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的理据性

语言符号的理据性_汉语内部形式研究

1.1 自从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 问世以来，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可以拿无数个事实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 可是人们却极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 语言符号除具有任意性外， 其背后还隐藏着深刻的理据性， 每一个词的产生都有其历史依据， 而不管你能否抓得住它。“一个符号失去原始的音义联系而变得不可论证， 绝不等于从来就不存在某种理据……至于目前很多符号仍难以论证， 只是研究者的认识还欠深入， 探索尚未达到那一步。” （姚小平. 西方语言学史 ［M］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某一事物的名称少则一个， 多则几十个， 那么它的名称为什么是这个， 而不是那个？ 为什么是这些， 而不是那些？ 其中一定存在事物的得名之由。

古代汉语训诂学的基本方法是 “因声求义” “以形求义”， 为什么能够通过形和音去求得义呢？ 就是由于音义之间和形义之间存在理据。 如果某一事物及其名称之间真的什么联系都没有， 是绝对任意的， 那么古代训诂学以及语源学就不可能产生， 人们对语言的起因、 发展也就永远处于茫然之中了。 正如世界上不存在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一样， 某一声音 （能指） 何以代表某一意义 （所指）， 某一意义何以选择某一声音作为代表， 必定有其缘由。 所以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联系， 而在于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应该到 “自然联系” 的外面去寻找究竟是什么力量和缘由把音义或名实匹配在一起──抓住了这个缘由， 就抓住了语言符号的理据。

启明、 长庚： 金星。 《诗·大雅·大东》： “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 朱熹 《传》： “启明、 长庚皆金星也。 以其先日而出， 故谓之启明； 以其后日而出， 故谓之长庚。”

拔河： 源于春秋时期。 《隋书·地理志》： 楚国发明了 “牵钩”， 在平时用它训练士兵， 在河上作战时用它钩住吴国的战船。 后来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 尤其是到了唐代， 由于皇帝的喜欢和亲自参加， 拔河比赛风行一时。 由于拔河比赛具有群众性和条件简单等优点， 所以流传至今。

小时： 我国在春秋时发明了 “日晷” 和 “铜壶滴漏” 计时工具， 把一昼夜分为十二个 “时辰”。古代用十二地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表示十二个时辰。 明代以来， 钟表传入我国， 实行了新的计时制度。 新计时一个钟点等于 “时辰” 的二分之一， 故称前者为 “小时”， 后者为 “大时”。 “小时” 即 “小时辰” 之意。

真菌： 微生物中只有真菌具有真正的细胞核和完整的细胞器。 真菌： 真核细胞型微生物。 与细菌、 病毒比较， 真菌有核膜， 是 “真核生物”； 细菌仅有原始核结构， 无核膜和核仁， 细胞器很少， 是 “原核生物”； 病毒则没有细胞结构， 属于 “原生微生物”。

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可以找到理据的例子。 例如：

我国北方人常把懒惰者比作猪， 曰 “懒得像头猪”。 这是因为北方猪多， 而且好吃懒动。 南方人则常把懒惰者比作蛇， 曰 “懒得像条蛇”。 这是因为南方潮湿， 蛇多， 而且经常蜷曲成团， 呈懒而不勤之状。

吉林省蛟河县乌林乡有个村子叫 “狐狸洞”， 何也？ 此地常有黄鼠狼出没偷袭老鸡， 因为狐狸能治服黄鼠狼， 所以把村名改为 “狐狸洞”， 这样黄鼠狼就被治住了。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叫 “蜂窝煤”， 而湖南人叫 “藕煤”， 这是由于湖南大量产藕。

汉语共同语称 “太阳落山”， 湖南汨罗一带方言称 “太阳落水”， 这是因为汨罗一带位于洞庭湖以东， 夕阳西下， 落入水中。 四川忠县一带方言称“太阳落土”， 这又是因为忠县一带山多山高， 而且山上尽土。

云南有一个少数民族把东边叫 “日出洞”， 西边叫 “日落洞”， 南边叫“水尾”， 北边叫 “水头”， 其理据在于这个少数民族住在群山围绕的地方，日出和日落， 看起来就像在洞穴里进行的， 而他们居住之处的水流是由北向南， 故而东西南北各有一种别具一格的名称。

为什么古人不用一般常见到的家畜——牛、 羊、 狗、 猪等的血来形容鲜红色， 而偏偏要用产于南方的并不那么常见的猩猩血来形容鲜红色呢？ 古人之所以创造 “猩红” 一词， 是因为古人用猩猩血为染料来染织物的缘故。

古代汉人席地而坐， 是 “席上人”。 古代欧洲人因气候寒冷潮湿， 故坐于椅上， 是 “椅上人”， 是 “垂足坐”。 所以汉语有 “主席” 一词， 英语则管“主席” 叫做 chairperson， 其内部形式是 “chair （椅子） ＋ person （人） ”。

在拉丁语中 “桌子” 叫做tabula， 本指 “木板”， 这是因为古代木板当桌子。 汤匙叫做Spoon， 本指 “木片”， 这是因为当地人用木片吃东西。 英语之所以把笔叫做pen， 是因为pen原先是羽毛， 当时以羽毛为书写工具。英语duck由古英语ducan （潜水） 发展而来， 揭示了鸭子这种禽类的生活习性。 Einsteinium是一种金属元素， 因为它是爱因斯坦发现的， 所以命名为“Einsteinium”。 译成汉语最初简称为 “爱”， 因为它是一种金属， 故添加“金” 字旁， 后来又统一定名为 “锿”。 中国人说 “胆小如鼠”， 英国人却说astimidasehieken （胆小如鸡）， 这是因为使用者的文化心理不同所致。

中国从先秦到清末民初， 推求词语理据和探求语源始终是语言学的主要脉络。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 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 （许国璋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第3期） 人们事实上始终没有放松过对于理据的探求， 而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只是由于国人在这方面显得有点 “重技术， 轻理论”， 未能总结出充足的理论及其一系列术语而使之著作化， 或者说， 没有把语言客观存在的 “理据性” 升华为著作的 “理据论”， 致使丰硕的理据研究成果失去了一定的承载形式， 失去了把它影响到世界去的机会。 这成为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西方人非常重视理论的假设和归纳， 语言任意性到索绪尔那里就被升华为完整的理论， 以专著的形式传播开来， 影响出去。 近代西学东渐以来， 国人全盘接受了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 却忽视了我国几千年来的理据研究成果， 甚至最终造成语言符号只有任意性没有理据性的错误偏见。 于是有人找出古代荀子关于 “名无固宜” 的一番话来证明我国自古就有过关于任意性的论述。 其实这些只言片语的有关任意性的论述， 比起宏富的理据研究成果来， 不过沧海一粟而已。

