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法西斯领导者的作用，同时也有群众相同的心理需求。而从思想的角度来说，与人们的某种宗教情结有着天然的关系。当然就社会环境来说，也与德国的特殊国情相关。

1.法西斯领导者的宣传符合群众的心理

法西斯的领导者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最终形成具有引导的作用。

为了能够迎合广大群众的口味，并且能够最终把自己的主张让群众牢记在心，这些煽动者所宣传的内容是单调的和重复的，“各种演说本身又是如此之单调，一旦某人熟悉了数量非常有限的主要手法，就会遇到无休止的重复。事实上，思想内容的经常重复和贫乏是整个手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30]。

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等利用了群体中固有的性本能。阿多尔诺说：“希特勒特别把女性的、服从的特点与他的种种集会的参加者联系在一起时，他是深知通过接受感情摆布来形成群众所依据的性本能渊源的，这也就暗示了无意识同性恋在群众心理中的作用。”阿多尔诺指出，群体之间的这种性本能是原始的、不可克服的，同时又停留在无意识的领域。那么如何使这种原始的性能量转化为群众结合在一起的感情的心理机制？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爱的方式，如宗教中慈爱的上帝；另一种则是虐待狂与受虐待狂的形式，即对爱进行压抑，以一种严厉的方式对待下属，如弗洛伊德所设想的原始的国王即是如此。希特勒采取的即是后一种。阿多尔诺说：“法西斯主义领导的基本宗旨之一，是将原始性本能的能量保持在无意识的水平上，以便使它以适合政治目的的方式表现出来。像宗教救世那样的客观观念在群众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越少，对操纵就越是变成唯一的目的，无拘无束的爱也就越加彻底地受到压抑，并且铸造成为顺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中，可能被爱的东西太少了。”法西斯领袖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严厉的家长，阿多尔诺认为，它复活了人们几千年来积结在心灵的原始的族长的观念。“法西斯主义的煽动集中在领袖观念上，不论他是实际上的领袖还是只是集团利益的代理人，因为只有心理学的领袖形象才易于复活全能而威严的原始族长的观念。法西斯宣传的人格化的终极根源即在于此，否则将是无法理解的。”^[31]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法西斯的领袖就像对原始的族长那样顶礼膜拜，但与此同时，群众还怀有一种渴望，即成为领袖，受虐待者也想有朝一日成为虐待者，阿多尔诺称之为自居作用的机制。法西斯领袖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适应群众的自居机制。一是把领袖塑造成“伟大的小人”，“这个人既暗示无上权威，又暗示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心理学上的矛盾心理有助于创造社会奇迹。领袖形象满足了追随者服从权威和成为权威本身的双重愿望。这适合于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通过普遍的启蒙来实行非理性的控制，尽管它已失去其内在的信念”。二是把集团分作内、外两种，通过对外集团的压迫实现虐待狂的冲动。他们认为，本集团的人是好的、高尚的和纯洁的。“他们强调他们与局外人的不一致，对他们自己集团内部的不一致则轻描淡写，注意平整他们自己中间突出的特性，却小心保存等级制度的特色。‘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谁也不应该比别人强；势利小人，知识分子，贪图安逸者总要受到攻击。居心叵测的平等主义的潜流，囊括人间耻辱的兄弟情谊的潜流，是法西斯主义宣传也是法西斯主义本身的组成部分。”通过宣扬本集团的平等，代替了马克思所宣扬的废除所有阶级以实现真正的平等观念^[32]。

但是法西斯的领导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尤其没有接受过精神分析学的知识，那么他们是如何懂得这些心理知识的？阿多尔诺对此作了回答。他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大多来源于群众，他们的所思所想与群众是相似的。这样，“领袖能够猜想出那些容易受他宣传影响的人们的心理要求和需要，因为他在心理上和他们相似，他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他能够不受压抑地把潜伏在他们心中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不在于任何本质上的优越。”他们只要把群众的无意识的意向说出来，就能够迎合广大群众的无意识意向。第二个原因是自然选择的过程，法西斯的领袖们在演说的实践中，通过群众的反应挑选出了最适合群众心理的政治主张，也只有这样的政治主张才能够得以幸存下来。^[33]

