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唯
“警察妈妈”的柔情。（蒲学光/摄）
因为自小在警察家庭里长大，故而对“大盖帽”有着天然好感的韦兰，一直将“警察”视为自己这辈子最中意的职业。
2006年，从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毕业后，韦兰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安顺市镇宁自治县公安局任职见习民警。2008年，她顺利通过考核，正式成为县公安局刑侦队的一员。
“在血腥阴森的凶案现场，面对那些恐怖的尸体，她能面不改色、细致入微地进行着各种痕迹鉴定；连续几天几夜，和男警们一起熬更守夜地侦查、取证，她照样冲锋陷阵、无怨无悔。”
在同事们的眼中，30岁已从警8年的韦兰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汉子”，“娇弱”二字与她相隔甚远，再配上她那爽朗的笑声，大伙儿觉得叫她“兰哥”才与她名副其实。
2015年4月，一纸调令，韦兰告别县公安局刑侦队，辗转至城关派出所，变身社区民警，主要负责社区监控、维稳等工作。随后，韦兰开始了对社区留守儿童关爱的“业余工作”，短短一年时间，她牵头建立“爱心基金”对16名特殊家庭的孩子倾情帮助。
一次偶然走访 编织爱心网
“我还记得那天是村主任罗艳来派出所给小瑞办户口，但因为孩子的父母没有结婚证，也没有准生证，根本无法办理，我们为了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便来到了城关镇白马村核实了解实际情况。”
令韦兰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一次走访，自己竟会与“警察妈妈”这个称号结下缘分，甚至被大家熟知并记住。
房屋后的山坡松松垮垮的，随时都有滑坡的迹象；屋顶的木梁已经被蛀虫吃空，每逢下雨天，家里就会变成“水帘洞”；一个电饭锅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件像样的家用电器……
初到小瑞家的所见所闻，让韦兰着实吃惊：“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没想到，现在还有生活如此困难的人家。”
再一打听，韦兰得知小瑞的父亲本就“重男轻女”，为了逃避抚养责任，索性离家打工，至今音讯全无；母亲也因改嫁他乡，从此与孩子们断了联系；当时仅8个月大的小瑞只能与2个姐姐，以及85岁高龄的曾祖母相依为命。
“小的太小、老的太老，家中没有劳动力，田地也丢荒了，一家4口实在没辙了，就靠上山挖野菜充饥，采蘑菇到县城里卖，以此来勉强维持生计；姐姐小珍因为长期无人照看，头发里已满是虱子，最后竟荒谬到要拿‘六六粉’（杀虫农药）来洗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韦兰痛感仍在，哽咽讲述。
协同民政、教育等部门的共同努力，去年，村委会为3个孩子申请办理了低保。同年9月，派出所还联系上了一家公益组织，承诺每月500元定期资助小瑞的姐姐们读书。打那以后，韦兰几乎每周都要抽空到白马村看望小瑞一家，除了张罗她们的衣食起居，还要操心她们的学习情况。
2016年7月中旬，当记者亲眼看到小瑞的两个姐姐时，她们正就读于镇宁自治县第一中学初一年级，姐妹俩虽然有些腼腆，但笑起来很甜，衣着也很整洁，跟在姐姐们身后的小瑞更是活泼好动，与很多同龄孩子一样，爱笑爱闹、调皮童真。
此情此景，再无法将她们与“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联系在一起。
“我自己也是母亲，也有女儿，将心比心，自然也就见不得孩子困苦糜顿，所以每次在工作中一遇到类似的情况，就会忍不住要问一问、帮一帮。”不知不觉中，韦兰的“问一问、帮一帮”就像无形中编织出的一张爱心网，16名“泡在苦水里”的孩子陆续被她“打捞上岸”。
“父亲1999年就开始吸毒，多次被公安机关强戒；母亲2005年开始吸毒，平时没有经济来源，去年她被收戒后，娃娃小玥成了无人过问的‘孤儿’。”于韦兰而言，法不容情人有情，父母的过错不应该牵连到孩子。
先与所里领导协商，后又赶赴县民政部门多次协调，2015年10月，小玥最终顺利地在县福利院安顿下来；再一问，小玥也该是上学的时候了，韦兰又专程前往县教育部门帮她协调学籍。
“起初，知道是派出所抓走了妈妈，小玥对我们有些排斥和敌视，从不与人多话，面容严肃、眼神警惕，和居住在一墙之隔的福利院其他孩子们大相径庭，加之得不到父母的亲情关爱，小玥非常害怕遭遇歧视和冷眼，一种‘自我保护’般的暴力倾向，使得她在与其他孩子及福利院老师们的相处中，总是一言不合就开骂、就动手。”
