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学家邢福义先生的语言研究

语法学家邢福义先生的语言研究_汉语研究与教学探索

邢福义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 也是世界上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之一。 邢福义先生1935年出生于海南省， 1956年华中师范大学专科学历毕业留校任教现代汉语。 由于生长在那个特殊的岁月， 邢福义先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 所有的求学时间加起来仅仅10年。 毕业后一步一步地由助教、副教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步一步地由一个无名之卒自我成长发展成为我国甚至世界上有影响的语言学家。 沿着邢福义先生的学问之路， 探寻邢福义先生的治学之旅的奥秘， 我们发现， “猪向前拱” 似的研究语言正是邢福义先生语言研究成功的秘诀。 邢福义先生曾经在 《海南日报》 上发表过他的散文 《根在黄流》， 文中引用老人们常说： “猪向前拱， 鸡向后扒” 的说法， 意思是说人总要活，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 邢福义先生说， 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影响了他的大半生。 （完整版请看后文萧国政教授著 《邢福义先生爱说的三句话》 ）

一、 语言学本体研究是邢福义先生占领的制高点

邢福义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汉语语法， 这也是人们常说的语言学本体研究。 当然， 除了本体研究外， 邢福义先生还研究逻辑、 修辞、 方言、文化语言学及其他跟语言学相关的问题。 综合邢福义先生的语法研究， 我们可以概括为五个着力点： 其一， 着力于隐蔽规律的发现； 其二， 着力于结合逻辑研究语法事实； 其三， 着力于学术 “据点” 的建立； 其四， 着力于理论问题的思考； 其五， 着力于研究路子和研究方法的探索。

沿着邢福义先生的研究历程， 我们发现有三个阶段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一阶段， 积累期 （1956—1978）。 “文革” 前， 邢福义先生在 《中国语文》 上发表文章7篇； 文革开始后， 刊物停刊， 但是邢福义先生并没有放弃对问题的钻研。 文化大革命期间， 当很多人在文攻武斗时， 邢福义先生关在蚊帐里研究问题。 这一时期， 邢福义先生主要是培养研究习惯， 积累研究经验， 铸造敏锐视力。 此间的代表作是发表在1962年第5期 《中国语文》 上的 《关于副词修饰名词》。 文章刚一发表， 方光焘先生就撰文章强调“研究语法应该注意一般现象、 特殊现象和个别现象的相互关系”， 指出：“副词能否修饰名词的问题， 张静认为副词能够修饰名词， 他是想推翻已有的规律。 而邢福义先生则是以特殊现象作补充， 指出了副词修饰名词的条件， 这是很好的。 副词修饰名词必须具有一些条件。 我基本上同意邢福义的意见……” （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 269页， 商务印书馆1997年）

第二阶段求索期 （1979——1989）。 这一时期， 邢福义先生既有专著出版， 又在 《中国语文》 上不断发表文章。 邢福义先生的主要阵地是以 “复句” 为据点开展对汉语语法问题的研究， 重视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语法研究领域， 重视语法事实的深入挖掘， 重视隐蔽规律的揭示和刻画。 最主要的代表作当是 《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 （ 《中国语文》 1979.1） 和 《词类辨难》。 《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 是邢福义先生一系列复句研究论文的第一篇。吕叔湘先生于当年9月28日给邢福义先生的信中写道： “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 你很用功， 写文章条理清楚， 也常常很有见地， 如今年发表的 ‘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 就很好。” （《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文集》 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 《词类辩难》 一书， 不仅阐明判别的语法依据， 而且从论证的角度总结出了直接判定、 排他和类比三种方法， 开始了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语法研究领域的尝试。 逻辑学家李先焜写道： “我特别推崇邢福义同志的语言研究工作。 在吕叔湘先生为其 《语法问题探讨集》 所写的 ‘序’ 中有这么一句话： ‘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有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 并且巧作安排， 写成文章， 令人信服。’ 我认为吕叔湘先生这句话真是 ‘一语破的’。 邢福义同志能够做到这一点， 跟他善于运用逻辑方法去分析语言现象分不开的 （当然， 并不局限这一点）。 邢福义同志是专门研究过逻辑学并写过逻辑学专著的， 因此在他对语言现象的分析过程中有意或无形中就使用了逻辑方法。 ……可以说， 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进行逻辑语言学的探索。” （ 《论语言学与逻辑学的结合》， 《湖北大学学报》1994.5）

第三段造型期 （1990至今）。 邢福义先生强调 “研究根植于泥土， 理论生发于事实”。 一方面， 致力于事实的发掘， 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方言， 还有意识地把视线移向近代古代汉语； 另一方面， 着力于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的探索， 总结出了 “两个三角” 和 “小句中枢” 等著名论点。 脚踏实地的考察与理论方法的思索， 形成了良性循环， 展示了具有“上向型” 特色的研究造型， 显示了有个性的研究风貌。 最主要的代表性论文当为 《从基本流向纵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四十年》 （《中国语文》 1992.6）和 《小句中枢》 （1995.6）； 最主要的代表性专著当为 《汉语语法学》 （东北师范大学1997.1）。 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 即使是研究一个具体事实的，也带有 “上向型” 研究线路的理论色彩。 比如 《 “最” 义级层的多个体涵量》 （ 《中国语文》 2000.1）， 结尾处写道： “汉语的词汇词义的分析研究，应该同语法语用的分析与研究结合起来。 ……孤立的词汇词义层面的分析，只有获得最基本的了解； 衔接上语法语用的分析， 才有可能获得深入而全面的认识。 这种接轨研究， 具有普遍意义， 并非 ‘最’ 字如此。”

