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乡村精英群体差异比较

两地乡村精英群体差异比较_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

一、乡村精英构成的差异比较

本研究最初是针对皖北的乡村知识群体的研究。因为在皖北的一个村庄里，历史上（包括1990年代前）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匪患两大因素影响导致该村庄传统整合机制弱化。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新型乡村整合机制——村民自治的建立，本应完成整合机制的转轨，然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村民自治组织及其职能出现的“行政化”倾向，加之该村庄没有村集体经济，因此，乡村的政治精英——村干部的权威日趋式弱，从而导致村庄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干群矛盾紧张，村民集体上访要求撤换村两委主要负责人和所有村委会成员，出现了该村庄主要领导频繁撤换的情况。这样一种缺乏整合资源和有效机制的状况，加之村民一次又一次上访需要有联络等，衍生出了乡村中的一个特殊精英群体，它包括乡村教师、医生、退休干部等，他们在村民中拥有一定的威望，从而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村民集体行动中在组织、指导和联系上面相关机构和人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文化程度较高，担任一定的公职，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经常出现在乡村公共场合，比如村民聚集自由讨论的地方，在乡村婚丧嫁娶等重要礼仪作为主持人、司仪、文书等出现，很受民众尊重，从而获得一定的公共权威。当村庄出现整合力缺乏而村民又需要被整合、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凭借着平日积累的权威及其天性的公德意识，成为整合乡村的一种力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替代，一旦有了新的整合机制，他们会自动退出公共领域。他们在一种非常状态下在公共领域的出现是为了帮助村民整合以脱离困境，他们不是搅局者，因此，他们不会成为破坏乡村秩序和不利于乡村发展的人，他们是一种承担整合的力量。所以，在皖北乡村，他们是乡村的精英，是民间权威的精英，但也是促进乡村有序运转的力量。我们把这群人叫作“乡村知识精英”。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把他们叫作“乡村知识群体”，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只是被村民认可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的特点是拥有知识和文化程度比较高。现在来看，他们具有精英的群体特质和公共意识、公共行为，可以把他们称为“乡村知识精英”。

关于乡村知识群体概念，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如下解释：所谓乡村知识群体，指曾经长期或一直生活在乡村的较一般村民文化程度高、接受过正规中等以上教育并被当地村民公认为“读过书”或“有文化”的人所组成的群体。由此决定这一群体需具备以下条件：①曾经或长期生活在乡村，并被本村村民认为是本村人的人；②有较一般村民高的文化程度并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③被周围村民公认为“读过书”或“有文化”的人；④这一群体并不一定以“知识”为专职职业。这一点区别于我们日常所说的以知识为业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群构成，主要涉及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司仪（婚丧嫁娶的管事）、乡村复员军人、生活在乡村的工作人员等人群。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并非都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只有当他们具备了上述四个条件才能被称为“乡村知识群体”。（李庆真，2010：37-38）

从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在皖北所调研的那个村庄里，有那么一个群体，他们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但又不全以知识为业，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公职工作，但又不是村自治组织——村两委的成员，所以，他们是乡村政治体制外的力量；但是，他们在村民中又拥有一定的威望，当村民遇到靠个人能力无法解决的事情时，他们是求助的对象，因为他们在外面有认识的人。这一群体在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能力很强的情况时无涉村庄的公共事务，但是当村庄处于离散化和无序的状态时，他们会成为村庄部分整合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不具有整合的合法性，所以，他们的整合力量又只能在隐蔽的状态下进行发挥。他们小心谨慎地处理各种微妙的关系，尽管如此，在皖北那样一个村集体整合力量异常弱的村庄，他们确实承担着许多公共性的职能，比如村民矛盾调解、帮助村民联系外面能解决实际困难的人、担当村民重大礼仪的组织协调者和村庄公共场域的参与者等。他们在村庄中以民间调解人的角色帮助村庄解决实际难题，包括村集体事务讨论、干群矛盾调解等。可见，他们是在村庄中拥有权威和群众基础的民间精英，对离散化的村庄实际上起着弥补公共职能不足的作用。因为这一群体的主体是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退休干部等，而且其共同特征在当地村民看来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因此，我们将他们称为“乡村知识群体”。

