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_公共管理的未来十年

李树茁　悦中山⁽²⁾

【内容提要】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中存在着融入和融合的理论争辩。前者认为社会融合是单向的，后者则认为是双向的。两种理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模式和后果具有完全不同的假设，其背后的公共政策内涵也不相同。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模式以及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支持“融合”理论，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具有双向性。“融入”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农民工个人福利的改善，本文发现农民工的现代性水平的提高有碍他们心理健康的改善。“融合”理论较“融入”理论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的差异性有更强的解释力，“融合”的文化融合策略、“融合型”和“融入型”的心理融合类型均有利于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提高。论文对相关结论的公共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Abstract】　there is a theoretical debate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studies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The former assumes social integration is largely a one-way process．Whereas，the latter assumes social integration is a bidirectional process．These two theories posit very different pattern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arry very different policy implications．We use survey data to test specific hypotheses derived from each theory about the pattern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link betwee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s．Most Findings support the integration theory，showing that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are basically bidirectional．Assimi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migrants，well-being．We find that modernity deteriorates migrants，satisfaction with life．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can explain much more variance of migrants，mental health than the theory of assimilation．The“integration”strategy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types of“integration”and“assimilation”of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migrants' mental health．We discus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关键词】　农民工、社会融合、社会融入

【Keywords】　Rural-Urban Migrants；Social Integration；Assimilation

中国已经进入迁移时代，人口流动迁移，尤其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乡—城人口流动将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最显著的人口现象之一（Liang 200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为2.6亿，占总人口的19％，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长了81.0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而这其中大部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即本文的研究对象——“农民工”。2010年大陆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占总人口的4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研究显示，如果中国保持当前的城市化推进水平，2025年城镇人口将达到9.26亿，2030年将达到10亿，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城市人口将增加3.35亿（这比今天美国的总人口数还多），其中2.4亿到2.6亿是从农村流动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Woetzel，Devan，Jordan，Negri，and Farrel，2008）。

二十多年来，农民工已逐渐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研究普遍认为农民工在文化、经济和心理等方面还远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Wong，Li，and Song，2007；悦中山、李树茁和费尔德曼，2012a，2012b）。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对中国未来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问题。“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2007）。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相关专家分别于2010年、2011年撰写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和《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基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的构建，分析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及相关政策的影响，旨在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两份报告的重要内容。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共同关注。然而，一直以来，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中存在着“融入”和“融合”的理论争辩，这给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制定带来了困惑，理论取向的不同可能会妨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创新，进而影响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过程。本文将就“融入还是融合”这一争辩的解决作出初步尝试，这对理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过程和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均有重要意义。

学者已经取得共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囊括多个维度，但现有的大部分研究更多侧重农民工在经济维度的融合，其他的维度还包括文化、心理等（悦中山等，2012a；杨菊华，2009，2010）。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指的是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互动，研究中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目前，大多数研究是基于狭义概念展开的，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就是指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文称其为“融入”理论。在“融入”的理论视角下，一般认为农民工将单向地在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融入”城市社会。相关的政策讨论也往往围绕着如何促进农民工在文化和心理层面“融入”城市而进行，未加证明地假设“融入”水平的提高必然有利于农民工个人福利水平的提高。然而，国际移民研究中早已不再把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简单地看成单向的“融入”进程，而是认为两者皆为双向的“融合”过程。在“融合”理论视角下，移民可能在习得迁入地社会的文化的同时，也可能继续有所选择地保持自己的家乡文化（Berry，1997）；移民维持对迁出地社会的认同并不妨碍移民对迁入地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的建立（Phinney，1990）。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大多仍局限在“融入”的理论视角下，还很少见到基于“融合”视角展开的研究。本文根据“融入”和“融合”理论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模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提出了两套不同的假设，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支持“融合”理论。

在关于移民群体与迁入地社会的互动研究中，社会融合是普遍应用的概念。在英文文献中，Assimilation，Acculturation，Incorporation，Integration，Adaptation和Accommodation等术语都曾出现在移民社会融合研究的文献中。一直以来，“融入”（Assimilation）的理论视角是理解国际移民尤其是美国移民的最重要概念。然而新近的研究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非欧洲裔的美国新移民的到来给这一传统的融合理论带来了挑战。美国社会构成更加多元化，人们对以主流文化为衡量标准的传统的融合概念提出了批评。由于少数种族社会融合的发生，导致美国主流社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因此阿尔巴和尼（Alba and Nee，2005）试图对融合的定义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修补，以适应当代美国社会的移民融合，他们把美国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定义为“种族差异的消减，以及由种族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和社会差异的消减”。“差异的消减”把握住了社会融合的本质性内容，这一概念允许主流文化在移民的融合过程中发生变化，并将逐渐囊括原来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现在已经完成融合的少数族裔，去除了“种族优越感”的成分，是一种“融合”的理论视角。

