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西方近代的人文共生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17至19世纪，西方进入了300年的近代社会发展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激发了人们在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极大创造力，取得了巨大人文主义成果，推动了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的蓬勃。近代的欧洲各国民族语言更加成熟，尽管民族战乱不断，但欧洲作为整体的发展趋势已无法避免，各国之间的社会与文化发展更加互为依赖，这样一段大的历史语境使得近代欧洲各国在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互相借鉴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更加活跃，各国间人文作品互译不断，对拉丁语的古典作品及《圣经》的翻译也在延续。毫无疑问，欧洲近代人文生态的共生与繁荣是建立在翻译生态场的良性共生基础之上的。

在17世纪的英国，翻译的首要成果是英国詹姆士一世（JamesⅠ）时期由47名学者修订而成的《钦定本圣经》（1611），它在英语翻译史上有里程碑意义，它同路德版《圣经》一样，对促进现代英语的成熟与发展有历史性功绩。这一时期的英国古典主义文学盛行，翻译方面产生了不少译作，有谢尔登的《堂吉诃德》，厄克特、莫特克斯的《巨人传》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他是英国古典主义流派创始人，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1668年被封），17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译有维吉尔的史诗《伊里特》、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乔叟等人的《古今寓言集》，以及贺拉斯、荷马、塔西陀等许多作品，被誉为“语言大师”；他对翻译理论也颇有建树，他提出的翻译三分法（逐字译、意译、拟作）原则相比传统翻译的二分法（直译、意译），是一个重要突破。

18世纪的英国，古典主义之风依然盛行，主要成就者当属蒲柏。蒲柏是英国启蒙运动时期杰出的古典主义诗人，译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715—1720，共六卷）和《奥德赛》（1726，共五卷）等，一度被奉为荷马史诗的标准译本，但翻译方法仍遵循德莱顿的观点。全面、科学而系统地论述翻译问题的是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bell，1719—1796），他译有两卷册《四福音的翻译与评注》，第一卷是译本导论，第二卷是《圣经》译本。在长达五百页的“导论”中，坎贝尔提出《圣经》的翻译为文学与宗教不同目的服务，并以此提出了翻译“三原则”。后来的泰特勒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几乎原搬了坎贝尔的“三原则”，两人还因此有过争议；但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中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的翻译理论，对后期翻译以至整个西方翻译史都有重要意义。

19世纪属于欧洲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在翻译中提出了衡量译作风格和准确性的新标准。“原文，整个原文，唯有原文”是当时普遍采纳的翻译原则。这个阶段的翻译家主要有卡莱尔、菲茨杰拉德和加尼特等人。菲茨杰拉德1859年从波斯语译出的《鲁拜集》可谓英国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为英语创立了“五音步”的四行诗体，也为这部12世纪的波斯作品成为“世界文学名著”立下了汗马功劳。19世纪的下半叶，就荷马史诗的翻译问题引发了一场著名的论战，产生于伦敦大学拉丁语教授弗朗西斯·纽曼与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之间，并因此促生了两人各自翻译观点的形成——纽曼提出了“翻译三条”，阿诺德提出了“翻译六条”。

17世纪的法国和英国一样，国力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翻译已成为当时大部分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在文学上出现了古典主义浪潮，席卷了文学创造与翻译领域，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如“三一律”即在此间确立。这一时期的翻译追求语言华丽、风格高雅，如阿布朗古尔、于埃、阿伯兰库、佩兰等。在古典作品翻译以及翻译方法上产生了崇古派与厚今派之间的争论，即所谓的“古今之争”，导致了厚今薄古、任意发挥之风盛行，给平易朴素的古典主义作品披上了高雅华丽的衣装；因而这一时期的翻译被认为“漂亮而不忠实”，这标志着古典主义的没落与启蒙文学的开始。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发展蓬勃，这时主要译介英语作品，以莎士比亚作品最为突出，翻译的不准确之风依然盛行，但也有强调忠实原文的翻译家，如伏尔泰、达西埃夫人等。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当属巴托（Charles Batteux，1713—1780）贡献最大，他从语言本身的特点出发，提出了六条处理语言问题的翻译规则。

19世纪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也影响到法国，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政治、哲学、美学等作品被大量译入法语世界，以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等人的作品最受欢迎。这一时期的翻译风格已回归原文，华丽的自由译风已经消失。

17至19世纪的德国，语言与翻译大师很多，有著名的赫尔德、歌德、施莱尔马赫、洪堡、荷尔德林等语言大师，有瓦斯、维兰德、席勒等翻译家。他们除翻译古典作品外，也大量引进英、法、西班牙等国的文学著作，成为欧洲翻译理论研究的活跃中心。其中，歌德、施莱尔马赫和洪堡都明确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对后世影响重大。

由于地域的原因，俄国不能及时跟进欧洲的各种文化潮流和文学翻译成果，经济文化长期落后闭塞。直到18世纪初进入彼得大帝时代，国家开始强盛统一，才重视吸纳西欧文明，加强与西欧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翻译作品自然大量增加，这一时期成为俄国翻译史上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得到皇室支持，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性，文学家热衷于翻译事业，翻译家们把翻译当成一件创造性工作，认为“译者和作者只是在名目上相异而已”^[11]，翻译理论开始受到重视。

19世纪俄国的翻译家首推普希金，他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也是翻译家，主要译有17和18世纪法国诗人的讽刺诗篇，古希腊、古罗马、意大利、波兰等国诗人的作品，还译有《可兰经》和《圣经》片段，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见解。这一时期有大批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谈论翻译问题，除普希金外，还有茹科夫斯基、费特、别林斯基等，大大丰富、促进了俄国翻译理论的成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