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忠实”翻译观的质疑与反扑

20与21世纪之交以来，我国译界对传统“忠实”翻译观的大讨论十分火热，讨论的结果是“译者主体”“译者中心”成为十分走俏的翻译议题。这其实算不上什么新思潮，因为对“忠实”的质疑自古至今始终伴随着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最早界分了直译与意译，他把译者分为“解释员”和“演说家”，认为译者应是演说家，应用符合母语语言习惯的语句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打动读者。他认为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翻译应保留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他的“翻译是文学创作”观点为翻译的文艺创作观的确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此后便形成了“直译”（解释员）和“意译”（演说家）的分道扬镳，即语言学和文艺学这两种探讨翻译的基本方法和思路。受此影响，罗马帝国诗人贺拉斯也主张“活译”，认为“忠实原著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4]。罗马演说家、修辞家昆体良的思想则更加激进，他主张罗马人的一切翻译、写作都必须与希腊人比高低，要“与原作搏斗、竞争”，这也是我国译界的“优势竞赛论”的理论依据。而主持翻译《通俗拉丁文本圣经》（Editio Vulgate）的罗马神学家圣·哲罗姆则首次从文本类型的角度探索翻译方法，认为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前者应主要采用意译，而对“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的《圣经》则应选择直译，因为对原文句法结构的半点改动都会损害其“深刻含义”^[5]。此后，分类研究翻译的思路被德莱顿、施莱尔马赫、雅各布森、斯坦纳、纽马克等翻译理论家所借鉴。

到中世纪末，随着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触碰与交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语言间的共性与个性的存在，直译与意译之争更加明显。以德国为例，主张模仿古拉丁语的“高雅”风格的直译派与主张使用大众通俗语言进行翻译、发展民族语言风格的意译派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当时的德国学者维尔认为准确模仿拉丁语能得出最“优美”的德语风格，主张将“粗俗”的德语置入“高雅”的拉丁语规则之下，用“优美”的拉丁语修辞风格影响德语的发展。这符合当时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的教会、大学、作家等上层社会群体的口味，因此，逐字对译仍然主导着当时的翻译。然而，在此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在德国得到长足发展，意译派开始抬头，德国学者通过研究三种“神圣”的语言——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认为德语与拉丁语并无渊源，德语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个性。这样，高涨的民族情感和对发展民族语言的急迫性要求催生了由路德采用民众语言译出的第一本“民众的《圣经》”，这本通俗德语版《圣经》为现代德语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现代德语奠定于文艺复兴时期德国人的民族情感和人文思想的诉求。路德用“人民的语言”翻译出供人民阅读的《圣经》，他倡导译者不去做单词的“奴隶”，而用地道的德语把外国语变成译者的本族语言，而不是把德语拉丁语化，这种归化式的人文主义翻译观影响了此后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版《圣经》的翻译。以英译版为例，宗教经典翻译家廷代尔认为，不光学者，平民也有权关心“自身灵魂寄托”的问题，他为了让“扶犁的庄稼汉”也能读懂《圣经》，尽量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的语言表述习惯进行翻译，同时也欢迎“语言理解透彻的人”指出其译本中的错误。廷代尔融合了大众的通俗性与学者的准确性需求，形成了独创的《圣经》英译风格。

至此，除了对宗教与哲学著作依然遵循直译外，其他作品皆采用意译，意译从此插上了自由的翅膀。尤其到了启蒙时期的17世纪，“漂亮，但不忠实”的翻译成为欧洲人的时尚。法国自由派翻译代表阿伯兰库就劝诫译者“丝毫也不要怕把原著带上母语的色彩”；为了取悦读者，天主教教士佩兰（Perrin）不惜给原本朴素的古典作品披上“法国骑士”的外衣，配上“华丽的羽毛和金银箔”。法国翻译评论家梅纳日（Menage）批评“胆大包天的阿伯兰库”的译本为“漂亮而不忠实的翻译”，但赞成者却认为他的法语风格比被极力效仿的拉丁语风格“更为优美”。由此，“忠实”和“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的矛盾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