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语言学者们人对意义支点词苦作理性解释， 求索意义支点词在形成过程中的理性轨迹， 但是由于其中的理性成分和理据成分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人们在给意义支点词作理性分析的过程中， 显得比较吃力， 成效不大，说服力不强， 甚至捉襟见肘。 经常有这样的现象， 有人头头是道地论述某意义支点选取 “必须这样” “不能那样” 的道理的时候， 却总是存在相应的反例。 例如对于偏正式源复合词， 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第一， 有人认为， 偏正式复合词 （AB） 中， 偏语素 （A） 做意义支点的可能性大， 因为正语素B是共同语素， 基本没有区别作用， 而 “A” 是区别语素， 其区别作用远远大于B的区别性， 那么让A出任意义支点是理所当然的。
例如有文章认为， “北京大学” 不能援用 “川大” （四川大学） 的构成方式类推简作 “京大”， 而只能简作 “北大”。 这是由于 “京” 的区别作用小于 “北”。 同理， “邮政编码” 应叫 “邮编” 不应叫 “邮码”， “政治委员”应叫 “政委” 不应叫 “政员”， “银行联合” 应叫 “银联” 不应叫 “行联” ……其理由都是偏语素的区别作用大于正语素。
第二， 有人则认为， 偏正式复合词 （AB） 属于向心结构， 其中的偏语素 （A） 无论在意义上还是结构上都不具代表性， 它的地位远没有 “正”（B） 重要， 复合词AB的本质是B而不是A， 所以正语素 （B） 最有资格出AB的任意义支点。 例如：
“电话” 的本质是 “话” 而不是 “电”， 所以电话费叫 “话费”， 不能叫 “电费” （ “电费” 是电灯、 电冰箱等的用电消费）； 长途电话叫 “长话”， 不能叫 “长电”； 电话吧叫 “话吧”， 不能叫 “电吧”。
“铁路” 的本质是 “路” 而不是 “铁”， 所以铁路作风叫 “路风”， 不能叫 “铁风”； 铁路规章叫 “路规” 不能叫 “铁规”； 铺设铁路的基础 （路堤路堑） 叫 “路基”， 不能叫 “铁基”； 铁路警察叫 “路警”， 不能叫 “铁警”； 铁路标志叫 “路徽”， 不能叫 “铁徽”；
“银行” 的本质是 “行” 而不是 “银”， 所以中国银行叫 “中行”， 不能叫 “中银”； 工商银行叫 “工行”， 不能叫 “工银”； 建设银行就 “建行”不能叫 “建银”； 农业银行叫 “农行” 不能叫 “农银”。
“电影” 的本质是 “影” 而不是 “电”， 所以电影院叫 “影院”， 不叫“电院”； 电影胶片叫 “影片” 不叫 “电片”； 电影评论叫 “影评” 不叫“电评”； 电影明星叫 “影星” 不叫 “电星”； 拍摄电影叫 “摄影” 不叫“摄电”。
2.2 那么， 以上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孰对孰非？ 到底偏语素最有资格出任意义支点， 还是正语素最有资格出任意义支点？
我们认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他们都能找出一大堆支持自己观点的例证。 然而毋庸讳言， 这两种观点又都是不全面的观点， 因为同时存一大堆否认自己观点的反例。 例如：
以 “正” 最具代表性为由， 认为 “电话费” 只能简作 “话费”， 不能简作 “电费”， 但是偏偏有许多以 “电” 作 “电话” 的意义支点例子： “宅电” “来电” “来电显示”。
以 “偏” 最具代表性为由， 认为 “北京大学” 只能简作 “北大”， 不能简作 “京大”，认为 “北京” 的优势支点是 “北” 而不是 “京”。 照此说法， “香港” 中的 “港” 最具代表性， “港澳” 应该称 “香澳”， 这不攻自破。 事实上， 以 “京” 代表 “北京” 的反例可以找出许多： 京戏、 京胡、京腔、 京白、 京官、 京派、 京味、 京韵、 京城、 京西 （宾馆）、 京白梨、 京汉铁路、 京广线……北京戏剧叫 “京剧” 不叫 “北剧”， 北京腔调叫 “京腔” 不叫 “北腔”， “京白梨” 不叫 “北白梨”， 北京天津叫 “京津” 不叫“北津”， 到北京叫 “赴京” 不叫 “赴北”。 在这一语言事实面前， 那种认为北京只能以 “北” 作代表的说法， 就显得说得太匆忙了。