不说话就靠纸笔写，爱打人就靠耐心教，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开导和细致入微的照料，让韦兰与小玥“心的距离”日渐缩短，昔日那个内心封闭、怕生排外的“问题少女”一去不返。
在小玥房间的书桌上，记者看到了几张由她亲手画的简笔画：房屋门前的空地上，种着一大块向日葵，它们直溜溜地蹿高儿，好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炽热着人们的眼睛；一位小女孩张开双臂在盛开的向日葵边微笑、起舞；画纸的左上角还有一束太阳之光，旁边写着：加油吧！阳光少女！
没有上色只是寥寥几笔，但，看得人心里暖暖的。
“只要心态正了，她将来的人生之路也就正了。”
韦兰的耐心和悉心，让小玥走出了敌视、偏执、自闭的心灵泥沼，以前不懂得如何表达关心的她，现在一旦得知韦兰身体不舒服，还会主动发来这样的短信：“孃孃，你吃饭了吗？身体好点没？”
元旦、春节……小玥也不忘贴心制作一些小礼物向韦兰表达感激之情，献上节日祝福。
“是韦警官的爱，让小玥不再因为公安机关依法处罚了她的父母而对公安民警感到冷漠，使她看到的不仅是法律的威严和违法的代价，更多的还是社会的关爱和大家的鼓励。”目睹小玥的成长与变化，福利院院长文大芬甚感欣慰。
“我为她骄傲，我会支持她继续走下去”
“警察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忙起来根本照顾不了家庭，我们的女儿也一直都是两边的老人在帮忙照顾，一家人很难聚到一起，更别说有时间一起出去游玩了。”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记者见到了韦兰的丈夫吕中喜。
因为有着一样的理想：“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2011年，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组织了家庭。
婚后岁月，无论面临聚少离多的无奈，还是同城难聚的苦楚，夫妻俩都相互支持，从不抱怨。
“平时不是我值班，就是她值班，很多时候，女儿睡着了，我们才刚从单位回来，等到女儿起床了，我们又要上班了，一天真正能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吕中喜说，虽然同为警察，但两人在时间上却难有契合点。
透过夫妇俩微信上的朋友圈相册，可以看到，孩子的照片不少，但始终难以找到一张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张韦兰和女儿的手机自拍照，细一看，上传时间是2015年11月23日凌晨2时3分，照片注解是：“妈妈在值班，宝宝乖乖睡。”
“刚开始，我妈还常常埋怨她，说她‘咸吃萝卜淡操心’，自己的孩子都没时间管，还把别人的孩子当宝贝，但我能理解她这样做的原因，妈妈在得知这些孩子的情况后，也表示了认可和支持，我更相信女儿长大后一定会以她为乐于助人的榜样，传承她的品格。”在与韦兰的5年婚姻生活里，“同城同家难相见”是这个“双警家庭”的常态，而吕中喜却从妻子对“别人家的孩子”的态度和行动中，变得更加深爱、了解和欣赏对方。
在2015年的单位年终总结大会上，韦兰与吕中喜，由于工作出色，双双受到“先进个人”的表彰。
现如今，在双方父母及外界眼中，志趣相投、相亲相爱的夫妻俩，不仅是爱情里的比翼鸟，也是事业上的双飞燕。
“我为她骄傲，我会一直陪着她、支持她在关爱特殊留守儿童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话音未落，吕中喜眼里已满是倾慕与坚定。
“爱心基金”释放“蝴蝶效应”
早在2013年，镇宁自治县城关派出所为了在青年干警中树立责任心、传递正能量，成立了“青年服务队”，所里80名年轻干警都是队员，在团总支书记陈雷的带领下策划、开展各种公益活动。
“韦兰在这个团队里一直很突出，因为她心细、踏实，总是从心里面去关心这些娃娃。”陈雷说 ，也就是在结识小瑞一家后不久，韦兰便牵头发起成立了“爱心基金”，动员派出所全体民警踊跃捐款，再通过实地考察后，将其捐给符合条件的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
在城关镇派出所会议室，记者见到了由韦兰负责登记的几本“爱心台账”，每一笔捐款、捐物，以及支出情况，点点滴滴都记录在案，这些都是孩子们收到社会各界爱心帮助的见证。