当时这一研究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即乡村出现离散化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二是村委会职能的行政化倾向以及由此引起的村干部的威信下降；三是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人们价值观的变迁，村民越来越理性，从而导致乡村原有的关联性在降低。而这几个背景下的原因在其他乡村也都存在，那么，在皖北汪村出现乡村知识群体发挥公共职能作用的现象在其他乡村有没有可能存在？或者如果没有出现的话，乡村整合有没有其他新的机制产生？乡村的状态如何？这些都是笔者在研究汪村以后思考的问题。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在皖北其他乡村进行过随机调查，主要是利用当地熟人关系对其他村庄的情况进行面上的访谈。了解后获得的情况是：村庄离散化现象是皖北乡村的普遍现象。至于村庄中民间调解的力量有没有出现和发挥明显的作用，主要看两方面：一是村委会和村干部的影响力是否足够大，在村民中是否有威信；二是村庄中有没有这么一群文化程度较高并在村民心目中有威信的人。在皖北乡村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村集体力量比较强大，比如在有集体企业和矿产资源、有运营比较好的私营企业的村庄，村委会职能比较强大，没有民间精英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尽管乡村教师、退休干部在村民中有威望，但他们不参与公共事务和民间调解。第二种情况是村集体虽然没有像样的企业，村委会各方面的职能仍然能够发挥到位，村委会虽然没功也没过，大家也不在乎，反正村委会现在管的事少，村委会怎么样在村民看来无所谓。第三种情况是村集体力量因为有村庄中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家庭的成员担任村干部而显得比较强势，虽然村民有一些矛盾和意见也不敢轻易和他们对抗，村庄中的乡村教师基本上也不参与这些事情，村民与退休干部和村干部关系都不错，所以此种类型的村庄基本上是强势力量控制，村庄内部也很少有民主协商讨论会等情况。第四种情况是村庄离散化趋势明显，村集体整合力不强，乡村民间精英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民间精英的影响力远没有汪村那样大。第五种情况类似于汪村，村庄离散化的背后总有一些力量参与到村民公共事务的协调中，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总有一些人在起作用。在这五类村庄的情况中，尽管各有各的不同，但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值得关注：第一，皖北乡村人口大规模短期流动已呈普遍现象，从而使村民心向外，而长年在乡村生活的妇女、儿童、老年人对于村集体的公共事务较少关心，一个家庭有事情会自己想办法解决，实在不行求助亲戚、朋友，除了涉及政策性的必须求助村委会及村干部外，他们基本上对村两委和村干部不关心。第二，在大多数处于离散化的村庄，村干部在村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影响与过去10年相比无所谓上升也无所谓下降。首先，村民对这些不在乎了，其次，村委会和村干部不找村民的事，也没有人去找他们的事，干得好与不好，村民都无所谓了。可以说两者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村干部也很聪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为而治。村民对村委会和村干部也是无所谓的态度，你不找我麻烦，管你怎么样。第三，不管是在村集体力量强或弱的乡村，村委会和村干部在民间的权威都是在下降的。因为，村委会和村干部的管理方式还是沿用过去的一套，而村民对他们的期待是有新的要求的。如果村委会在工作上没有新的突破，业绩上没有突出表现，村庄治理没有新的思路和新变化的话，村委会很难在村民中树立威信。另外，当前村委会干部也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没有过去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有威望，除非他们有突出的业绩表现和用心为民服务的积极态度。村民对他们的态度也仅仅停留在对他们职位的尊重上，民间威信很难提升。当乡村社会出现上述情况时，我们就有必要思考一下新形势下的乡村社会公共治理及其发展的出路在哪里。带着这个问题的思考，我开始考虑发达地区的乡村治理有没有新的思路，有没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也正是带着这样的疑惑，笔者走进了浙江海宁盐官镇的乡村。在没有进海宁乡村时，笔者曾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海宁的情况。后来因为参加“乡村六十年·海宁发展”研究项目，对于海宁的了解进一步深入。再后来通过参与海宁的实地调查和对相关专家的咨询，了解到海宁乡村和皖北乡村有非常大的差别：首先是区域自然环境差异大；其次，乡村产业结构差异大；再次，乡村人的生产、生活习惯差异大；再其次是人文环境差异也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两地乡村发展水平差异大。这些客观上的差异为我们针对同一研究对象研究同一问题提供可以比较的基础。然而，前期的调查却发现一个事实：皖北调查所关注的知识群体在海宁乡村是不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海宁出现了另外一批民间调解的精英，他们曾经是乡村企业的领袖即经济精英、乡村会计、乡村退休干部、乡村农技员、乡村市场贸易经纪人等。虽然这一群人和皖北以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为主体的知识群体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个人素质、公共职位及其在公共领域发挥的作用与皖北知识群体相类似。他们目前所做的事情仍然是村庄的公共事情，但是，他们目前也都不是体制内的乡村干部，这一点和皖北乡村知识群体相类似。鉴于此，我们想研究这一群体的个人人生经历及其在村庄中所发挥的作用。

决定对海宁进行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考虑，那就是延续对皖北乡村知识群体在乡村生活中作用的思考。虽然前期调查发现他们不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但我们想了解这样一群生活在乡村，对乡村有足够的了解但又置身于乡村权力之外的人作为“局外人”对乡村治理、村委会的职能、村干部的行为、乡村突出问题、乡村变化怎么看。他们有两个优势，首先是“局外人”的眼光；其次是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拥有的知识、信息比较多，思考能力也比较强。研究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了解一下他们的价值观和对乡村治理、乡村变迁的态度。尽管海宁的乡村精英不怎么参与公共事务，但是他们对于村庄的公共事务有一种来自本能的关心，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也是公共性的，只是因为没有人让他们去参与，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参与。用当地村干部的话说“不需要他们参与”，所以，他们一直置身于村庄公共领域之外，但是对于相关事务还是很关心的。一位退休教师的访谈录中就有这样意思的表达：

几十年来，我们老师工作一直都很细致、认真、井井有条。FS村有在职教师5人，现在大多都退休了。教师很少参与村里的事务，也很少参与村民的事。其实，我们很愿意参与，但没人找我们。有时社区、学校会找我去负责群众体育文化活动，但是次数很少。我们也非常想去帮大家做点事情，但是，没人找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3]

也正是因为海宁乡村教师等较少参与公共事务和村民之间的矛盾调解，因此对于海宁这一群体的研究，从调查对象来说不能完全等同于皖北的调查对象，但是对于研究的群体我们同样将其界定为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除了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等传统知识群体外，还包括乡村退休干部、乡村企业经营管理者、乡村会计、大学生村干部等海宁乡村特有的精英人才。为了保持与皖北研究的一致性，我们将这个群体称为“乡村知识精英”。关于乡村知识精英的概念界定及其具体所指请参见第三章“研究设计”中“基本概念解释”之“乡村精英与乡村知识群体”。

由上可以看出，同样是乡村知识群体研究，但是在两地研究具体所指的人群不尽相同。在皖北有一个核心主体是乡村教师，因为皖北汪村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相关上级人士的帮助有两所学校（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加上邻村三所学校（一所中学、两所小学），在该村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是乡村教师，乡村教师在村庄中的地位一直很高。由于村庄中的很多大人和所有小孩都是这些乡村教师教出来的，因此，教师在村民中很有威望。当村集体在1990年代中后期衰弱以后，日益离散的村民在面对一系列棘手问题和对村干部不满而进行上访等行动时需要有一个核心力量来帮他们，于是一部分德高望重的乡村教师就被部分村民作为可以信赖的领袖来帮忙筹划、联系、协调和组织。这样，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包括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退休干部等在村庄中扮演了重要协调人的角色，他们的公共行为弥补了村集体衰弱的缺憾。因此，皖北汪村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这些人进行。但是海宁乡村的状况就不能只针对这些人进行研究，这是由海宁特殊的乡村状况如乡村产业结构、村集体的整合力量、乡村精英的构成和特定的区域文化，以及相当于皖北知识群体的那些人很少参与公共事务这几个基本现实条件决定的。根据海宁乡村的实际情况，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了一定扩充，如乡村企业经营、管理者、乡村会计、大学生村干部、本村在外地工作的教师及干部等。同时，研究核心主体也发生变化，不再是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而是包括乡村退休干部、乡村企业经营和管理者，以及乡村专业技术人员如乡村会计、乡村农技员等。

二、乡村精英研究维度的差异

由于浙、皖两地乡村客观存在的差异加之研究群体内部构成的差异，对于两地调查研究的维度也略有差异。此前的皖北乡村知识群体研究主要是针对1990年代伴随着乡村治理形势变化而出现的乡村民间精英群体而进行的研究，研究的重心是作为民间调解、整合力量的知识群体的公共行为及其价值观。因此，研究主要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乡村所经历的若干历史时期为背景，研究不同社会背景下这一群体的构成、思想价值观、社会态度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情况以及他们与乡村其他人群的关系。研究的主题是乡村知识群体的公共性，研究的主线是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所经历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如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人民公社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初的探索和奠定基础时期、1992年到2000年的市场化改革时期和2001年以来的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等。而在海宁的研究中，由于我们调整了研究对象的构成和研究侧重点，因此，我们的研究虽然也放在我国乡村经历的社会变迁这一大背景来进行，但是由于我们更加关注乡村精英的特质和其在乡村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过程主要是以知识精英在不同时期的成长、变化为主线进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分析精英的维度也不一样，主要包括乡村知识精英个人生活史与乡村社会变迁关系等八个维度，具体参见第三章“研究设计”部分的“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关系在本研究中的分析维度”相关内容。