事实上， 意义支点的选取具有很大的任意性， 例如 “奥运会”， 既可为“奥运” （迎奥运）， 也可为 “奥会” （残奥会）。 有大量的同类现象表明，在同一个原形式中， 往往每个语素都有被选用的可能， 既可以是AB→A，也可以是AB→B，而且古今皆然。例如：
“鲁鱼亥豕” 曾经被简作“鲁鱼” （ABCD→AB）。王维《范舍人能书梵字， 兼达梵音， 皆曲尽其妙， 戏为之赠》： “楚词共许胜杨马， 梵字何人辨鲁鱼？” 又被简作 “鱼亥” （ABCD→BC）。清·周亮工《书影》：“经书中鱼亥尽多，后学尊经，遂不敢辩。” 又被简作“鱼鲁” （ABCD→BA）。 清·姚元之 《竹叶亭杂记》： “读书字应分鱼鲁， 过客逢原各马牛。”
“高山仰上， 景行行止。” 曾经被简作 “景行”。 后汉·蔡邕 《郭有道碑文》： “于是树碑表墓， 昭铭景行。” 再被简作 “景仰”。 《后汉书·刘恺传》： “今恺景仰前修， 有伯夷之节， 宜蒙矜宥， 全其先功， 以赠圣朝尚德之美。” 又被简作 “仰止”。 明·申佳胤 《申端愍公诗集·王给谏之晋》：“羡门子何人， 仰止是吾师。”
现代汉语例如：
电话
电——宅电、 来电
话——固话、 话费、 话吧、 长话
铁路
铁——铁局、 铁通、 铁看 （铁路看守所）、 高铁
路——路风、 路规、 路基、 路警、 路徽
银行
银——交银 （交通银行）、 银联
行——中行、 工行、 建行、 农行、 交行
电影
电——广电 （广播电视）
影——影院、 影片、 影评、 影星、 摄影
生育
生——计生 （计划生育）
影——节育 （节制生育）
江苏
江——江浙
苏——苏北、 苏南、 苏浙皖
福建
福——福橘
建——建茶、 建兰
报告
报—— （天气） 预报
告—— （新书） 预告
保护
保——保墒、 保健
护——护林、 护航
坚硬
坚——坚果
影——硬盘
还有一些更为复杂无章的例子， 见下：
两词对举 （AB和ab）， 既不是取它们的首字 （Aa）， 也不是取它们的尾字 （Bb）， 而偏偏是分别取它们的一首一尾。 例如 “深圳和香港”， 其简缩形式既非 “深香”， 也非 “圳港”， 而是 “深港”。
“黄河” 或 “长江”， 有时取它们的首字， 如 “黄淮” “治黄” “长三角”， 有时取它们的尾字， 如 “河套” “河西” “江淮” “江南” “江北”。但是 “黄河” 或 “长江” 在与 “淮河” 并称时， “黄河” 只能取首字“黄”： 黄淮、 ∗河淮； 而 “长江” 只能取尾字 “江”： 江淮、 ∗长淮。
“健康” “身体”， 有 “健身”， 而无 “康身”， 但是既有 “健体”， 也有“康体”。
“电冰箱” “电风扇” “电视机” 三词的结构完全相同， 都是A＋ （B＋C）， 但是它们简缩形式各不相同：
电冰箱 （ABC） ——冰箱 （BC） ∗电冰 （AB） ∗电箱 （AC）
电风扇 （ABC） ——电扇 （AC） 风扇 （BC） ∗电风 （AB）
电视机 （ABC） ——电视 （AB） ∗电机 （AC） ∗视机 （BC）
同一个原形式的两个语素都可以出任意义支点的现象并非个别， 而是普遍存在。 所以不宜轻率指定哪个语素应该或者哪个语素不应该。 欲对以上一系列的现象找出一刀切的规律， 恐怕是不现实的。
另外， 同一个原形式的两个语素分别出任意义支点， 会出现同义共现的现象， 即同一个原形式的两个语素分别出任意义支点后， 二者同义。 例如：“电视” 在分别与 “广播” “电影” 组合时， “广播电视” 取 “电”； 而“电影电视” 取 “视”， 即：
广播电视→广电
电影电视→影视
这时电＝视，“电” “视” 为同义共现。
但是有时并列式复合词的两个语素分别出任意义支点后， 虽然二者同义， 与不同的语素组合 （而且是同序组合） 所产生的新复合词的词义， 却有相同和不相同两种情形。
前者如“分解” 在与 “忧” 组合时， 产生的两个复合词同义： 分忧＝解忧。 但是在与 “手” 组合时， 产生的两个复合词异义： “分手” （别离）≠ “解手” （大小便）。
这些都反映出意义支点在运用中的任意性原则。
2.3 事实可以创造理论， 而理论绝不可以创造事实。 具有如此大量的“例外” 的语言事实表明， 意义支点词的理性成分是相对的， 而非理性成分是绝对的。 意义支点的选取的具有非理性或任意性。 对于这部分非理意义支点词， 不宜偏执一端， 硬去替它们找寻某种不变的规律， 其结论往往是片面的， 靠不住的。 可谓说无理容易说有理难。