2.法西斯的蓄水池——群众的威权主义人格

不管法西斯的领导人如何宣传，如果群众没有相应的心理机制，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因此，社会的特殊情况形成了群体独特的性格，它在法西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性格即威权主义人格，阿多尔诺对威权主义人格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威权主义人格实质上把自己认同于现在的权力，优于任何特殊的内容。基本上，他们拥有微弱的自我，并且因为要求认同于伟大的集体而得到补偿，并从中寻求安全。”^[34]按照阿多尔诺的理解，正是这种特殊性格的人预先决定了他们成为极权主义的追随者。威权主义是法西斯的蓄水池，给法西斯运动提供支持。这种预先确立的“蓄水池”和剥削他们的人之间达成了和谐。阿多尔诺说：

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以至于区分一方或另一方的责任是非常困难的。正像国家社会主义同谋者与向他们聚集的人也没有什么本质上不同。所有的谴责集中在希特勒和他的干将身上，但是人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在他们集团中，一些事物被联合起来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个人愿望和他们特殊的利益。相反，单单是广泛的蓄水池，如果它没有被引导和不断地被推动超过那时的即刻的内容的话，从来就不会获得这样的毁灭性的力量。^[35]

威权主义所体现的是一种矛盾，用思想的术语表示，就是现在文化上“赞成”偏见的刻板印象和形式上流行的民主和人类平等之间的矛盾。如果按照心理学的术语表示，就是一方面前意识或被压抑的本我的趋势，和另一方面超我或它的或多或少的外在习惯性的代替物之间的矛盾。^[36]

按照阿多尔诺的理解，本我的形成既是人的本能，如人天生的“宗派”特征，即属于某个团体，唯恐被抛弃，其他如软弱或受虐待狂，由此产生了对外集团的毁灭性冲动。同时，本我的形成又是社会整合的结果，反犹太主义即是如此。阿多尔诺说：“对陌生人的童年恐惧随后在一特定集团的想象中沉积下来，形成了刻板印象，非常适合这样的目的。犹太人就是儿童心中‘坏蛋’的替身。向特定对象的移置是无意识的，形成了第二自然。然而它常常作为一种偶然现象维持着。这样，一旦其他因素介入，这种侵略性就被扭曲，至少部分地从犹太集团移到另一集团，倾向于其中社会差距最大的一个。”^[37]也就是说，选择犹太人作为攻击的对象，这是由当时人们传统的偏见形成的，随着偏见的转移，它也有可能选择其他攻击的对象如官僚、政客或其他少数民族等。但是只要基本的历史条件没有变化，这种心理就会依然存在，只是对象不同而已。

在这里，阿多尔诺强调，对攻击对象的选择，如犹太人，并不取决于对象的自然性，而是取决于威权主义者自己的心理需求。也就是说他们选择攻击的敌人是想象的，并不考虑敌人的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反犹太主义即是如此。阿多尔诺说：“即明显地自相矛盾或与事实不一致，是明显地想象的性格，包括了不同场面的事实和不同的心理需求，仍然能够在反犹太的整体世界中达到妥协。可以使他们自己完全独立于与现实的互动，当这些刻板印象被强迫与现实相联系，巨大的扭曲就会呈现出来。”这些具有威权主义人格的人，也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与自己的心理需求不一致，但是阿多尔诺强调说，具有这种心理的人决不会依靠经验改变自己的传统偏见。他说：

刻板印象是能够使人惬意地看事物的工具；既然它为人们深层次的无意识提供了源泉，这种扭曲的发生绝不仅仅是通过真正的观察纠正过来的。相反，经验预先被刻板印象所决定……即使把所有的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聚集在一起，与刻板印象尽可能地有所不同，他们仍然通过刻板印象的眼镜观察他们，并将反对他们，无论他们是什么或如何做……不能通过经验纠正刻板印象；为了避免这种最刻板的、临床的感觉恶化的思想的生长，他必须重塑拥有经验的能力。^[38]