海宁的研究除了上述分析维度之外，还对乡村精英中其他人员如教师、医生等进行了关于价值观、态度的调查，以便于对两地同一群体进行比较。正如前文所述，尽管海宁乡村知识精英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较少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和村民之间矛盾的调解，也很少参与乡村公共场合的讨论，但是，职业的天性决定了他们对村庄发生的一切事关公众利益事务的态度。他们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没参加公共事务是因为村里有一批人比他们更有资格替代他们承担此角色，他们没有机会参加。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仍把他们作为研究的对象，只是关注点不在他们的公共行为，而是在他们的价值观和公共态度上。

三、乡村精英群体属性特征及两地比较

由于这是针对乡村精英的研究，尽管在浙、皖两地这一群体的构成不同，但是作为精英群体，他们都有着精英群体所具备的基本特质，包括文化程度、社会认知能力、技能特长、为人处世的态度与被村民认可的程度等方面。因此，两地精英群体的比较首先要看他们共有的特性，也就是他们作为乡村精英共有的精英特质。这里，我们从文化程度、认知与判断能力、技能或特长、公共价值观与社会态度、社会关系网络、在公共场合出现的频率，以及村民的评价等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乡村精英应具备中等以上文化程度

两地的研究表明，我们研究的精英群体一般都应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或受教育程度。由于我们在最初研究的时候，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知识群体，为了保持研究的一致性，所以在两地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文化程度有一个基本限定即有中等以上受教育程度。这里的“中等以上受教育程度”是指按照现有乡村教育设置及乡村人口受教育状况分成的高、中、低三个等级中的中等以上层次。其具体文化程度视不同年龄群体受教育时所处的不同时期有所差别，比如，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就比较复杂，因为在他们受教育时整个乡村读中学的非常少，而他们有的最早可能是高小（小学高年级）毕业，后来靠自学或跟着别人学专业技术知识，有的是读私塾的，后来擅长文书，并对传统文化了解得比较多。对于这一群人，我们也把他们称为知识精英，因为他们的确拥有在乡村社会处于中等以上文化层次的受教育程度。而对于50～69岁的中老年，我们一般选择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加有专业技能培训、学习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再比如，对于30～49岁的中青年群体，一般是高中及中等职业院校毕业在乡村工作的人。而30岁以下的年轻人若要成为研究对象，一般要求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由此可见，乡村知识精英的文化水平要求的“中等以上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弹性概念，它不是指某一个文凭，也不完全指上了什么样的学校，而是指其接受教育的程度在当时的乡村环境中处于中等以上，含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等。判断的一个基本价值理念是，研究的是那些拥有了高于一般村民的知识、技能和认知、判断能力，在村民的观念中被认为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人”等的一群人。

把研究对象界定为“中等以上受教育程度”，一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考虑，另一个考虑的是“乡村精英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作为乡村精英，首先要具备文化素质，因为它关系到精英的其他方面的素质，比如认知、思考、判断、应变、信息获得、人际交往能力、处事驾驭能力等。这里我们选择“中等以上”是因为在一个特定区域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一个德、才、能突出的精英群体，其个人要想在上述诸方面突出的话，他至少要有相当于或高于一般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能力（比如听、说、读、写、算的能力），因为这是基础。

就两地的实际情况而言，在皖北乡村知识群体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很显然，学校的文化教育是主体，专业、技能的教育相对较少。而在浙江海宁，除了基本的文化课教育基础外，更主要的是专业技术、技能的培训和习得。在调查中，75%以上被村民推荐为调查对象的知识精英有1～2门甚至更多的专业技能，其中最多的是财务会计、农业技术员、生产某个产品的熟练操作能力、企业经营和管理能力、法律咨询和服务能力等。如果把知识按传统的三类（约定俗成的知识、先前的经验知识和当下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进行划分的话，海宁知识精英更多地属于后两者，而皖北的乡村知识群体的知识更多地属于第一种。很明显，海宁乡村精英能够获得村民的认可更多在于他们利用专业技能为大家提供的服务，而皖北乡村知识群体获得认可更多依靠知识分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以及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表现获得的权威。这些不同使他们在村民心目中权威的稳定性和影响力大小方面也都不同。

（二）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心智能力是乡村精英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社会精英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民众，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在于其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优于一般人的心智能力，前者是心理能力的基础，后者是心理能力的表现。

首先，我们来看精英应具备的心理素质。所谓良好的心理素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有开放的心态，不封闭，不循规蹈矩，善于纳新，对待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包容性。第二要有良好的性格，不急躁，也不懈怠；情绪稳定，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暴怒，不喜怒无常。第三，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在生活中表现出积极的心态，即使身处逆境，也能积极面对。乐观的态度能够给周围人带来正能量，哪怕生活在艰难环境中，也能给人带来快乐。第四，心理抗压能力强。在失败和挫折面前能够积极面对，能够合理地应对来自于生活、工作中的压力，良好的状态还能将压力转化成动力。第五，良好的心理素质还表现在应变能力上。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并能灵活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工作中能够变通地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因此，对于乡村精英来说，良好的心理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认知、思考、判断和应变的能力。但是，我们这里需指出的是，并非每一个乡村精英都能完全具备这些良好的心理素质，有的人可能具备其中的几个突出特点便能具备精英的素质。对于乡村社会的精英来说更是如此，不能严格按照上述标准来衡量。

就两地调查的情况来看，乡村精英具备第一、第三、第四条的素质更多一些，第二、第五条只是个别人具备。相比较而言，海宁乡村精英具备第二、第五条更多一些，当然其他几点也都具备；而皖北的乡村知识群体显然在第二、第五条方面弱了一些。

