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思想探源

在否定了黑格尔的思想是法西斯的渊源之后，马尔库塞必须要对另一个问题作出回答：法西斯主义不可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那么谁是法西斯主义的渊源？马尔库塞把法西斯主义的渊源归结为以下三个学派：实证主义、“黑格尔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主义，他甚至把韦伯的思想也归入了法西斯的渊源之列。

1.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主张一切科学是对“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的描写与记录，一切皆归于经验事实，凡是被经验事实证明的，才是科学的；而超出感觉经验之外的都是不可能认识的，也是没有必要去认识的。实证主义的奠基人是圣西门，但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真正形成一种哲学体系在于以下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的出现：孔德（Comte）的《实证哲学教程》在1830年至1842年间出版，斯泰尔（Stanl）的《国家实证主义》在1830年至1842年间出版，谢林（Schelling）于1841年在柏林开始了他早在1827年就创立的实证哲学的学说。^[92]

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在其产生之初是产生过积极作用的。“在18世纪，实证主义是战斗性的和革命性的。”它所主张的一切都需要经验事实来证明的思想，对人们摆脱当时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概念具有巨大的冲击力。这种思想曾经对法国革命有着直接的影响。“对历史学进行实证应用，作为依据自然和理性的进步而改变生活的社会和政治形式的人类权力实证证明产生了，作为实证基础的感性认识原则被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用于抗议现行专制主义制度。”^[93]也就是说，实证主义对当时阻碍社会发展的两大力量——宗教和君主专制都起到了打击作用。

但实证主义本身在反对君主专制的同时，却具有极权主义的倾向。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几个代表人物如孔德、斯泰尔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孔德的思想一旦与非理性联系起来，他的思想的消极性便立刻凸显出来。“孔德的实证哲学奠定了反对理性主义否定倾向的社会理论的基本结构。它是为资产阶级社会作意识形态的维护，而且，它孕育了为极权主义哲学作辩证的萌芽。实证哲学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随着自由主义衰落而产生的极权主义观念论的特征。”对理性诋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实证哲学本身成为了“极权的实证哲学”，而孔德本人也成为了“一个享有权威的盲目追随者教派的领袖”。^[94]

马尔库塞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于他认为实证哲学把社会研究等同于自然研究，把社会研究作为一门探求社会规律的科学。当孔德宣扬现存的社会秩序同物理学上的规律一样，是不可改变的，人们无法积极运用自己的思维，无法根据自己合理的意志去改变和重组社会制度，只能听天由命，服从于不变的客观秩序时，孔德的实证哲学所推出的人就失去了自己对社会理性判断的能力，失去了对社会的批判，便与马尔库塞等所倡导的社会批判思想相抵触，从而招致了马尔库塞的批评。“在孔德的社会学中，观察代替理论思考，这意味着对秩序的强调代替秩序中造成的任何分裂；意味着统一代替了无秩序。秩序的概念，对于孔德的实证主义来说是如此重要，在其社会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中，包含极权主义的内容。”^[95]

但孔德并不一味强调社会的秩序。在孔德的思想中，进步与秩序一样重要。孔德把社会分为三个阶段：神学的统治、形而上学的统治，最后是实证主义的统治。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高级，是发展的方向。与此相类似，马克思倡导的辩证法也主张社会发展有规律可言，譬如他对社会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那么是否由此否定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或者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与孔德的观点相同呢？马尔库塞认为，孔德的实证哲学与辩证法有着显著的不同：实证哲学在本质上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而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否定并摧毁稳定性；实证哲学把社会视为一个自然领域的规律，而辩证法则把社会视为与自然领域相对立的体系。也就是说，孔德尽管倡导进步，但其落脚点是秩序。“进步的规律是特定秩序机构的一部分，以使后者稳定地进入更高的水平而不是首先摧毁。”^[96]孔德的实证哲学实际上是“社会静力学”，而辩证法则是不断否定现存秩序的，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孔德的思想与法西斯的另一个关联，在于对强权的鼓吹。“实证主义政治科学的原则性使命就是要在各种要做的不同工作和为公共利益而熟练地运用自我利益这二者之间建立真正的平衡，在这种联系中，孔德强调了强权的必要性。”孔德为现存秩序的领导唱赞美诗，认为“去服从领导是多么快乐啊”。马尔库塞认为：“强权拥护下的快乐——态度，今天在法西斯主义社会里是如此独特地与实证主义理论相结合。”这种对强权的推崇，这种对社会秩序的钟爱，导致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把自由主义改变成威权主义”^[97]。

另一位实证哲学的代表人物德国的斯泰尔也具有极权主义的特征。斯泰尔的思想有积极的一面，如他主张议会制、市民自由受法律的保护，但却使市民自由的保护置于君主的权威之下。在君主制度下，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全力为德国的君主制辩护。“他的反理性主义是为阻挠理性进步的统治阶级的目的服务的，它也为所有的统治阶级利益服务，而这些统治阶级在理性的基础上是无法得到辩护的。”斯泰尔的反理性特征决定了他的反动特性，他把黑格尔的理论看作“一个敌对力量”，本质上是具有“破坏性的”。斯泰尔认为，理性主义中包含了“虚伪自由”的原则，并且继承了所有那些在革命中得以实现的观念。理性主义能够导致革命，正因此，斯泰尔谴责了黑格尔和自笛卡尔以来的欧洲理性主义代表。^[98]