这种心理的需求有时也受良心即超我的制约。如果把反犹太主义的心理需求称作原告，超我称作法官的话，阿多尔诺认为，在威权主义人格之内，这两者则被融合在一起。超我被剥夺了所有权，个人不再受良心谴责，即人的内疚感消失了，超我完全变成了本我的代言人。本我既是原告，又是法官。任何外在的事物都必须符合内在的极权主义的心理需求：“每件事情必须适合于严格的感觉的人格化的内集团的理想的自我。外集团，被挑选的敌人，代表了一种外在的挑战。只要任何事情与生存不符，法西斯分子就会感到威胁，不管别人如何地软弱。”对犹太人的歧视变为毫不满足的敌意，认为犹太人的威胁无处不在，犹太人遭难是咎由自取，直到最后通过对犹太人宣布死刑而达到高潮。有时，在极权主义者的心中也为犹太人辩护，但是辩护必然是无力的，他们所说的犹太人的好处看起来是一种讽刺或伪善，如他们宣称犹太人是聪明的，甚至比其他非犹太人都要聪明，但是他们却违反了共有的道德标准。这种辩护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对犹太人待之以善，而是“为了收回给予敌人的道德存款，以安抚自己的良心”^[39]。由于本我充当原告又充当法官，因此这里的辩护是虚假的辩护，对犹太人的审判也是虚假的审判。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

越是无知和困惑的人越容易具有威权主义人格。阿多尔诺等经过调查后发现，无知和困惑者在高得分者中比低得分者中更多。这种现象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更为普遍。他引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言，称反犹太主义实际上就是“傻瓜的社会主义”。他认为：“所有现代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包括当代美国鼓动者的实践，意图都在无知。”那么为什么无知和困惑的人容易成为法西斯的支持者？阿多尔诺对此解释说：“对当代社会复杂的无知容易产生一种总体的不确定和焦虑的状态，这是理想的孕育现代反动群众运动类型的温床。这些运动常常是‘民粹派的’和恶意的反知识的……一方面是技术技艺和‘自我照顾’的‘现实主义’的构成，另一方面则是知识上的顽固拒绝探究现实，在这样的氛围下法西斯运动得以昌盛。”当然，要追究无知的最终根源，阿多尔诺认为，还是应该归结到现有的社会条件，“最终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对所有未能完全掌握贮存的知识理论思维的资源的人不透明。在现阶段，我们的社会制度客观地和自动地趋向于制造‘帘幕’，使纯朴的人们不可能真正地看清它是什么。这些客观的条件因强有力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加强，这些力量故意地或自动地使人们无知”。这其中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对来自社会的批判及对民众的启蒙等都被认为是进步的，而现在则认为这一切都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因此处处从各方面设置条件使人们无知。对于当今制度下的人们来说，“为了不影响他们的认同模式，他们无意识地不想知道太多并且准备接受表面或歪曲的信息，只要他确信这个世界，并想在这个世界继续生存。与缺少基本的思维能力相比，愚昧可能更多因为心理的压抑”。阿多尔诺认为，有两方面无知必须强调：一方面，今天“聪明”的意思主要是关心自己，“无用的好奇心”不被鼓励；另一方面，无知是心理的天性，在“娱乐”的范围内。政治被看作与体育或电影的方式相同，而不是像某事一样，直接在生产的过程中自己参与。这种观念又被潜在的美国传统加强了，这种传统把政治看作一种肮脏的生意，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应该与此无关。^[40]

无知和困惑，使个人无法成为反思性的主体，因此当法西斯上台之时，就无法对它作出评判，从而盲目地追随法西斯统治者。另外，对法西斯统治者的追随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篡夺情结。阿多尔诺认为，在当前的社会中，政府总是向人们宣扬民主，保证民众的幸福和自由。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在目前的经济制度下，不可能充分保证大量的民众满足基本的需求。再者，民主实践的结果，也并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反，资本家占有了多数的利益，特权阶层依然存在。形式民主与现实的矛盾导致了人们的愤恨和深深的伤害，因为它无法实现向人们许诺的誓言。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导致人们思想上的反省，决意推翻现有的制度，为建立社会主义而奋斗。但也存在另一种出路，阿多尔诺说：“人们却被迫不断地，为了在世上生存，调整自己适应权力的关系体制，这种权力关系是实际确定这个世界。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压抑对特权的愤恨，接受质疑的为合法性”。他们认同特权，但不再相信民主，认为民主是一种“欺骗”，于是他们准备用一种制度交换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牺牲了所有人类的尊严和正义，以所谓的计划和组织向人们允诺保证人们的生活更好，这种制度就是法西斯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对特权阶层的愤恨依旧，但另一方面又渴望成为特权阶层，他们理想的对象就是政治篡权者，因此他们积极支持现有的权力。^[41]

