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威权主义称作右翼威权主义?埃特米耶解释道:“我不知道左翼是否有威权主义者……但我和其他人在右翼那里毫不费力地发现了他。并且当我在这本书中用威权主义者这个术语时,指的是通往法西斯主义之路的右翼威权主义者。”[2]
伯克力的研究者在F量表中设定了九个方面的特征。埃特米耶认为在这九个特征之间,有的特征明显与威权主义的关系不大,是勉强粘合在一起的。他把F量表中的九个特征删减为三个特征,具体来说保留了前三个特征,同时给予了明确的界定。他认为,所谓右翼威权主义指三种态度子集的共变。共变指三个子集都是必需的,缺一不可。这三个子集是:“第一,威权主义的服从,对所生活的社会所感知到的已经确立的、合法权威的高度服从。第二,威权主义的攻击,对被感知到的权威许可的各种人的总体的攻击。第三,因袭主义,被感知到的社会和它的已经确立的权威所支持的社会习惯的高度坚持。”[3]
那么,这种解释与伯克力的研究者的概念有什么区别呢?埃特米耶认为右翼威权主义对概念的解释更加明确,而且解释时也有着显著的不同。譬如,有关攻击的解释,伯克力认为攻击违反因袭的人,其实威权主义者可以对任何人发起攻击,只是某个领域可能稍微集中一点。有关因袭,伯克力的研究者定位于中产阶级,而右翼威权主义则定位于个人。再者,右翼威权主义中去除了一些伯克力的定义中尽管有但在论证中丢失的对象,譬如僵化(rigidity)。最后,伯克力的理论依据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而右翼威权主义所依据的是社会学习理论。[4]
之后,埃特米耶对其中的一些概念作了具体的解释。何谓“服从”,如何来确定一个人服从于权威?他认为主要“指总体接受它的观点和行为,一种总体上不需要进一步的诱因就愿意服从它的命令”。他说:“右翼威权主义者相信权威应该在相对很大程度上被信任,并且他们赢得服从和尊重。他们相信这些是教给孩子们最重要的品德,如果孩子们偏离了这些准则,父母有责任把他们引回正轨。威权主义严格限制人们批评权威的权利。他们倾向于相信官员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批评者不懂得他们探讨的是什么。”“已经确立的、合法的权威”是指“在我们社会中通常认为拥有总体的合法的或道德的权威凌驾于他人行为之上的人们”。譬如父母、宗教官员、某些行政官员(警察、法官、立法者,政府的首脑)、军队中的上级。其他如公共汽车司机、救生员、雇主、心理实验者在非常有限的特定条件下也是合法的权威。威权主义的服从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盲目的。但是“右翼威权主义比非威权主义更有可能服从于已经确立的权威,无论喜欢与否”。也就是说右翼政府与威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一致,能够服从政府的命令。那么非右翼政府呢?当与威权主义者的观念出现分歧,会不会服从呢?按照《威权主义人格》一书的解释,肯定不会服从。但埃特米耶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右翼威权主义者喜欢服从于右翼权威,但也尊重和服从中间政府,甚至已经确立的左翼政府,至少比非威权主义更加服从于他们不喜欢的政府。[5]而且,即使权威做了违法的事件,“他们容忍和甚至赞成政府的滥用权力,他们相对地愿意把反对这种滥用的宪法保护弃之一边”[6],他们仍然相信权威。以尼克松政府为例,当“水门事件”发生之后,仍然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他。
威权主义中的攻击“指导致他人伤害的一种行为倾向。这种伤害可能是身体的伤害,心理的痛苦,金钱的损失,社会的隔离或其他人们通常愿意逃避的否定状态”。如果攻击与已经确立权威所赞成的信念一致,或有助于保持已经确立权威的信念,这时的攻击是威权主义的。有威权主义攻击的行为倾向并不意味着一有机会就会出现攻击的行为。害怕报复,或者社会禁忌都可能阻止他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感到威权主义许可是重要的,它可以说是对攻击冲动的解禁。他们倾向于通过惩罚控制他人的行为。威权主义攻击的目标可能是任何人,但异端的人(譬如包括“社会偏离者”,如同性恋)和习惯性地作为被攻击目标的人(譬如一些少数族裔)比其他人更容易受攻击。他们主张对做坏事者判决更长的刑期。威权主义者对攻击对象的标准是双重的,威权主义者可以赞成对“不受尊重”对象的攻击,而当攻击的对象是权威人物时,则相对宽容。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正向RWA量表相关度就会下降甚至可能变成负向。[7]因为对上与对下的标准是双重的,因此右翼威权主义可能与种族和民族的偏见相关,但并不意味着任何偏见都与右翼威权主义相关,更不用说像伯克力所设想的那样,它是由偏见所致。[8]换言之,对于居于优势的民族,右翼威权主义者甚至极度赞美、夸大对方的优点,而对于弱势的民族或个体则具有严重的偏见。
因袭主义是对社会习惯的坚持,“指对我们社会中传统社会规范的一种强烈的接受和奉献(commitment)”。埃特米耶发现,右翼威权主义(RWA)量表中得高分者趋向于坚持传统宗教的教义。在西方新教、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右翼威权主义通过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法律,成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坚持儿时所接受的宗教,反对婚前性行为,认定裸体是邪恶的,赞成传统的家庭结构,以国旗、国歌、国家的领导人为荣。[9]
埃特米耶对自己理论的论证主要来自于实验数据。实验对象是加拿大的大学生。1973年8月,埃特米耶组织了位于他所在的曼尼托巴大学为期24天至30天不等的心理学入门会议,到会的学生接近1900名,有1100名学生参加了实验,最终符合实验要求的有956名。采用的量表共七种,分别是以前学者设计的F量表、教条主义量表、保守主义量表、李和沃尔的平衡F量表、威权主义—反叛量表以及埃特米耶经过对F量表进行改进的平衡F量表(Fbal量表)和他自己设计的RWA量表,在比较中以检验RWA量表的效果,然后作出不断的修正。RWA量表的条目共24个,后来发展到30个。量表中既有得正分的条目,也有得负分的条目。之后,他又采用同样方法作过多年和多次的实验,实验对象既有曼尼托巴大学心理学入门的学生,也有学生的父母,还包括一些政治人物,譬如加拿大、美国两国的议员。实验结果表明,右翼威权主义者无处不在,但在一些领域比较集中,譬如政治家中的右翼,宗教中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教徒(Fundamentalist Protestants),也能够在信奉天主教的“狂热分子”(true believer)中被发现。右翼威权主义者在受教育者中稍微有一点集中。就年龄来说,父母比他们上大学的孩子更加倾向威权主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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