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弋登（Gordon，1964）最早对社会融合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划分，认为包括7个维度，分别为文化融合、结构融合、婚姻融合、身份认同（或认同性融合）、态度接受、行为接受和公共事务融合。后来的研究者又发展出一些其他的融合维度，包括社会经济融合、居住融合和政治融合等（Alba and Nee，1997；Garcia，1987；Lamare，1982；Massey and Denton，1988；Massey and Mullan，1984；Maxwell，2010）。尽管存在着这么多维度，但存在着“融入”和“融合”的理论争辩的维度主要集中在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如身份认同）上。而其他维度一般是方向无涉的，比如社会经济融合，移民当然希望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得到提升，融入主流社会。

雷德菲尔德·艾（Redfield et al．，1936）认为文化融合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群体的个体在不断地发生接触以后，其中一个群体或者所有群体的原有文化特征发生变化的现象”。变化可能发生在语言、着装、情绪表达、日常习惯、价值观和规范等方面。早期的研究者采用的是“融入”的理论视角，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将文化融合的标准，即认为文化适应的方向和终点为迁入地社会的主流文化。弋登（1964）认为文化适应基本上是移民被迫或主动习得迁入地社会文化的一种单向过程，美国移民文化适应的方向和终点是“代表了大部分人的、白人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中产阶级的文化模式”的核心文化。这一观点引来了后来研究者的一些批评。从当代美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在殖民时代定居在北美的英裔美国人的文化具有优势地位的观点低估了一直以来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Alba and Nee，2005）。融入理论假定文化适应最终会使得文化变得更加同质化，而同时原有的文化差异则会逐渐消失。这种观点似乎与当代美国多种文化同时活跃的现象不符（Alba and Nee，2005）。鉴于文化适应的单向性假设所面临的挑战，以贝里（Berry，1997）为主的学者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双向模型，即文化适应的“融合”理论视角。

贝里（1997）最早指出，文化适应不是一个具有两极（一极是纯粹的家乡文化，另一极则是纯粹的迁入地社会的文化）的连续统，文化适应的过程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抛弃原有家乡文化，迁入地文化取代家乡文化的从一极到另一极的过程，移民的文化适应具有双向性。移民迁入一个新的社会之后，他们一定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移民对自己原有的文化是否具有价值，是否需要继续保持的态度；另一个问题为移民是否愿意融入迁入地社会的文化中，他们是愿意适应这种文化还是尽量避免接触这种文化（Berry，1997）。如图1所示，通过移民在两个方向上的不同态度的组合，得到四种文化融合策略：融合策略（Integration）、同化策略（Assimilation）、分离策略（Separation）和边缘化策略（Marginalization）。研究显示融合策略为大多数移民所偏爱（Berry，Phinney，Sam，and Vedder，2006）。

图1　移民文化融合的双向模型

心理融合是指在迁入地社会移民群体在心理和情感上对自己的社会成员的身份和归属的认同发生变化的现象。若移民群体在心理和感情上对迁入地社会还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话，即使他们能在文化融合和社会经济融合方面达到很高水平，也不能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地融入迁入地社会。心理融合的实现，足以说明移民已经逐渐地在生活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开始遵守迁入地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Nesdale and Mak，2000）。

认同性融合是心理融合的一个重要维度（Walters，Phythian，and Anisef，2007），是弋登（1964）所定义的社会融合过程的另一个阶段，指的是移民“放弃其他一切身份，逐渐地仅仅认为自己是迁入地社会群体一员的过程”。弋登的认同性融合概念要求移民只能有一个排他性的国家身份，即“美国认同”（American Identity），而要求所有的其他的种族认同都消失，结合诸多的社会现实来看，这显得过于强求了。这就要求所有移民都要丢掉非美国的家族记忆，然而基于数据的研究发现大量美国人都还认为自己是一些非美国的种族的后裔（Lieberson，1985；Lieberson and Waters，1993）。弋登的单向认同模型受到当代学者的挑战，身份认同的双向模型逐渐得到学界认可（Phinney，1990；Phinney，Horenczyk，Liebkind，and Vedder，2001）。