其次，我们来看乡村精英的心智能力。乡村精英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是其突出特质之一。在我们对两地的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环节，那就是每当乡村发生重大变化和个人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对所处的时局、形势、情境和情形以及机遇等有敏锐的观察和把握能力，能够在关键时候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这为他们能够灵活处理上下级关系和抓住个人发展机遇创造了条件，从而使他们有别于一般民众，也奠定了他们成为精英的基础素质之一。他们的这样一种突出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其实就是一种心智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人的心理能力，即对周围事物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因人而不同。在乡村知识精英中，他们的这样一种能力比较突出，一方面来自他们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也来自其先天的条件和后天养成的习惯，当然，这有一部分来自家庭的培养与熏陶或者生活经历中重要人物的影响或特殊经历的塑造等。由此可见，乡村精英的心智能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就浙、皖两地的比较来说，浙江海宁乡村精英的个人思维和理性决策方面的测量得分高于皖北，但是，在对形势的判断和时局的把握上得分略低于皖北乡村知识群体。比如，在对“在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您觉得影响成效的关键因素（限选3项并排序）”问题的测量中，将“了解时局和形势”排在第一的浙江海宁的问卷有67.2%，而皖北的有71.5%。从数据来看，这样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皖北乡村教师在处理许多事情时都会托熟人打听一下上级有关方面关于某件事情的政策和相关政治背景，有时候还要通过关系了解一下其他地方同类事情处理的方式。而海宁的乡村精英并不急于打听上面的情况，先是看事情有没有可能做、能不能灵活处理、做好的难度有多大、现实有没有条件做好以及有什么样的影响等因素。当然，上面的情况也要了解，但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还看好不好操作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

从两地乡村精英的心智能力综合情况来看，二者无法比较出明显的差异，只是由于区域文化差异和人的思维习惯不同表现出关注点的不同。表面上看，海宁精英群体在个人思维、决策能力和对个人机遇的把握上更明显一些，但是皖北乡村知识群体在对事情的深层次分析和对形势的综合判断上表现出较强的优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心智能力本身属于个体层面的心理特征和能力，因此在任何一个群体内部，个体之间都存在差异，比如，不管是在皖北还是浙江海宁，在乡村精英群体内部每个人的心智能力都有差别，在同一村庄内部有强的也有弱的，所以，很难说哪个地方整个群体的心智能力普遍强或弱，我们只能区别出某个地方的精英群体在个人行为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上有怎样的一致性，从而有别于另一个地方。

（三）专业技能和特长是乡村精英应具备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作为现代的乡村精英，除了体制内精英的权力是由政治合法性赋予的外，作为民间力量的知识精英一般需要有1～2项专业技能或手艺为其发展奠定职业基础。这一点在海宁乡村精英中尤其突出，比如，他们中有人精通会计，懂农业病虫害防治技术，掌握农业机械修理技术，有熟练操作某工程技术的能力，擅长企业经营、管理、法律咨询和服务等，这些专业技能都为他们后来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我们在前文关于海宁乡村知识精英的特质描述部分已有详细介绍。相比较而言，皖北乡村知识群体这方面的素质就有所欠缺，比如在一个村庄里，会计的用途比较有限，主要是村委会有一个会计，以前还有生产队会计，但是后来随着家庭个体化经营，生产队名存实无，所以村里也就一个会计，偶有一个出纳，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会计一人兼的。皖北乡村的村集体很少有像样的村办企业以及其他私营企业，所以，对财务人员的需求也少。当然，擅长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才也很少会在皖北乡村出现，自然这方面经营、管理人才要比海宁少得多。在皖北，由于经济不发达，其他方面的专业技能人才也很少，自然现有的乡村知识群体拥有这方面的专业技能的人就比海宁少得多。但是，在皖北的乡村知识群体中有另外的专业技能人才，那就是教师职业、医疗卫生职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人才。关于知识精英的个人特长方面同样是因人而异，我们无法进行两地间的差异比较。大致情况是，皖北乡村知识精英一般比较能说，擅长沟通、协调，灵活应变，喜欢用感染力来动员群众。而海宁的乡村精英更擅长做，以实际行动来获得大家的认可，而且特别注意个人专业技能的发展，为自己将来赢得精英职位做好铺垫。

任何社会的精英都需要具备超于一般民众的素质和能力，这种突出的素质和能力有一部分是个人天生的，比如相貌、性格、气质、认知、反应、智力等，还有一部分是后天培养和习得的，包括某方面的特长、技能、习惯、人际交往的技巧、观察力、思维方式、价值观等。这些后天获得的才能往往是一个人在一个群体中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因为它们是大家能够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容易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增加群众对其能力的认可。在一个群体中，精英需要同时具备先天性的特质和后天的才能以及突出的表现，前者为其精英素质奠定基础，而后者则是其获得精英身份的关键所在。一个人仅仅有先天的精英潜质还不是现实的精英角色，只有其才能和突出的表现被大家认可才是其获得精英身份的前提条件。在乡村社会，乡村精英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其后天的才能和突出表现有关，因为，乡村社会群体的内部差异小，不管是先天的个人天赋，还是来自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差异都不是特别明显。比如，在皖北的某个村庄里，在同一时期，绝大多数人的受教育程度都一致，在1980年代、1990年代差不多就是初中毕业，只有少数几个优秀的人能有机会进入高中或中专进一步学习。对于这一部分进入高一层次学习的人，我们把他们称作乡村中的知识精英。他们的机会是靠先天的智力和聪明才智吗？显然不是，前面关于皖北高中毕业生的研究表明，能够真正成为精英的往往是那些后天勤奋和坚持不懈的人。在皖北汪村出现了好几例天生聪明但后来由于贪玩没能升学从而回乡务农，然后慢慢被同化为普通村民的学生，同时也还有相反的例子，有一些靠勤奋成功的学生。在海宁的调查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了3例。正面的例子包括有两个被访者曾经由于家庭条件不好耽误了学习，所以中途辍学，但是由于自己天生聪明，喜欢钻研、苦练，最后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当上了乡村干部；另一人则是通过自学获得大专学历和律师资格证然后成为当地民营企业法律代理顾问和某司法所工作人员。还有一个负面例子，即在FS村有个非常聪明学习成绩也相当好，曾经被保送读中专的学生，后来到镇里工作，但是由于其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在下乡工作中很不受当地村民喜欢，尽管他专业技能也很好，但是后来得罪了当地村民，名声很差，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丢了铁饭碗，不得已去找人做生意，可是后来生意失败，他只好去帮别人看厂子（看门），生活非常窘迫。有很多村民都说，他本来在当地名声相当好的，但是由于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丢了工作，做生意又是外行，社会关系不好，受排挤，最后厂子就倒闭了，生活陷入困顿。当地村民说：“他聪明还是聪明的，就是太自以为是，所以丢了饭碗。”在研究的一个村庄中有一个1980年代末的复转军人，高中学历，部队专修通信器材专业，1.80米以上的身高，相貌堂堂，个人条件非常好。部队转业后，他一方面在镇里谋得一份专业性的工作，另一方面被任命为某村村支书，这是一个让人很羡慕的安排，让当时许多同龄人都为他骄傲。但是，由于他个人工作方法和工作沟通中出了问题，引起村民集体上访，最后被上级罢免书记工作，加上生活作风方面出了问题，后来也丢了正式工作，当地人都为他惋惜。以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表明，乡村知识精英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天赋条件是其有别于他人的基础，但不是决定性的，只能说是一种潜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其后天个人努力及技能、才能和在公共领域中的突出表现。