语法学家邵敬敏指出： “九十年代以来， 汉语语法研究明显的特点是开始摆脱盛行几十年的结构主义语法的影响和束缚， ……在对大量汉语语法事实研究的基础上， 试图提出更加适应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思路， 其中胡明扬的 ‘语义语法’ 说、 徐通锵的 ‘字 （语素） 本位’ 说、 邢福义的 ‘两个三角’ 理论和 ‘小句中枢’ 说等都比较有影响。” （ 《八十到九十年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1998.4）

语法学家李芳杰指出： “近年来， 最引人注目的是朱德熙的词组本位体系和邢福义的小句中枢体系， 他们各自不但有系统的理论， 而且有代表作：《语法答问》、 《语法讲义》、 《小句中枢说》、 《汉语语法学》。” （ 《句型主体论》，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9.4）

语言学家许嘉璐副委员长论述道： “从50年代开始， 黎锦熙先生语法体系的核心理论 ‘句本位’ 也同时受到了批评。 同样地， 在经过了40年后， 这个问题也被重新认识。 （李临定先生说） ‘如果我们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 那么它总是以句子作为交际的基本单位进行交际的， 语言的组织规律， 即语言的语法， 应该以揭示句子的组织规律为目的。 ……离开句本位来研究词组只是语法的不完全的部分的任务。’ 而邢福义先生的新著 《汉语语法学》 的第一章就是 ‘小句’， 在该书的 《导言》 中作者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 ‘汉语语法系统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以小句为中枢。’ ‘本书的语法系统， 是小句中枢语法系统。’ 邢氏所说的小句， 包括了单句和复句中相当于或大体相当于单句的分句， 这和黎氏当年的 ‘句本位’ 的 ‘句’ 所指基本相同。 ……邢氏在说到分句时加上了 ‘相当于或大体相当于’ 的限定， 又比黎氏灵活而严谨。 黎锦熙的 ‘句本位’ 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 ‘短语中心’ 说所代替。 但是， 近年后者引起的怀疑越来越多。 从黎氏到邢氏，恰好盘旋着往上走了一个圆圈。” （许嘉璐 《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 68－69页，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二、 语法研究成果在汉语语法学史上树立起一座座丰碑

纵观邢福义先生的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 其基本的理论和主张， 可以归纳为如下5个方面17点。

（一） 研究论——关于研究思路与研究要求的论说。

1. “两个三角”。 第一个三角是 “表——里——值” 小三角， 主张表里互证， 语值辨察； 第二个三角为 “普——方——古” 大三角， 主张以方证普， 以古证今。 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现象， “小三角” 是内证， “大三角” 是外证。

2. “三个充分”。 所谓 “三个充分”， 指的是 “观察充分”、 “描写充分”、 “解释充分”。 两个 “三角” 是研究思路， 三个 “充分” 是研究要求，二者互为补证， 互为条件。 国外学者关于三个充分的提法， 可以引进汉语语法研究， 结合汉语实际， 对三者作配套性新解释。

3. “两个沟通”。 所谓 “两个沟通”， 一个是自然语言研究内部的沟通。语法研究， 同词汇研究、 语用研究、 逻辑研究、 文化学研究等应有接轨， 尽可能地搞一些跨界研究。 另一个是自然语言研究同计算机应用研究的沟通。本体语法的研究， 应考虑计算机的需求， 尽可能地把自然语言研究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研究结合起来。 孤立的、 单角度的、 纯本体的研究，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也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4. “事实发掘与特色形成”。 一方面， 强调 “研究根植于泥土， 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 即： 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 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 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 从发掘规律和理论的过程中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 强调追求独创性的研究特色， 认为中国语法学者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之日， 将是我国语法学能够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之时。

（二） 总体论——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总体性论说。

1. 小句中枢。 汉语语法系统， 以小句为中枢。 汉语语法重句法， 而不重词法， 对于汉语语法规则的构成和显示来说， 小句在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中居于中枢地位。 “小句中枢说” 的核心思想， 在于强调： 研究汉语语法， 必须以小句为中轴， 以句法机制为重点， 注重观察句法规则对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

2. 小句三律。 成活律、 包容律和联结律， 这是汉语小句的三条定律。了解小句三律， 可以加深对汉语语法系统中小句的中枢地位的认识。 小句三律的基本公式：

成活律：（1） 句子语气＋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小句成型

（2） 句子语气＋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意旨的有效表述＝小句生效

包容律：（1） 小句—句子特有因素＝短语

（2） 小句—句子特有因素—短语常备因素＝合成词

联结律：（1） 小句联结＋小句分句化＝复句

（2） 小句直接间接联结＋句子集群化＝复句

3. 动词核心和名词赋格。 汉语里， 各种复杂格式其实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或者变化出来的。 名词赋格现象， 包括单名占位赋格、 单名移位赋格、双名同位赋格、 双名移位赋格、 双名隔位赋格等等状况， 几乎涉及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系统。 研究清楚名词的语义特征， 是解释清楚名词赋格有关规律的必要条件。

4. 句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 趋简与兼容， 服从于语用原则。 二者互为条件： 结构形式的趋简， 导致结构语义的兼容； 语义兼容的可能性， 又提供了结构趋简的可能性。 这一特点表明汉语语法重于意而简于形， 在结构形式上常用减法， 在结构语义的容量上则常用加法。

（三） 词类研究——对汉语词类问题的主要论说。

1. 词类问题的研究， 需要有 “两手” 对策。 第一手， 揭示各个词类的基本特点和各个词儿的常规性质； 第二手， 给出词进入小句之后所形成的可以显示词性的种种格式。 前者是基础， 后者是必要的补充。 光有第一手不行， 讲少了不齐全， 讲多了繁琐细碎， 如果有后一手的补足， 就不怕前一手有什么疏漏。