理性主义是错误的，革命也是错误的。斯泰尔这样的观点只能导致人们生活在强权之下，无法寻求变革，只能默默地服从。“斯泰尔的政治哲学努力想证明现存的社会形式的事实材料就是真正的和公正的现实的事实材料；它的方法就是把人类意志和理性屈从于那些事实材料的权威。”人们在面对国家时是无力的，因为在斯泰尔看来，“国家不再受个人利益的限制，但它是‘一种先于并高于个体成员的权力和主体’。权威是一种力量，它把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团结为一个整体。整个制度通过服从、义务和默许发挥作用。‘所有的统治都要使那些被统治的存在接受统治者的思想和意志’。这是现代极权主义国家所希望的典型特征”^[99]。

总之，在马尔库塞看来，在斯泰尔的政治哲学中，“理性被权威所取代，自由被服从所取代，权利被义务所取代，个体被置于一个实在化的整体不容怀疑的怜悯之下。斯泰尔的法哲学汇集了某些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规范化了后来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声称要取代黑格尔否定哲学的‘实证哲学’的含义”^[100]。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尔库塞之所以反对实证主义，把实证主义看作法西斯的渊源之一，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反对理性，取消了人们独立思维、判断的能力；二是对社会秩序的无批判接受态度。前者导致人们无法对现存社会辨别是非，后者则导致了人们对现存秩序的盲目服从，默认强权的存在。这正是法西斯时代的人所具有的思维方式。

2.“黑格尔主义”的法西斯主义

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的思想之所以被人们看作法西斯的根源，除了人们对黑格尔的政治思想没有进行仔细研究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后人对黑格尔思想的曲解。换言之，就像马克思主义被某些人利用，黑格尔的思想也被人利用了，而这些黑格尔的后学的思想很大一部分与法西斯主义相近。

利用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是两个学派。一个是英国的黑格尔主义，主要以格林、布拉德雷、鲍桑葵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主旨是自由主义，格林更是被奉为新自由主义的创始人。至于他们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总体来说并不甚大。但具体到个人而言，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系程度又有所差别，如格林。马尔库塞认为，格林主张维护公民的权利，甚至赋予了每个公民“非法权利”的自由。因此，他的政治哲学绝不是为专制主义辩护的，而是绝对的自由主义。相反，布拉德雷的形而上学，“虽然运用了黑格尔的概念，但却形成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强硬的非理性的核心”。而鲍桑葵的思想更进了一步，他的代表作《国家的哲学理论》已经具有了“使个体成为国家的牺牲品的特征，这是后来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特征”^[101]。

如果说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总体上是自由主义的话，那么在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则又是另一番情景。“意大利的思想发展趋向产生了近似于法西斯主义的趋势，因而，它越来越变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一个讽刺，特别是在种族主义中尤为如此。”^[102]在意大利的黑格尔主义中不同代表人物的思想也有所差别。意大利的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斯巴芬达（Spaventa）、潘龙尼奥（Sergio Panuncio）、金蒂雷（Gentile），其中克罗齐、斯巴芬达两者在重新理解黑格尔的体系方面做出了贡献，比较接近黑格尔思想的原意。而潘龙尼奥和金蒂雷两者则直接把黑格尔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马尔库塞把这一派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如潘龙尼奥公然坦言：“那些把法西斯国家的许多方面同黑格尔的有机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作家是正确的。”^[103]

马尔库塞评论最多的是金蒂雷。马尔库塞认为，在肯定国家利益的方面，金蒂雷的思想与黑格尔相近，也很少远离黑格尔精神。但就总体而言，他的哲学却接近于实证主义。这主要因为，与实证主义一样，金蒂雷也否定了理性的作用。在金蒂雷的思想中，“暴政的事实变成了时代真正的上帝。当这种暴政自我吹捧时，思想对事实的屈服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把真理等同于事实的观点与黑格尔的思想形成了明显的对立。“金蒂雷抛弃了一切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否定了在真理和事实之间，思想或精神和实在之间存在着对立和斗争。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对立的两因素直接同一的基础上。然而，黑格尔的观点已表明了，不存在这种直接同一，只有实现这种同一的辩证过程。”^[104]黑格尔所主张的真理与现实的辩证同一表明了事实与真理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正是不同的一面，使真理能够与事实保持距离，从而人的思维能够对事实进行批判。而金蒂雷的真理与事实同一的观点则使思维失去了对事实批判的余地，因而人只能屈从于事实。

金蒂雷的法西斯主义特征的另一面在于为追求成功而不择手段，追求成功的过程是对生命的漠视、对死亡的歌颂。金蒂雷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借鉴了这样的思想：“实在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从普遍理性的任何形式中抽取出来的，它造成了生命理性形式的大规模的毁灭，而不是建立。‘真正的生命……是由死亡造就的……’。”^[105]

