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党为例

“被遗忘的语言”源自于弗洛姆的一本书——《被遗忘的语言》。它是指在个人的童年经历或人类的原始时代曾经出现过、运用过的语言。这些语言尽管在我们清醒的意识层次上“被遗忘”了，但却仍然贯穿在我们的情绪与行为中，并在无意之中渲染着世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此，“被遗忘的语言”可以说是人类更基本、更原始的语言。我们经常可以在诗歌、神话、童话、幻想、梦境、心理症等精神活动中发现这种语言的运用。^[193]

这里所说的“被遗忘的语言”与上述解释略有不同。这里的“语言”不仅仅是指一种失落的和象征性的语言，也不仅仅在诗歌、神话等形式中才有所体现，相反，这里的“语言”比上述语言的含义要广泛得多，泛指人类习以为常的语言，它体现在各种形式中。它是弗洛姆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即他善于从大家习以为常的语言背后发现本质性的东西。

佛家某位大师曾经回忆过自己的修行过程：初学时看山是山；修炼一段时间后达到了另一个境界——看山不是山；在达到了最高境界之后，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也就是说他在初学时看待一件事物，并没有看到它的本质性的部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看到了事物背后所隐藏的本质；而达到最高阶段时，把人间万象看破，能够看透各种不同事物背后所存在的共同本质的东西，就如山，就如水，皆存在一理。弗洛姆的心理历程与此相似。他在初学诸家的思想时，并没有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对它们存有兴趣，但无法对它们进行评判。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能够对诸家的思想进行深入的辨析；而最后他又从诸家的思想中看出了它们的相同之处，这就是存在于诸位大师思想中的人道主义。

以宗教为例，弗洛姆早年就与一般人一样研习《圣经》，但他对宗教本质的东西所知甚少。直到走上学术的道路，对宗教有所研究之后，他才逐渐发现了宗教的一些本质。如他在1930年发表的《基督的教条》中认为，宗教有三种功能：为生活贫困的人提供安慰，为大多数人在情感上接受阶级状况鼓足勇气，为少数统治者消除压迫别人的负罪感。同时他对基督教中一些学派尤其是它们的区别进行了详细的辨析，^[194]如他对上帝一体论者的两个派别——嗣子论与模态论——的观点进行了论述。但是进入四五十年代以后，他从基督教中读出了人道主义，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接触了佛教之后，他又以人道主义的标准判断佛教，认为佛教和西方的宗教并无本质的区别，都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精神，并试图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吸取各家之精华创立一种新宗教。

下面以政党为例具体探讨一下弗洛姆的这种思维方式。其中我们将详细探讨第二个阶段，即他对各个政党的辨析，尤其是对各个政党成员的政治心理分析。

1931年，弗洛姆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期间与他的同事专门对德国工人和雇员的政治性格作了调查。这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份，收回了600份。弗洛姆根据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份调查报告却迟迟没有发表，直到1980年弗洛姆去世时，才在德国以“第三帝国之前德意志工人和职员——一次社会心理学调查”为名出版了德文版，四年以后，由哈佛大学出版了英文版，书名为《德国魏玛时期的工人阶级——一项心理和社会的研究》。至于其中的原因，弗洛姆只是说因为当时“研究所的所长不想把它公开”。对此，弗洛姆是“有些看法的”，但对具体的原因弗洛姆却不愿意多作解释，而该研究所的历史报告甚至根本没有记载过这项研究。弗洛姆反驳说，他们确实作过这样的研究，而且当时的资料也能找得到，^[195]而弗洛姆本人也在一些文章中不时地提起此研究报告，如在他的名著《逃避自由》和《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中。