1.2 词有词义， 也必有理据。 平常人们重视词的词义， 不大注意词的理据， 这是因为理据隐藏于词义后面， 不直接参与语言交际。 由于巨大的时空差异， 人们常认为现实的词语在此岸， 而历时的理据在彼岸。

对于语言理据的问题， 古人早已有觉察。 在我国， 早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 名实关系问题就引起了哲学家的重视。 历代学者如墨子、 惠施、 公孙龙、 荀子、 韩非子、 许慎、 扬雄、 刘熙、 刘勰、 刘师培、 段玉裁、 王念孙、黄侃、 陈澧等等， 都非常关心词的理据性， 并对名实或音义关系问题作出过各种论述。

孔丘的 “正名” 主张， 最早从政治上提出了名实关系问题。 墨翟反对孔丘的天命论和以 “名”规定“实” 的唯心主义 “正名论”， 阐发了 “取实予名” 的主张， 即根据客观现实来给予相应的名称。 墨翟说： “所以谓， 名也； 所谓， 实也。” 这里的 “所以谓”， 就是语言符号的 “能指”， “所谓”就是语言符号的 “所指”。 怎样才能做到名副其实呢？ 墨翟认为需要应用“察类明故” 的逻辑推理方法。 所谓 “察类” 就是把相同性质的事物归为一类， 找出共同点， 得出规律。 所谓 “明故” 就是探明名实之间的因果联系，求得事物所以然之理。

荀况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 吸取了墨翟的 “取实予名” 的思想和后期墨家的 “以名举实” 理论， 提出了 “制名以指实” （《正名》 ） 的命题， 并由此出发， 着重探讨 “名” 的问题。 荀子虽然认为名实之间是约定俗成的， 但他又认为， 人们在给 “实” “制名” 时， 必然反映出人们的某些认知方式和立意理念。

刘熙 《释名·序》： “熙以为自古造化， 制器立象， 有物以来， 迄于近代， 或典礼所制， 或出自民庶， 名号雅俗， 各方名殊。 圣人于时， 就而弗改， 以成其器， 著于既往。 哲夫巧士， 以为之名， 故兴于其用， 而不易其旧， 所以崇易简、 省事功也。 夫名之于实， 各有义类， 百姓日用， 而不知其所以之意， 故撰天地、 阴阳、 四时、 邦国、 都鄙、 车服、 丧纪， 下及民庶和之器， 论叙指归， 谓之 《释名》， 凡二十七篇。”

黄侃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名者所以召实， 凡所命名， 岂漫然以呼之者乎？ 其呼之必有其故。” 《训诂述略》： “凡有语义， 必有语根。 言不空生， 论不虚作， 所谓名自正也。 《左传》 言名有五， 是则制名皆必有故， 语言缘越， 岂漫然无所由来， 无由来即无此物也。” ”

章太炎在 《国故由衡·语言缘起说》 里说： “语言者不冯虚起， 呼马而马， 呼牛而牛， 此必非姿意妄称也。”

马建忠在 （《马氏文通. 序》 中华书局，1956） 里曾慨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 “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

陈澧 《东塾读书记》： “程子云： 凡物之名字， 自与音义气理相通， 天未名时， 本亦无名， 只有苍苍然也； 何以便有此名？ 盖出自然之理， 音声发于其气， 遂有此名此字。 ……盖天下事物之象， 人目见之， 则心有意； 意欲达之， 则口有声； 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 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

刘师培 《原字音篇》： “人声之精者为言， 既为斯意， 即象斯意制斯音，而人意所宣之音即为字音所本。”

以上引用各家所论， 都是紧紧围绕语言理据展开的， 这反映了汉人对这一问题的一贯追求。 古代宏富的训诂学成就是汉语理据的深刻展示。

当然， 毋庸讳言， 人们对语词理据的了解远远比不上对语词本身 （词音、 词义、 词结构等） 的了解， 这是因为， 语词是人们语言创造行为的结果， 是现实的、 物化的， 而语词的理据则是隐匿于结果后面的动因 （moti⁃vation）， 是经验的、 认知的。 物化的语词可以永久留存于世， 而非物化的经验的理据则必然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磨损乃至湮没无闻。 人们为了修复自古以来大量磨损的理据， 或者使湮没的理据失而复得、 死而复活， 便去探赜索隐， 烛幽发微， 从事相当艰辛的探究工作。

从理论上讲， 语言中的每个语词都可以找到各自应有的理据， 但是事实上这样做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许多语词的理据尤其是单音词理据已经被湮没了， 有的语词产生后仅仅经历了一两百年、 几十年甚至几年， 其理据就淡出语言世界。 例如 “火车”， 过去为蒸汽轮机开动， 可是现在已经被内燃机火车和电力火车所替代 （2005年12月6日中国最后一台蒸汽机车从内蒙古集提铁路上退出），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火车的 “火” 从哪里来， 正如现在的老年人不知道拔河的 “河” 从哪里来一样。 大约是由于理据深蕴的缘故， 理据研究总是处于探源式的、 后顾式的因而是滞后的状态， 比起前瞻式的现代语言学研究， 显得十分被动和晦暗。

大约是由于理据深蕴的缘故， 历代学者只热中于对历史语词理据的历时考究或臆测， 却不大注意对眼前和身边的新词理据的共时考察和纪录， 所以理据研究总是处于探源式的、 后顾式的因而是滞后的状态， 比起前瞻式的现代语言学研究， 显得十分被动和晦暗。 从理论上讲， 历史语词的理据往往难以考究， 而要抓住目前新词的理据， 则应该是相对容易一些的， 但是事实不尽如此， 有些新词当它生成并传播开来的时候， 其理据仍然为多数人不明，例如现代汉语新词 “大哥大、 按揭、 粉丝” 等。 由此可见对于新词理据我们也应该变得十分敏感起来， 尽力防止它们被时间的流水冲刷淹没。 人常说， 每个词都可能是一个故事或一部浪漫史， 既然如此，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像新闻记者那样对之进行随时记录和现场 “抢拍” 而不使后人 “望词兴叹” 呢？

理据问题给语言学家带来的压力贯穿古今， 从未中断过。 早在汉末， 百姓已经对大量的语词 “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 了 （刘熙语）， 为什么 “日称” 却 “不知其所以之意”？ 就是因为历时久长， 理据湮没。 然而比之更为严重的是， 迄今为止人们似乎并不打算接受这个历史教训， 宁愿眼巴巴看着无数新词的现成的因而是可知的理据付之东流， 等着它们也将成为历史， 也将被历史湮没。 难怪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感叹： 最令语言学家望而却步的问题之一就是理据。