譬如 “北京” 的支点既可以是 “北”， 也可以是 “京”。 在这部分语词中用“北” 不用 “京” （北大， ×京大）， 而在那部分语词中用 “京” 不用“北” （京剧，×北剧）。不妨认为，“北京大学→北大” 偏于语法缩略， “北京天津→京津” 偏于语义缩略。 我们不可以根据这部分得出这种结论， 根据那部分得出那种结论， 而且两种结论又是截然相反的。
“四川大学” 不能援用 “北大” 的构成方式类推简作 “四大”， 这是因为早就有道家的 “四大” （道大、 天大、 地大、 王亦大） 和佛教的 “四大”（地、 水、 火、 风）。 这一番话孤立地看有一定道理， 但是经不住推敲。 事实上， 容易引起误解的名称多得很。 例如 “张家口大学” 简称 “张大”，“张大” 有 “扩大、 夸大” 之贬义， 但是 “张家口大学” 并未为避免贬义而简称为 “家大” 或 “口大”。 “中国人民大学” 简称 “人大”， “人大” 有“人民代表大会” 之歧义， 但 “中国人民大学” 并未为避免歧义而简称为“民大”。 武汉大学简称 “武大”， 有人戏称武汉大学的男生为 “武大郎”，但是 “武大” 并未因此而改称 “汉大”。“山大” 在山西指山西大学， 在山东指山东大学， 但是并未为了避免混乱而分别改称为 “西大” “东大”。 “河大” 在保定指河北大学， 在开封指河南大学， 在南京指河海大学， 至今未见有改称的迹象。
铁道＝铁路， 但是国家级称 “铁路部”， 地方级称 “铁路局”， 例如“北京铁路局” “上海铁路局” “武汉铁路局” “广州铁路局”， 这是为什么？国家铁道部为什么不能称国家铁路部？ 反之， 地方铁路局为什么不能称铁道局？
又， 铁道部不称 “铁路部”， 可是偏偏 “中国铁道网” 可以同时称 “中国铁路网”， 这又是为什么？
更有意思的是， 在下面一段介绍 “铁道部” 主要职能的文字中， 只出现过两次 “铁道部”， 单独的 “铁道” 却一次也没有出现。 但是 “铁路”一词， 不包括 “全路” “路风”， 竟出现了14次之多：
铁道部是主管铁路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 其主要职能是： 拟定铁路行业发展战略、 方针、 政策和法规， 制定国家铁路统一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拟定铁路行业的发展规划， 编制国家铁路各项年度计划并组织指导实施； 负责铁路建设的行业管理， 组织管理大中型铁路建设项目的有关工作；拟定铁路行业的技术政策、 标准和管理法规， 组织重大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究和成果鉴定； 推动和指导铁路改革； 任免铁路企业和铁道部直属单位主要领导干部； 负责国家铁路财务工作， 安排使用全路建设基金和资金， 管理国家铁路事业经费； 统一管理全国铁路调度指挥工作， 监督、 检查全行业安全生产和路风建设； 管理国家铁路外事和对外经济合作交流工作； 负责国家铁路系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管理职工队伍建设等。
这段文字是介绍铁道部的， 但是口口声声谈 “铁路” 而不谈 “铁道”，所以然者， 何也？
中国铁道出版社、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中国铁道工程局……从这些名称中， 联系国家称铁路部， 地方称铁路局，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家一级称 “铁道”， 地方一级称 “铁路”， 然而不幸的是又有反例推翻这一结论：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不称 “中国铁道工程总公司”。 同是同行网站， 一个叫 “中华铁道网”， 一个叫 “华夏铁路网”。
宝鸡铁路司机学校、 武汉铁路司机学校、 包头铁路工程学校、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铁路运输学校、 合肥铁路工程学校、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西安铁路运输学校……从这些名称中， 又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方一级院校称 “铁路”， 然而不幸的是照例有反例否认这一结论： 郑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警官学校、 郑州铁道警官学校、 石家庄铁道学校、 铁道警官专科学校、 武汉市铁道工业学校、 济南铁道职业学校……