此书的理论前提是观点（opinion）和信念（conviction）的区别。所谓观点指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想什么，相对来讲并不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它通常是一个纯粹机会的问题，而且取决于这个人听到的是哪类口号，取决于家庭传统或社会环境促使他加入了哪个党，取决于他接触的是哪一种意识形态。他所想的或多或少就是别人所想的同样的事情，它是人类倾向于一致并丧失独立性的标志。这种一个人所想的东西就是观点。观点非常容易改变，只有在环境不变时，观点才不变。弗洛姆认为，这正是选举的缺点，选举除了观点之外，什么也决定不了。相反，信念则是不轻易改变的，它根植于一个人的性格之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头脑中的一种主张。它是“他是什么”的产物，而观点则往往是以“他听到的是什么”为基础。前者源于他自己的深刻体悟，而后者则由社会环境影响所致。^[196]

信念在政党的建设中至关重要。弗洛姆认为，政党成员信念的强度和可信度是决定政党未来命运的重要因素。根据政党成员信念的强度和可信度可把政党分作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政党成员的人格和党的规划是一致的。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和幸福，憎恨战争，同情被压迫者，他们的信念是激昂的和强烈的。第二种政党成员的态度可与前者相媲美，但他们的信念是微弱的。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家庭、工作、娱乐及个人目标上。他们在平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的政党，但在面临危险或要求个人做出牺牲时，他们就会放弃。第三种是他们的政治信念是强烈的，但他们与所属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是不可靠的。他们憎恨有钱人和一切看来很快乐的人，但自由、平等对他们毫无吸引力，他们愿意服从他们崇拜的有权力的权威；同时，他们一旦拥有权力，也喜欢统治别人。他们一时找不到与他们的政治信念相符的政党，只是社会主义政党推翻有产阶级的主张吸引他们加入了进去。一旦他们找到他们所向往的政党，他们就会背叛所属的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成立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7]

影响党的政治信念的因素有以下两个：其一，物质利益。当成员意识到政党的计划会导致生活条件马上有巨大的提高或者有更多的成功机会时，人们的政治信念就会变得强烈。但物质利益对一些具有理性思维的成员来说是不起作用的，它只影响那些理性思维不发达或理性处于麻痹状态的成员。其二，合理性与情感需求。政治目标和解释越合理，党的路线就会拥有越多的支持者。如果合理化的解释与成员的情感需求结合起来，如果他们在面临死亡时仍然怀有希望，那么政治信念就会有巨大的力量。成员与政党的情感纽带越强，政党的计划越吸引他们，他们就会全身心地、热情地为党的目标而奋斗。反之，如果党的计划和成员的情感需求之间关系紧张，就会有更多的个体成为“好天气类型”，当处于危险时，他们是无法依靠的。弗洛姆认为，一个党的教义可能反对所有的常识，但是如果它能够与人的情感需求密切联系起来，它仍然具有巨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教义要让人们不顾眼前的物质利益，就必须做到让人的情感需求是不可抗拒的。^[198]

具体到各个政党来说，他们在当时的工人阶级中有着不同的市场。由于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基本相同，大部分工人都具有相同的物质利益需求，因此他们大多数选择了社会主义政党。

其一，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占有优势。它尽管也批评资本主义，但它多寻求与现实社会的妥协。如它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主张自由、平等，允许自己的成员对其进行批评。

其二，共产党在失业工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共产党并不主张与现实社会妥协，而是主张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苏维埃。他们强调经济利益比自由更重要，个人的命运被其经济地位所决定。面对这种状况，工人们应该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变化，而不是绝望和消极等待，因此共产党的主张受到了失业工人的欢迎。而且共产党与其成员的关系较为密切，该党成员多把自己的领导人的画像挂在家里，喜欢看苏联的电影。

其三，国家社会主义党受到了白领工人的欢迎。国家社会主义党即纳粹，也主张绝不与社会妥协，但它并不认为社会的出路是社会主义，相反是法西斯专政。它认为，战争是检验国家的强力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最终方式。它把经济危机的罪责归于其他国家和犹太人。它崇尚成功和强有力者，主张成员对其不加批判地服从。纳粹的成员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但弗洛姆通过这次社会调查表明，白领工人的价值取向是和中产阶级相近的，如他们也喜欢装饰房间，在文化上有更多的需求，喜欢看文学书籍，也相信向上流动和成功是可能的。

