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中,马尔库塞是较早研究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之一,仅次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在于1937年发表的《哲学与批判理论》和1938年发表的《快乐主义》中探讨了批判理论。
1.现实:哲学与批判理论分别的界限
马尔库塞认为,批判的社会理论与唯物主义相联,具体来说,有两个与唯物主义相关的基本成分:一是对人的幸福的关注,二是深信这种幸福只有通过变革生存的物质条件才能达到。批判理论是一种经济的而非哲学的体系,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为了达到社会的合理组织而采取的变革的实际过程和根本措施,产生于对既定历史境遇中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分析。”当然,对于未来的社会,这种理论则不会涉及:“随之而来的新社会的建构还不可能成为这种理论的对象,因为它的出现在于被解放了的个体的自由创造”[113]。
马尔库塞特别强调批判的社会理论是非哲学的体系。当然,批判理论吸收了哲学的一些批判成果。“社会的批判理论首先坚信的是,留给哲学的唯一工作,即是思索科学的最普遍成果。同样,它以这种看法为基础。”譬如,马尔库塞就非常欣赏黑格尔在哲学上的批判思想。但哲学与批判理论毕竟有差别。他认为,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是理性,它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唯一方式。哲学坚持这样的信念:“现存的一切并非自然而然地是或已经是合理的,相反,现存的一切必须被带到理性面前。理性代表着人和生存的最高潜能。”马尔库塞认为,这样的观念能够转变为批判的哲学:“所有相悖于理性的东西或不合理的东西皆被设定为某种必须破除的东西。理性被建构为一个批判的法庭。”而且理性的观念也包含自由的观念。“因为,假如人没有自由去依照他自己的主见行事、没有自由去依照理性以统领他遭遇的一切,那么,这种审视和判断便毫无意义。”[114]
这种观念的哲学尽管有以上各种好处,但也有它的弊端,这种观念本身是唯心的。“世界被看作依附于理性、依赖于理性,并且被理性所控制。在此形式中,哲学就是唯心论,它让存在附属于思维。”由于把理性的实现看作思维的事,与现实无关,这样就导致他们在批判现存的社会方面是无力的。如康德的超验哲学,使人产生这样的信念:“既然个人在既定的秩序下可以成为合理的和自由的人,那么,通过现实改造而达到理性的实现就无甚必要”。这样,就使哲学屈从于资产阶级时代的秩序,从而使理性和自由在现实中无法得到实现:“在一个没有理性的世界中,理性仅仅表现为一种貌似的合理性;在一个普遍无自由的国度里,自由表现为一种貌似的自由”[115]。
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批判理论和哲学之间有一条界限,这就是现实。尽管哲学宣扬理性,但一旦理性转向现实时,哲学的任务就结束了,转而由批判理论去完成哲学未竟的事业。“随着理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实现,哲学就会消亡。展示出这种可能性,并为经济结构的变革奠定基础,这一切正好成为社会理论的任务。在此过程中,那种由于其历史境遇必将带来社会变革的阶层,就可能掌握理论上的主导权。关注人的哲学的兴趣,就会在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兴起中找到其崭新的形式。在这种理论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哲学。因为,对理性的哲学建构已经被合理的社会的创建所取代。”[116]
批判的社会理论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它作为一种经济的体系,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人们理解的传统的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差异。“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开始,就通过批判社会存在的整体建立起有别于经济学的差异。当一个社会在整体上被经济关系决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毫无控制的经济控制着所有人际关系时,在这个社会中,即便非经济的东西也都被吸纳于经济中了。”[117]也就是它对社会的批判不仅仅限于经济学的层面,而是从社会整体进行批判的。之所以称批判的社会理论是经济学体系,是因为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由经济控制的,一切非经济的东西也都被归入了经济的领域。
2.社会的目标:发挥人的潜能
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并不是批判理论的最终目的,批判的目的在于重建,重建的目标并不是未来遥不可及的理想,也就是说它不是乌托邦。马尔库塞说:“批判理论在其最终目标的概念中,并不打算以一种社会的未来——即通过其对这个社会的开始和可预见的未来所进行顽强对抗,在新秩序中表现为另外一幅未来的图景,去取代神学的未来。”[118]批判理论尽管不需要乌托邦,但它需要遐想。马尔库塞说:“遐想所提供的答案却可能更加接近真理,肯定比哲学、人类学严密的概念分析所获得的答案更接近真理。因为,它可以确定,从人在未来实际可能成为什么的基础上看,人究竟是什么。在回答‘我可能希冀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它与其说是指向永恒的幸福和内在自由,毋宁说是指向需求和欲望的已有可能的实现和完满。”