整合的研究

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各项改革和乡村现代化的逐步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中呈现了许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如村集体组织的动员和整合能力在下降，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矛盾在增多，原有的村规民约、乡风习俗和人际信任在逐渐弱化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乡村自治和乡村内部的整合力。由此，国内也出现了一大批关于乡村治理、乡村整合和成功村庄个案研究等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涉及乡村的方方面面，但大体来说，可以按以下几种类型进行归类。

第一类是对有着深厚的宗族文化和传统整合资源村庄的研究。这类村庄主要分布在有着绅士和宗族传统的江南、华南地区，如苏南、浙南、皖南、赣南、闽南等地的乡村多属于这种类型的村庄。对于这类村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地方性权威（如宗族）对乡村的影响和它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性权威和传统如何实现适应性转型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有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钱杭、谢维扬等人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周大鸣等人的《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和肖唐镖等人的《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客家学研究中的客家乡村研究等。

第二类是成功村庄的个案研究。这类研究大多是以典型的“明星村”为个案进行深入研究。这类村庄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有较强感召力和整合力的村集体领导班子或精英人物；第二，它的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第三，村民对村集体组织或某个精英人物比较信任；第四，由于村集体力量或某个精英人物感召力和权威比较大，使得在村庄内部能够形成大家默认的行为规范和成文的规章制度；第五，这类村庄长期发展实践中往往会形成一套较为有效的村庄治理模式和较为成功的发展模式。总之，这类村庄因为有某个权威人物的领导加之有效的整合、治理方法和发展思路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等发展比较成功，在当地负有盛名。学者们的研究也主要围绕精英人物、治理方式、发展思路和内部的整合模式等问题来进行。

这类村庄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有河南南街村的研究、天津大邱庄的研究、江苏华西村的研究以及“超级村庄”“内发村庄”的研究等。如刘倩关于南街村的研究，周怡关于大邱庄、华西村的研究，折晓叶对超级村庄——万丰村的研究，陆学艺关于内发村庄的研究等。首先来看刘倩关于南街村的研究，主要成果是《以革命的名义：南街社会的文化特征》《南街社会》。该研究在长达6年调查的基础上，以田野工作的手法详细描述和分析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村庄——河南南街村的历史、现状与崛起的过程，并分析了其成功的原因。作者认为，南街村的成功是“传统”与“现实”双重作用的结果。从传统方面来看，它以革命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舆论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共产主义理想类型的社区形象。但透过这种表面的现象，作者分析认为，南街村的成功归于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适时地以集体主义的精神创造了集体企业，并以“外圆内方”的原则成功地处理了市场规则与村庄内在规范的关系，在一个以有个人魅力的王宏斌为核心的村集体的领导下，南街村以革命的名义凝聚了民心，以一种对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为根本动力，并以艰苦创业积累的成果为资本赢得了社会的赞誉，从而为其开拓市场创造了条件。因此，南街村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应该归于其现代的市场意识和运用一种精神或者信仰来凝聚民心、整合村庄，两者的有机结合促成了南街村神话的形成。从南街村的发展经验和作者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村庄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精明的领导集体对外部环境的成功把握，同时，也离不开一个有个人魅力的权威精英以一种为大家所认可的精神、信仰或规范来凝聚民心。（刘倩，2004：321-325）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大邱庄、华西村的研究等。

折晓叶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万丰村为个案，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民外出流动这两大热点主题置于对一个农村社区的观察和研究之中，描述了在中国农村的非农化过程中，由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乡村变迁，而万丰村这一“超级村庄”的社区结构和村治运作，也为人们认识非农化过程中的村治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陆学艺主编的《内发的村庄》则以河北省三河市新集镇的行仁庄为个案描述和分析了行仁庄自“土改”以来的沧桑变化，如今的行仁庄已成为华北地区村庄发展成功的典范。该书认为，行仁庄发展成功的根本在于：一是它有一个以极具个人魅力的张德印书记为核心的凝聚力极强的村领导集体；二是它利用自身拥有的传统资源的优势走一条内发发展之路，同时，善于把握市场发展的动向，抓住一切到来的机遇增强村集体企业，从而有了凝聚民心的基础；三是由于村集体的强大，村集体的调控能力较强，村集体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村庄长期以来形成的村规民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行仁庄的个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和南街村、华西村及“超级村庄”等“明星村”类似的，依靠一两个有个人魅力的精英人物所形成的强大的村集体力量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能够灵活把握市场的信息和自我的适应能力，在“外圆内方”的逻辑指引下创造一条独具特色的内发发展之路。