走进韦兰的办公室，桌边存放着的几袋衣物颇为显眼。“这些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韦兰说，每次收到衣物，她都会根据大小、适用季节等进行分类整理，如果看上去有点脏、旧，她还会拿回家重新洗、晒一遍。
“像这袋衣物就是适合现在穿的，这几天我正准备抽空给孩子们送去。那袋是冬天穿的，我暂时给他们保管着，等天冷了再给他们送去。”
扬善，不在一朝一夕，而是细水长流。
关爱、慰问、帮扶，哪一样都需要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派出所社区民警的本职工作需要履职尽责，自己才3岁的女儿也需要照顾关心，身边那16个孩子更需要过问关注。一年多来，韦兰几乎将自己所有的空余时间都倾注在了孩子们身上：“在工作中实在错不开时间，我就央请同事、当地干部帮忙，轮流着去看望；万一大家都没时间，我就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告诉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需要帮助时随时可以打给我，总之，一天24个小时，一年365天，手机从未关过机。”
“可以说，韦兰牵头的这个举动更强化了‘青年服务队’的功能，让公益服务的理念融入日常工作，更具体、更落地，也更有效地带动了一大批80后、90后的年轻干警。”陈雷说，大家刚去慰问孩子们的时候，还照点照片，留个纪念，现在连照片都不照了，反正也已经做成习惯了，那种“专门去做好事”的“形式感”消失了，这种“自然而然应该做”的念头日积月累、愈发明显。
“反正韦兰一喊，我就去了，觉得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所里一批批新干警来了以后，都自发加入、同化，由此就形成了这般良性循环。”同事汪家卫说，每当看到韦兰对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爱心帮扶时，自己也会深受触动，总想着跟她一样，也做点什么，才觉得不愧于“人民警察”这个头衔。
“去年7月，小真、小美两姐妹同时在城关镇祝英小学毕业，由于家庭困难，两姐妹准备辍学。”汪家卫说，为了彻底解决两姐妹的上学问题，韦兰一如既往、四处奔波，协调县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等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两姐妹最终被安排就读县一中，且住宿、学杂费全免。
“8月17日是县一中初一年级新生的报名日，韦兰和我们协警刘权，带着用‘爱心基金’购买的新衣服和住校生所需的生活用品，专门驱车到村子里接走小真、小美，陪着她们一起到学校参加报名。”据汪家卫介绍，当看见韦兰给两姐妹打理床铺时，寝室里的其他孩子们都挺羡慕她俩有个“警察妈妈”。
“那会儿是开学第一天，其他住校的孩子一定都是父母送进学校的，我不能让两姐妹感到失落。”除了隔三岔五会到学校去看望两姐妹以外，韦兰还必须经常和老师联系，了解她们在学校里的情况。
“考虑到贴补家用，小真平时承担的家务就要多一些，成绩就要差一些；小美成绩还不错，这学期语文考了78分，英语考了85分，虽然数学没及格，只考了57分，但没关系，这个暑假我就定期把姐妹俩接到所里，请我们县里那些大学生帮忙辅导一下，缓解她们在学业上的压力。”
韦兰，俨然一位亲生母亲的样子。
“去年11月的一天，我到学校去看望两姐妹，发现小美的脸肿了，带她到医院检查后才得知是患上了腮腺炎。打听到家住城关镇安康路的老医师吴家忠，有着多年治疗腮腺炎的经验，我便带着小美去求医。正常收费要500多元，但吴医生听到小美的家庭情况后怎么也不收费。一个星期后，小美的腮腺炎就治好了。没曾想，姐姐小真却又患上了腮腺炎，我再次带着她找到吴医生，病治好了不说，吴医生还是坚决不收钱。岂料等到今年春节，吴医生还专门找到了两姐妹的家，为她们送去了200元的‘压岁钱’，还有两袋米和一些衣物。”
“在平时，她们也得到了学校老师、村干部和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军训时需要的迷彩服就是老师们凑钱买的；村干部们为了随时与她们取得联系，还特意为她们买了部儿童手机，并每月负责缴纳话费。”
“作为民警，我们比一般人看到了更多的阴暗面。但其实，社会还是好人多。”说到这儿，韦兰眼睛潮红。
（2016年07月25日《贵州日报》）
媒体报道MEI TI BAO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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