“委员” 指人， “员” 指人， 而 “委” 没有 “人” 的意思， 按说应该由“员” 出任意义支点更为合理， 但是事实上却偏偏选 “委” 不选 “员”。 可以说出一大堆 “员” 作 “委员” 的意义支点的理由， 然而无用。
古人曾经把 “并驾齐驱” 分别简化为 “并驾” “驾驱” “齐驱”：
宋·米芾 《宝晋英光集·补遗·书海月赞跋》： “余不觉见猎， 索纸疾书， 匪敢并驾坡公， 亦聊以广好人之所好之意云尔。”
清·顾复 《平生壮观·石锐》： “赵千里可驾驱矣， 王孤云直土梗哉！”宋·洪迈 《容斋题跋·跋东坡诗》： “坡公天才， 出语惊世， 如追和陶诗， 真与之齐驱。”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往今来， 如此这些， 人们似乎很难讲清楚其中的奥秘。 语言本是约定俗成的产物， 其中存在许多非理性的乃至错误的东西， 一经被人使用， 进而被人接受， 它们就变成了人们习以为常、 以非为是的东西了。 几十年前曾被吕叔湘先生批评过的6个简称至今就有4个已经取得合法地位： 民品、 达标、 死缓、 人流。 此四词未变， 地位却变了， 看来理由不在词内， 而在词外。
所以只从语言符号内部找简缩理据是远远不够的， 切不可忘记， 语言的本质是工具， 任何把语言当作高度理性化的东西看待都将是徒劳的。 语言的广大决定者、 选择者、 使用者、 接受者从来没有把掌握语言学知识当作重要的任务看待。
意义支点的选择既有理性方面的因素， 也有非理性方面的因素， 但是其中理性是相对的变数， 非理性则是不变的常数； 理性解释可以解决一部分语词和一部分现象， 剩下的全由非理性管辖。 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 与其说某字 “能够” 代表原形式， 不如说 “让它” 代表原形式； “能够” 必定是具备条件、 具有道理的从而是理性的， 而 “让它” 则是人为的、 不可论证的从而是非理性的。
2.4 意义支点的选取不但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正确与否， 而且无须论说优劣。 只要社会成员使用了， 优也罢了， 劣也罢了。 不能要求所有的意义支点词所使用的意义支点都是合理的， 否则， 就只会有语法支点， 不会有意义支点了。 例如：
“檐马”， 意为挂在屋檐下的风铃。 “马” 何以能代表 “风铃”？ 原来，“马” 是来自 “马铃” 的意义支点， 而又以 “马铃” 去喻指风铃。 “檐马”的内部形式中语义结构是绕了偌大的弯儿的： 檐下风铃好像马铃。 按说，“檐马” 应作 “檐铃”， 前者字面不明， 令人茫然， 后者字面较明， 令人昭然； 但是， 无奈汉语却选取了 “檐马”， 摒弃了 “檐铃”， 叫做弃明投暗。
我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信件邮政编码制度后的一些年中， 人们把 “邮政编码” 简称为 “邮编” 和 “邮码”， 经过一段并存后， 社会成员业已选取了 “邮编”， 舍弃了 “邮码”。 《语文建设》 曾经刊登系列文章， 争论 “邮编” 和 “邮码” 哪个更为合理。 有人曾经提出应取 “邮码” 不取 “邮编”的看法， 理由是： 1. “码” 是 “编码” 的中心词， 它们最具代表性。 2.“邮码” 与 “邮政编码” 同构， 都是偏正式， 这符合汉语多数缩略词与原词同构的规律； 而 “邮编” 与 “邮政编码” 异构。3. “编码” 比 “邮编” 的意义更明确显豁， “码” 即 “编码”， 而 “编” 即 “编排” “编辑” “编织”等， “邮政编码” 的意思重在 “码” 不在 “编”， “邮码” 使人自然而然想到 “邮政编码”， 而 “邮编” 显得不伦不类。
与此相反， 有人却提出， “邮编” 符合汉语缩略语首字优先的原则， 所以应取 “邮编” 不应取 “邮码”。
对于 “邮编” 最后战胜 “邮码” 的现实， 人们又存不同的心理。 有人认为这是遗憾的事， 声称无理的 “邮编” 打败了有理的 “邮码”。 有人则认为这是规律所支配的必然结果， “邮编”有理， “邮码” 无理。
这样的争论本身说明， “邮编” 和 “邮码” 都有一定的道理， 又都没有十足的道理。 至于为什么 “邮编” 打败了 “邮码”， 那只能以约定俗成理解之。