第三类是关于一般村庄的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的研究。目前关于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的研究非常之多，但比较有代表性和对本研究有重要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厚安、徐勇等多人合作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贺雪峰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新乡土中国》、翟学伟的《中国人的行动逻辑》的“土政策”篇和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等著作。这些研究都以不同地区的乡村实地调查为背景，详细描述和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基层政权运作的逻辑与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为我们了解乡村发展的现状和村民自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供了背景性的资料。

关于村民自治中村集体和村干部的角色、职责与其对乡村公共权力运作的逻辑研究更是村民自治学派研究的重点。徐勇教授通过对两个村的实证研究后认为，目前学界之所以对“村民自治”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非议，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承担村民自治公共权力运作的主体——村集体和村干部——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职能的模糊性及其双重身份的矛盾性，其在乡村现实中的体现就是税费改革前村委会和村干部职能的行政化。它实质上反映了中国行政体制在未进行有效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不协调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在现有的行政框架内，干部考核制度和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政策迫使村委会和村干部承担完成行政任务职能，而不是乡村自治职能，使得村委会和村干部逐渐成为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纪人”的角色，而不是村民和村庄的代言人的角色。（徐勇，1997）

其次，对中国乡村进行调查和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还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研究中心的贺雪峰教授、吴毅教授以及他们中心的调研团队等。他们对国内许多地区的乡村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研究成果也很多，如《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村治的逻辑》《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大范围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我们了解整个乡村发展的现状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这些深入各地实地调查后经过分析、思考形成的研究成果有许多具有学术前瞻性的思想对本研究有启发意义，如《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的前途》等都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在本研究中也会有所体现。

关于乡村治理及其结构变迁的研究还可见毛丹教授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毛丹和任强的《中国农村公共领域的生长——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村民自治诸问题》、朱新山的《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与组织重构》以及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等。毛丹教授的第一部著作是以浙江萧山尖山下村的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20世纪90年代该村庄变迁过程中的单位化现象，并进行了理论阐释。其后一部著作是对2000年以后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朱新山的研究是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史实为背景，从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渗透程度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视角，分析了乡村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状况。就于建嵘而言，与朱新山的研究思路基本一致，于建嵘对于岳村组织结构变迁的研究也是以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分析了传统中国社会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三个历史时期岳村的体制、结构与组织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所不同的是，于建嵘更侧重于乡村政治结构及其组织状况的分析。同样地，于建嵘在其对岳村的研究中涉及了对乡村士绅的研究。如他在《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谈到了乡村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功能与绅权、皇权与族权三位一体的统治以及绅权随着乡村结构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

另外，由于本研究中针对皖北乡村知识群体的研究会涉及村庄中的学校、教师等，因此，这里还有必要提到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这一研究成果。该研究将乡村中的学校作为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楔入性因素，在特定的村庄情境中讨论了国家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乡村传统与现代性理念等的多重互动关系。研究指出，乡村学校是国家意志与乡村社会的连接点，它一方面传递着国家的话语，另一方面又生长在乡村，与乡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作者认为，研究乡村学校，尤其是研究坐落在村庄中的小学、初级中学，研究乡村教师，是理解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各异，但是透过这种差异，我们仍能看到现代民主制度蓝本下的村民自治的模型力图在有着自己文化传统的村庄情境中延伸所遭遇的各种阻力与变异情况。事实上，它很可能是一种现代性的制度理念在仍然有着自己传统的村庄情境中的搁浅状态。

总之，任何关于乡村的研究都是以特定的村庄类型为研究对象的，对特定村庄叙事与分析的理解不能脱离该村庄的特定情境和背景关系。因此，不同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学术视角与学术价值，通过对以往关于乡村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了解乡村的基本概况和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并有助于自己去发现和寻找问题，从而为自己的研究进行定位。

五、关于乡村研究的评述与总结

自社会学学科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社会学最早就扎根于我国乡村社会的调查和研究中。也许是由于中国乡村领域庞大，也许是由于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突出，中国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与学术研究的壮大发展都与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国内学术界自20世纪以来关于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相当多，经典的、影响大的也多，比如《乡土中国》《江村经济》《金翼》《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等几乎都是以乡村社会研究为主题的。由于数量众多，这里我们对关于我国乡村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的总结。