《现代汉语词典》 《辞海》 等通行词典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许多新词新语词典， 都是以解释词义为目的的， 对于复合词的理据则未能或者不必要照顾到， 它们实际上是属于 “词义词典” （王艾录1997）。 新版 《新华词典》 有意增加了一点理据解释的内容， 词义词典掺杂理据内容， 其利弊孰多是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我以为首要的问题在于明确所编词典的目的是解决 “是什么” 的问题还是 “为什么” 的问题， 非如此难以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 词义归属 “是什么”， 是果， 理据归属 “为什么”， 是因， 二者分别居于因果思维形式的两端。 一事当前， 断其因果， 自然之理； 然而在许多时候人们似乎更重视果， 迄今只有词义词典没有理据词典便是一个明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 编写理据词典要比编写词义词典更为紧迫，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词义词典， 而且还因为词义作为物质意义不会隐没， 而理据的隐没和消失则往往是短时实现的， 有时甚至是稍纵即逝。 对于已经被历史损耗和湮没的语词理据进行考究和探索， 不但难度很大， 而且所得结论常因缺乏客观可信的科学依据而叫人难以确信， 真假难辨。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对历史理据考究的力度， 一方面要把抢救现行理据变成我们的习惯行为， 把撰写语词理据备忘录看作我们的历史责任。

中国是个理据大国。 从先秦到清末民初， 推求词语理据和探求语源始终是语言学的主要脉络， 换言之， 人们事实上始终没有放松过对于理据的探求， 而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只是由于没有总结出充足的理论及其术语， 而使之著作化， 或者说， 没有把语言存在的 “理据性” 升华为著作的“理据论”， 致使丰硕的理据研究成果失去了一定的承载形式， 失去了把它影响到世界去的机会。 这成为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西方人非常重视理论的假设和归纳， 语言任意性到了索绪尔那里就被升华为系统的理论， 以著作的形式传播开来， 影响出去。 近代西学东渐以来， 国人全盘接受了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 却忽视了我国几千年来的理据研究成果， 甚至最终造成语言符号只有任意性没有理据性的错误偏见。 于是有人找出古代荀子关于 “名无固宜”的一番话来证明我国自古就有过关于任意性的论述。 其实这些只言片语的有关任意性的论述， 比起宏富的理据研究成果来， 不过沧海一粟而已。

1.3 我国从春秋战国起， 名实关系问题就引起了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重视。 历代学者都不同程度关心词语的理据性， 并对名实关系作出过各种点滴论述。 然而他们尽管提供出了极其丰富的理据知识和材料， 但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两个薄弱点： 一是所考证的基本是汉语单音词的理据， 极少涉及双音词的理据； 二是基本停留在对具体词语的考证上面， 没有建立起有关的理论框架， 甚至根本没有提出过 “理据” 这个术语， 其结果是失去了在中国产生一部其价值不亚于 《普通语言学教程》 的理据理论著作。

传统的汉语研究历来重视语言符号的理据性。 从先秦诸子到乾嘉学派，对语源和训诂进行了不断的研究。 只是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来， 国人广泛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理论， 从而把语言学的天平由汉语理论偏向了西语理论， 由理据性理论偏向了任意性理论， 致使近百年任意性成为一统天下的理论， 严重忽视乃至否认了理据性的存在。 这一局面使得传统的事实上的汉语理据研究发生严重断层， 给历时的汉语研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本来， 随同由古代汉语过渡到现代汉语， 由古代汉语研究过渡到现代汉语研究， 理据研究也十分应该而且十分自然地要由古汉语单音词理据过渡到现代汉语双音词（复合词） 理据的研究， 由微观的词语理据考证过渡到汉语理据理论的创建， 然而这一重要的过渡却被严重耽搁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 关于古今汉语复合词尤其是现代汉语复合词理据的研究， 论文寥若晨星， 专著更是迟迟没有问世。

鉴于这一局面， 近三十年来， 笔者对现代汉语复合词理据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项目大致分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搜集和解释了一万多条汉语复合词理据， 出版了 《汉语理据词典》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 修订本，华龄出版社2006年）。 在此基础上， 转入了对语言理据的理论探索， 对语言符号理据性和任意性的关系、 理据和内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语言的熵： 内部形式的主观误解和客观畸变》 《理据·内部形式·词义》 等30多篇论文， 出版了 《语言理据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等几部专著。 由于它们是我国首次研究语言理据理论和汉语复合词理据的的论著， 而且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 所以引起了同人的关切， 例如曾昭聪、 曹炜、 李福印、 林寒生、 周荐、 朱于国等先生都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及王氏理据理论。 在王氏研究成果的影响下， 迄今为止的国内语言学界尤其是中青年语言学界， 逐渐出现了理据研究的新势头， 一个新兴的理据学新学科浮出了水面。

可以认为， 古人和前人进行的理据研究是事实上的感性的微观的， 今人进行的理据研究则是正面的理性的宏观的。 不过， 前人的研究虽是微观的，但其时间是长期的， 成果是大量的， 它是今人研究的基础和依据。 今人的研究虽是前人研究的拓展和升华， 但其力度是单薄的， 探究现代汉语复合词理据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 这项研究在当今重任意性轻理据性的学术背景中又被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所困扰， 主要有：

a. 认为单音词 （单纯词） 没有的理据， 单音词的音义的结合是任意的，不可论证的， 理由是迄今汉语中多数单纯词的理据已经被历史湮灭 （到东汉 《释名》 时代已是 “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 ）， 现在探求起来极其困难乃至根本不可能， 由此认为单纯词没有理据可言。

b. 承认单纯词的理据， 但又把它的理据与内部形式等同起来， 认为单音词的理据就是它的内部形式。

这两个问题长期以来阻碍着人们探索理据的步子， 而这些旧观念早已根深蒂固， 要使理据研究迈开破冰之履， 就需要首先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1.4 单纯词有没有理据

结构主义语言学一般仅承认合成符号的理据性， 而认为单纯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这一观点影响深远， 几乎所有的语言学流派都受到了影响。 以单音词的理据难以探求为由否认其存在， 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从总体上讲，单音词理据探究难度诚然很大， 然而探究难并不等于它们没有理据； 再则，现在考究不出来的， 不等于以后永远考究不出来。 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单音词理据先后被古今学者考究了出来， 这是有目共睹的。 有学者说得好： “一个符号失去原始的音义联系而变得不可论证， 绝不等于从来就不存在某种理据……至于目前很多符号仍难以论证， 只是研究者的认识还欠深入， 探索尚未达到那一步。” （姚小平 《西方语言学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单纯词虽然没有语素组合的内部形式特征， 但却有其自身的音义结合的语源学特征， 所以单纯词有其造词理据是肯定的。

