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认为,存在两种文化的概念。一种是文化和物质再生产领域(“文明”)一道,构成了包容一切的统一体,即文化的现实化。第二种是文化概念与体现物质再生产领域的文明有着明显的差异,与社会功利和手段的世界相对立,对物质世界嗤之以鼻。对这种文化马尔库塞称之为肯定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180]尽管它们与现实趋同,或与现实界限森严,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失去了批判的特征,为现有的社会作论证。
1.文化的现实化
文化方面也受技术、经济的影响,高等文化不再像以前一样,高高在上,而是逐渐被现实所同化,作为一种社会理想逐渐被物质化。
在现代人看来,前技术世界是落后的世界,充满着不平等和劳苦,劳动在那里是一种命定的不幸。而马尔库塞则认为,尽管有上述的苦难,但是也有它的可取之处,即在那个世界中人们获得了一份难得的宁静,从而使人们有时间思考文化的精髓。“昔日的文化表达了这样一个宇宙的谐律和内容,在这个宇宙中,峡谷与森林、村庄与酒店、贵族与平民、沙龙与法庭,都是经验过的现实之组成部分。在这种前技术文化的散文与诗歌中,跳动着那些步行者和乘马车者的旋律,也跳动着那些有余暇与闲心来思考、凝视、感触及叙述的人们的旋律。”[181]也就是说,在前技术世界中,既有世俗的平民、法庭,也有高贵精神象征的贵族与沙龙;既有反映喧闹的步行者和乘马车者的散文,也有反映宁静沉思者的诗歌。总之,高等文化与世俗文化既和平共存,也界限森严。前技术的世界是一个双面文化的世界。
而在当今世界中,这种双面文化在逐渐消失,高等文化逐渐被整合到世俗的世界中。马尔库塞说:“今天的新颖特征,乃是文化与社会现实间的敌对通过清除高等文化——它构成了现实的另一面——中的对应、异己且超越因素而被缓和。双面文化中这种消解的发生,不是通过否认和拒斥‘文化价值观念’,而是通过把它们整个地结合到一个预定秩序中,通过对它们大规模的再生产与展现。”尽管现在社会的人们仍然信奉传统的价值观念,但是这种感觉就像人们感觉出广告和政治讲坛不一定是真的或对的,但仍然去听去谈一样。人们在考虑文化时,就像考虑商品一样,“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价值而是交换价值”[182]。
高等文化尽管仍然具有自己的形式,但是其实质性的内容已经被掏空。这种情况在政治领导人的选举、演讲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鉴于自由和满足这些崇高的词语由忙于斗争的领导人、政客在电视、电台及讲坛上讲述出来,它们已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它们只有在宣传、买卖、纪律及松弛等特殊情景中才获得意义。”这样,自由等理想被现实同化了,它“被从灵魂或精神或思想的人的理想化王国中拉了出来,并被翻译成操作术语和操作问题”。理想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失去了自己的领域,被物质化了。这样,“高等文化变成了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一转变中失去了真理”[183]。
2.肯定的文化
与前者相反,肯定的文化与物质领域具有明显的界限:“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在这个阶段,把作为独立价值王国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这个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隔开来。”既然与物质领域相分离,这种文化为何被称为肯定性的文化?关键在于对现实的态度上:它对现实是肯定的。马尔库塞说:“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根本上不同于日常为自下而上而斗争的实然世界,然而又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通过每个个体的‘内心’而得以实现。”[184]
肯定的文化在根本上是普遍的,但也是抽象的。尽管肯定的文化也宣扬一些理念,如平等、理性、自由、幸福等,但是却无法具体化。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表面上人人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却是不平等的,只有少数具有经济基础的人才有保持幸福所需的产品数量的能力。肯定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服务的。马尔库塞说:“对资产者阶层来说,在掌握权力后,抽象平等已是以雕饰实际的个人幸福和实际的个人自由,因为资产者已占有能够带来这些满足的物质条件。无疑,停滞在抽象平等上,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条件。假如发生从抽象的普遍性(平等)向具体的普遍性(平等)过渡,那么,这就会危及资产者的统治。”[185]
肯定的文化是理想主义的。“对孤立的个体的需求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186]它永远是一种精神的、灵魂的诉求,尽管根植于人的内心却无法落实到现实中。尽管这种文化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初对于破除宗教的迷信,指示超出既有的封建组织的方向来说,它是革命的,但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稳固后,这种文化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愈发效力于压抑不满之大众,愈发效力于纯为自我安慰式的满足”[187]。肯定文化把高贵文化定义为个体灵魂的一种活动,“这个高贵世界的出现,并不需要推翻物质生活秩序,只要借助于个体灵魂的活动就行了”。这样,人性就成为一种内在的状态,一切美好的道德、善良的行为皆通过人内在的修行就能够达到,与现在的物质条件的变化无关。“这种内在状态,必定成为不会与给定秩序发生冲突的行为的源泉。于是,文化就不属于那个把人性的真理理解为战斗呐喊的人,而是属于那个在他身上文化已成为恰如其分的行为举止的人。”[188]尽管文化在谈论人的尊严,但却从不关心人的尊严在社会中的具体地位。
在马尔库塞看来,肯定文化不但不与现实冲突,而且还有助于驯化人们对现实反叛的心灵,“让感性受制于灵魂的控制”。肯定文化宣扬对物质的满足是低劣的,甚至是罪恶的,与自己的良知相悖。人们应该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向内追求精神的快乐。肯定的文化总是向人们教导说:“精神自由,预示着一个更高的真理,即在这个世界上,社会生存方式应当使个体的整个生活不要被经济弄得一无所有。人并不是仅仅为面包活着。”[189]这种向内追求的结果,就是使人安贫乐道,使人的灵魂在面对现实时表现得软弱和顺从,能够忍受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依然“自得其乐”。马尔库塞说:“肯定文化的重要社会任务,是以恶劣的生存难以忍耐的变幻莫测,与需要幸福以便使这种生存成为可以忍耐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为基础的。在这种存在中,矛盾的解决只可能是幻象的。解决的可能性正是以幻象之艺术之美的特性为基础。一方面,幸福的享受只允许表现在精神理想化的形式中;另一方面,理想化又废除了幸福的意义。因为理想是不能被具体享受的。”[190]理想只停留在精神的领域,这种肯定的文化免除了外部现实的责任,“它赦免了‘外部条件’对‘人的天职’所应负的责任,因而使外部条件的不公正稳固下来”。尽管它曾经向人们许诺过种种理想,但是这些理想是虚幻的,这样就使肯定的文化具有了虚伪性:“它也向外部条件提出了去展示更美好的社会秩序之图景的任务。这种图景已被歪曲,而这种歪曲,使资产阶级的所有文化都成为虚伪的东西”[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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