再则， “邮编” “邮码” 的原形式不一定只是 “邮政编码”， 也可以是“邮政编号” “邮政号码” 等， 所以它们的意义支点词也不一定是 “邮编”“邮码”， 也可以是 “邮号”。 “区位号码” 不是叫 “区号” 而不叫 “区码”吗？ 所以对于 “邮编” “邮码” 的争论前提就是不全面的。
有人曾经津津乐道论证 “爱滋病” 合理， “艾滋病” 不合理， 因为此种病往往是由于 “爱” 而感染的。 有人认为说 “妇生科” “生房” 比 “妇产科” “产房” 更合理， 因为通常说妇女生孩子， 不说妇女产孩子。 在这些道理面前， 社会成员却 “没有商量” 地选择了 “艾滋病” “妇产科” “产房”。
人们还为 “非典型肺炎” 简称为 “非典” 而争论一时。 如果按照语言学书本上的理论， 这一简称是无理的或少理的， 不出所料， 果然有人撰文抨击之。 尽管所论头头是道， 现实却无情地选择了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东西。面对如此无奈的事实， 有人便煞费苦心地辩解说： “非典型肺炎” 应该简称为 “非肺” 更合理， 那么为什么不叫 “非肺” 而叫 “非典” 呢？ 这是因为， “非肺” 声母韵母相同， 只是声调不同， 读起来区别度不大， 加大了听者理解难度。 “非肺” 容易使人误解为 “不是肺”。
这一说法不堪一击， 因为在汉语词汇里有太多的声母韵母相同的双音词， 如 “积极、 信心、 想象、 宵小、 早造、 收受、 疑义、 制止、 职志、 直至……”， 不但是声母韵母相同， 而且有的连声调都相同， 如 “异议、 意义、 相像、 象限、 相向、 授受……”， 如果按照以上理论， 这些双音词统统都在排除之列了。
“彩色照片” 叫 “彩照”， 不叫 “彩片”， 因为这有利于将它同彩色影片、 彩色图片、 彩色叶片、 彩色洋片等相区别。 顺着着一理性思路， “彩色电视” 应该是 “彩视”， 因为叫 “彩电” 便无利于同彩色电影、 彩色电灯、彩色电铃 （彩铃）、 彩色电视片等相区别。 这些说明在刚开始给彩色电视命名的时候， 未经仔细推敲， 未经语言学家参与， 未经语言领导机构的鉴定，而是处于随意的盲目的轻率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 它一旦产生， 便同新产品一样迅速传播开来， 造成永不更改的名称。 语言大众的认可是最具决定意义的。 我们的结论是， “彩视” 是理性的合理的可取的 “语言学家词”， “彩电” 则是不合理的不可取的大众主义的 “民俗词”， 而语言偏偏是由大众创造的， 而大众是缺乏语言学专业知识和语言应用专门训练的， 于是语言学家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 他们面对非理性的语言现象进行收效有限的评头论足， 却根本不拥有对语言未来的领导权力和监督权力， 这便是语言的悲哀。
语言不同于自然科学， 任何科技发明， 比如火药、 指南针、 汽车、 飞机、 计算机、 钠米技术、 基因工程……皆由人类中少数精英， 凭他们的智慧和天才所为。 古今中外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象征。 但是语言绝不是由少数精英创造的， 而是为大众所创造和使用， 而且毋庸讳言， 大众是不深谙语言学的。 他们只是创造者和运用者， 而绝不是语言的描写者、 分析者和规范者。 难怪弗罗姆金在 《语言引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中感叹说： “有时候， 无知具有创造性； 某个新词语会因为错误的构词法分析而进入语言。”
过去的经验说明， 许多争论， 无论有理或无理， 还是理多理少， 都是无济于事和徒劳无功的， 因为所谓的成败、 所谓合理不合理， 完全决定于并不考虑或并不深谙语言学的大众。 大众接受是唯一标准， 而大众的接受基本上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接受。 语言在规范化发展的大框架内， 部分个人言语变体有可能得以延伸和扩散， 从无序转化为有序， 最终取得合法地位， 最终完成了习非成是的全过程。 只要说的人多， 而且越来越多， 即使无理或理少， 也胜之无疑； 反之， 只要说的人少， 而且越来越少， 即使有理或理多，也败之无疑。