在我国， 历代学者都非常关心古代汉语单音词的理据问题，并对名实或音义关系问题有过各种言论。 比如汉代许慎的 《说文解字》、 刘熙的 《释名》， 明代张岱的 《夜航船》、 清代翟灏的 《通俗编》、 钱大昕的 《恒言录》、 段玉裁的 《说文解字注》、 王念孙的 《广雅疏证》、 王引之的 《经义述闻》、 陈澧 《东塾读书记》， 近人刘师培的 《物名溯原》 及 《原字音篇》、黄侃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章太炎的 《文始叙例》 及 《国故由衡·语言缘起说》、 梁启超的 《国文语源解》、 杨树达的 《字义同源于语源同例证》， 今人王云五的 《新名词溯源》、 张维思的 《语源蠡测》、 俞敏的 《古汉语俚俗语源》 等等， 都从不同的角度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汉语词的理据问题，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和重要线索。 中国古代宏富的训诂学成就是汉语理据的深刻展示和有力证明。 如果单纯词的音义之间真的没有联系联系，那么，人们对语言的起因、 发展就会永远处于茫然之中。 说单纯词没有理据， 就像说水而无源、 木而无本一样不可思议。 所以应该努力寻找究竟是什么力量把音义或名实联系在一起， 抓住了这个联系，就等于抓住了包括单音词在内的一切语言符号的理据。

古代汉语训诂学的基本方法是因声求义、 以形求义。 古人通过这些方法， 求证了大量古代单音词的理据。 例如：

彗 （星）： “彗” 同 “篲”。 篲： 扫帚。 《说文》： “彗， 扫竹也。” 彗星俗称 “扫帚星”。

凳： 登。 《释名》： “榻登， 施之承大床前， 小榻上， 登以上床。”

亭： 停。 《释名·释宫室》： “亭， 停也， 亦人所停集也。”

楼： 娄。 《释名·释宫室》： “楼， 言牖户诸射孔娄娄然也。”

晋： 公元265年， 司马炎废魏帝， 自称皇帝， 国号晋； 因为魏帝曾封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为晋公， 故称。

瞽：1、 眼瞎。 《庄子·逍遥游》： “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 成玄英疏： “瞽者， 谓眼无联缝， 冥冥如鼓皮也。”2、 乐师。 古代乐师多以瞎子担任， 故称乐师为瞽。 《书·胤征》： “瞽奏鼓， 啬夫驰， 庶人走。” 孔传：“瞽， 乐宫。”

跟： 根”。 《说文》： “根， 木株也。” 《释名·释形体》： “足后曰根， 在下方著地， 一体任之， 象木根也。”

杈、 钗： 叉”。 《说文》： “叉， 手指相错也。” “杈， 枝也。” 段玉裁注：“枝如手指相错之形， 故从叉。” 《释名·释首饰》： “钗， 叉也， 象叉之形，因名之也。”

梳、 篦： 疏、 密。 《急就篇》 颜师古注： “栉之大而粗， 所以理鬓者，谓之梳， 言其齿稀疏也； 小而细， 所以去虮虱者， 谓之比， 言其齿比密也。” 篦， 王力 《同源字典》： “字本作 ‘比’。”

这样的例子浩若烟海， 举不胜举。 它们给人们的有益启发是： 为什么能够通过声和形去求得义呢？很明显， 因声求义、 以形求义的实施， 有力地证明了词语的音义之间和形义之间存在理据， 否则因声求义、 以形求义的方法不会付诸实际， 古代极为宏富的训诂学成果就会化为乌有。

我们经常看到，同样是研究任意性或理据性 （象似性），有人着眼于单纯符号，有人着眼于合成符号，有人则着眼于语句符号，所得出的结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 只有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的考察， 才可能得出比较完整的结论。 过去人们在谈论语言符号理据性和任意性问题时，不以区分单纯词和复合词为前提，因而无法把讨论引向深入。 后来有少数人发现了这一症结，开始将二者分而论之，这本来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他们却总是在强调单纯词任意性的同时否认或忽视了它的理据性， 又在强调复合词理据性的同时，否认或忽视了它的任意性， 这便为单纯词没有理据性、 复合词没有任意性的传统观念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深入一步即可接近真理，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步却始终未能迈得开。 我们相信，随着日后理据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将逐渐克服过去认识上的片面性，全面地去认识单纯词和复合词各自的任意性和理据性，进而全面地去认识贯穿整个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各自的作用和地位。

1.5 理据是不是内部形式

单纯词和复合词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语言符号， 它们所包含的理据内涵、 种类以及探究方法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所以谈论理据和内部形式的关系时， 必须首先把这两种符号区别对待，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

从索绪尔到当代学者，基本沿袭着一个共同的习惯做法， 那就是在论述任意性时， 都举单纯词的例证， 而在论述可论证性时， 都举复合词的例证。这一习惯做法似乎在暗示人们：单纯词是绝对任意的因而是没有理据的， 复合词才是可论证的因而是有理据的。 那么仔细推敲他们在单纯词里看不到的和在复合词里看到的那种可论证性究竟是什么呢？不是别的， 恰恰是内部形式！ 他们否认单纯词的可论证性，实际上否认的是它的内部形式， 承认复合词的可论证性，也只是承认它的内部形式。 显而易见， 他们在理据和内部形式之间划上了等号。

对于复合词，人们比较容易发现它的内部形式，因而比较容易从内部形式发现一部分可论证的线索。 借助内部形式探索复合词的理据，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样做却很容易使人把内部形式和理据混为一谈，以其内部形式的有无确定理据的有无。 可以肯定的是，单纯词和复合词根本不是区分任意性和理据性的依据与标准，单纯词和复合词、 任意性和理据性是两对完全不同的概念， 把两对不同度的概念对应乃至等同起来， 必然会使关于理据性和任意性的讨论继续在过去那种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之中徘徊。

理据是什么？ 理据是指语言符号生成的动因 （motivation）。 例如水为什么叫shui？ 人为什么叫ren？ 某体育运动为什么叫 “拔河”？ 老百姓为什么叫“白丁”？ 回答这些问题的正是词的理据。

内部形式是什么？ 内部形式是指语言符号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总和。 所以只有具备了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语言符号才有内部形式可言。 所谓结构， 必须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成部分，结构的本质在于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而形成某种关系体系。 语言中的单纯词是不经过构词法得来的词， 是独体性符号，无法分出下级各个组成部分，所以不存在内部形式。

这一道理在不同语言的词的意译看的很清楚。 须知， 意译词的 “意”并不是指词义， 而是指词的内部形式。 例如汉语的 “软件” 和 “超级市场”，就是依据英语合成词只的soft （软）＋ware（零件）和super（超，超级）＋market（市场）意译的。但是英语中的单纯词如nut、coin、sun，由于没有内部形式， 所以无法用汉语意译。 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单纯词不存在内部形式。

