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情景和期望趋向

对总统性格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环境，巴伯称之为权力情景。“总统性格与总统面临的政治情景会产生共鸣。情景要适应总统，总统也要适应情景。他从公众和利益集团那里得到的支持、国会中的党派分布、最高法院的压力等构成了他必须对付的基本权力情景。”^[12]

总统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环境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民构成了最大的权力情景，是人民把总统选举上去的，同样，人民也可以使他连任失败。因此，总统除了要应对华盛顿的权力关系之外，还要对付人民的期望趋向。

巴伯认为，人民的期望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期望总统给予安全保证。现代美国生活充满了畏惧、紧张、忧虑和担心，他们希望总统消除人们的忧虑，照顾好他的人民。二是进步感和行动感。总统应该带领人民向社会进步的方向前进，为此总统必须拼命工作。“人民期望总统是总管、是行动者、是年轮、是进步的倡导者——即使这意味着失去宁静。”三是期望总统职位要正统。人们期望总统办事稳妥，而且是正义的捍卫者、理想的实践者。“总统职位的尊严要由一个自认为是信仰的捍卫者的人来保卫，这不仅是保卫身份和财富。人们期望总统能以一种鼓舞人心的方式体现他们的美好愿望，用他的行动和自身（而不是言辞）来表达道德理想主义，在许多公众的心目中，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是政治的对立物。”^[13]

期望趋向是会改变的，战争、经济萧条以及其他全国性的大事件都能引起民众期望趋向的改变。对于一个特定时期的总统来说，民众的期望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与这种趋向紧密相连的事务是总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伯认为，总统的行为同时受到性格、权力情景、期望趋向的影响。权力情景和期望趋向作为外部环境刺激总统作出应对的反应。性格作为总统的心理因素，决定了总统会把他的注意力投在哪些问题上，也影响着总统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原则来解决他实际所面对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总统把自己的兴趣倾注在某一件事情上时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总统每一次的行为决策——做什么、如何做，都要受两方面经历的影响：一个方面是外部的经历，此时的总统是一个理性的、善于计算的人；另一个方面是内部的经历，这个时候的总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总统的行为永远是与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当我们综合地考察后，我们能够对总统的行为有一个基本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