在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即“种族认同”（Ethnic Identity）和“迁入国认同”（National Identity）。广义上讲，种族认同指的是某个族群的个体对自己作为这个族群的成员资格的一种自我感觉或认识（Liebkind，1992，2001；Phinney，1990）。与种族认同相比，学术界对“迁入国认同”的研究并不多，研究者往往对移民所用的标签进行关注。比如，在美国，用“美国人”来指美国移民的国家认同。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的认同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着从对自己迁出国标签（如中国人）向混合型标签（如美籍华人）再向单一的迁入国标签（如美国人）的转变（Rumbaut，1994；Waters，1990）。这个概念涉及对迁入地社会的归属感和态度等（Phinney and Devich-Navarro，1997）。

现有的国际移民研究证明，身份认同也存在着双向性，在借鉴贝里（1974，1980，1997）的文化融合模型后，菲尼（1990）提出了身份认同的双向模型（如图2所示）。移民需要在身份认同方面处理两个问题：一是是否继续认同自己原有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保持自己对原有社会或群体的归属感；二是是否愿意逐渐建立起自己对迁入地社会或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在双向模型中，移民对种族的认同和对迁入地的认同被假定为是相互独立的：对种族和迁入地的认同既可以高也可以低，个人可以是社会认同模型中四种类型中的任意一个。相反，如果移民的身份认同符合“单向”模型，那么种族认同和迁入地认同将是负向相关的，也就是说，当移民对自己的原有种族认同高的时候，他/她对迁入国家或地区的认同就必然要低。那样的话，移民的身份认同最终只能属于“融入型”或“分离型”中的一种（Phinney，et al．，2001）。相关研究一般是支持双向模型的，两种社会认同在统计上一般是相互独立的。菲尼和德维克-纳瓦罗（Phinney and Devich-Navarro，1997）等对“身份认同”的研究结果显示，四种认同类型分布的差异较大，通过对不同国家的青少年的研究显示，移民对自身种族的认同程度普遍较高，但对迁入国身份认同的差异性则较大，因此“融合型”并不必然是移民身份认同的主要模式。这种不确定性主要受到移民自身的特征、迁入国的政策和迁入国居民的态度的影响（Phinney，et al．，2001）。

图2　移民心理融合的双向模型

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是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后果之一。在“融入”视角下，文化融合与心理健康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文化融合水平的提高被作为移民个人顺利适应新环境的证据，文化融合将有利于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Balls Organista，Organista，and Kurasaki，2003）。在“融合”视角下，基于文化融合的双向模型的研究发现融合策略是移民群体最常采用的文化融合模式，有助于移民福利的提升，而边缘化策略对移民的适应后果是有害的。四个策略中，“融合”策略与移民的心理适应后果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erry，et al．，2006）。

与文化融合的“融入”视角相似，一般认为移民对迁入地社会的认同（即具有较高的心理融入水平）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后果有正向影响，以本文为例，城市归属感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改善，但这种视角忽略了移民对家乡社会的认同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基于对心理融合的双向性认识，一些研究普遍支持融合型身份认同的移民的心理福利水平较高，融入型的心理福利水平居中，而边缘型移民的心理福利水平最低（Phinney＆Devich-Navarro，1997；Phinney，et al．，2001）。

学者们用多种概念来描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如“市民化”（王桂新、陈冠春和魏星，2010）、“融入”（杨菊华，2009）和“城市适应”（田凯，1995）等。基于“市民化”和“融入”等概念形成的理论观点往往支持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融入论观点。而悦中山等则提出了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融合论观点（悦中山等，2012a，2012b）。