3.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主张把存在当作哲学的对象，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存在先于本质”，即个人首先存在着，然后才能选择自己的本质。但是这里的“存在”是什么，却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事实上，对“存在”认定的决定权掌握在存在主义的理论家手中，而人民在其中是毫无权力的。“一旦存在主义理论家宣称一种事实状态是存在的，那么所有没有‘参加和参与’到其现实中去的那些东西都必须保持沉默。”这种由理论家认定的结果多是“占优势的政治状况和关系被承认为是存在的，并且在对敌关系、战争的政治范围内，被认为是明确的和绝对的存在的关系（‘民众’和‘民众成员’被认为是次要的、但同样是存在的关系）”^[106]。

存在主义的意义在于反对抽象的逻辑主体，恢复历史主体的具体性。这既是其优点也是其不足之处。马尔库塞认为，存在主义思想之下的人，尽管行动，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他行动，但他甚至没有作出有利于他的行动的决定。换言之，存在主义只关注人的行动，却不对人的行动的原因进行探究。“存在主义人类学相信，了解一个人做出决定的理由，了解使人的行动具有意义和价值的目标，是次要的。重要的只是确定道路，做出选择。”^[107]这样，存在主义就与实证主义一样，存在缺乏思维的能力，当面对国家强权之时，只能是服从。“自由主义在19世纪试图实行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被取消了：国家承担了社会的政治一体化的工作。而且在政治领域的存在主义化和总体主义化过程中，国家成了存在本身的真正潜在性的承担者。不是国家对人负有责任，而是人对国家负有责任；人被交付给了国家。”国家的统治形式也由此变成了“关于独裁主义领袖和他的‘追随者’的统治形式”。最终，存在主义“在权力的服务与保卫下，它成了宏伟的哲学的叛徒”^[108]。

4.对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批判

马尔库塞对韦伯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他的理性的批判。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韦伯的理性概念是形式的。他认为：“韦伯所设想的理性，表现为技术的理性，表现为生产和通过有计划的和科学的机构所实现的物质（物和人）的转化。这种机构是为着可计算的效率这个目的而建造起来的；这种机构的合理性组织着并控制着物和人、工厂和整个科层、工作和闲暇。但是，它为了什么目的而控制它们？在这一点上，韦伯的理性概念一直是形式的，即它被定义为对所有特殊的事物的量化抽象、一种为资本主义机构的普遍可计算的效率提供可能性的抽象。”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而在其中关乎人性的，关乎人们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维、判断的方面则被忽略了。譬如，计算机的使用即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这种计算机计算一切，而不问目的为何；它被作为一种政治操作的强大工具而投入使用，它可靠地计算着赢利和亏损的机会，包括计算在同样经过计算和顺从的人们同意下，去毁灭整个机会。”^[109]

体现到政治上就是科层体制，即经过技术训练的官员成为基本的行政人员的构成。在这种构成中，各级官员讲求按照法律的形式去处理政务，而不是按照人情、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在这种体制中，各层官员无法拥有自己的批判精神，只能遵照上司的意图、法律规程去做。但是处在这个体制上层的领导人却不受该体制的限制，他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判断。这样，在整个体制中人们就可能受一个人的统治、指挥，受一个非理性的领导的控制。马尔库塞说：“如果资本主义体制的科层管理，加上它所有的合理性，仍然是一种手段，因而是从属的，那么它作为合理性，就具有自己的极限。科层政治把自己隶属于一种超出科层政治以外和以上的力量——一种‘非实业’的力量。如果合理性在管理中，并且仅仅在管理中具体化，那么这种立法的力量必定是非理性的。韦伯的理性概念以非理性的超凡魅力而告终。”^[110]

在马尔库塞看来，韦伯是主张强权政治的。他认为，韦伯1895年在弗莱堡所作的就职演说中，就已经“以无情的坦率使价值自由的经济学服从于民族的强权政治的要求”。这种观点贯穿在他的思想中，“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现阶段是由国家的强权政治统治的：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尽管科层管理是依靠理性来统治的，但是这种理性没有自己的创造性，没有自己的判断，是一种“凝固的精神”，科层体制之上又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存在。由此科层政治变成“人对人的统治”，技术理性“再生产出奴役”。^[111]

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韦伯的科层政治具有如下的可能性：由于在科层体制中各级官员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一切社会发展的方向取决于领导的行为。如果一位明智的领导上台，国家就可能繁荣昌盛；相反，如果有一位如希特勒那样的狂人上台，就有可能使国家、世界大乱，而科层体制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在对诸家的批判中，有两个评判标准：一是理性。他认为，这些学派都会让人失去理性，失去对是非的判断能力。二是对强权政治的屈从，这些学派都强调领袖的作用，主张人们服从于领袖的合理性。应该说，马尔库塞对这些学派的评论是有偏颇的，因为他不是以研究的态度来对待各个学派，而是按照己意来解释的，这其中也就出现了删节各个学派的情况。就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而言，他们对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正如英国的麦克伦泰所说：“海德格尔分子或金蒂雷分子实际上是极异常的人物。那么，马尔库塞怎能将他们看作代表人物。”^[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