2. 词性的判别， 除了依据语法特征， 还有必要采用 “直判”、 “排他”、“类比” 等论证方法。 语法特征情况多样， 并不规整， 而具体的词千千万万， 情况错综纷繁。 有的词语法特征比较明显， 可以直接指明其词性； 有的词情况相反， 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说明类属。 灵活使用证明方法， 可以提高词性判别的有效性。

（四） 句法研究——对汉语句法问题的主要论说。

1. 句式的组造， 有其逻辑基础。 从逻辑基础上考察句式， 解释句式，是对句式进行语义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 特别是， 尝试把逻辑方法改造成为语法分析方法， 对于解决句法语义的分析问题， 会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2. 汉语动宾关系之复杂， 在很大程度上跟宾语带入现象的复杂多样相联系。 所谓宾语带入现象， 指的是代体宾语代入常规宾语的位置现象。 代体宾语的形成， 需要满足四个特定的条件： 有三角联系； 提供新信息； 不产生误解； 有言语背景。

（五） 复句研究——对汉语复句问题的主要论说。

1. 复句分类， 从关系出发， 用标志控制。 按并列概念分类法， 把复句划分为因果类复句、 并列类复句和转折类复句， 建构汉语复句的三分系统，有利于理清各种复句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2. 复句关系标志既有静态作用， 又有动态作用。 从静态的角度看， 作用在于 “标明”； 从动态的角度看， 对于隐性的逻辑基础来说， 作用有显示、 转化、 选示和强化四种。 要深化对复句的认识， 必须重视考察关系标志的动态作用。

3. 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进行反制约。 复句格式直接反映主观视点，间接反映客观实际， 复句格式一旦形成， 便明确地限定它所标明的关系， 便成为一种反作用于语义关系的语法框架。

4. 复句句式的多样性， 既表现为句式蕴含的语义关系具有多样性， 又表现为句式构成的联结形式具有多样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反映 “双视点” 的标志复现现象丰富多彩； “但” 类转折词异常活跃。

5. 复句和单句既有对立又有纠结。 典型单句是单核句， 典型复句是核同质、 有核距、 无共同包核层的多核句。 纠结现象复杂多样， 归总起来不外乎四种： 一是多核而核异质； 二是多核而无核距； 三是多核而有共同包围层； 四是用了特定的关系词语。

三、 邢福义先生是学者， 更是教育家

邢福义先生是一个学者， 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家。 他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下面这些话语里。

（一） 让学生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

他用句号比喻结论， 用问号表示疑问， 认为不应该让学生站到已有的句号后边， 做句号的俘虏， 而应该引导学生站到问号的上面， 永远把问号作为起跑点， 不断向新的问号追逼挺进。 首先， 上课不搞满堂灌， 不用宣讲式；其次， 加强研究示范， 避免教师的研究工作和学生的研究工作互不沟通； 再次， 注意发现学生的长处， 善于诱发学生的长处。 在他看来， 只有让学生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 才能使他们的才智闪光。 他是这么主张的， 也是这么实践的。

（二） 亦师亦友， 志在高山。

邢福义先生同学生的关系，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他说： 教师要起指导的作用， 首先必须是 “师”； 另一方面， 教师和学生一起探讨科学问题， 而在科学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是可以教学相长的， 因此， 更重要的， 又应该是“友”。 就具体行动而言， 师生一起研究问题， 这是建立 “亦师亦友” 关系的好办法。 他曾经同三位硕士研究生合作， 写出了论文 《时间词 “刚刚”的多角度考察》， 又曾经同三位博士研究生合作， 写出了论文 《形容词AABB反义叠结》， 全都发表在最权威的刊物上。 师生合作， 显性成果是高质量的论文， 隐性成果则是人才造就的高质量。

对学生的要求， 是 “志在高山”。 他说： “对于自己培养研究生， 我套用人们常用的一个选择问句方式： ‘是站在他们后边指手画脚地指摘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旁边大声吆喝他们前进呢， 还是站在他们前头跟他们一起迈步向前呢？ 我的选择是： 站在他们前头， 跟他们一起， 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迈步向前。 迈步向前的目标， 是高山！’ ” 学界同行赞誉他 “很会带学生”， 但是学界同行也许想象不到， 他为学生成长耗费了多少心血！

（三） 重视两条 “教学链”， 强调三个 “着眼点”。

三十年来， 邢福义先生从培养硕士生到培养博士生都非常重视两条“教学链”。

第一条教学链是 “学习链”。 有三个组成部分： （1） 课程学习； （2）研究实践； （3） 学位论文。 课程学习， 包括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的学习。研究实践， 是紧密配合学位课程和重要非学位课程而安排的研究活动。 通过研究实践， 学生必须写出一篇万字文。 对于课程学习来说， 万字文是学习成果； 对于学位论文来说， 万字文是外围论文。 事实上， 大部分学生写了不只一篇。 学位论文， 是学生的研究能力、 进攻意识和治学作风的总反映； 学位论文的初稿， 要求在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完成。 从课程学习到完成学位论文， 构成一条由学生自我完成的学习链。 至于帮助学生设计和构建学习链，则是指导教师的责任。

第二条教学链是 “指导链”。 有三个组成部分： （1） 学习指导； （2）研究指导； （3） 合作研究。 学习指导， 包括学习链建构指导、 读书指导和自我提高指导。 首先， 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情况， 要帮助学生设计适合自己的学习链。 其次， 强调学生读书以精为贵， 要善于把厚书读薄， 把薄书读厚。再次， 善于自我提高对于充分发挥创造性具有关键意义， 既要善于师法别人， 更要善于师法自己， 最终达到 “自己救自己”。 研究指导， 指 “怎样做研究” 的指导。 在内容上， 研究工作的各个步骤都指导学生去摸索和领会。比如怎样检测语言事实， 发现问题， 培养敏锐目光； 怎样选择角度， 确定题目， 封闭论题； 怎样挖掘深入， 多角度验证， 小题大做； 怎样归纳规律， 描写事实， 上升理论； 怎样组织篇章， 提炼论点， 论证问题等。 合作研究， 指教师和学生合作搞研究， 这是更深入一层的研究指导。 主要方式有二： 一是让学生参加导师主持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 起骨干作用； 二是在研究生“研究实践” 阶段， 导师和学生一起研究一个问题， 合写一篇文章。

