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疚感的加强而导致幸福的缺失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为了文明所付出的代价是由于内疚感的加强而失去了幸福。”什么是内疚感？它是由人的性欲和攻击欲发展而来的，尤其是后者。弗洛伊德说：“严厉的超自我和受制于它的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我们叫做内疚感，它表明了一种对惩罚的需要。因此，文明通过减弱、消除个人的危险的攻击愿望，并在个人内心建立一个力量，像一座被占领的城市中的驻军一样监视这种愿望，从而控制了它。”^[31]

内疚感恰恰是由自我与超我的紧张关系所致，它的形成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来自外部权威的恐惧，另一个则是来自内部权威的恐惧。在第一个层次，人的内部还没有形成超我，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完全由外在的权威支配。弗洛伊德说：“坏事对于自我来说常常并不是什么有害的或危险的东西，而是相反，可能是自我所欲望和欣赏的东西。因此，这里有一个外部的影响在起作用，恰恰是这一影响决定了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这时人们通常的认识是坏的事物就是那种使个人受到失去爱的威胁的事物。因为害怕那种丧失，也就必须避免那种丧失，但是“只要这些人确信权威不会知晓他们所干的坏事，或者不能责备他们，他们就习惯于允许自己去干种种可能给予他们享乐的坏事；他们害怕的只是被发现”。

在第二层次中，外部权威通过超我的建立而内在化，在这种情形下，人的内疚感或良心有了很大的变化。此时，“对于发觉的恐惧不复存在了，而且做坏事和想做坏事间的区别也全然消失了，因为一切东西都瞒不过超自我，即使是思想也是如此”。这里的超自我只不过是外部权威的严厉性的延续，它承继了后者而且部分取代了后者。在这一层次中，对本能的克制是不够的，因为本能的欲念依然存在并且不能瞒过超我。因此，尽管进行了克制，内疚感还是会发生的。在超我建立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良心的构成中，“对本能的克制再也没有全然自由的结果了；虔诚的节欲也不再保证会得到爱的奖赏了。外部不幸的威胁——失去爱和外部权威的惩罚——已经换成了永久的内心的不幸和加剧了的内疚感”。

由这种权威的内在化而建立的超我，在以下情况中表现得最为严厉。其一，一个人“越是正直，他对自己的行为就越是严厉和不信任，所以最终恰恰是这些最圣洁的人指责自己罪恶深重”。其二，一个人遭受厄运时，容易服从超我。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一切顺利时，他的良心便是宽容的，并且让自我做各种事情；但是当厄运降临到他头上时，他就检查他的灵魂，承认他的罪过，提高他的良心的要求，强制自己禁欲并且用苦行来惩罚自己。”在这里，“命运被认为是父母力量的替代者。如果一个人不走运，那就意味着他不再为这一最高力量所爱；并且由于受到这种失去爱的威胁，他就会再一次服从于他的超自我”。^[32]

内疚感是文明的产物。自从人类反抗父亲的权威，杀死自己的父亲之后，超我就在人类的心灵中扎下了根，“这种爱用模仿父亲的自居作用建立起超自我；它把父亲的权力给予了超自我，好像是作为对他们施加于父亲的攻击行为的惩罚”。在以后的文明发展中，由于超我的存在，人类的内疚感一直延续着，并且越来越严重。“由于反对父亲的攻击倾向在以后的世世代代中反复出现；内疚感也就一直存在，而且再一次被受到压抑并转交给超自我的每一部分攻击所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还是没有这样做，并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一个人都必定会感到内疚，因为内疚感是矛盾心理的斗争表现，是爱神厄洛斯和破坏或死亡本能间的永恒斗争的表现。当人们面临共同生活的任务时，这一冲突就开始了”^[33]。

内疚感的存在使个人得以节制自己的欲望，避免危害社会。但是内疚感的存在也使人产生焦虑，因不服从权威而忧愁，因对不起自己的超我而痛苦。尤其是后者，因为外在的权威即使很严厉，有时我们可以逃避，但超我存在于人的内心，使人无法摆脱。总之，在超我、本我和现实的压力之下，自我痛苦不堪，而这一切都是文明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