因为“社会融合”在开放性、包容性和中立性上均有优势（悦中山等，2012a，2012b），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使用“社会融合”这一术语。社会融合是指“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差异的消减”（悦中山等，2012a，2012b）。差异的消减体现在多个维度，至少包括文化融合（Cultural Integration）或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社会经济融合（Socioeconomic Integration）和心理融合（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社会经济融合是指与主流社会中和自己社会经济背景相当的阶层相比，移民能够获得这个阶层的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的社会经济（Alba and Nee，1997）。社会经济融合是方向无涉的，其测量指标通常包括移民的收入水平、职业和房产的拥有等（Hirschman，2001；Myers，Gao，and Emeka，2009）。悦中山等（2012a，2012b）持“融合”论观点，认为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具有双向性。农民工在进行文化融合时需要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是否继续保持自己家乡社会的文化；另一个是是否愿意习得城市的现代工业文化。文化融合具有双向性，一个方向是农村，另一个方向是城市。通过农民工在两个问题上的不同行为或态度的组合，一共产生四种文化融合策略（如图3所示）：融合策略，即农民工的家乡文化保持水平较高，现代工业文化水平也较高；同化策略，即农民工的家乡文化保持水平较低，但现代工业文化水平较高；分离策略，即农民工的家乡文化保持水平较高，但现代工业文化水平较低；边缘化策略，即农民工的家乡文化保持水平较低，现代工业文化水平也较低。

图3　农民工文化融合的双向模型

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关于“种族认同”和“迁入国认同”的研究为分析农民工的心理融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农民工在心理融合过程中需要处理两个问题：一是是否继续保持自己对农村社会的身份认同和归属；二是是否愿意逐渐建立起自己对城市社会的身份认同和归属。因此，农民工的心理融合也具有双向性，通过农民工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不同行为或态度的组合，可以产生四种心理融合类型（如图4所示）：融合型，即农民工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的同时对城市有较高的归属感；融入型，即农民工不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但对城市有较高的归属感；分离型，即农民工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但对城市有较低的归属感；边缘型，即农民工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对城市的归属感也较低。

图4　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双向模型

融入论一般未加证明地默认社会融入水平对农民工个人福利有正向影响，因此相关的政策讨论也往往围绕着如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而进行。而现有文献中，在“融合”理论视角下对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很少见。

表1就文化融合与心理融合在“融入”和“融合”理论视角下的假设分别进行了总结。

表1　研究假设

在“融入”视角下，文化融合是农民工逐渐地把家乡文化丢掷一边、习得城市的现代工业文化的一个连续统。这样，家乡文化的保持和现代工业文化的习得之间是强相关的关系（相关系数在-1到-0.5之间）：即那些对家乡文化保持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所习得的现代工业文化必然越低，而另一方面，那些对现代工业文化习得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对家乡文化保持的水平会越低（见表1中假设H11）。就融合模式而言，在文化融合的连续统中，我们确定一个分界值，总可以通过文化融合将农民工划分为两组，一组是保持家乡文化的人，一组是已经融入城市现代工业文化的人。与前述的双向模型（如图3所示）对应起来的话，在“融入”视角下，绝大部分农民工会分布在四种文化融合策略中的“融入”或“分离”策略中，而选择“融合”和“边缘化”策略的农民工应该为少数（假设H21）。作为对弱势群体而提出的一个富有社会关怀的概念，尽管未曾给予明确阐述，学者们往往认为社会融入有利于移民个人福利水平的提升，这也正是相关政策往往以提高农民工的融入水平为终极目标的理论依据所在。在这种观点下，农民工的文化融入水平越高，农民工的个人福利（本文用心理健康水平来测量）越高（假设H31）。

与关于文化融合的假设提出的理论推演过程相同，在心理融合的维度，如果持“融入”论的观点，那么城市归属感和农村归属感之间将是强相关的关系（相关系数在-1到-0.5之间）（假设H41）。绝大部分农民工会分布在四种心理融合类型中的“融入型”或“分离型”中，而分布在“融合型”和“边缘型”的农民工应该为少数（假设H51）。农民工在心理融入水平越高，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假设H61）。

在“融合”视角下，文化融合不再是一个从家乡文化一端到城市文化一端的一个单向过程，保留农村家乡文化和习得城市的现代工业文化并不矛盾。因此家乡文化的保持和现代工业文化的习得之间不相关或弱相关（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3以下），即农民工的现代工业文化的习得水平并不必然与他们的家乡文化保持的水平有联系（假设H12）。就文化融合模式而言，在“融合”视角下，文化融合的四种文化融合策略中（见图2）均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分布其中，且根据已有的研究，“融合”策略所占比例最多，而“边缘化”策略最少（假设H22）。这一视角下，对家乡文化的保持和城市文化的习得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在检验文化融合和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的关系时，两个因素的影响都应考虑在内。关于国际移民的研究发现，文化融合双向模型中的“融合”策略是移民群体最常采用的文化融合模式，与移民的心理适应后果有正相关关系，“融合”策略有助于提高移民福利，而边缘化策略对移民是有害的（Berry，et al．，2006；Phinney＆Devich-Navarro，1997）。据此，我们提出假设H32：家乡文化和城市文化均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与选择“边缘化”策略的农民工相比，选择“融合”、“同化”和“分离”策略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与上述假设提出的过程相似，在心理融合的维度，如果持“融合”论的观点，那么城市归属感和农村归属感之间不相关或只有弱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小于0.3）（假设H42）。在四种心理融合类型中，均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分布其中，且“融合型”所占比例最多，“边缘型”最少（假设H52）。城市归属感和农村归属感均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与“边缘型”的农民工相比，“融合型”、“同化型”和“分离型”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假设H62）。