两条 “教学链” 可以把师生 “拧” 在一起， 使教学工作富于成效。

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中， 邢福义先生特别强调 “三个着眼点”。

第一个着眼点是进攻意识。 进攻意识就是 “登山” 意识， 就是发现、发明、 创新、 开拓的意识。 邢福义先生始终强调： 学习的目的是创造。 读别人的书， 是为了写自己的书； 学别人的东西， 是为了创造自己的东西。 任何权威著作都不可能穷尽真理， 都可以有所突破， 有所提高。 高层次的学习应该做到的， 从根本上说， 不是 “接受” 而是 “放射”， 不是读书破万卷， 而是最大限度发挥进攻性， 充分释放自己的创造能量。

第二个着眼点是研究能力。 研究能力就是 “登山” 能力， 就是发明、发现、 创新、 开拓的能力。 对于一个高层次的学生来说， 进攻意识是志向，研究能力是生命； 树立进攻意识是务虚， 培养研究能力是务实。 具体作法是： 一抓问题研究的各个环节， 从确定题目， 到发觉规律， 到论证问题， 每个环节都进行 “能力训练”。 二抓问题研究的引发延伸。 强调不能孤立地研究一个问题， 应该善于由甲问题引发出乙问题， 由乙问题延伸到丙问题丁问题， “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 三抓问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邢福义先生从理论方法的角度提出了 “两个三角” 和 “三个充分”， 以此作为问题研究的总思路和总要求， 作为检测研究生能力的总尺度。 沿着 “两个三角”的思路， 按照 “三个充分” 的要求， 研究生们必须在 “表里验证”、 “语值辨察”、 “以方证普”、 “以古证今” 等方面狠下功夫， 提高研究能力。

第三个着眼点是优良学风。 学风， 治学之风。 做好学问， 首先要有优良的学风。 就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而言， 特别需要树立的学风是 “务实”。 实践证明， 务实是创新的基础， 要创新， 必须务实。 如果说进攻意识是志向， 研究能力是生命， 那么优良学风便是灵魂。 对于年轻学者而言， 学风问题是必须始终敲着警钟的问题。

（四） 作为一个教师， 最大的希望是学生超过自己。

几十年来， 邢福义先生培养的学生遍布海内外。 有一年他过生日， 身边几个在工作上已经颇有建树的学生们去看望他。 有学生问： 您现在最大希望是什么？ 他回答： “作为一个学者， 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永远不断地自我超越； 作为一个教师， 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学生永远能够超过我自己；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多出现一些中国特色。 学术山峰无极顶。 古往今来， 谁都不可能把学术顶峰踩在自己的脚下。 我要求自己坚持不懈， 争取不断地改写爬山的记录； 更寄希望于学生， 希望你们超越我， 爬上更高的山。”

几十年来， 邢福义先生的得意弟子已经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 比如：

李宇明： 曾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 现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 多所学校兼职教授、 博导；

萧国政： 武汉大学信息中心主任、 教授、 博导；

徐杰： 获得美国博士学位，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现任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导；

屈哨兵： 广州市教育局局长， 广州大学教授；

石毓智：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蒋平： 在新加坡获博士学位，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汪国胜：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博导；

李向农： 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 教授、 博导；

储泽祥：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导；

吴振国：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 博导、 教授；

陈佑林：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导；

黄忠廉： 黑龙江大学俄语教授、 博导；

郑贵友：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博导；

段益民：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

范先纲：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张邱林：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云：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

刘街生： 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导；

另外， 还有郎大地、 丁力、 任海波、 丁雪欢、 吴继光、 朱斌、 曾常年、李晋霞……

此外， 还有韩国博士辛承姬、 越南研究生陈世祥等。

这仅仅是笔者前些年在武汉工作时所了解的情况， 不包括近年培养的硕士和博士， 也不包括邢福义先生指导的众多的访问学者。

四、 句号放大是个〇， 往前又是〇起点

邢福义先生几十年来著作等身， 但是每一次成就的取得， 他都把它看成一个句号， 认为这个句号放大了就是〇， 意味着一切再从头开始。 邢福义先生一路走来， 遇到了很多的句号， 但是最终邢福义先生将这些句号变成了〇， 并且以〇为起点， 继续奋斗。

邢福义先生的文章有的写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很正常。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 邢福义先生就在 《中国语文》 上发表多篇文章。 如果把这个看作一个阶段， 一个句号， 那么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邢福义先生又遭遇到了一个句号。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邢福义先生没有停止研究， 1965年7月下旬， 邢福义先生写了一篇短文 《关于独词句充当分句》， 约两千字， 寄给《中国语文》， 后来对方回信说要广泛地搜集一些材料， 分析一下它的性质、功能之类， 篇幅不妨适当扩大。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很多刊物都停刊了。《中国语文》 也不例外。 然而邢福义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停下来。 1973年8月， 邢福义先生跟学生到工厂搞 “开门办学”， 利用午休时间， 躲在厚厚的蚊帐里写成了 《试论复句中定名结构和非定名结构的组合》， 上万字。 1977年12月， 邢福义先生把文章重写了一遍， 成为 《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一万多字， 被作为复刊后的 《中国语文》 第一篇发表。 后来吕叔湘先生给予这篇文章高度评价。 可以说这是邢福义先生的又一个〇起点。