弗洛姆在这里注意到各个政党的政治理念的差别和不同的政治理念在不同的工人阶层中的不同反应。他注意到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截然不可分的整体，其中也有分化。尤其是白领，尽管也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却对纳粹存有好感。而且弗洛姆经过调查还注意到，社会主义政党所宣扬的一些理念并没有深入到其成员的内心中去，他们中的一些人政治心理与其所属党派是有距离的。如社会主义政党宣扬妇女解放，但大量的社会主义政党（如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成员却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只同意党的部分观点，如他们支持妇女可以工作到结婚，婚后她们则需要照顾丈夫和孩子。究其原因，弗洛姆认为，出于经济和心理方面的因素：在经济方面，害怕妇女工作会抢占他们的就业机会；在心理方面，他们的性格中有威权的特征。这点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如面对自己的命运悲剧，工人应该如何做？共产党的成员大部分赞同党的观点，主张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也有部分长期失业的工人多自责和感到无助。^[199]

弗洛姆认为，心理变迁要慢于政治、经济的变迁。有些人的政治观点尽管已经发展了，但他们的情感态度却是反动的。弗洛姆的另一项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上述结论。

弗洛姆总结了四种政治性格类型：第一种是反权威的态度，为左翼所坚持，他们要求自己和所有人平等；第二种权威类型，主张人屈从于外在的权力，强调牺牲和义务。另两种是改革的态度和中性态度。弗洛姆又进一步根据人的情感态度和政治观点的差异对此作了详细的划分。R（radical）代表激进的态度，A（authoritarian）代表威权的态度，C（compromise）代表妥协和改革的态度，-代表中性的态度或其他。由此可分为R--型、RR-型、AA-型、CA-型、RA-型、CAA型、AAA型、-A-型、RRR型。其中第一项（即左侧位置）代表政治观点。包括：依你的观点，世界怎样才能发展？历史上及现代的伟人是谁？新的战争怎样才能避免？谁应该对通货膨胀负责？第二项（即中间位置）代表对权威的态度。包括：你认为妇女应该出去工作吗，为什么？你认为完全不用肉体的惩罚就能够抚养孩子吗？并说出原因。你认为个人应该为他的命运负责吗，为什么？依你的观点，世界怎样才能发展？第三项（即右侧位置）代表对同胞的态度。包括：你与同事在工作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包括你的上司和高过你的上司的人）？你借钱给你的朋友吗，为什么？

R--型代表人们的政治观点是激进的，但是其他两项是中性的。它表明人的政治观点与人的政治态度、情感是脱节的，政治观点并没有根植于人的情感需求，没有构成一个维持政治观点的稳定的能量源泉，因此对他们的激进的政治观点不能评价过高。这些人在左翼政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如在社会民主党中占14%，而在共产党中则占20%。因此，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很多成员尽管在平时有可能附和自己党派的观点，但在关键时刻可能出现分化。

RR-型代表人们的政治观点及对待权威的态度是激进的，但他们对待同胞的态度却是中性的。主要以共产党为代表，占有的比例最高，为23%。

与此相对的是AA-型，它代表人们的政治观点及对待权威的态度是威权的，对待同胞的态度是中性的。它是属于反社会主义类型。按照常理，不应该从中发现社会主义分子，但令人惊奇的是，有7%的社会民主党成员、1%的共产党成员属于这一类型。