就两地的比较来看，海宁的乡村精英在专业技能特长方面优于皖北，这使其在村庄中的精英地位比较稳定，因为其掌握的技能或特长往往是其他村民所不具备的。而且越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这样一种优势资源越是容易转化成实际的生产效果，其在村庄中的表现也就越突出，容易产生一种认同。这样一种认同对其精英的地位和权威是有积极巩固作用的，使其精英地位相对比较稳定。而在皖北的研究中，乡村知识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也都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的技能获得并非都经过严格培训、教育、考核，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关系先起作用，然后才会有机会，从而获得某个职业的机会，再经过培训、学习、考试使其合法化。比如乡村教师、“赤脚医生”等，尽管他们的职业也是专业技能性的，但是由于早些年在乡村这些职业都不规范，往往是关系起关键作用，从而降低了其专业化程度。另一方面，乡村内起重要作用的关系变化频繁，从而使这群人的精英地位不像海宁的那样稳定。皖北乡村知识群体中的某些人凭借关系获得的专业技能终究不像海宁精英凭自己的努力获得的真才实学的技能那样有含金量，村民对其认可度也有一定的差别。而且，在皖北，伴随着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动，乡村知识群体所拥有的专业技能相对于一般民众的优越性正在降低，这也可能导致其精英地位的更加不稳定。皖北乡村离散化的趋势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

（四）乡村精英的为人处世方略为其获得优越的社会资源奠定基础

对两地的调查研究发现，所有的被村民评价比较好的乡村精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不管是村庄内的，还是外面的关系网络都比村里其他人强一些。对这些人的访谈中也都能反映出他们为人处事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方略和原则。大致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为人处事都比较灵活，能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人讲不同的话，他们总结出三个原则，一要“识相”；二要“察言观色”；三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对待，什么样的客上什么样的菜”。

第二，为人处世诚信还是重要的。在对村民的调查中，村民评价不好的精英往往是那些失信于民的人。村民说：“说话不算话的人，下次就没人再相信他，当然也就不可能被大家所喜欢，也就失去了信任，也就没人愿意和他交往，到最后他一定走不远。”在乡村精英对“为人处世最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问题回答时，一个被访者这样说：“对上失信，你是砸自己的饭碗；对下失信，你将失信于民；对同辈失信，你就失去了朋友和伙伴。不管失信于什么，最终害的是自己。”这是海宁一位退休的乡村干部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

第三，与别人相处要多理解别人，体谅别人的难处，多一分宽容，少一分抱怨。这一点也是海宁乡村精英的观点。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协调员在访谈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说：“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你对别人怎么样，别人也会对你怎么样，你为难了别人，别人就会对你有看法，你将失去别人对你的信任，你们俩就会不愉快，彼此也就尴尬，你将失去一个朋友，因此，到最后你还是为难了自己，为自己树立了敌人。何必呢？所以，我觉得宽容、理解很重要。”

第四，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做绝了，都要留有余地和后路。在对两地乡村精英的访谈中，他们都表示，任何事都要考虑分寸，不能图一时之快意气用事，把路堵死了，没有退路，那是最要不得的。即使在皖北乡村，某教师在村民准备集体上访时，他也会告诉村民提条件要适可而止。另外，当上级来调查村委会和村干部的情况时，他也会对村委会的工作给予一定的肯定，然后指出问题所在。当一些村干部失去职位以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表达了对他人的尊重，适当的时候也帮帮他人说说话。这就表现出他们与一般民众的不同。

第五，他们特别注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人际交往中的矛盾在所难免，尤其对于担任公职的人，但是，他们很会抓住时机或寻找机会化解矛盾。比如，在矛盾的对方身处困境的时候主动帮忙。再比如，在适当的场合表达出对有矛盾的一方的歉意或消除误解的解释。还有就是，他们不会刻意地把矛盾记在心里，也不会深化矛盾。在他们看来，你要想得到别人的支持，必须先要对民众客气，即使有矛盾，也要大度一些，忍让一下，自己毕竟不同于一般民众。所以，浙、皖两地的乡村知识精英都比较注意矛盾的化解，尽量做到少得罪人，也是为了自己将来工作好开展。

第六，他们很注意人际关系的维系和互动。在乡村精英的人际关系中，大概按纵、横分为两个层次、两类人际关系。从纵向来看，分为上级关系和下级（含同级）关系；横向的两类是指公开的、公共的关系和私人、私密的关系。在现代精英看来，不管是哪个级别、哪个类型的人际关系都是值得去维护的。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他们积累了行之有效的用以维系人际关系的方法、途径、策略和工具。对于上级，他们知道在一些关键时候需要去拜访（私密方式）或汇报（公开方式）工作。当然与上级关系的维护并非都是要用物质形式，有的时候一个支持的态度、积极地配合，甚至连理解、交流和帮助解决困境等都是维系上级关系的方式。对于下级或同级关系的维系，形式多样，可以用直接沟通、电话沟通、问候、关心、帮助等方式，和一般的人际沟通方式类似。只是他们作为精英群体特别善于去维系各方面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人际关系对自己的重要。因此，乡村精英的人际关系网络也相对一般民众更广一些，起到的作用也更大一些。乡村精英帮村民办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很多情况下都要依靠外面的人际关系，尤其是那些有一定权力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很重要。有时候维系起来需要花一些心思，还需要谨慎使用。皖北的一位被访的老教师说：

这样的关系并不是想用就好用的，有时候需要托几层关系，说很多好话，还要感谢人家才能办好一件事。而且，办成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有时候人家这次帮你了，下次就不一定了，也可以说，除非真的没办法，一般情况下不舍得用这样的资源。^[4]

乡村精英对于这样的人际关系也是精心呵护的，经常走动、拜访，对方家里有什么事，比如子女婚嫁或其他重要事情他们都会主动参加。有时候节假日还登门拜访、宴请等。关系是靠主动沟通、互动才能维系的。乡村精英一般也都懂得这样的规矩，要想以后找人办事容易点就要多付出，所以，他们平时很注意这方面关系的维护。