本文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9年11月底与X市合作组织实施的农民工调查。X市当地的方言为闽南话。对于农民工调查，基本上都没有合适和准确的抽样框可用，因此我们利用配额抽样方法，最终获得社区样本1018个与单位样本489个，总计1507个。样本在性别和年龄上分布比较均匀，覆盖了农民工所从事的典型行业（如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和自雇就业）。⁽³⁾非等概率抽样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的数据是有偏的，这限制了一些结论的推广。但鉴于样本量较大且在职业和年龄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差异性，我们的数据还是可以用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模式分析以及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分析的。

论文通过家乡文化保持量表和现代性分别测量农民工的农村文化水平和城市文化水平。基于对扎格卡和布朗（Zagefka and Brown，2002）的量表的改编，家乡文化保持量表是一个由4个题项组成的5级利克特（Likert）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1）遵守家乡的风俗习惯（比如婚、丧、嫁、娶的风俗）对您来说是重要的；（2）按照家乡的习惯办事对您来说是重要的；（3）您的孩子应该学会说家乡话；（4）保持家乡的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对您来说是重要的。将4个题项的值相加后取均值，分数越高，表明农民工的家乡文化保持水平越高。文化保留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15。我们通过现代性来测度农民工的现代工业文化水平。借鉴英克尔斯和史密斯（Inkeles and Smith，1974）关于现代性的研究，结合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我们从中选取大众传媒、妇女地位、个人效能、计划性和对时间的评价等5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中选取了1个题项并进行了改编。最终我们通过如下5个题项测度现代性：（1）对于大众传媒，我们通过题项“您经常从报纸或互联网上获得新闻和信息吗”来测量（1＝从不，2＝偶尔，3＝经常）；（2）对妇女地位，通过农民工对“与女孩相比，应该让男孩多读些书”的看法来测量（1＝赞成，2＝无所谓，3＝反对）；（3）个人效能通过题项“您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主要靠什么”来测量（1＝主要靠运气，2＝一半努力一半运气，3＝主要靠自身努力）；（4）计划性通过题项“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提前安排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来测量（1＝事情来了再说；2＝仅在很少几件事情上做事先计划；3＝大多数事情都事先仔细地安排）；（5）对时间的评价，我们请农民工汇报“您与朋友约好时间见面，您认为朋友多少分钟后不到就算迟到”来测量（1＝半小时以上，2＝5分钟到半小时，3＝5分钟以下）。将5个题项的分数加总后取均值，分数越高，表明现代性越高。

论文通过家乡文化保持量表和现代性指标来操作化文化融合的双向模型。“现代性”反映了城市现代工业社会文化的主要特点。将家乡文化保持量表的平均值以3（即“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为分界线，若均值小于等于3则认为农民工不再同意保持家乡文化；相反地，若均值大于3则认为农民工同意保持家乡文化。类似地，对现代性作了同样处理，若现代性指标的均值小于等于2（2为现代性指标的中间状态，表示现代性不高也不低）则认为农民工的现代性较低，若大于2则认为高。通过这种操作实现了文化融合双向模型的构建，对4种融合策略进行了定义。我们利用感知融合量表和农民身份来测度农民工的心理融合。以博伦和霍伊尔（Bollen and Hoyle，1990）的量表为基础，我们在措辞上作了一些微调，设计出了“城市归属感”量表，包括3个题项：（1）我感觉我是属于城市的；（2）我觉得我是城市的成员；（3）我把自己看作城市的一部分。3个题项均要求被访者用5级Likert量表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来回答。分析中我们将3个题项的得分加和取均值。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88。我们通过题项“您觉得自己还是不是农民”来测度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我们通过城市归属感量表和农民工对农民身份的认同情况对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双向模型进行操作化。将城市归属感量表的平均值以3（即“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为分界线，若均值小于等于3则认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比较低；相反地，若均值大于3则认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比较高。在农民身份认同这一维度，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将其二分为“是”和“否”。这样，就得到了心理融合的4种类型。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测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测量指标之一。本文利用SWLS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来测量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该量表由迪纳等（Diener et al．，1985）编制。SWLS量表包含5个题项：（1）我现在的生活基本上和我理想的生活一致；（2）我的生活条件很好；（3）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4）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得到生活中我想要的东西；（5）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基本上不会改变我的人生。我们请被访者用5级Likert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来回答。我们将5个题项的得分加总后的均值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其他可能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变量还有很多，包括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支持等，变量的定义在悦中山等（2012a）的研究中有详细介绍。文章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在模型中。由于社会经济融合维度不涉及融入与融合之争，因此，我们将社会经济融合也作为控制变量。本文通过对月均收入取自然对数来测度社会经济融合。