从研究的纵向角度来看，关于我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制度下的乡村社会研究，主要以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性质及变迁为主题，特点是以宏大的理论研究为主；二是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前的乡村社会研究，主要以集体化模式下的乡村生产、生活为主题，穿插政治运动对乡村影响的研究，特点是针对乡村实践的宏观研究；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研究，主要以乡村经营方式转变、乡镇企业、乡村治理、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为主题，特点是研究趋向多元化、实证化、具体化。

从研究主题所涉的领域来看，已有的乡村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关于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特征的论述；第二，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状况及其动态变化的研究；第三，关于乡村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的研究；第四，关于成功村庄的个案研究；第五，关于乡村社会治理和制度研究；第六，关于乡村人口流动及农民工研究；第七，关于乡村风俗习惯和礼仪研究；第八，关于乡村现代化（含工业化、城镇化、人的现代性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突出问题的研究。当然，也还有没涵盖进来的其他研究，但大致来说有以上这些。

对于一项特定主题的研究而言，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穷尽所有的研究成果，选择所需要的和相关联的是根本。前面每一部分的相关研究回顾的最后都已经交代了相关研究对本研究的意义与启示，这里想从更宏观一点的角度来论述已有的相关研究对本研究的意义。

我们的研究主题是“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这里的关键点有三个，即“乡村社会变迁”“乡村精英群体的特征与公共行为”和“乡村社会系统诸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等。而每一个关键点又对应着若干乡村问题（或现象），如“乡村社会变迁”对应着“乡村历史性变迁有哪些？推动力是什么？”“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乡村社会结构状况及其变化是什么？”“外力引起的变迁对乡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的传达和自下而上政策执行与反馈中精英人物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产生了哪些问题？怎么解决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没有对乡村长时期变迁的了解和对乡村社会内部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机制更深入的了解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必须对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的政治意图和政策导向有清晰的认识才能做到。这些都需要借助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其启发。同样地，对于另外两个关键点也是如此，我们也需要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才能从背景上了解它们所涉及的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实际情况及其相关联的因素，才好进行下一步的研究设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献资料中一些学者的研究视角、观点和结论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维视角，带来一些灵感，也有助于我们对乡村现实问题进行判断。比如，乡村社会结构、性质、特征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调查村庄村民的思想、行为和人际互动的模式。再比如，也正是基于对前人研究视角和研究策略的思考，本研究才形成了以乡村精英个人人生经历与乡村社会变迁相结合、以“国家—乡村精英—乡村社会”互动关系为主题的研究视角，以有着深厚人文传统而非农经济又相对发达的海宁乡村进行实地研究，力争在对乡村的研究进路上探寻出一条新的路径。而这一研究路径一方面以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为铺垫，另一方面，它又是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探索，力求给乡村一个新的解释，寻找新的发现。

当然，对于相关研究的回顾并不一定都是为了获得启发和灵感，对于一项新的研究而言，研究者要知道别人对于该主题已从事了哪些研究，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取得了哪些有价值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研究的起点和方向，自己的研究与他们的有什么不同，在哪些方面有可能突破和创新，这也是文献研究意义之所在。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这一部分是“相关研究回顾及文献综述”，因此，除了相关的研究回顾和评述之外，还要介绍一下研究所用的档案文献和数据文献资料。本研究由于涉及皖北和浙江海宁两地乡村的研究，因此，档案文献资料也来自两个地方的政府部门。皖北研究的主要档案文献来自安徽省档案馆关于党史文献，S市档案馆、统计局、民政局、教育局文献资料和安徽大学图书馆关于安徽省志、各地市志、政策汇编等文献资料。浙江海宁的研究文献资料来源有两大块，一是海宁市档案馆文献资料；另一个是张乐天教授关于海宁、盐官镇调查收集的文献资料，很全、很丰富，非常有价值。由于文献涉及种类、领域较多，后面在相关的地方会有详细介绍，在此就不一一评述了。

【注释】

[1]张仲礼先生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华盛顿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历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院长等职。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企业史、中美经济关系史。他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于1955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但直到1990年代初才被译介到中国并产生较大的影响。信息来源：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郝秉键在《试论绅权》一文中认为，明清时期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低度渗透为士绅统治提供了空间。士绅通过对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垄断以及向村民提供“庇护”而获得权力。绅权的社会结构包括宗族姻戚、州县官宦、幕友吏胥、里甲组织乃至地方流氓。绅权的存在在官民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带。

[3]“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据格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4]参见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所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即所谓“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国家基于亲缘关系而成立，一切社会关系皆由血亲关系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