这些怀有篡夺情结的人是假保守主义者。真正的保守主义不但在字面上、个人主义的形式上支持资本主义，反对压抑民主，而且反对对少数民主的歧视。假保守主义者表面上信守传统的观念和价值，而实际上却赋予这种传统的东西以反人性的意义。“与假保守主义心理结构相一致的是习惯和威权主义的屈服，在无意识的层面带有暴力、无政府的冲动、无序的破坏性。”^[42]

法西斯所宣扬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正好满足了这些篡夺情结的人的心理需求。阿多尔诺认为，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增加了人们集体的自恋——国家的自负。在现代社会中，即在一个技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的自恋本能越来越难得到满足，然而受到压抑并不能说明他们已经消失，相反它们仍旧秘密地、无意识地存在着，试图通过认同整体寻找替代性的满足。而纳粹则帮助人们获得了这样的满足，它“实现了一些人们所怀有的集体的梦想，他们就个体来说没有权力，而仅仅由于拥有这样的集体权力，他们因此能够感受到自尊”。纳粹通过宣扬国家主义，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并不是社会的最底层，相对于他国来说，他们是统治者。纳粹对种族主义的宣扬也达到了同样的目的，“通过允许大众把自己想象成精英，通过向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少数族裔报复，掩饰自己的弱点和卑微”^[43]。这样，对特权阶层的愤恨移置到了远离权力的少数族裔身上，自己也因此成了凌驾于少数族裔之上的权力拥有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具有威权主义人格的人具有以下心理：一是超我的缺失，本我既是法官又是原告，对攻击的人群毫无愧疚之心；二是无知和困惑，无法对现有的一些政治现象进行自我反思，从而盲目认同权力；三是篡夺情结，用弗洛姆的话说即虐待狂—受虐待狂心理，在认同权力的同时，也想成为权力的拥有者。

除了以上原因外，阿多尔诺还提到了其他原因。德国特殊的历史为威权主义人格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德国的统一较晚，根基未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国家及国家意识的重要性过于偏爱，如果有人偏离这样的思想，就会招致粗暴的报复。阿多尔诺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倒退到前个人主义的倾向，一种部落的意识，是非常容易的。”再者，在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换的关系不但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所有的领域都渗透着商品形式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并没有发展得如此广泛，“它的模式不是根据市场规律运营的企业，而是公务员履行对权威的义务”。资产阶级化不彻底，使德国保留一部分未开发的自然力量，并不断地累积起来，从而可能导致激进主义。德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也导致人们大多认为集体的利益先于个人的利益。^[44]

宗教在反犹太主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阿多尔诺运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对此作了解释。并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信奉宗教，在法西斯中有两种人：一种是非宗教的人，他们信奉自然法则，谈论适者生存和强者的权利，以此他们反对犹太人；但也存在一种信奉基督教的法西斯分子。当然就基督教来说，它是宣扬普遍的爱，反对仇恨的。但在另一方面，“基督教作为一种‘儿子’的宗教暗含着反对父亲的宗教及它的生存见证者，犹太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反犹太主义的许多普遍的理性化源于基督教，或至少混合了基督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是带有儿子反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则是一种仇恨。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它的积极方面即宣扬普遍的爱的方面逐渐消解，宗教剥夺了对真理的要求，逐渐变为社会的“黏合剂”。“这种黏合剂在维持现状时越是需要，对其内在的真理越发令人怀疑，它的权威就越是顽固并且它的敌意、毁灭性和否定性的特征越发居于突出的位置。在这种条件下对基督教的坚持很容易导致滥用、颠覆、不适，内集团的忠诚作为一种思想掩饰了对不信奉者、分歧者和犹太人的仇恨。”^[45]因此，法西斯在具有强烈的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德国南部兴起并不是偶然的。

阿多尔诺发现，在一些与宗教密切相关的事件上，譬如十字军东征，尽管针对的是伊斯兰教，但犹太人作为异教徒也受到了冲击。同时，阿多尔诺特别指出，在一些看似进步的事件中，也有反犹太主义的影子，譬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德国独立以及农民起义等。同时一些所谓进步的思想家也有严重的反犹太主义思想，譬如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德国的哲学家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文学家歌德等。^[46]随着他们思想的传播，反犹太主义的思想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