内部形式所反映的是人的一种心智结构——人们在语言创造活动的某一时刻、 某一场合所做出的理解。 内部形式中隐含着丰富的理据信息， 所以仅仅掌握复合词的理性意义是不够的， 而应从内部形式切入， 探索出有关复合词内部的语文知识。

理据既是创造一切语言符号的动因，那么毫无疑问， 它必然也是造成复合词内部形式的动因。 所以， 理据与内部形式的关系之间是因果关系； 理据是因， 内部形式是果。 作为果，内部形式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实体； 作为因，理据既非形式又非内容， 它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动因。 理据作为造词动因只在音义结合的刹那间起作用， 之后便被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成为一个失而难得的非物质遗产。 而内部形式作为语言化石永存于世， 它隐藏和缩录着关于理据的信息密码。

理据与内部形式虽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隐匿性， 但是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内部形式属于物质、 语言的范畴， 它是人的语言创造行为的结果， 是可感知的。 而理据属于认知、 意念的范畴， 它是隐匿于结果后面的驱动力， 是不可感知的。 由理据转换成语言表述， 是从认知到物质； 由内部形式解读成展现形式， 则是从物质到物质， 只不过内部形式本身是一种凝练表达式， 而展现形式则是一种展现表达式而已。

综上所述， 复合词既有理据也有内部形式， 单音词只有理据没有内部形式。

1.6 复合词的理据是怎样的

复合词的情况比起单纯词来要复杂得多， 因为任何复合词都必然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纯词 （语素），它们通过一定的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种句段关系。 句段关系的形成意味着内部形式的产生，句段关系的本质就是内部形式。 复合词的理据分两个层次， 即词内每个单纯词的音义结合的理据 （原子理据） 和复合词整体上的音义结合的理据 （分子理据）。 所以探究它的理据，就不能像揭示单纯词理据那样一步到位， 而需要采用先分解、 后综合这样两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分解， 是指考证词中每个语素的原子理据； 第二步综合， 是指考证复合词整体的分子理据。 例如探究“天河” 理据的第一步： 天， 颠也； 河， 黄河之声可可。 第二步： 天河， 天上河 （天上光道像河）。

复合词理据可有各种各样的分类， 比如语文理据和文化理据， 语法理据和语义理据， 原子理据和分之理据， 真实理据和虚假理据， 广义理据和狭义理据等等， 不一而足。 以下再介绍几种。

（1） 客观理据和主观理据

a. 客观理据指从客观事理方面解释符号由来， 例如：

虏疮 （天花） ——晋·葛洪 《肘后备急方》： 天花是在汉代的一次战争中， 从俘虏中传播来的， 为此又称 “虏疮”。

启明、 长庚—— 《诗·大雅·大东》： “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 朱熹《传》： “启明、 长庚皆金星也。 以其先日而出， 故谓之启明； 以其后日而出， 故谓之长庚。”

b. 主观理据指从人的主观理解或感受方面解释符号由来， 例如：

寒星——寒冷的星星。

招潮 （一种穴居海滩的蟹） ——雄蟹一螯很大， 另一螯则很小。 唐·刘恂 《岭

表录异》： “海畔多潮， 潮欲来， 皆出坎举螯如望， 故俗呼招潮也。”“举螯” 即举起大螯上下而动， 仿佛招手迎潮。

（2） 浅层理据、 中层理据、 深层理据

a. 浅层理据指词的词义和内部形式重合， 其理据可就词而解， 无须做专门的理据探究。 例如 “电灯、 马车” 的理据不言而喻。 假设把词义、 内部形式分别比作ab两个圆， 那么可图示为：

b. 中层理据指词的词义、 内部形式分离， 词义居于外层， 内部形式积淀于内核。 例如 “天子”， 词义是 “帝王、 皇帝”， 内部形式是 “天的儿子”。 可图示为：

c. 深层理据指词的词义、 内部形式完全脱节， 二者在字面上风马牛不相及， 其理据无法从内部形式推演， 即不在其内， 而在其外， 它扎根于社会文化之中。 例如 “敲竹杠”，词义是 “敲诈勒索”， 内部形式是 “敲击竹杠”， 理据 （文化理据） 是： 清末， 沿海一带贩卖烟土成风。 清政府下令查禁鸦片， 却有云南商贩将大烟土藏在船舷竹杠或竹篙中。 船开到浙江绍兴码头， 一位师爷拿着旱烟筒， 信手在竹杠上磕烟灰， 这个商贩误以为被发现，吓得面如土色， 慌恐之中掏出一些银子， 塞给这位师爷。 从此， 敲竹杠的恶劣行为悄然流传， 师爷们每次检查都要敲竹杠。 可图示为：

由浅层理据到中层理据再到深层理据， 理据解释的难度逐渐增大。

（3） 内中心理据和外中心理据

人对事物的命名活动有一般命名和特殊命名之分。 一般命名的词是“内中心结构”， 特殊命名的词是 “外中心结构”。

a. 内中心理据指内中心结构词的理据。 命名活动一般着眼于事物本身，词的内部形式与该事物的某种性质或特点密切相关， 在某种程度上或者某种角度反映出该事物的某种性质。 例如： 电灯——用电的灯， 八字胡——八字形的胡子。

b. 外中心理据指外中心结构词的理据 （多数是深层理据）。 命名活动从事物外部进行， 造出的内部形式与该事物的本身的性质毫无关联， 因而不反映该事物的任何性质。 例如 “梨园” 一词指戏院或戏剧界， 它的内部形式是 “梨树园”， 二者不相关， 如果说有什么因由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那只是出于某种生活情节的巧合—— “玄宗既知音律， 又酷爱法曲， 选坐部伎子弟三百， 教于梨园。 声有误者， 帝必觉而正之， 号皇帝梨园弟子。” （《新唐书·礼乐志》 ） “梨园” 一词中所有的义素与 “戏院” 中所有的义素没有任何重叠。 这种用了一个与所指事物 （戏院） 毫无联系的由一种偶然的情节酿成的内部形式为之命名， 形成以具体 （具象） 借代一般 （抽象） 的语言修辞效用。 同类如 “驸马” “杏林” “东床” “猴头” “半瓶醋”。

在用外语翻译汉语语词的过程中， 如是内中心复合词， 一般是照着它的内部形式直译， 例如 “八字胡” 可翻译为 “形似八字的胡子”。 外中心复合词则因为它的特点是意内言外， 其内部形式和词义不挂钩， 所以不能照内部形式直译， 而必须照着词义翻译。 例如 “敲竹杠”， 绝不能直译为 “敲击竹杠”， 而应该翻译为 “敲诈勒索”； “梨园” 绝不能直译为 “梨树园”， 而应该翻译为 “戏院”。