[119]马尔库塞在此强调的评价社会的标准是“人”,任何时候都要询问“人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任何问题都要回归人的本质,要回答“我可能希冀的是什么”,即回归人的需求和众望。总之,社会的目标是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马尔库塞举例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哲学迷信科学的作用,相信科学代表着进步,但是他们从不询问以下问题:“科学是怎样被应用的,其使用性和生产性是否是它更高真理性的保证,或者相反,是其普遍非人性的标志”。由于疏于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导致科学为现存的秩序所控制,多以科学的名义为现存的秩序作论证。相反,批判的理论却要求科学从这种现存秩序中摆脱出来,要人们避免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科学所做的一切都要在“人”面前加以检验。“科学的预见性并不适应真理借以存在的那种未来派方式。即便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也不可能告知人们存在着任何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不间断的进步。这里,仍然是人自身决定着进步。”[120]
批判理论所要做的只是对束缚人的潜能的因素进行批判,为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批判理论,在捍卫被危及和被牺牲了的人的潜能,在反对平庸和背弃中,它并不需要哲学来给它撑腰。它不过使一直是它的那些范畴的基础明朗起来,即那种试图通过废除先前现存的物质生存条件去解放人际关系整体的渴望。”这种人的潜能必须包括人的自由和幸福。马尔库塞说:“假如在今天的普遍绝望中,批判理论指出它所向往的现实必须包容个人的自由和幸福,那么,它不过是遵从着它的经济概念所给定的方向。这些概念是建构性概念,它们包容的不仅是既定事实,而且还有对这种现实的废除,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现实。”[121]
由此,马尔库塞追求的人的潜能,是人类的幸福和自由。有关自由和幸福的关系,马尔库塞认为,自由是判定幸福真理性的标准。从古代到现代,幸福真理性的标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人们怎样判断幸福的实在性呢?它的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呢?在古代对快乐主义的批判中,这个问题变成了顺利地组织城邦的政治问题。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在神的正义性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资产阶级时代的严肃伦理学使自由成为真理的标准。但是,这被定义为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抽象自由,与这个定义相对照,幸福仍旧是外在的和偶然的。”在批判理论所设想的社会中,尽管自由也是判定幸福真理性的标准,但是结果却是不一样的。“批判理论通过解释这些概念,以解答真理与幸福的普遍性问题。它力图用这些概念来确定合理的社会形式。一个定义自由人联合的限定包含着明确的要求:每一个根据他的需要分配社会产品。随着个人和生产力的全面发展,社会能够在它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里再现了古老的快乐主义定义——在需要和要求的全面满足中追求幸福。”[122]尽管在批判理论所设想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判定幸福的标准都是自由,但后者是抽象的,而前者则是具体的、实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教育和训练的不同,尽管表面上的人们是自由的,但是却无法得到幸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处于异化状态,他们无法判定自己的幸福,也不知道他们的真正利益。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现代公民投票的结果证明:与可能的事实真相相分离的人,会被引导到投票反对他们自己的路上去”。而在批判理论中,“幸福观念已从资产阶级的盲从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任何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成了普遍的、客观的真理的一部分,就它维护一切个人的利益而言,它对一切个人来说都是有效的”[123]。
总之,在批判理论中,自由和幸福的关系是,“真正的个人自由能够与真正普遍的自由共存,实际上,真正的个人自由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与真正自由的联结之中,幸福最终存在于自由之中”。幸福之义,即是人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它不是抽象的,没有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而要做到此,社会必须改造,为幸福创造条件。“在那种出于为争取一个合理的社会而共同斗争的特定目标中,幸福不再仅仅是偶然性的伴随物。它建立在新秩序必需的存在条件的结构上。当对个人潜能的普遍关注在主体解放了需要的水平上生效时,幸福不再是纯粹的主观感觉状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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