邢福义先生在语言研究的方法、 理论方面不停地推陈出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邢福义先生主要致力于词类研究， 著有专著 《词类辨难》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这是奠定邢福义先生学术地位的早期著作， 也是一部十分耐读的著作， 总结出具有汉语特色的归类方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邢福义先生致力于语法研究的一般方法， 于是提出了著名的 “两个三角” 的学说， 两个三角的学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语法进行观察与研究探讨的结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邢福义先生又提出了著名的 “小句中枢说”，“小句中枢说” 提出了关于语法本位的主张， 并在 《汉语语法学》 这部近40万字的专著中实践了这一主张。 小句中枢说认为小句处于汉语语法系统中的中枢地位。 同其他 “本位” 理论比较， 由于小句中枢说有篇章语言学的背景， 且明显受到了结合语用、 语义研究语法的当代学术思潮的影响， 因此具有较大优势。

本世纪初， 邢福义先生又提出 “句管控” 理论。 所谓 “句管控”， 指的是句法机制对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 汉语语法重句法。 汉语里， 小句的组词和表意， 语句的联结和相依， 规律的一般和特殊， 方言的语法差异，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都依存于特定的句法机制， 都或大或小、 或多或少、 或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特定的句法机制。 从总体上看， 汉语语法的基本面貌是为特定的句法机制所决定的。 换句话说， 句法机制管控着整个汉语语法面貌的大局。

如果说， “小句中枢说” 是就小句在汉语各级各类语法实体中占据中枢地位而言， 那么， “句管控” 便是指小句如何在中枢地位上对汉语语法规则的方方面面发挥其管束控制的作用。

在培养学生方面， 也是不断地推陈出新。

1981年， 邢福义先生开始招收现代汉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李宇明、 萧国政、 徐杰、 蒋平， 早已是赫赫有名的语言学家了； 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李向农、 丁力、 储泽祥； 第二届博士生吴继光 （已经病逝）、 郑贵友、 段益民等都早已是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

在培养学生科研方面， 邢福义先生善于指导学生写文章。 1987年9月，丁力、 汪国胜、 张邱林三位硕士生入学。 邢福义先生指导他们反复观察语言事实， 最后确定 《时间词 “刚刚” 的多角度考察》， 和三位研究生一起写，有分工有合作， 一万多字的论文发表在语言学届权威刊物 《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 这种培养研究生的办法得到大家的普遍赞赏。 复旦大学范晓教授把这篇文章列为博士生的学习文献。 1991年3月， 邢福义先生组织第一届博士生储泽祥、 丁力、 李向农找到了一个话题 《形容词的AABB的反义叠结》，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 终于完成该文， 并在 《中国语文》 1993年5期作为重点文章发表。

邢福义先生培养的学生送走一批， 又来了一批。 目前邢福义先生培养的学生遍布海内外， 声名远播。

这就是邢福义先生， 他不仅自己把学问做好了， 而且也能够把学生培养好， 建设好学术梯队的原因。 他总说： “句号放大是个〇， 往前又是〇起点。” 不停地鞭策自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成果。 （本文借鉴了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萧国政教授 《邢福义先生评传》 部分成果， 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邢福义等. 汉语句法机制验察 ［M］ . 三联书店.2004.

［2］ 萧国政编.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邢福义选集 ［M］ . 东北师大出版社，2001.

［3］ 汪国胜主编. 语言教育论 ［M］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 邢福义. 文品问题三关系 ［J］ . 语言文字应用，1996 （3） .

［5］ 邢福义. 亦师亦友志在高山［J］ .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1993（4） .

［6］ 让学生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 ［J］ . 高教与人才，1986 （3） .

（原载 《普通话与汉语应用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

附文： 邢福义教授口语表达的魅力

邢福义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 他的学术地位是国内外语言学同仁所公认的。 人们对邢先生的学术观点及其影响已经作了很多阐述和评论， 但是对他的语言表达风格却几乎没有什么人进行过认真的探索。 阅读过邢先生的著作或聆听过邢先生的授课、 讲座以及谈话的朋友， 都觉得邢先生除了语言学论文写得通俗易懂之外， 其口语表达也是很有特色的。 邢先生不仅是语言研究大师， 而且也是驾驭语言和使用语言的高手。

一、 语言幽默， 展现大师风采

邢先生无论是上课、 讲座还是谈话， 其语言往往非常幽默风趣。 幽默使人轻松愉快， 让人情不自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在笑声中， 邢福义先生与学生、 与朋友、 与听讲座人员在思想上产生共鸣， 于是彼此之间的一些无形之墙就融化了。 1995年4月上旬， 年过六旬的邢福义先生在海南大学开会，会后邢福义先生买了一挂小香蕉， 分给大家吃。 另一个语言学家詹伯慧先生剥开咬了一口， 颇感意外地说： “呵， 别看它其貌不扬， 还真很甜！” 邢先生马上说： “就像你一样， 别看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满腹经纶， 肚子里全是学问。” 这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云惟利博士夫妇在场， 年轻的云太太很认真地审视了伯慧好一会， 然后又很认真地对邢先生说： “其实詹教授很好看！” 随和的伯慧， 立即 “随” 口 “和” 之： “我哪有邢福义好看！” 大家哈哈大笑， 特别是被云太太认真地打抱不平的神情逗笑了， 而且笑得特别开心。 如果说朋友之间来点幽默， 活跃气氛， 挺有意思， 那么学术讲演时也来点幽默， 却可以使整个会议轻松灵动起来。 有一次， 邢先生给我们开了一个讲座， 在讲到 “口” 与 “嘴” 的区别时。 他说： 一般的英汉词典可能将“mouth” 翻译成 “口、 嘴”， 事实上， “口” 和 “嘴” 真的是一回事吗？ 我举一个例子， 就说明 “嘴” 和 “口” 是有区别的。 如： “昨天我打了他一个嘴巴”， 这句话成立。 可是如果说成 “昨天我打了他一个口巴” 就不能成立。 为什么？ “昨天我亲口跟他说过这件事” 可以说， 那么 “昨天我亲嘴跟他说过这件事”， 有这么说的吗？ 邢先生幽默的语言让听讲座的师生哈哈大笑， 既融洽了师生之间的气氛， 展现了一个大师的风采， 同时又在笑声中给我们思考和启迪： 语言问题到处都存在， 我们缺少的是发现问题的眼睛。