这是否说明， 语言是不可干预不可规定的呢？ 否！ 在语言面前， 有着互为辨证的两头： 一头是大众的约定俗成， 另一头是语言学家的干预。 这么两股力量都可以对语言发生作用， 产生影响， 而且二者处于消长互动的状态之中——这两股力量的消长互动决定着语言的命运： 如果没有语言学家的干预， 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则完全处于大众的约定俗成之中， 盲目的因素会使语言文字不断生熵， 使不合理不规范的东西滋生蔓延， 使语言走向世俗化、愚昧化。 如果有语言学家的积极干预， 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则会得以引导之力和无限生机， 大大避免个体变异的蔓延扩散， 使合理的、 规范的东西胜出， 使语言走向科学化、 理性化。 以语言文字规范为己任的语言学家的最大责任在于与大众的约定俗成展开竞争， 而且要加大竞争力度， 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 语言具有巨大的强制力量不假， 但是一味信奉个人无权改变语言、 个人无力改变语言的教条是欠思忖的。 我们没有必要动辄用 “约定俗成” 一言蔽之， 以偏概全。 辜正坤在 《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说： “……例如中国的皇帝和长者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强行改变某些语汇的发音或者写法。”岂止皇帝和长者？ 其实任何言语变体最初几乎都是起源于个体行为， 日后逐渐漫延开来而已。 言语变体起源于集体行为是难以想象的。
过去的教训在于语言学家缺乏起码的勇气和力量， 去干预和规定语言，而总是跟在大众后面， 对错误的东西被动地进行确认。 例如 “荨麻疹” 的“荨” 大众不好认， 而且没有查字典的习惯， 便采用 “秀才识字识半边” 的办法， 径读为 “荨xún麻疹”。 对此， 我们理应去批评， 去纠正，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去做， 而是一味予以确认。 须知， 确认就是纵容； 纵容与规范是水火不相容的。 古人因愚昧和粗心给我们留下 “萧墙” “顶缸” 这样的语言文字垃圾， 我们理应引以为戒， 一改对语言文字放任自流之积习， 把我们的语言文字管理好， 给后人留下更加宝贵的遗产。
我们不应该把语言看作完全理性的东西， 甚至当作自然科学对待。 语言规范化的工作亟待解放思想， 勇敢遏制和纠正语言文字中发生的错误， 明确规定语言文字应该怎样、 不应该怎样。 不然的话， 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就难免变成滞后的甚至是消极的行为。 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语言学有许多历史局限性， 但是它的规定性的原则至少告诉今人一个道理， 语言是可以有所规定的。 语言文字中的个体变异有积极的也有错误的， 对于错误的东西， 是事前规定其正， 还是事后确认其误， 这关系到我们今后工作的方法和原则。
联想起汉语中举不胜举的错误用例， 例如放着 “可寒” 不用， 偏偏要用 “可汗”， 使得多数人读作 “可汗hàn”； 语文工作者还要煞费苦心去纠正， 事实上却是越纠正错读音越蔓延。 为什么？ 明明是 “汗hàn” 字， 偏要人们去读与 “汗” 本来的读音无涉的 “汗hán”， 这不分明在为难社会成员吗？ 这不分明在人为制造陷阱吗？ 我们十分应该做出废弃 “可汗”、 起用“可寒” 的规定， 这可以从根本上杜绝错误的发生。 再如 “灭顶之灾” 本作“没顶之灾”， 人于水中， 没顶就要被水淹死， 此灾可谓大矣！ 而今作 “灭顶之灾”， 试问 “头顶” 怎么个 “灭” 法？ 对此， 我们有理由做出废弃“灭顶之灾”， 起用 “没顶之灾” 的规定， 这可以大大减轻众人理解上的负担。
在语言文字错误丛生、 积重难返的今天， 我们有理由呼吁 “规定”， 远离 “确认”， 让汉语言文字来一次正本清源、 消除语熵的大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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