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忠实译论之理性解读

“忠实”不仅是传统翻译理论的最高标准，而且这种“不可更改”的严厉氛围使“忠实”变成一种道学化的教条而禁锢着译者的翻译思考与实践。毫无疑问，无数的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结论都出自对“忠实”的忠贞不二。例如，源自《圣经》翻译的古典神学阐释学与古代语言学就对翻译理论的沿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长期囿于对词、句或语法现象等语言层面的研究，致使翻译理论长期停留在“语言对等”的纯语言技巧使用的研究领域。如斐洛、奥古斯丁、波伊提乌、荷尔德林、本雅明、梁实秋的逐字对译，巴托、罗斯康门主张的“不改、不增、不减”的三不原则，坎贝尔和泰特勒先后提出的翻译三原则，本雅明的“透明”理论，奈达的“等效反应”论等，实质上都属于“形式对等”的传统翻译思想。

然而，翻译是复杂的思想传输活动，译者在竭力忠实于原文的同时，也产生诸多困惑，当翻译仅限于以准确为目的时，忠实便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逐字对译就成了最简单的选词造句的策略；而考虑到读者的欣赏需求及阅读效果时，译文的文学性或艺术性就成为翻译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当无法忍受逐字对译带来的生涩费解的译文时，人们开始思考“忠实”的复杂性与相对性。

鉴于语言作为艺术表达的无限开放的潜在性，不同的译者对原作的阐释会有无限的视域，任何译者对文本的阐释都不会是终结的圭臬，而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一段理解过程，是“一段特殊的历史逗留”。伽达默尔在其1960年发表的《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把“理解”看成是人类的主体性精神活动，认为语言是人的存在形式，理解借助语言认识存在进而也认识人类自身。“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51]，这是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中标志性的思辨。他对“理解”的理解既不属于传统神学阐释学中对释经过程中要求译者克服自身局限、摆脱主观意愿、避免误解、绝对忠实地把握原义的技术性层面，也不属于近代哲学阐释学中施莱尔马赫及狄尔泰所主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而属于承续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而形成的哲学本体论层面。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此书的目的不在探讨“理解”现象本身，而在“理解”现象背后的东西，即“理解现象的本体论问题”^[52]。可以看出，伽达默尔旨在揭示人类精神活动中“理解”现象的普遍性本质特征。“理解”，本是一种传统的“避免误解的艺术”，一项解经释义的技艺，在现代阐释学这里转变成了阐释人类自身存在的哲学本体论。伽达默尔对人的“理解”活动的主体性定位助长了“译者主体”的再创造翻译观的盛行，但其理论中也有客观的一面，即人的历史性和语言性决定了人们理解的相对性与历史性。

受海德格尔的“存在即语言”思想的启发，伽达默尔认为语言与人具有同一性，人的各项活动都必然打上语言的烙印，语言就是人的生存本质和世界观。在他看来，理解本身就是存在活动，各种现实存在的历史流传物，诸如语言文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就是人的历史性存在，且都是语言形式的存在；因而得出，理解人类的历史传统就是理解语言，语言就是人类存在的家园，存在的根本特性就是语言性。这样，理解的历史性和语言性构成了伽达默尔阐释学中关于理解的核心思想。他给语言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一切都是语言在言说，语言即存在，人们通过理解语言而理解存在，并因此理解自身的存在。然而，但凡理解，皆有偏见，因为理解从来不是“由一张白纸开始的”。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的非共时性必然造成理解的障碍，人是历史地存在，受其自身时代中的传统文化熏陶后会形成某种成见，这种成见使我们无法对不同于我们自身的背景的理解对象进行客观解释，因此，理解不是一个复制过程，而是带有“偏见”的领会。在此，伽达默尔揭示了理解过程中“偏见”的合理的一面，它不再与理性形成绝对的对立，而是理性的一部分内涵。这样，当理解者自身的成见遭遇文本中的传统与文化时会与文本自身的历史文化境遇或视域相触，二者交互作用后会达到“视域融合”。这种融合是包含了各自差异与同质元素的新的视域，是超越了各自原来视域中最初的问题与成见，使人们有了新的经验和新的领会的可能性，从而实现理解的“效果历史”。在这里，伽达默尔对理解的历史性所造成的片面性给予了充分认识，对译者作为理解主体的主观性及有限性的客观存在给予了充分认识。

译者作为理解主体，他的前理解或前见，即前在的经验和能力会阻隔其对文本的客观理解；但由于文本作者和阐释者都是人，具有共通性和差异性，共通性成为彼此理解的可能，差异性又使文本生成了新的意义，而新的意义又进入新的理解循环当中，形成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人类的理解活动会永不完结地循环，人类的理解就是连续不断的“效果历史”，正所谓“经验的本性不在于它的重复，而在于它能不断成为新的经验”^[53]。拿莎翁的经典著作《哈姆雷特》的汉译本来说，从文言文、白话文、散文到诗体，随着时代的行进而不断地变奏。这些译本生成于中国不同的历史环境下，皆以各自的阐释视角，以各自时代的读者为阅读对象，采取适合各自时代语言规范和普遍接受的形式而译出的阶段性版本。同样一部《哈姆雷特》在他们眼里产生了异样的阐释目的、视角和志趣，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起到了推动莎剧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作用，形成了连续不断的“效果历史”。这充分说明了翻译的历史性与无限开放性的本质与特点。翻译更类似于历史，我们要从历史的视角理解自然变化，而非从自然变化的视角理解历史。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正在成熟的东西，那就从历史变化的视角去理解它。所有的译作皆生成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因而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由于有了翻译，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才得以世代相传，不同语言所负载的观念与文化才互为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