RA-型代表人们的政治观点是激进的，但他们的情感态度则是威权的。资产阶级党派占14%，而纳粹则占18%。RA-型可分为保守威权型和反叛威权型。保守威权型主要以小资产阶级为代表，他们希望屈从于威权，并从中获得安全和力量。但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他们的积蓄化为乌有，他们对威权的仇恨开始增加，并逐渐显露出反叛威权的特征。反叛威权型的人们在战后多加入社会主义政党，他们赞同这些党派反对现实的权威，但对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其他目标如自由、幸福却持冷漠态度。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党成立，他们就会叛离这些政党。因此，在1931年，这种类型的人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但在社会主义各个政党中比例却很少，原因即在于此。

AAA型和RRR型是两极，前者代表在三个方向上都是威权的，而后者则代表在三个方向上都是激进的。从调查的结果来看，AAA型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占有比例最高，为29%；而RRR型在社会主义政党中所占比例则较小，在共产党中占4%，在社会民主党中占2%。其他几种类型在各个政党中所占比例均较小。^[200]

弗洛姆既从理论又从实践的角度雄辩地向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各个政党之所以失败、纳粹之所以上台的原因。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注意到了各个政党的区别，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党与纳粹的区别。但他同时又注意到，这种区别仅是政治观点的区别，相反，同一政党中成员的政治心理却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政党成员在关键时刻会出现重新分化与组合。

这时的弗洛姆处于一个政治思维方式转变的时期。具体到政党研究来说，当他面对政党时，首先要询问是哪一个政党，然后关注它们的区别。甚至他也开始抛弃各个政党的形式，去探究它们的政治心理。即他不仅关注政党的名称，还关注政党背后的东西，认为各个社会主义政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到1941年，这种思维方式又有所转变。弗洛姆在写作《逃避自由》时，认识到政党的名称及其政治观点皆可“遗忘”。具体来说，冠以“社会主义”“共产党”名称的政党及其政治观点只是一种形式，皆可抛弃。这不仅因为弗洛姆很早就认识到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更主要的是他认识到苏联的变质。他说：“我并不认为，现在出于策略上的需要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招摇撞骗的只有纳粹社会主义一家，在我看来，俄国也是如此，那里的社会主义已成了骗人的字眼，因为它虽然实现了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但实际上一小撮官僚却奴役着广大的民众，这势必阻碍了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即使政府的控制对维持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是有用的。”^[201]

从此以后，弗洛姆在政治心理中很少谈到政党，只在仅有的几篇文章中曾谈及政党，但他认为必须体现人道主义的原则。如他在《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中说：“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联盟不仅必须要为将来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而且必须在实现它的中间目标时，就着手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如我们以前所论述，弗洛姆所说的“社会主义”指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最终目标即是实现它，它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它在影响其成员的方式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联盟不能诉诸于非理性的情感、催眠似的暗示或政治家的‘富有魅力的人格’，来使人们想念它的计划，而要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以及党对经济、社会、政治和人类境遇所做的透彻的分析”^[202]。

由此看出，弗洛姆所说的党与传统的政党是有所区别的，传统的政党是选举机器或统治机器，是利益的聚合，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政党内部有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阶层。弗洛姆所说的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联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它们是思想的结合，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组织，与他说的小组、“美国良心之声”的精神主旨是一致的。总之，这里所说的“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党”。

这点与他在《占有或存在》中所谈及的思想主旨是一致的。弗洛姆说：“新社会的理想是无党派性的：许多保守者还没有放弃他们的道德和宗教价值理想，许多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认为，当今每一个政治党派，当都试图使选民相信只有它才能代表人道主义的真正价值时，那就是在剥削这些选民。而超然于党派之上的只有两大阵营：承担义务者与放任自流者。“假如所有属于第一阵营的党派能够摆脱党派隙见，并认识到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一个新开端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而当人们愈加失去忠于党派及高喊口号的兴趣时，这种可能性就愈大。”^[203]

总之，这里所说的政党既是政党，又不是政党（指传统意义的政党）。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组织。无论是政党，还是小组、“美国良心之声”、俱乐部或其他组织，皆有一理贯彻其中，那就是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