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观

基于上述分析，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观点有二：一是对群体成员间联系的构建，二是对群众与领袖关系的论述。

弗洛伊德探讨了群体成员间的联系纽带。他从人的本能开始探讨群体间的联系。人的本能有二：一是爱或性本能，二是死亡本能。同样群体间的联系也与此二者有关。

弗洛伊德认为：“爱的关系（或使用更中性的语词：情感联系）也构成群体心理的特质。”他具体解释说：“首先，一个群体显然被某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本质除了结合在一起的爱的本能外，还能更好地归之于什么别的力量吗？其次，如果个人在一个群体中放弃他的独特性，让群体的其他成员通过暗示影响他，那么给人的印象是：他的确是这样，因为他感到有必要与其他成员融洽而不是对立——以至于他也许毕竟是‘为了爱他们’。”

弗洛伊德把群体精神的产生也归结为与人的敌意，只是到后来由敌意逐渐转换成相互认同。“社会感情的基础是，起初是敌意的感情反转成认同性质的肯定色彩的联系。”他批驳特罗特说，儿童在与社会接触伊始，并不愿意群居，恰恰相反，他对周围的陌生人是充满敌意的：“当儿童独处而感到恐惧时，看到任何任意的‘人群成员’也不会感到安全，恰恰相反，这类‘陌生人’的接近则会产生这种恐惧。于是，在儿童那里长时间没有什么群居本能或群体感情的性质会被观察到”。但是随着弟弟妹妹的相继出生，父母逐渐把爱分给他们，“结果是不可能在不损害他本人的情况下保持他的敌意态度时，他不得不把自己与其他儿童认同”。这样在儿童群体中产生了共同或群体的情感，以后在学校、社会许多群体中进一步发展。弗洛伊德举例说，一群妇女和女孩都以痴迷的方式爱着一位歌星或钢琴演奏家，当他表演结束后她们紧紧围着他。她们每人肯定容易嫉妒其他的人，但是当面对她们的成员及不可能达到她们所爱的目的时，她们放弃了这种嫉妒，不是去撕扯彼此的头发，而是以联合的群体去行动，用她们共同的行动对她们崇拜的英雄表示敬意，还有可能高兴地分享他的几丝飘垂的头发。原先她们是竞争的对手，现在通过对同一对象相似的爱而成功地把自己与其他人认同。

群体精神与它从原先的敌意衍生出来并不相悖，而且还从中发展出了社会良心和责任感。弗洛伊德说：“没有人一定想要名列前茅，人人必定是同样的，并拥有同样的东西。社会公正意味着，我们自己否认了许多东西，以至于别人也同这些东西无关，或者也许不能要求这些东西——这都是一回事。这种对平等的要求是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根源。”^[47]

总之，爱与死亡本能是群体联系的纽带。但是因谁而爱？再者，死亡本能中有一个由敌意向认同的转换，这个转换在何时产生？弗洛伊德指出，这些纽带之所以能够发生效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它们所有成员应该得到一个人即领袖的同样的爱。”^[48]群体成员因对领袖的爱而把他们联结在了一起，而他们的敌意也因领袖的爱而化解，就像女孩子们见到了她们崇拜的歌星一样。弗洛伊德批评以前的学者没有注意无领袖的群体和有领袖的群体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无领袖的群体结构相对简单，而有领袖的群体则具有高度组织化、持续存在和人为形成的特点，最具典型的是教会和军队。

在一个教会和在一支军队中，无论二者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相信有一个首领居于群体之上，在教会中是基督，在军队中则是司令。在教会中，“对于该信徒团体的个体成员来说，基督处于仁慈长兄关系的地位。他是他们的替代父亲。对个体施加的所有要求都源出于基督的这种爱”。教会成员在基督的名义下互称兄弟，也就是说，通过基督对他们所施的爱而成为兄弟。因此，“把每一个体与基督联结起来的纽带，也就是把他们彼此联结起来的纽带的原因”。同样情况也适用于军队。在军队中，“司令是一个父亲，他平等地爱所有士兵，因此他们彼此成为同志”。当然像人们的祖国、民族的荣誉等观念在组成军队时也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忽视军队中里比多因素即军队首领与士兵的爱，不仅是理论上的疏忽，而且会导致在实践中处处碰壁。

有人对此则提出相反的观点，群体中领袖与群体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如当恐惧发展到非常强大时，群体就会出现解体，每个人只顾自己，而不考虑所有联系和不考虑别人的所有感情。弗洛伊德反驳说：“就恐慌的真正本质来说，它与受到威胁的危险没有关系，它常常在最微不足道的场合爆发。如果一个处于惊慌中的人开始只热切关心他自己的权益，那么他这样做就证明了这一事实：已不再存在情感联系了。既然他现在独自面临危险，他肯定把危险想得严重些。”由此，弗洛伊德得出结论：“惊慌恐怖是以群体力比多结构的松弛为前提的，是以合理的方式对这种松弛做出的反应。”这里所说的“群体力比多”，自然首先是指群体与领袖的情感联系，其次是指由领袖与群体的爱而导致的所有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因此，“在群体成员间与其领袖的联系消失的同时，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也消失了”。他把在群体中领导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仅仅是群体成员间的相互作用称之为“群体的心理匮乏令”。^[49]

在这里，群体成员间的爱与群体对领袖的爱还是有区别的。弗洛伊德说：“群体中平等的要求只是适用于其成员，而不适用于领袖。所有成员必须是彼此平等的，但他们都是想到被一个人所统治。许多平等的人能使他们自己彼此认同，一个单个的人优越于他们所有的人。”群体与领袖的关系就像精神分析中催眠师与被催眠者的关系：催眠师宣称拥有剥夺被催眠者的意志的魔力，他指令被催眠者正视他，这样他就操纵了被催眠者的意志，使被催眠者潜意识地把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这也更像一个原始部落的父亲：他的智力活动即使在独处时也是有力而独立自主的，他的意志不需要来自其他人的强化；他的自我几乎没有里比多联系，他除了爱自己不爱任何人，或者只是在其他人能满足他的需要范围内爱他们。总之，“这种群体的领袖仍然是可怖的原始父亲；这种群体仍然希望被无限制的力量所支配，它极端地钟情于权威”，这样的领袖也就是“在人类历史的开端是‘超人’——尼采唯一期待未来产生的人”。^[50]

因此，弗洛伊德的政治心理理论绝不是什么民主思想，而是极端专制的。只不过他所认为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充满理性的君主在领导民众，是理性专政，“事情的理想状况当然是建立一个使其本能生活服从于理性专政的人类社会”^[51]。

至于群体领袖为何对群体实行专制？弗洛伊德作了如下解释：首先，从群体的角度讲，“因为群众是懒惰无知的，他们对本能的放弃毫无爱怜之心；他们对本能放弃的不可避免并不心悦诚服；组成群体的个人在随心所欲地控制他们的自由散漫方面是相互支持的。只有通过能够作为榜样，并且被群众公认为领袖的那些个人的影响，才能引导群众实施这项工作，才能进行文明所赖以存在的这些本能放弃”。从领袖的角度而言，领导者当然应该是一些对生活必需品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一些足以掌控自己本能愿望的人。但是即使这样，也会存在如下危险：“领导者为了不失去他们的影响，与其让群众服从自己，倒不如让自己服从群众”。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领导“有必要借助于权力的操纵而使自己独立于群众之外”。^[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