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与狐狸

之后，泰特洛克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为政治领导提供意见的政治专家身上。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2005年出版的《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

狐狸与刺猬的原始划分最早来自于以赛亚·伯林，在《刺猬与狐狸》一文中，伯林认为作家或思想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成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另一类则是“人们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联、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也是一些‘事实’层面的联系”。前者称为刺猬，后者称为狐狸。作者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思维方式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刺猬式的思维方式是进取的，只知一件大事，在简约的名义下，寻求和扩大此事的解释力，以“掩盖”新的案例；狐狸的思维方式更加折中，知道很多小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满足于根据时代找出合适的解决之道。^[11]简单来说，刺猬的思维方式只计一点，不及其余；而狐狸的思维方式对各个方面都会关注，综合各种认知资源得出结论。也就是说，狐狸与刺猬的划分主要是认知上的区分，是对以前整合复杂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两者最重要的差别在区分和整合上，即整合复杂性上，与刺猬相比，狐狸能够对认知资源作更为详细的区分，并且能够整合不同的资源为己所用。

这两种思维方式不同的专家，哪一种预测更为准确呢？泰特洛克首先确定了专家好的判断的标准：其一，实证主义的一致性测试（correspondence tests）。他们个人的信念如何更好地在可以公开观察到的世界中有所反映？其二，逻辑的一贯性和过程测试（coherence and process tests）。他们的信念内在一致吗？根据证据是否更新他们的信念？用直白的话说，好的判断应该是“预测正确”和“思维正确”。^[12]前者指专家所预测的与结果之间是否符合，后者则指他们是否遵循同样的标准对待好的预测和差的预测，如果他们预测错了，他们是否改变他们最初的想法。

为此泰特洛克邀请了284位专家，这些专家普遍接受过专业性的训练，来自于学术界、政府、企业、媒体等各个行业，测试几乎涉及世界各个地区，对政权的更替、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等多项议题进行预测。最终狐狸式的专家全面胜出，尤其是对这些议题进行的长期预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胜出的原因在于狐狸式专家对正反两方面的信息都敏感，预测时很少作出极端的判断，两面下注，因此即使预测错误，也会离正确的预测不远。相反，刺猬式专家只关注自己偏爱的信息，易作出极端的判断，因此会错误百出。

专家们如果预测错误了，会承认错误吗？作者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尤其是刺猬式的专家。他们会争辩说，尽管预测没有成功，但它几乎成功了。他们对待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采取双重标准。宽以待己，严以待人。他们挑战性的态度是“如果证据有利于我方，我获胜”，但是“如果证据有利于他方，方法肯定有问题”。^[13]

既然刺猬式的思维在判断上出错的可能性较大，刺猬式专家为什么一味坚持自己的思维呢？此书也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与受媒体和其他专业的消费者欢迎的专家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自以为是的刺猬的推理方式，阻止了测量的准确性，信念更新迟缓。但是同样的思维方式在媒体上的表现却咄咄逼人：为了吸引注意力进行大胆地预测，却很少接受准确性的检验，一旦发现预测错误，预测者就会非常坚定地狡辩为‘很快就正确’，或‘几乎是正确的’，或在既有的信息和选择下犯了‘正确的错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