论文首先利用相关分析和描述性分析来研究农民工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模式，对相关假设的验证情况进行讨论。然后，利用嵌套回归模型，将包括社会经济融合在内的控制变量全部纳入模型建立基础模型，之后分别构建融入模型和融合模型。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加入现代性和城市归属感两个变量，建立了融入模型。因为融入视角认为现代性与家乡文化保持高度负相关，城市归属感和农民身份高度负相关，因此没有必要将家乡文化保持和农民身份纳入。而在融合的理论视角下，现代性与家乡文化保持之间和城市归属感与农民身份之间均不存在强相关关系，家乡文化保持和农民身份等变量的加入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解释会有新的贡献，因此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变量现代性、家乡文化保持、城市归属感和农民身份便建立了融合模型。但融合模型的建立有两种策略，第一种策略是直接将四个变量分别单独放入模型，第二个策略是利用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双向模型，分别将文化融合的两个变量和心理融合的两个变量进行组合操作化为四种策略和四个类型。分析过程中，我们通过融入、融合模型与基础模型的比较，对研究假设的成立与否进行验证。

将家乡文化保持和现代性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04，且统计检验不显著，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H12，拒绝了假设H11，支持了文化融合的双向模型。

表2提供了农民工的文化融合策略和心理融合类型的分布情况。在文化融合的四种策略中，融合策略占到近60％，其他3种策略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同化策略、分离策略和边缘化策略，边缘化策略的农民工仅占4.1％。这种分布情况与国际移民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融合和同化是农民工偏爱的两个文化融合策略。可以看到，在四种文化融合策略中，均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分布其中，这种分布验证了假设H22，不支持假设H21。

表2　农民工的文化融合策略和心理融合类型分布

资料来源：2009年11月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

将城市归属和农民身份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146，且显著性水平为0.01。这说明城市归属和农民身份之间具有弱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H42，拒绝了假设H41。

由表2可知，心理融合的四种类型的比例由高到低的分布依次为融合型、融入型、分离型和边缘型，融合型所占比例最高，为37.8％，边缘型所占比例最低，为10.6％。结果验证了假设H52，未能对假设H51给予支持。这种分布与已有的关于国际移民的身份认同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说明心理融合的双向模型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

表3提供了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回归结果。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显示，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变量的加入显著地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这说明社会融合对解释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具有重要贡献。

表3　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回归结果

注：***p＜0.001，**p＜0.01，*p＜0.05，＋p＜0.1（双尾检验）；括号中的内容指明了相应变量的参照组；a文化融合变量中“/”前的变量，即“现代性”和“家乡文化保持”是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的变量，而“/”后的斜体字变量，即同化、融合和分离，为模型4中的变量，括号中的“边缘化”为参照组；b与文化融合变量类似，“/”前的变量是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的变量，而“/”后的斜体字变量为模型4中的变量，括号中的“边缘型”为参照组。

资料来源：2009年11月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

融入模型2的结果表明，现代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民工的现代性水平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这一结论恰恰与研究假设H31相反，农民工在文化融合维度的融入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带来农民工个人福利水平的提升，反而有损个人福利。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程度的文化融入水平可能会增加个人的不协调感或导致家乡文化和城市文化发生冲突，农民工尝试着在两种文化中达到一种平衡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更多的心理焦虑，最终会损害移民的心理健康。城市归属感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在心理融合维度上的融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个人福利的提高。研究结论验证了“融入”假设H61。

