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韦尔在他的少年时期就已经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的作品，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兴趣从那时便开始萌生，并且持续了一生，这就是人格对政治有何作用的研究兴趣。1918年拉斯韦尔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1922至1926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他的理论兴趣不仅限于政治学，在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领域都有所涉及。
1927年出版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是拉斯韦尔在192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可谓美国传播学的开山之作，从这本著作开始，拉斯韦尔提出了一种重要的传播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所谓内容分析法，就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层层推理的过程。
1927年，拉斯韦尔跟随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E.梅奥（Elton Mayo）学习如何利用精神分析的访谈法与记录法，后来他将这些方法运用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1928年，拉斯韦尔赴奥地利和德国亲身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追随者T.赖克（Theodor Reik）的精神分析疗法治疗，回到芝加哥后即用于实践，召集了一批包括芝加哥大学学生在内的志愿者进行精神分析，此时他已开始将精神分析理论与行为主义方法联系起来。
1930年发表的《精神病理学与政治》一举奠定了其作为政治心理学创始人的地位。拉斯韦尔不仅开创了政治心理学研究这一全新研究领域，也为他的民主与政策科学思想奠定了基础。拉斯韦尔的导师和后来的同事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is Merriam）对拉斯韦尔的影响非常大，梅里亚姆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系主任，该系在他的领导下因为强调和倡导政治学的“科学”而备受瞩目，拉斯韦尔的研究中对量化分析、实地调查等科学方法的应用也体现了其导师的影响。此外，据拉斯韦尔本人承认，杜威给他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人的影响都要大，特别是在“科学是民主的工具”的思想上。
1938年，拉斯韦尔离开芝加哥大学，有学者以此来划分拉斯韦尔的学术生涯，在此之后，拉斯韦尔的学术重心发生了改变，开始了在新的领域——政策科学——上的研究。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拉斯韦尔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运用和热衷使他受到了诸多的非议，这也令他与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系关系紧张，“难以相处”[5]。从时代背景上讲，二战于1939年爆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使拉斯韦尔的思想发生了“急剧改变”，他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政策科学。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指出，这是由于“战争与世界形势的改变对社会科学家造成了持续压力，他们需要表明自己的学科有助于民主秩序的维系与强化”[6]。1943年，拉斯韦尔在“个人政策目标”备忘录中明确提出了他在科学领域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系统的政策科学理论。[7]1951年，拉斯韦尔与丹尼尔·勒那（Daniel Lerner）合编的《政策科学》标志着公共政策学的诞生，书中首次对政策科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等内容作了规定。说到拉斯韦尔的目的，在与卡普兰（Kaplan）合著的《权力与社会》一书中，他指出建立政策科学并非是要加强能够提升效率的社会机制功能，而是为了“人类尊严与能力的实现”[8]。拉斯韦尔的研究取向向政策科学理论的转变多多少少摆脱了他之前恪守的行为主义式的价值中立，表达了他在社会目标上的规范取向。[9]
拉斯韦尔的理论内涵之丰富令人惊叹，他在多个领域都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有学者称拉斯韦尔是“三位一体”的，既是政治传播学的先驱，又是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人，还被誉为政策科学之父，是一位“全能”学者。[10]但在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背后，拉斯韦尔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着共通之处的，其丰富的政治心理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有赖于一个共同的基础或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导向，这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应用为他的传播学研究和政策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拉斯韦尔的政治心理学中具有地基一般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比喻，拉斯韦尔的政治心理学是他的理论后盾，他以此为基础建造了预防政治、政治传播、政策科学等以现实政治为导向的理论大厦，体现着他实现人的尊严的政治规范诉求。尽管这座大厦的设备并不齐全，但他却提出了诸多开创性的议题，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框架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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