（五）具有公共性价值取向的公共行为是乡村精英获得权威合法性的基础

一个社会的精英一般都是民众关注的对象，民众对精英个人的一言一行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动作都看得到，而且，消息会很快地传播出去，或褒或贬，总有人议论。精英本人也相当注意自己的言行，也怕给别人留下话柄，所以，他们尽量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大度、热情、亲和力，即使遇到尴尬，也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以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在皖北的乡村社会，乡村知识精英因为自己的职业角色和村民对“文化人”的期待，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自己的热情、友好、礼貌等行为举止，而且，在村民讨论的公共事务上也表现出自己的“高见”，在村民聚集的公共场合，他们的独到见解会引得村民的啧啧称赞。在乡村公共礼仪上，他们也会以主持人、协调人和组织者的角色出现，让大家都有序地忙起来，既帮了事主家的忙，也显示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关于皖北乡村知识精英参与村庄的其他公共事务，我们在前面相关章节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在海宁，由于乡村精英更多的是在村庄或乡镇担任过公职的人员，他们更是直接地从事公共事务，包括村委会的、村办企业的、村民集体利益的以及上级安排下来的任务等。相比较而言，海宁的乡村精英参与村民重大礼仪及公共自由讨论的机会比皖北的要少一些。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平时比较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参与。而且，在海宁乡村精英看来，那些事情一般是村民自己的事情，他们会自己请人安排、组织等。即使在退休的乡村干部中，他们参与村民重大礼仪这样的事务也不多。因为，他们退休以后，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兼职、被返聘、给村里帮忙处理一些公共的事情，比如人口统计、经济调查、宣传、卫生等工作。就两者的比较来看，很显然，皖北乡村知识精英参与公共事务更在乎自己的身份、地位、名声，而海宁的乡村精英是出于一种公职的本能和习惯，当然，他们也会考虑个人利益，比如兼职、提供有偿服务等。

尽管两地乡村知识精英在公共领域从事的公共事务略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而言某些方面更突出一些。因此，在乡村精英的价值观中都体现了一种公共性价值观。所谓公共性价值观是指一个人的行为以公共服务和代表村民集体事务为导向的价值观，它与私域性的价值观相对。公共性价值观是公共行为的基础。在乡村社会中，村庄的公共事务一般是体制内精英——村委会和村干部的职责，但是，村庄中还有一些不是村委会职责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它可能由村干部承担一点，也可能是由村庄中其他非体制内精英即民间精英承担，这部分人很大一部分就是乡村知识精英，在皖北主要是有威望的乡村知识群体如教师、医生、退休干部等，而在海宁则主要是乡村专业技术人员、退休的乡村干部、乡村经济精英等。越是在村集体整合力不强的乡村，民间精英涉足公共领域发挥公共职能的现象越普遍，比如皖北大多数乡村即是。而在村集体力量较强的海宁乡村，乡村知识精英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专业技能的服务上。当然，在浙江海宁，乡村教师和医生虽然未涉足更多的公共事务，但是他们公共性价值观是存在的，他们很关切村庄的公共事务，也有这种意愿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但是现实不需要他们参与。

不管是皖北还是浙江海宁，乡村知识精英都有一种公共性的价值观，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来自于他们作为精英群体的属性，也是他们拥有较高民间声望的需要和基础。在他们看来，自己有别于他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公共性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总是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出较高的觉悟，这既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模式，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民众的精英素质的体现。而且，他们也深知，这也是获得上级提拔和下面民众支持的途径和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公共性的价值观，这既是一个人价值观的一部分，也是一个人接受公德教育的结果。但个人思想中的公德观念仅仅是一种认知层面的道德观，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必然推动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的行为的发生。而乡村精英的公共性则不一样，它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认知状态，而且是被内化了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即超越个人或个体家庭层面的整体思维，其行为目标指向维护他者或公众的利益。乡村精英的公共性是由其群体内在规定性决定的，也是其实践的结果。对两地乡村的研究表明，乡村中的某个人之所以被村民认为是知识精英就是因为他有利他主义价值观，能够坚持公平、正义，帮助他人或集体解决困难等。相反的例子也说明，如果一个人有公职和权力，但从不帮助他人和集体做事情，他便无法获得民众的好评，最终也不会成为精英。

在皖北W村就有这么一个例子：LT原是某乡的干部，其家属都在村里住，而且在村里有责任田，但是他从来不和村里其他人来往，据村民讲，也没人找他办过事情，主要是他从不帮人办事，大家对他评价都不好。虽然他在村里生活得很体面，但村里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不行。和他同处一村的另一个原区里的干部由于经常帮村民解决难事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两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1988年皖北发生特大洪灾，因为W村所在地为蓄洪区，所以按照当地水利站的安排，需要提闸向W村所在的蓄洪区泄洪。当时还在区里任职的LT为了维护W村所有人的利益，不辞辛苦来回奔波于县、乡间，向上级打报告要求重新考虑泄洪方案，然后亲自坐镇水利站确保不提闸泄洪，保住了W村及周边方圆百里乡村人的家园。这一件事使其在当地村民中的形象立即提升了许多，在村民中的口碑也非常好，其在1990年代中期被上级提拔到市里任某局局长。

以上例子说明，乡村精英需要有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的公共性价值观，同时，在现实生活中要积极参与村庄和村民的公共事务，热心为村民解决困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公共性价值观和公共行为也是乡村精英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是由精英的群体属性决定的，也是乡村精英获得权威的必备条件。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乡村精英的构成存在差别，其公共行为的表现存在差异，但是公共性的价值观却是一样的，即以他人或集体的利益为导向，把村庄的公共事务和村民的难事作为自己的一份职责去尽力完成的价值取向。它也是乡村精英获得权威合法性的基础。

（六）个人在乡村中的口碑往往是精英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因素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如果某个人做了不光彩的事情，很快全村的人都会知道，其口碑就会不好。对于乡村精英来说，其在村民中的口碑，对其个人来说很重要。首先，口碑决定村民对他的评价，而且很容易传开，一个人说你不好，其他人也会跟着说。其次，口碑是精英权威的基础，没有好的口碑，其就会在村民中失去权威，从而也将失去影响力。再次，好的口碑是精英公职生涯的基础，它影响着精英个人的发展。对两地乡村的研究表明，精英口碑好，被上级选拔的机会就大。尽管在乡村选拔人才上有一些其他因素起作用，但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也必须满足，那就是他在生活共同体中的口碑要好。最后，差的口碑会毁掉一个人在村庄共同体中的形象，甚至会毁掉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在浙、皖两地乡村的调查中，精英因为口碑不好而最后落得惨败下场的例子很多，口碑不好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有的是因为失信于民，有的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有的是因为处理事情不公正，有的是因为采取不正当手段以权谋私，等等。一旦坏的名声和口碑形成，想一时改变很难。在两地的乡村调查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LJ是一位很有才华的1980年代高中毕业生，毕业后直接参军，在部队服役8年。后来该村老支书因年龄退了，就把村支书的位子委任给了刚从部队转业的LJ。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他的印象相当好，口碑也好。但是，后来大家发现他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是处事不公，不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事情。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他在村集体土地的承包上没有经过公开的程序而私自承包给自己的族内人，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其次是做事太霸道，做任何事情几乎一个人说了算，没有商量的余地。和他一起工作的其他村干部都得听他的，不听就换掉。再次就是私心太重，做事没有原则性，比如他可以找各种理由让自己违反规定，别人也不敢说什么。直至后来他因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激起了民愤，然后村民集体上访，罢免了他的职位。此后，过了几年，他又重新竞选当上了村支书，但是由于其在村民中的形象已经定型，其上任不到一年又被村里的人上访给换掉了。^[5]