二、 巧用比喻， 寓诙谐于庄重

针对我们有些毕业研究生不想走做学问这条艰辛的道路， 而把注意力集中到走仕途或者走经商之路， 邢先生没有直接对这些学生的选择进行说教，而仅仅是讲他自己的故事。 他说： 从懂事的时候起， 我常常喜欢挤在祖父身边听老人们 “讲古”， 漫说人生。 家乡的老人们经常慨叹说： “猪向前拱，鸡向后扒”。 意思是说人总要活，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路。 这句话影响了我大半生， 使我悟出了许多道理。 首先， 要拱要扒。 拱和扒， 意味着奋斗求生存， 求发展。 其次， 猪只能拱， 鸡只能扒。 猪有猪的特点， 鸡有鸡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它们各有各的办法。 如果鸡往前拱， 猪往后扒， 鸡和猪都活不下去。 再者， 往前拱和往后扒没有优劣之分， 关键在于怎样发挥自身的优势。邢先生用生动形象的比喻， 教育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特长选择自己的职业或人生之路。 没有说教、 没有大话、 没有口号、 没有批评， 也没有议论学生们的选择。

针对学术界文人相轻的不良倾向， 先生使用比喻的方法说： 我们要做到“文人相亲”， 一个群体里， 人与人总会有差异，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关键是要识大体， 顾大局， 以事业为重， 相互谅解， 相互补足。 假如一个群体20人相互间团结协作优势互补， 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 “10＋10＝20”的加法关系，而是“10×10＝100” 的乘法关系； 反之， 要是相互间闹矛盾，搞摩擦， 力量就会相互抵消， 能量的发挥便成为减法关系、 除法关系。 正因为如此， 我们提倡 “做一群蚂蚁， 不做一袋子螃蟹”。 蚂蚁虽小， 善于群体奋战， 可以搬动大山； 螃蟹尽管威风凛凛， 可一袋子螃蟹倒在地上， 就会各爬各的。

关于人生职业的问题， 关于人际合作的问题， 这些都是一些庄重严肃的话题， 可是邢福义先生却用明白晓畅发人深思的比喻给了我们答案， 寓庄重于诙谐之中。

三、 随疑设问， 教会我们做文

邢先生看书、 看电视、 聊天、 谈话等都可能随时发现一些值得研究的语言问题， 这种能力也在影响着他的学生， 培养学生观察语言问题， 理解语言问题， 敏感地捕捉一些语言现象。 比如关于 “有” 和 “没” 的问题。 邢福义先生说： 前不久， 电视上播放解放初期拍摄的歌剧 《白毛女》， 喜儿在唱， 电视屏幕上印着这么两句歌词： “有钱人结亲讲穿戴， 我爹没钱不能买。” 过了几天 《光明日报》 发表一篇有关 《白毛女》 的评论， 提到的歌词却是 “我爹钱少不能买。” “没钱” 改成了 “钱少”。 为什么？ 其理由肯定是： 既然没钱， 怎么能买红头绳？ 既然能买红头绳， 怎么能说 “没钱”？ 因此， 说 “钱少” 才准确。 这样的形式逻辑推论， 把语言应用中复杂多变的现象简单化了。 我们认为， 语言不是数字。 用 “钱少”， 当然不错， 但人们在特定语境中说 “没钱”， 往往也就是 “钱少”、 “钱不够” 的意思。 邢先生敏感地感觉到 “没” 不等于 “零”， “没钱” 绝对不等于 “零”。 他说，我们平常说 “这孩子怎么不长头发？” 并不是说这孩子一根头发也不长， 几根黄毛总是有的。 《纪念刘和珍君》 一文中， 鲁迅说：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呜呼， 我说不出话来， 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这篇传统的语文教材， 我们读了几十年了， 并没有人觉得它前后矛盾。 邢福义先生后来由此写了一篇有理有据说服力很强的文章 《从语言不是数字说起》 在权威刊物上发表。

1999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 有的报刊举行征文活动， 把栏目定为： “我与祖国同龄征文”。 邢先生马上觉察出这句有问题，于是说： 我与祖国同龄， 这等于说， 只要是1949年出生的中国人， 都跟自己的国家同龄。 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在这个说法里， 把 “祖国” 跟 “共和国”、 “社会主义祖国” 等同起来了。 试问： 如果说1949年出生的人跟祖国同龄， 那么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祖父母， 岂不是比祖国的年龄还要大？ 邢先生在学术路上随时都能发现问题， 并深深地感染着他的一批又一批学生。

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让学生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 他认为要引导学生站到问号的上面， 永远把问号作为起点， 不断向新的问号追逼挺进。 首先上课不搞满堂灌， 不用宣讲式； 其次， 加强研究示范， 避免教师的研究工作同学生的研究工作互不沟通； 再次， 注意发现学生的长处， 善于诱发学生的长处。 在他看来， 只有让学生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 才能使他们的智慧闪光。 他是这么主张的， 也是这么实践的。 他和三位硕士研究生共同写作论文《时间词 “刚刚” 的多角度考察》， 又和三位博士研究生共同写作 《形容词的AABB反义叠结》 的论文， 分别发表在 《中国语文》 上， 这些文章后来成为其他博导指导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的范例。

