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恩为何会提出新人文主义观？这与他早期的研究经历相关。莱恩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二战已经结束，美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富裕之后的一些弊端逐渐凸显出来。譬如种族歧视、对妇女的歧视依然严重，权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同时，美国仍然不断发动对朝鲜、越南的战争，遭到了国内民众的反对。在反战运动中，青年学生成为主力，他们不但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同时也反对当时主流的价值观。莱恩早期关注亲子关系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从亲子关系探讨人们心理的变化，主要是探讨了青少年的反叛心理。
针对青年学生的反叛，学术界有多种解读，马尔库塞认为，学生处在特殊的年龄阶段，他们是对社会弊端最容易感知的一群人，同时能够将这种不满化为行动。除马尔库塞外，其他学者也认为青年时期是一个容易在政治取向上发生反叛的时期。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杰克·丹尼斯（Jack Dennis）认为，与其他年龄阶段相比，15岁至35岁容易反对权威，倾向于改变政体，这是一个态度容易发生变化的年龄段。青年对权威的支持很少有强烈的信念，多数准备挑战权威。当然，尽管青年具有否定性的情感，但并不意味着叛逆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两位学者认为，青年反叛是由多种复杂的原因所致：除了情感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24]譬如有足够多的人，居住地比以往更加集中，对政治权威的尊重和归属正好降至最低，最后还要有引起反叛的议题，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种族冲突、越南战争、民权运动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60年代所发生的学生运动恰恰具备了这些因素。西格尔（R.S.Sigel）和霍斯金（M.B.Hoskin）的研究也发现，年轻人倾向于激进主义，参与抗议、游行和其他非正常的行为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但年轻人本身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激进的，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就像选举式的民主一样，与投票选举自己代表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25]
支持青少年反叛的学者基本遵循以下逻辑：青少年反叛多由青春期反叛所致，由对家庭的反叛逐渐延伸至对政府行为的不满。莱恩的研究就是从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开始，以探究是否存在青少年反叛。
在莱恩看来，人们的一些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皆与早期的政治社会化相关，家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譬如政治信任，他提出，政治信任来自于人际信任。他说：“通常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信任他者，就不可能信任那些受权力所诱惑者，以及拥有权力的公职人员。对当选官员的信任仅仅是对人类信任的一个特例而已。”[26]政治信任来自于家庭、学校等的长期互动。
家庭影响其成员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父母向子女直接的教授或灌输。父母向孩子传递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态度（积累模式）。某些态度就是在家庭中获得的，譬如忠诚的情感、对政府象征（国旗、自由女神）的尊重、一个公民被期盼的行为（尤其是守法）。其二，家庭提供了可供儿童模仿的榜样（认同模式）。最典型的例子是儿童对父母所偏爱的政党的认同。其三，家庭给孩子设置了一个社会环境，譬如所处的种族、语言、宗教、阶层、文化和教育价值以及所处的地区环境等对子女的政治取向都有所影响。其四，源于家庭人际关系的经历所形成的期望，后来推演到政治目标。家庭提供了首次和最持久的在等级性的制度中互动的经历，通过这种经历，儿童发展出关系、期盼和行为模式。家庭结构不但影响着孩子与制度的关系，而且影响着他的性格和态度。[27]
据此，莱恩通过对15个男人的深度调查访问，考察他们与父亲的关系，发现“与其他西方文化相比，美国的文化并不鼓励年轻人反对他们的父亲。进一步说，并不鼓励任何反叛冲动的政治表达”。这是因为美国家庭中孩子的成长环境较为宽松，家庭允许其自由发展。这样他们就很少产生对父亲的敌意，也很少对政治产生敌意。而那些父子关系被损害的家庭不但对权威无法反叛，甚至“被迫害的父子关系倾向于禁止对政治领导持批评态度”[28]。在他的代表作《政治意识形态》中，莱恩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政治对美国的年轻人并不重要。因为政治通常对他们的父母也不是十分重要，因此当青少年发生反叛时，通常并不采取政治的形式。亲子矛盾通常出现在一些微小的事情上，譬如孩子晚上什么时候回家，孩子开车问题，以及他们在学校中的表现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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