LJ的例子表明，作为青年知识精英，他很有才华，而且经过部队很长时间的锻炼，应该算训练有素。但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当然有些是其性格使然，比如霸道、武断。而有些可能由环境造成。毕竟生活在一个由各种关系连接而成的社会，在这个关系网中有他的家庭、他的族人、他的亲戚、朋友等。这样的环境中本身就存在着诱惑他犯错误的因素。但是，后来出现违反基本政策原则和个人作风问题，应该是个人慢慢改变造成。其坏的口碑一旦形成，再想改变很难。

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一些比较好的口碑的案例，他们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他们个人的发展。比如，在海宁乡村调查中，我们就发现很多乡村退休干部以前走上乡镇干部岗位就是因为他们在村民中有好的口碑和良好的信誉。一个老会计这样讲述自己的声誉问题。他说：“在村里我干会计那时，我敢说没人说我不是的，因为任何事我都很公开，哪怕是再私密的事情，不能让人背地里说我做事不公。”对浙江海宁乡村精英调查总结后，我们发现乡村精英一般通过以下方式保持好自己的口碑：第一，多交流、沟通，主动和村民打招呼，让人产生亲切感。第二，要能秉公办事，不谋私利，尤其是不能明目张胆地袒护私人关系，更不能徇私舞弊。第三，不要轻易得罪人，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意气用事，有些事忍一忍就过去了。第四，为人处世要大度一点，退一步海阔天空，得饶人处且饶人。第五，当其他人都有顾虑，不愿意带头做某件事的时候，自己要敢为人先，做表率作用。第六，不走极端，要走大众路线，和大家保持密切关系，人多的地方常去。第七，要懂点幽默或者会开玩笑，太古板了不好，幽默能化解矛盾，还能保持乐观的态度，能营造好的气氛，让大家都愿意与自己相处。第八，如果有可能的话，做出一两件让大家佩服的事情。第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帮助那些无助的人，尤其是雪中送炭很得人心，值得去做。第十，待人一视同仁，不见风使舵，也不落井下石，为人处世坚持正义、正直，一定会赢得多数人的好感。乡村精英给出的保持好口碑方式还有很多种，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总结为这十点。这些也都是他们从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也被其他人所认可。

在皖北乡村的研究中，由于乡村知识群体的主体是乡村教师、医生、传统礼仪的司仪、文书等，他们本身拥有较一般村民高的文化知识，而且有稳定的职业声望，所以，他们不会为了口碑刻意地做一些场面的事情给村民看。尤其是那些年纪大一点的有威望的老教师、老先生，他们本身就已具备了获得好口碑的条件，所以，不会为了口碑而特意在公共场合表现以赢得大家的好感。相对来说，皖北那些年轻一点的乡村知识群体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会在公共场合积极表现。上面提到的那些经验和方法主要是海宁年长一点的知识精英总结出来的，这些方法在皖北也是适用的。我们曾把这些编制成量表，让皖北乡村知识群体按照“非常同意”“同意”“不好说”“不同意”“极不同意”五个等级去选，92.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同意”和“非常同意”，说明这些做法是得到皖北乡村知识群体九成以上的人认可的。

在乡村精英看来，不管是处于什么位置的人都应该注意口碑问题，但是对于有身份、地位或者被大家尊重的人来说，尤其应该注意自己在民众中的口碑，维护好自己的形象，因为你的形象和口碑都是对你的肯定和赞赏，如果因为自己的言行损害了口碑，也就砸了自己的牌子，将失去大家对你的信任，没有了信誉也就失去做人的根本，也就很难混下去，更不要说成为精英了。因此，口碑和形象是乡村精英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需要用心去维护。

四、乡村精英群体属性整体性分析

乡村精英上述诸多群体属性和特征可以按精英的基本素质和突出才能分为两个层次，前者是精英群体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如心理素质（认知、判断、反应等）、智慧、思维的敏捷性、价值观、洞察力、学习和适应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知识和信息的丰富程度、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生活态度等。后者是指精英个人靠个人天赋和后天努力获得的特殊才能，比如较高的文化程度、技术、技能和才艺、为人处事的技巧、应变能力、驾驭能力、组织和协调能力等。这两个层次的群体属性和特征在浙、皖两地乡村精英中的表现是有差别的，相对来说，皖北的乡村知识群体在第一个层次的素质方面表现得更突出一些，比如公共性的价值观、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知识、信息的获取及丰富程度等方面；而浙江海宁的乡村精英在第二个层次的诸多方面表现得更突出一些，比如专业技能、特长、适应能力和灵活性等方面。浙、皖两地乡村知识精英在群体特征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一方面与各地区域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各地村民对精英的主观认识、评价和期待有关。