融合模型3中，现代性仍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新加入的家乡文化保持变量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对自己家乡文化的保持可以缓解由于流动迁移而带来的文化融入压力，从而减少了不协调感或文化冲突的发生，有利于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H32的前半部分。而融合模型4的结果表明，在文化融合中采用“分离”策略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地高于采用“边缘化”策略的农民工，但“融合”和“同化”策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尽管系数是正的，部分验证了假设H32的后半部分。综合来看，假设H32得到部分验证。

关于心理融合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的结果表明，融合模型3中的“农民身份”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假设H62的前半部分未能得到验证。融合模型4中的结果显示，“融合型”和“融入型”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地高于“边缘型”农民工，变量“分离型”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些发现部分地验证了假设H62。综合起来，假设H62得到部分验证。

表4对论文所有假设的验证情况进行了总结：融入的6个假设中5个未能被验证，仅有一个得到了验证；融合的6个假设中4个假设得到了验证，2个假设被部分验证。很明显，研究结果支持社会融合研究的“融合”理论视角。

表4　研究假设的验证情况

在关于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研究中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视角：即融入视角和融合视角。前者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单向的，他们逐渐丢掷家乡文化、淡化对农村社会的心理认同，而慢慢习得城市文化、建立起对城市的归属感。后者则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双向的，对家乡文化的保持与城市文化的习得、对农村社会心理认同的维续和对城市归属感的建立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可能同时存在。融入不过是融合的可能结果之一。两种理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模式和后果具有完全不同的预期，其背后的公共政策内涵也不相同。目前大部分研究是在融入的理论视角下展开的，一般认为农民工将单向地在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融入城市社会，相关的政策讨论也往往围绕着如何促进农民工在文化和心理层面以及经济方面融入城市而进行，未加证明地假设融入水平的提高必然有利于农民工个人福利水平的提高。本文利用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模式以及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融合视角更符合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实，可以更准确地揭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模式。通过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分析，融入理论视角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认识可能会误导公共政策的制定，最终可能会对农民工的个人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而引入融合的理论视角则能增加我们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现象的理解，对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下面就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模式符合融合理论视角的预期。文化融合方面：农民工对家乡文化的保持和他们的现代性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四种文化融合策略中均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分布其中，融合策略占到近60％，其他3种策略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同化策略、分离策略和边缘化策略，边缘化策略的农民工仅占4.1％，“融合”和“同化”是农民工比较偏爱的两种策略。心理融合方面：农民工对农村社会的心理认同水平与他们对城市社会的心理认同水平之间仅存在弱相关关系；均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分布在四种心理融合类型中，分布比例由高到低的依次为融合型、融入型、分离型和边缘型，融合型所占比例最高，边缘型所占比例最低。

融合理论较融入理论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的差异性有更强的解释力。文化融入（即现代性的获取）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是文化融入压力所导致的。相反地，家乡文化的保持对文化融入压力有缓冲作用，因此有助于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基于双向模型的分析，发现文化融合中的融合策略有利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对心理融合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城市归属感的建立有利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但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对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基于双向模型的分析发现融合型和融入型的心理融合均有利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的提高。这些发现说明，融入并不必然地有利于农民工个人福利的提升，相反对家乡文化的保持和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均对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

上述发现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含义。既然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具有双向性，那么在一些研究或报告中基于“融入”视角制定的社会融合指数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农民工社会融合公共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个人福利水平的话，那么偏重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标的考量而忽略农民工对农村文化的保有和对农村身份的认同的现实将势必有损农民工的个人福利，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我们以“老乡会”和“同乡会”在社会融合中的作用为例。在“融入”理论视角下，“老乡会”或“同乡会”的存在只会对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和城市社会身份的认同起到阻碍作用，不利于农民工迅速融入城市社会，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往往只会看到这些组织的负面影响。而在“融合”理论视角下，除了负面影响的存在之外，还会看到“老乡会”或“同乡会”的正面影响。由于“老乡会”或“同乡会”为农民工保持家乡文化可以提供有力的环境条件，从而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态，因此农民工“老乡会”或“同乡会”等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对农民工的个人福利是有益的。总之，“融合”视角加深了我们对农民工社会融合过程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构建农民工社会融合指数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旨在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最终有利于农民工个人福利水平提升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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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得到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IRT0855）、西安交通大学新教师科研支持计划（08142006）和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3期项目（985-3）的资助。

(2) 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悦中山，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和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本校研究员。

(3) 关于数据的具体收集过程请参阅悦中山等（2011，2012a）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