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逻辑分析

一、乡村精英与村落共同体关系的分析

我们对浙江海宁的乡村调查研究表明，不同时期的宏观社会背景作为社会情境因素嵌入乡村，并通过乡村精英的运作转化成村庄某一时期的特殊任务，乡村精英中的政治型精英——村干部和村民都会行动起来以各自的角色和方式演绎着不同的历史，也续写着村庄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在我们查阅相关文献和被访者的个人工作日记时能够发现，在乡镇政府召开的由村干部参加的会议主题记录里，多数都是在传达和贯彻上级文件精神。在一个自成体系并有着自己文化传统和共识性行为规范的乡村社会，它有着自己独立运行的社会体系，外部信息和动力的输入并不能直接贯彻执行，它往往需要一个符合本土逻辑的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乡村精英扮演着重要角色。

由上可知，乡村精英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扮演着领悟、传达和地方性转化国家（含各级政府）政策、文件和会议精神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乡村精英对国家政策和文件精神进行自上而下的贯彻与执行：特定时期的政策与行政行为，前者包括中央政策和地方各级（省、市、县、乡镇）政策；后者是指推进政策的措施、做法等，如文件精神的落实（解释、传达、执行）方式、社会运动的形式等。

（2）乡村精英以乡村特有的行为方式对国家意志——政策文件和会议精神进行诠释和运作，形成既符合国家政策主旨又符合乡村情境（含地方行为规范和文化基础）的行动方案。

乡村精英在其中扮演多重中间协调角色：一是代表乡村集体利益的地方精英角色与国家行政力量延伸到乡村社会的基层管理者或执行上级任务的公职人员角色；二是要扮演好处理上、下衔接的中间角色，即用变通的方法形成一个既体现上级政策主旨又能被乡村民众理解和接受的地方运行方案；三是要扮演好正确处理个人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角色。乡村精英协调国家意志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做法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作为社会情境嵌入乡村，对村庄产生怎样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精英对上级文件、会议精神的解读和变通性操作。

（2）乡村精英在特定历史事件中扮演协调上下关系，维持动态均衡的角色。

（3）乡村精英在某一“特定历史事件”中的行为及其价值取向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均衡的结果。

（4）乡村精英执行上级任务是根本，寻找恰当的方法获得乡村民众的支持是手段，从而达到正式公职权力与民间权威的有机结合。

（5）不同代的乡村精英面对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社会情境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乡村精英个人在同一社会情境下的个人人生境遇与人生选择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每一代乡村精英看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采取的行为方式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在同一时期共性变化也是存在的，这是由精英的群体属性决定的。

乡村精英在特定历史事件中扮演协调上下关系，维持动态均衡的角色。在特定历史事件中，一般来说，事件的发生首先来自上面的政策调整与推进，但是这种来自上面的政策，不管是哪一级的，首先要在乡村贯彻落实，贯彻的主要承担者是乡村干部——乡村精英的一部分。但是乡村干部能不能直接按政策来办呢？还不行，它还需要在村庄内部进行协商，这甚至还要请一些其他精英及部分村民代表参与讨论，形成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再具体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矛盾了还需要协调。当然，他们也有权力强制执行，但是会引发矛盾，因此他们至少不能引起激烈冲突。在协调矛盾中，权力是后盾，但是更主要的还是靠方法、技巧、个人魅力和权威。协调上下级的动态平衡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特点。

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乡村精英的权力运作都是以上级政策导向为主旨的，在具体运作时，在乡村固有的被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习俗框架内运作，否则缺乏权威基础。在每一种事件中，由于面临的情境和任务不同，因此，运作的方式也不同，例如，在运动性事件和集体化生活中，政治觉悟、积极表现和与上级保持一致更重要；而在处理矛盾、协调关系中，沟通更重要。而在棘手问题上，请上级帮助和参与是常用的选择。

二、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分析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将他自己置于他所在的历史时期中，一个人就可以理解自己的经历，就可以估计自己的命运；仅仅通过他身边的所有的人，一个人就可以知道他自己的生活机会。（米尔斯，2001）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更倾向于以“历史”来解释“变迁”和变迁中的乡村精英。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含义：特定历史事件及其所嵌入的社会情境对村庄的变迁和村庄中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因此，在乡村所经历的不同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境中，乡村精英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所不同。

在传统的社会变迁理论中，社会变迁的动因及其方向大致是由社会的历史规律性因素决定的，比如，进化论视角下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和社会矛盾导致的社会变革等。但是，现代甚至后现代社会变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认为特定情境因素会改变历史甚至创造不一样的历史事件，从而会影响涉入其中的个人行为及其价值观。就本研究而言，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嵌入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其发展变化深受历史事件的影响，并在历史性的重大改革中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但是，在若干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历史情境中，乡村社会的状况与其发挥主导作用的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及其价值观都会因情境的差异而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乡村精英的群体特质及其影响因素也会因之而发生变化。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的各个构成要素尤其是乡村治理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而也使得乡村精英参与、主导治理乡村的形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突出表现是乡村精英的公共行为及其价值观与历史事件的情境因子高度相关。可见，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因子首先取决于中国的若干历史事件在乡村各个层面形成的场域效应在对乡村治理起主导性作用的乡村精英身上产生的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乡村社会变迁过程尽管嵌入历史进程中，乡村精英发挥的主导性作用依然是明显的。研究表明，乡村精英在任何一个历史情境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等公共事务中的主导作用；乡村知识精英在村民中的威望及受到尊重；乡村文化精英在乡村礼仪及文化传承上发挥的作用；乡村民间精英在乡村矛盾调解及邻里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乡村精英这些在上述乡村诸领域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性质的本身就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表现。同时，通过浙、皖两地乡村的调查我们能够看到，在中国乡村诱致性的现代化进程中，若干有重要影响力的乡村精英对特定区域范围内乡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们的决策及其表现直接影响某个村庄的未来发展。例如，皖北某地市领导LD、皖北某村村支书QJ、LDD等。其特殊的身份、地位或突出的个人才能及其影响力对某个村庄在特定历史时期或特殊事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直接影响了事件的发展。

在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分析中，显然需要一个中间媒介，例如，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某个特定的乡村构成要素或乡村治理与运行的某个过程等。另外，它们作为微观与宏观的两个跨越性变量，关系分析显然需要一个中观变量来搭桥。在分析中，因情境不同，选择的中介变量也有所不同。这样看来，作为个体或群体层面的乡村精英与宏观层面的乡村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需要一个类似事件、情境、过程等的介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