由于外中心结构的内部形式与词义完全分离， 所以容易因误解内部形式而导致误解词义。 例如把 “响马” 误解为 “马跑时马铃响” 或 “爱嘶叫的马”。 取得外中心结构的内部形式正确解读的途径是借助词的理据： 贼寇骑马从事抢劫， 在抢劫时先放响箭以警示路人放弃抵抗。 理据既明， 内部形式正确解读和词义的正确理解就会得到保证。

（4） 单一理据和套叠理据

a. 单一理据指某词理据中没有内含理据。 大多数词语的理据属于这类。例如 “宰相” “篮球”。

b. 套叠理据指某词理据中有内含理据， 即从词理据中又引出内含理据，形成理据之中套理据、 环环套叠现象。 一般有二环三环四环。 例如：

管：

第一层——问： “管” 为什么有 “掌管” “管理” 义？ 答： 管的本义是： 管状钥匙： （ 《左传》： 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 掌握钥匙而生 “掌管”“管理” 义。

第二层—— “管” 为什么有 “管状钥匙” 义？ 答： 管字从竹， 本义是竹管， “管状钥匙” 如竹管， 故称。

赣：

第一层——问： 江西省为什么叫赣？ 答： 因赣江纵贯全省， 故称。

第二层——问： 此江为什么称赣江？ 答： 其源有两支， 西支章水， 东支贡水。 章水、 贡水在赣州汇合后曲折北流， 自此始称赣江。 “赣江” 原作“贑江”， “贑” 即 “章” 和 “贡” 二字的合并。

口马：

第一层——问： 为什么叫口马？ 答： 口北之马。

第二层——问： 为什么叫口北？ 答： 张家口之北。

柏梁体：

第一层——问： 此类七言古诗为什么叫柏梁体？ 答： 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与臣子赋诗， 每人一句， 凑成一首二十六句的七言诗， 诗歌史上称为 “柏梁台联句”。

第二层——问： 那个台子为什么叫柏梁台？ 答： 西汉元鼎二年， 汉武帝在长安未央宫内筑台， 因以香柏之木为横梁而得名。

雁门关：

第一层——问： 某长城要口为什么叫 “雁门关”？ 答： 唐于雁门山顶置关， 雁门山上一山关。

第二层——问： 此山关何以称 “雁门”？ 清·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雁门古句注， 西陉之地， 重峦迭巘， 霞举云飞， 两山对峙， 其形如门， 而蜚雁出于其间， 故名。”

福建：

第一层——问： 为什么叫 “福建”？ 答： 它是福州和建州合称的简称。

第二层——问： 为什么叫 “福州”？ 答： 因其西北有山名福山而得名。

中山学院：

第一层——问： 为什么叫中山学院？ 答： 它位于中山市。

第二层——问： 为什么叫 “中山市”？ 答： 得名于孙中山。

金陵：

第一层——问： 南京为什么叫 “金陵”？ 答： 楚威王灭越后， 在金陵山的余脉石头山 （今清凉山） 筑城， 故称金陵邑。

第二层——问： 为什么叫金陵山？ 答： 金陵山山顶的岩石泛紫色， 类赤， 故曰 “金陵”。

黑龙江：

第一层——问： 此省为什么叫黑龙江？ 答： 因黑龙江江水流进该省而得名。

第二层——问： 这条江为什么叫黑龙江？ 答： 此水原名 “黑水”， 唐时因江水弯弯， 形若游龙， 故改称 “乌龙江”， 后又改称 “黑龙江”。

龙井茶：

第一层——问： 此茶为什么叫龙井茶？ 答： 产于浙江杭州龙井村。

第二层——问： 此村为什么叫龙井村？ 答： “龙井” 原名叫 “龙泓”，是深山乱石中的一股泉水名， 位于西湖西边的风篁岭上。 清水一道谓之“泓”； 水流蜿蜒而行， 形似一条游动的蛇， 讳 “蛇” 而以 “龙” 代之； 故曰 “龙泓”。 后来有人在泉水附近开了一口井， 以泉为名， 名曰 “龙井”。渐渐地， 龙井周边形成了一个村落， 以井为名， 称为 “龙井村”。

马拉松赛跑：

第一层——问： “马拉松赛跑” 的由来如何？ 答： 公元前四世纪， 波斯帝国军队在亚狭迦东岸的马拉松平原登陆， 直逼希腊首都雅典。 希腊军队以少胜多， 一举摧毁侵略军。 传命兵菲迪皮德斯奉命从马拉松镇跑往雅典向国王报捷。 他一口气跑了四十多公里， 来到雅典城中央广场便高呼： “高兴吧， 我们胜利了！” 喊声未落便倒地死了。 为了纪念这位爱国士兵， 在1896年雅典举行的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东道主希腊把新增加的超长跑比赛安排在当年菲迪皮德斯跑过的路线上， 全程四十二公里一百九十五米， 并取名“马拉松赛跑”。

第二层——问： 那么此镇为什么叫 “马拉松镇”？ 答： “马拉松” 是香料 （植物） 名， 马拉松镇以产这种香料而得名。

鹦螺：

第一层——问： 一种酒杯为什么叫 “鹦鹉杯”？ 答： 这种酒杯的由鹦螺经过琢磨而成的。

第二层——问： 这种海螺为什么叫 “鹦螺”？ 答： “鹦螺” 即鹦鹉螺。

第三层——问： 它又为什么称鹦鹉螺？ 答： 海螺尖端似鹦鹉嘴。 唐·刘恂 《岭表录异》 卷下： “鹦鹉螺， 旋尖处屈而朱， 如鹦鹉嘴， 故此以名。”

脂批：

第一层——问： 什么是 “脂批 （石头记） ”？ 答： 脂砚斋重批石头记。

第二层——问： 什么是 “脂砚斋”？ 答： 置脂砚的斋屋。

第三层——问： 什么是 “脂砚”？ 答： 有胭脂纹的砚台。

少林拳：

第一层——问： 此拳术为什么叫少林拳？ 答： 因隋唐时期嵩山少林寺僧徒练此拳术而得名。

第二层——问： 此寺为什么叫少林寺？ 答： 此寺是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为安顿印度高僧跋陀落迹传教而敕建的， 坐落在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少室山下的茂密丛林中， 取名 “少林寺”。

第三层——问： 此山为什么叫少室山？ 答： 嵩山有三峰， 中为峻极峰，东为太石山， 西为少石山。 《述征记》： “嵩， 其总名也， 谓之室者， 山下各有石室也。”

青衣江：

第一层——问： 此江为什么叫青衣江？ 答： 此江源于青衣县， 故名。

第二层——问： 此县为什么叫青衣县？ 答： 青衣县是远古时代的青衣国，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 卷十四： “青衣水出青衣县西……县故青衣国。”