根据本节的研究主题，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两地区域文化传统差异对乡村精英群体属性特征的影响。正如本章第一节对浙、皖区域差异比较所述的那样，浙江海宁乡村是一个近现代工商业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加之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便利的交通以及周围发达都市圈的带动，比如杭州、嘉兴、上海等，海宁乡村尽管也经历了和皖北一样的大政策环境及时代背景变化带来的巨大变迁，但是由于非农产业比皖北发达，因此，乡村的经济基础和村集体经济的力量都比皖北强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海宁乡村发展的基础，首先它比皖北乡村发达，而且乡村企业发达，决定了乡村生产、生活的重心不在农业生产上，而是在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乡村精英的人员构成和活动的重心完全不同于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皖北乡村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该地区村集体经济发达，使得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和村干部有了整合乡村的经济基础，使其即使在1990年代中后期也没有出现村委会整合力急剧衰弱的情况，也没有出现皖北汪村那样激烈的干群矛盾冲突。加之海宁乡村有许多精英，没有出现乡村整合力量的空缺，从而也就没有出现皖北乡村知识群体涉足乡村公共事务的事情，乡村知识群体也不会构成乡村民间精英的主体。在海宁，乡村民间精英主要以乡村专业技术人员、退休乡村干部和乡村企业经营和管理者即经济精英为主，他们也像皖北知识群体那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有知识、有专业技能等特点，但是，他们在村庄中的角色不是替代村正式组织——村委会和村干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村民矛盾的调解，他们也从事一些公共领域的事情，比如担任企业财务会计、仓库管理、生产场地管理、乡村集市贸易的经纪人、乡村治安、卫生监督员、乡村人口和经济调查的调查员等。这与皖北乡村知识群体完全不同。他们中的部分人也会参加村民的重大礼仪、村民调解等活动，但村民看到更多的还是他们在经济领域和公共服务的活动。即使他们参加上述民间活动也还是凭借个人特长，比如会计、文书等。而在皖北参加此类活动的除了看专长之外还看有没有影响力，而且影响力是第一位的。在皖北村庄，经常被村民请去的都是些有影响力的人，专业特长是次要的。村民说：“有婚丧礼仪这样的事情一般来说都是首先请村里有名望的人，如果一个人毛笔字写得再好，在村里没影响，也没人去请他，因为办这样的事情还是要撑门面的人才行。”而在浙江海宁，即使在婚丧礼仪场合，乡村知识精英也只是帮忙的角色，比如写对联、记账之类，而且一个村做这样事情的人也不固定，被请的人也很分散，村民也很少考虑谁名声大的问题，只要能帮忙就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浙、皖两地乡村精英存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两地乡村社会变迁带给这一群体影响的程度不同有关。对两地的调查研究发现，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浙江海宁乡村的变化没有皖北乡村那么明显。按照道理来说，两地乡村都在我国改革开放同一背景下发生变化，变化的速度及其产生的影响应该大致相同。但是事实上，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在经济上，海宁乡村的变化大于皖北，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结构和民营企业、现代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上，这是皖北乡村无法比拟的。其次，海宁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远远超过皖北，现在海宁大部分乡、镇均已成为工商业以及现代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有的还是高科技产业孵化基地。这些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也一定会带来乡村人价值观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如果从人的价值观的变迁和乡村社会风气的变化来看，皖北乡村的变化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价值观的变化。由于皖北乡村是个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前，当时人的价值观还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乡村保存着良好的民风民俗，但是进入改革开放后期尤其是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乡村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的理性化思维和市场价值观念对生活其他领域的影响在皖北乡村表现得尤其明显。直到后来乡村出现为了钱和利益六亲不认的现象，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突破了道德底线。当然，理性化和世俗化在南方乡村肯定也会出现，但没有出现那么大的反差。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浙江海宁乡村商业文明历史悠久，市场理性的价值理念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本来就存在。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来临的时候，这恰好与当地人的思维吻合。但是，他们深知，市场理性理念也是有道德底线的，不能为了私利而破坏规矩，丢掉诚信，从而做出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因为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中，规范、规则、道德、诚信、承诺等本身属于市场体制的范畴。个人要想做好生意、长远发展首先必须遵守这些规矩，否则，发展终究走不远，这在海宁乡村人看来早已是熟知的规律。所以，他们在市场化浪潮中没有丢掉最重要的东西，当然乡村也没出现皖北乡村那样离散化的状态。相反，海宁乡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科技产业和现代商业、服务业，人的观念也在不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现代化。海宁乡村的社会规范和风气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愈亦成熟而稳定，没有出现皖北乡村那样社会规范模糊、混乱甚至被破坏的情况。海宁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规范的成熟稳定奠定了其乡村整合的基础，乡村体制内治理机制运行有序，状态良好，没有出现皖北乡村那样整合力缺位的情况。这也就决定了海宁乡村民间精英无须介入村庄治理领域，但他们仍以另外的方式服务公共领域。

由此可见，在浙、皖两地，区域性差异使得乡村公共领域的事务及日常生活中的困境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乡村知识精英的构成及核心主体不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群体属性特征和行为方式存在一些差异，比如精英群体的素质层次和突出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再比如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领域和方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等。这些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两地乡村的经济、文化、人的思维方式等存在较大差异决定的。这种差异既有当地历史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当前乡村的现状、结构及其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当然，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催化剂，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地方政府政策的调整与干预行为对当地乡村带来的影响。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无法详述。简而言之，两地乡村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发展，由于各方面条件差异和发展理念、思路不一样，发展结果也不一样，这也会给两地乡村各个领域带来不一样的变化，从而使其呈现不同的发展状态和结构特征。

除此以外，两地乡村精英的差异还与村民对精英的主观认识、角色期待和评价有关。由于每个地方的历史传统不一样，人们对乡村精英的认识和期待也不同。比如，皖北乡村居民认为，精英群体就是村庄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村里有权的人（如村干部）、村里有威望的人（村里有文化的年长者）、村里有钱的人（如在外面挣钱多的人）、村里能吃得开的人（如社会关系广泛、活动能力强的人）等。而在海宁调查中，当地村民认为能被称为精英的是指那些“有能力的人”，比如民营企业家、在乡镇政府工作过的人、有能力的村干部（包括有能力的普通工作人员如会计、计生干部）、本村出去在外地工作的人员（包括在省内外工作的普通人和名人）。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最后一群人，因为在海宁乡村生活、学习过，后来离开乡村去周边的城市如杭州、嘉兴、义乌、绍兴、上海以及国内外其他地方工作的人比较多，他们在当地人看来都算作精英，只是他们后来基本不在当地乡村生活，基本上不参与村庄的什么事务，对村庄和村民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中，我们没有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因为毕竟他们离乡村和村民的生活远了一点。但是在当地村民心中，他们会读书、有才能，应算作精英，也是本村的骄傲，所以很愿意提及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对和当地乡村联系紧密的一些人进行了访谈，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及其对当地乡村发展、变化的看法等。

【注释】

[1]这里说“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是不包括村两委的，因为客观上，村两委处理的是村集体公共的事务，老百姓之间互帮互助村委会是不管的，当然，村民也很少为这些小事去求助于村两委。

[2]被访人：ZC，S中学政治课教师，现已退休，在市里一所中学兼职。访谈时间：2013年2月15日。

[3]访谈对象：GNX，65岁，中学、小学教师，后在中心小学总务处工作（下面管8个小学），已退休4年，海宁FS村人。访谈时间：2011年7月8日。

[4]被访者：CZ，63岁，退休教师兼XX乡中小学师资管理中心主任。访谈时间：2013年2月12日。

[5]案例来自2012年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是X村村民LC、DG、LG等，访谈时间是2012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