四、 谦虚谨慎， 教会我们做人

邢先生经常反思自己走过的路， 写过的文章， 以此来教育警醒鞭策他的学生。 他常将自己青年时期所碰到的问题坦诚地告诉青年学友， 以此避免青年学友犯类似的毛病。 邢先生看到我们有些青年取得了一点成绩便流露出骄傲的情绪， 便常常教育我们说不要动不动就是 “创建一门新学科”； 不要动不动就是 “填补了学科的空白”； 不要动不动就是 “国内外著名”。 学者的道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艰难行进的道路； 路和脚印， 是一个学者成就高低的标志。 好学者， 特别是优秀的学者， 不仅路是新路， 而且脚印是实实在在的脚印， 是深深地陷入土地的、 长长地延伸在新路上的脚印。 只有用走过的路和留下的脚印来显示自己， 证明自己， 塑造自己， 才能得到大家的肯定承认，才能从学术界这面大镜子中看到自己， 找到自己。 吹牛皮说大话， 特别容易使人在自鸣得意中迷失自己， 那是任何严肃学者所忌讳的。 邢先生为人谦虚、 待人谦逊， 为文谨慎、 治学谨严。 正因为有这样的风范， 他所培养的一批学生诸如李宇明、 萧国政、 徐杰、 储泽祥、 李向农、 汪国胜、 吴振国等都是学术界为人为文有口皆碑的学者。

邢福义先生在《文品问题三关系》 （ 《语言文字应用》 1996.3） 中说：处理不好人己成果的关系， 可能会导致 “抄袭” 文品； 处理不好意见相左的关系，可能会导致“霸道” 文品；处理不好求信存疑的关系，可能会导致“僵化”文品。邢福义先生对自己也是在不断地反思， 这种文品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五、 语言经典， 言有尽意无穷

邢先生毕竟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也不是演讲家， 他主要专注于学术研究。 邢先生的语言经典， 言有尽意无穷。 他常说：

抬头是山， 路在脚下。 一个有作为的人， 眼睛要看着山， 心里要想着山。 但是上山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 一步一个脚印去踩开。 山顶不易攀登， 成功不靠侥幸。 为人第一， 为学第二； 文品第一， 文章第二。作为一个学者， 参考别人的意见， 要向读者交代清楚； 说理、 友善、 平等是对待学术上不同意见的基本要求。

在治学的道路上， 无止境地追求， 自强不息； 在个人利益上， 有限度地追求， 知足常乐。 人要立志。 人而无志， 虚度时光， 愧对人生。 立了志， 就要求成。 人字一撇一捺， 如果把立志比喻为一撇， 那么求成便可以比喻为一捺。 只有一撇是丰满粗壮的， 一捺同时也是丰满粗壮的 “人”， 才能丰满粗壮地站立起来， 突现起来。 不然， 就只是一个疲软的 “人”。

学术研究应该提倡涵容、 包容和宽容。 一个学者， 应该心胸宽阔， 能涵容不同的观点， 能包容不同的说法的长处， 对不同意见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多多考虑不同说法的合理性。

务实是创新的基础， 要创新， 必须务实。

进攻意识是志向， 研究能力是生命， 优良学风是灵魂。

邢先生这些经典语言， 蕴涵无穷无尽的人生哲理， 永远激励着他的学生、 学友、 朋友不停地追求学问， 追求真理。

邢先生毕生从事教育教学科研， 其论著语言、 授课语言、 讲座语言以及与朋友聊天的语言等都是非常精彩的， 有他自己特有的魅力。 邢先生是一位著名语言学家， 他本身的语言也是一座有待开掘的宝库。

（原载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07年第3期）

附文： 邢福义先生爱说的三句话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 萧国政

1935年农历五月三十日， 邢福义先生出生于海南岛乐东县黄流乡。 黄流在海南岛南端， 往东数十里海边有一石崖， 便是著名的 “天涯海角”。 邢先生的启蒙教育， 是坐在识字不多的爷爷腿上， 听念 《五虎平南》、 《罗通扫北》、 《薛仁贵征东》、 《三国演义》 等旧小说完成的。 从小学到大学， 整个在校读书时间仅十年。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岁月，1956年留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当了22年助教； “文革” 结束后的1978年， 从助教越级晋升副教授； 1983年， 晋升教授；1988年4月起， 任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长。 1990年， 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现代汉语专业博士生导师； 1993年起，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5年， 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1998年起， 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现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深港澳语言研究所学术顾问兼咨询。

1999年2月， 邢先生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我国第一个以母语汉语为教学和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系， 出任系主任。 国内外包括北京大学、 香港大学、 美国夏威夷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单位的许多语言学家来信祝贺。 副委员长许嘉璐在一封长信中说：“贵校成立语言学系， 喜不自胜， 逢人必道， 闻者无不抚掌”； “此乃中国语言学将兴之征”； “语言学系自当大有作为”。

邢福义先生主攻汉语语法学， 同时也研究逻辑、 修辞、 方言、 文化语言学及其他跟语言学有关的问题。 在治学上， 邢先生以三句话作为他的行为规范。

第一句： 抬头是山， 路在脚下

从80年代初开始， 每届新生入学， 不管是硕士生、 博士生还是语言学系的本科生， 他都首先讲这句话。 他写了 《抬头是山， 路在脚下》 一文，发表在 《中师生报》 第146期 （1992年5月17日） 上。 他解释道： 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眼睛要看着山， 心里要想着爬山。 但是， 上山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 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踩开。 山顶不易攀登， 成功不靠侥幸。 他心目中的山是多峰峦的， 对于某个具体的研究， 他的追踪从来就没有过止境。 一般来说， 复句研究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但是他在 《汉语复句研究》 自序中写道： “越研究， 问题越多， 越有更多的糊涂。 ……晏殊《玉楼春》 中有两句话， 我改换了其中的两个字， 说成：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学问无尽处！’ 这大概能表明自己现今的心绪。” 他还写道： “这本书，总算为自己的复句研究打了个句号， 但是， 句号只意味过去， 却不代表终结。 句号放大是个〇。 往前又是〇起点！” “抬头是山， 路在脚下”， 早些年成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训， 这两年又成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系训。