第三层——问： 此国为什么叫青衣国？ 答： 是青衣羌人建立的国家， 也称 “青衣羌国”。

第四层——问： 此族为什么叫青衣羌族？ 答： 世居四川的羌人多以图腾为族名， 如白马羌、 牦牛羌、 青衣羌等。 青衣羌是因族人崇拜青色的服饰而得名。

（5） 真实理据和虚假理据

词语的理性意义是现实的， 而词语的理据意义则往往是隐秘的， 所以人们对理据的了解远远比不上对词语本身 （词音、 词义、 词结构等） 的了解。平常我们探究民俗理据， 多数从资料中直接或间接得到， 但是资料中对理据的介绍未必都是真实可信的。 有两种常见的现象， 一是 “由因得果”， 即先有故事 （事实）， 后由这个故事产生出一个词语 （例如 “矛盾” “推敲” 都是由一个历史故事产生的）； 一是 “由果推因”， 即由于人们不明白某词语的由来， 便从词语的字面意义出发去推断乃至杜撰出一个理据。 “由因得果” 是一种正常的思想方法， 所得出的理据是真实可信的， 是真实理据。而 “由果推因” 是一种逆向思维方式， 所得出的理据虽然未必全不可信，但是其中多数是缺乏根据的， 虚假不足信的。

a. 真实理据

真实理据是指最初的造词理据， 可把它们分为真实故事理据、 虚构故事理据、 错误认知理据和谎称理据四个小类。

①真实故事理据。 这是指由真实故事产生的理据。 如 “结草” 源自《左传·宣公十五年》， “和氏璧” 源自 《韩非子·和氏》， “梨园” 源自《新唐书·礼乐志》。 这类词语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事实， 都是有史书记载的，所以都是有案可稽的。

②虚构故事理据。 有的词语产生于某个虚构的故事 （古代神话、 民间传说、 寓言故事等）。 虽然虚构的故事是不真实的， 但是它们都是生成词语的直接动因， 即由故事 （尽管是虚构故事） 产生了词语， 因此这个虚构的故事就成了产生该词语的真实理据。 例如 “羊城” （广州） 得名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 有五个仙人， 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衣裳， 骑着不同毛色的羊， 带着每茎有六穗的谷子， 来到珠江边。 他们把五只羊和谷种留下来便驾云而去了， 但是五只羊却变成了石羊。 当地人们把谷种播种在土地里，结果年年丰收， 人口也年年增多， 终于成了人口稠密的城镇。 因此， 这个地方便称为 “羊城” “穗城”。

③错误认知理据。 人对世界的认识，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古人曾经由于历史局限， 发生过许许多多认知错误， 故而产生了建立于错误理解基础之上的错误理据解释。 例如无花果——不开花而结果。 日食——日被狗或蟾蜍所食。 鲸鱼——鱼类。 这些错误认识逐一被后人纠正。 现代科学早已认识到了“无花果” 并非不开花， 而是花开在囊状总花托内不易被人觉察。 “日食”绝非日被狗食， 而是一种天体现象。 鲸鱼不属于鱼类， 而属于哺乳类。 需要指出的是， 这类理据虽然出于错误的认识， 但是作为理据却不是凭空捏造的， 而是有根据的， 所以理应归于真实理据。 认识是错误的， 理据是真实的。

④谎称理据。 语言中存在少数由谎称故事或谎称情节而造出的词语， 其理据叫做 “谎称理据”。 例如：

哈密瓜—— 《哈密地区农业志》： “康熙37年， 康熙皇帝在圣诞节的宴会上用哈密加格达甜瓜赐宴群臣， 问及群臣品尝甜瓜味道时， 群臣众口称好。 当又问及叫什么瓜名时， 大家耳目以待， 在旁管理贡品的官员忙说， 这是哈密王进贡来的， 康熙皇帝便说， 那就叫它哈密瓜。” 这一谎称却成为哈密瓜的真实的得名由来。 原子笔——本称 “油溶笔”， 为英国驻匈牙利记者莱兹·比洛所创。 后被美国冒险家密顿·雷诺在芝加哥非法生产并大量出售， 为逃避国际专利法的追究， 他谎称此笔是用原子能制造的， 永远写不完， “原子笔” 之名广为传播。 英语tank （坦克）， 原意是 “古代一种容器──水箱”， 英国人在最初制造坦克期间， 为了保密， 对外谎称坦克为 “水箱”。

b. 虚假理据

许多词语由于历时久长， 其理据已经被历史的长河淹没， 人们便忽而杜撰， 忽而讹误， 忽而夸张， 忽而附会， 忽而嫁接， 把语言学文学化， 演义出各色各样的生动有趣却荒诞不经的所谓 “理据”。 例如：

玛瑙—— 《拾遗记》 解释为 “鬼血所化”。

杜十姨——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官号 “杜拾遗” 之讹。 “姨” 自然是女的， 所以有的地方在给杜甫建立祠庙时竟把这位 “神” 塑成为女像。

莫干山——相传吴王阖闾命干将在此铸箭， 可是炼炉中总是不出铁水，干将之妻莫邪舍身跳入炉中， 铁水始出， 终于铸成两柄宝剑， 雄剑叫做干将， 雌剑叫做命莫邪， 后把此山叫做莫干山。

狗腿子——从前有一恶霸地主跌断了腿， 郎中要把他的腿锯掉， 不然就会瘫痪。 恶霸却要锯下管家的腿给自己换上， 管家甚惧， 便说他的腿比不上家养黄狗的腿好使， 请主子换黄狗的腿。 主子大怒， 命将管家的腿给自己换上， 将黄狗的腿给管家换上， 再给黄狗按上一条泥腿。 从此， 人们管仗势欺人的人叫狗腿子。

顶缸—— “顶缺” 之讹。 顾学颉 《元曲释词》： “顶缸， 当时谚语， 有顶替、 顶缺、 代人受过等意。 缸乃缺字之讹， 讥认别字者， 呼缸为缺， 或以缸为缺， 后遂相沿成为诨语。” 但是世传关于 “顶缺” 的故事。 明张存绅《雅俗稽言》 卷三十六： “金陵江岸善崩， 或言猪婆龙为祟。 第嫌其猪同国姓也， 遂托言为鼋。 上命捕之。 适钓一鼋， 引之不能出， 或言此鼋爪抓土耳， 因取沙缸穿其底， 以钓纶投下笼罩鼋面， 鼋用前爪推缸， 爪不及土， 一引即出， 时乃谣曰： 猪婆龙为殃， 癞头鼋顶缸。