第二句： 猪往前拱， 鸡向后扒

《海南日报》 1996年6月3日发表过他的散文 《根在黄流》。 他写道：从懂事的时候起， 我就喜欢挤在祖父身边听老人们 “讲古”， 漫说人生。 家乡老人们经常慨叹着说： “猪往前拱， 鸡往后扒！” 意思是， 人总要活，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路。 这句话， 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影响了我的大半生。 从这句话， 我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 首先， 要拱要扒。 拱和扒， 意味着奋斗求生存， 求发展。 其次， 猪只能拱， 鸡只能扒。 猪有猪的特点， 鸡有鸡的特点， 这决定了它们各有各的办法。 如果鸡往前拱， 猪往后扒， 鸡和猪都活不下去。 再次， 往前拱和往后扒没有优劣之分， 关键在于怎么样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 哲人们强调 “扬长避短”， 立意也是如此。

他只读过十年书， 专科学历， 不在名校工作， 身边没有名师指引， 背后没有菩萨引渡， 每前进一步， 都比别人多几分艰难， 每前进一步都是依靠自己的摸索。 但是他很 “善师”。 一方面他善师于方家。 从50年代起， 《中国语文》 每发表一篇有分量的语法论文， 他都要反复 “悟道道”： 作者是怎么抓到这个题目的？ 作者是怎样展开这个题目的？ 在方法上有什么长处？ 在材料运用上有什么特点？ 由于经常如此坚持 “偷学”， 终于养成了无言中求教于众多高明学者的习惯， 众多高明的学者也就在 “函授” 中成了他的导师。另一方面， 善师于自己。 他有一个自己教自己的办法： 有的文章写成后搁起来， 过一段时间拿出来挑挑毛病改一改， 再过一段时间又拿出来挑挑毛病改一改。 有的文章的时间跨度， 竟有三十年。 如关于动词作状语的文章， 1956年12月写一稿，1958年10月写二稿，1990年11月才定稿为 《现代汉语的特殊格式 “V地V” 》 发表。 他说： 我这是自己牵着自己走路。 我属猪，我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 “往前拱！”

第三句： 年年岁岁， 春夏秋冬

《海南日报》 1998年11月22日发表过他的散文 《年年岁岁， 春夏秋冬》。

他写道： “春夏秋冬是个时间概念。 春夏秋冬意味着一年有四季， 四季有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有三百六十五天。 做什么事， 做一天两天， 做十天半个月， 这还是比较容易的。 要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 这就不容易。这就需要坚持不懈， 需要韧性和毅力。” 1994年3月中旬， 他应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 撰写一部 《汉语语法学》， 合同规定1996年6月交稿。 从此， 他给自己立了 “法”： 一年多时间里， 平均每天必须为这部书写一千字。 假若哪一天没写， 第二天一定得补还； 假若出差， 回来后得按天数补起来。 他说， 如果放弃了这个要求， 就等于自己为人做事的失败。

他写道： “春夏秋冬又是一个气候概念。 春夏秋冬意味着有春天也有夏天， 有秋天也有冬天， 有鲜花和温暖， 也有冰雪和严寒。 这就要求能够应变， 经得起各种考验。” 1997年2月5日， 牛年即将到来， 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春节， 师母忽然中风瘫痪。 师母住院期间， 他至少每天跑两次医院， 送饭， 送换洗衣服； 师母接回家之后， 他不仅要上街买药， 而且天天跑菜场买菜。 家中有个瘫痪病人， 家务压力和心理压力之大， 一般人难以想象。 他要求自己： 一定要挺住！ 一有空隙， 他立即坐到计算机旁， 写起东西来。 三年多时间过去了， 他的书照样一本一本地出， 他的文章照样一篇一篇地发表。他说， 困难能够压倒一个人， 也能够锻炼一个人的定性和承受力。

他写道： “春夏秋冬又是一个发展概念。 一个春夏秋冬之后又出现一个春夏秋冬， 周而复始， 万象更新， 循环往复， 不断上升。 人的生命历程也是有阶段性的， 在不同阶段的生命历程中要不断地有新的开始， 不断地站到新的起跑线上。” 他把四十多年走过的路， 总结为 “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偷学”， 从50年代起， 花了十多年的时光； 第二部曲是 “自悟”， 进入80年代之后， 把重点放到着力于提高自己的悟性上面， 着意培养观察问题的敏锐眼光； 第三部曲是 “有我”， 进入90年代以后， 把重点放到着力于在科学研究中找到自己上面， 追求提出带有个性的见解和主张。 这三部曲自然不是顿变的， 而是逐渐过渡的。 他深有体会地说： “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论语》 ） 这里头， 蕴含着很深很深的哲理。”

“抬头是山， 路在脚下”、 “猪往前拱， 鸡向后扒”、 “年年岁岁， 春夏秋冬” 这三句话， 其核心思想是 “自强不息” 四个字。 他强调： 人要立志。人而无志， 虚度时光， 愧对人字。 立了志， 就要求成。 人字一撇一捺， 如果把立志比喻为一撇， 那么求成便可以比喻为一捺。 只有一撇是丰满粗壮的，一捺同时也是丰满粗壮的， “人” 字才能丰满粗壮地站立起来， 突现出来。不然， 就只是一个疲软的 “人”。 《周易》 里所说的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是教给我们这样的道理。

（原载 《今日湖北》 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