跋扈——连绵词， 又作拔扈、 畔援、 畔换。 又， “跋扈” 即 “暴横”。朱骏声： “跋暴双声， 扈横双声。” 但是 《雅俗稽言》 卷二十一： “按 《尔雅》 山卑而大曰扈。 跋扈者， 言强梁之人， 行不由正路， 山卑而大， 且欲跋而踰之也。” 《谈徵·名部》： “跋扈， 犹言强梁也。 颜师古曰， 扈， 竹篱也。 水居者于水未至先作竹篱候鱼之入， 水退小鱼独留， 大鱼跳跋扈篱而出， 故言跋扈也。”

对于这类虚假理据， 其中一部分早已被历代学者所否定， 并揭示出其真实理据。 当然， 仍有一部分词语至今无人做出正确解释， 解决之尚有待时日。

c. 再其次是真假难辨的理据。

有一些虚假理据 （如称杜甫为杜十姨）， 其虚假性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但是我们却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形： 有的词不但同时具有几种不同的理据解释， 而且这些解释说得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 都有一定的说服力， 我们却缺乏第一手资料作为有力根据去判定其中孰真孰假， 这便是鉴别真假理据最为困难的地方。 例如 《本草纲目》 对 “覆盆子” （一落叶灌木） 的理据同时提供了两种解释。 《本草纲目·草部·覆盆子》： “子似覆盆之形， 故名之。宗奭曰： 益肾脏， 缩小便， 服之当覆其溺器， 如此取名也。” 这两种解释中， 一着眼形状， 一着眼药效。 到底孰真孰伪， 尚需研究。 再如：

蚕豆—— （1） 其豆荚之形有如老蚕。 （2） 此植物成熟之时正当春蚕上蔟时， 故名。

蝎子草： （1） 人被蝎子蛰伤， 可用其茎叶之汁治疗。 （2） 茎叶上有白色细毛， 人接触后， 有刺痛感， 如同被蝎子蛰了一般。

伏天—— （1） 古人在三伏天要杀狗祭祀， 叫做 “伏祭”， 亦称 “副祭”。 “伏” 通 “副”。 《说文》： “副， 判也。” 意即用刀剖开。 （2） 隐伏起来躲避盛暑。 张岱 《夜航船》： “立春、 立夏、 立冬皆以相生而代。 至于立秋， 以金代火。 金畏火， 故至庚日必伏。”

结发—— （1） 古代新婚仪式： 男女各剪下一绺头发， 绾在一起作为信物。 （2） 结发即束发， 古代男童长到十五岁就要结发为髻， 表示初成年。“结发夫妻” 意即年轻时结成的夫妻。

张飞鸟： （1） 鲁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也有白颊的 ‘张飞鸟’，性子很躁， 养不过夜的。” 言此鸟性情急躁有如猛张飞。 （2） 此鸟头圆而黑， 额纯白， 有似舞台上的张飞的脸谱。

买单—— （1） 过去在粤语地区的饭馆里， 顾客餐后店员来结账。 店员送来结账单时， 为避免顾客尴尬， 将账单 “埋” 在餐具下或扣着放下， 让顾客翻起来慢慢视之， 故曰 “埋单”。 “埋单” 一词传到北方， 讹为 “买单”。 （2） 埋单： 执埋和开单。 过去粤语地区的茶楼酒店习惯先用餐后付款。 店里的碗碟分各种类别， 象征着所盛食品的价格。 顾客餐后店员过来将碗碟分类叠放好， 这叫做 “执埋”。 埋， 粤方言中有 “聚合” 义。 服务员清点数量， 算出金额， 用笔写在专用的小单据上， 这叫做 “开单”。 客人持单到服务台付款。

三种或三种以上解释的如：

“相声” 有三解—— （1） 此曲艺形式有两种基本段子， 一是 “学四相”： 学大姑娘、 老太太、 哑巴和聋子四种人的动作； 一是 “学四声”： 学山东、 山西、 北京城内和北京城外四种方言。 “相声” 一词由 “学四相”“学四声” 而生。 （2） 相声源自先秦的俳优， 唐代的参军戏， 宋代的 “说诨话”。 到南宋， 一个名叫 “纽元子” 的民间艺人， 极善口技， 摹拟各种声音惟妙惟肖， 人们把这种技艺叫做 “像生” “相生”。 宋代艺人还在 “像生”的基础上， 杂以插科打诨， 令人捧腹， 叫做 “乔像生”。 明清时， “像生”“相生” 讹作 “像声” “相声”。 （3） 英敛之 《也是集续编》： “其登场献技， 并无长篇大论之正文， 不过随意将社会中之情态摭拾一二， 或形象， 或声音摹拟仿效， 加以讥评。” 相： 形象； 声： 声音。 《通俗编·卷三十一》：“今有相声伎， 以一人作十余人捷辨， 而音不少杂， 亦其类也。”

另外， “吃醋” 有四解 “黎民” 有五解， “二百五” 有六解， “王八”有七解， 等等。

一个词语在最初产生的时候， 会不会同时存在两种真实理据呢？ 我们持否认的态度。 一个词语如果同时具有几种理据解释， 那么其中只能有一种是词语的最初的因而是真正的得名由来， 其余的解释哪怕从表面上看有所道理， 甚至比最初的得名由来还来得头头是道， 但它们却不是词语的地道的得名由来， 而是属于后起的， 因而是杜撰的和虚假的。 例如：

古代西域地名 “高昌”， 《魏书》 卷一百一同时提供了两种理据解释：一是 “其地高敞， 人庶昌盛， 因云高昌。” 一是 “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壁，故以为国名。”

那么是因为此地叫高昌， 所以此壁叫高昌壁呢； 还是因为此壁叫高昌壁， 所以此地叫高昌呢？ 据学者考察证明， 事实上是先有高昌， 后有高昌壁， 第一种解释是正确的， 第二种解释则是错误的。

人们对于民俗词语的不同理据解释孰真孰假， 需要做艰辛的考究工作。迄今为止， 人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我们常常看到， 关于某一个词语的流传很广的理据解释被后来的学者所否认， 而且做出新的解释。这些解释有的虽然仍需继续研究， 但是它们作为新的研究成果一般被看作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例如：

考究词语理据， 不但需要考察大量的文献资料， 有时还需要做实地的田野作业。 例如毛竹——毛笋， 一曰竹由毛笋长成， 故名毛竹； 一曰毛竹之笋， 故名毛笋。 这两个解释落入了循环论证之中， 要真正解决问题， 除了深入实际调查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民俗理据考证中的证实和证伪的工作， 对于词汇学、 词典学、 理据学、训诂学、 语义学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可惜的是这样的工作我们做得还相当不够。 我们不应该在真假难辨理据之处止步不前， 而是要掀掉它们的面纱去求得真实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