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林(2)
【内容提要】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经过30年的重建与发展，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受到海内外学术界高度的关注。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虽然还存在一定差距，这种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目前更为迫切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吸收和引进西方理论和实践经验，而是立足本土实践，实现本土关怀，建构本土理论。
【Abstract】 After thirty years of rebuilding，the disciplin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chieve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global academia．Chin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has become highly globalized and quickly caught up with leading trend in the world．Th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the discipline in the current stage is not to merely learn from wester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but to construct a sound research model with Chinese concepts and theories．
【关键词】 公共管理、国际化、学科发展、学术评价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Globalizatio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以夏书章教授1982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为标志，现代公共行政学在中国的恢复和发展经历了30年历尽曲折，不断成长的历程，逐渐形成了一个现代的公共管理学科。随着中国国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不断摸索前进，逐步形成了公共管理研究在中国的特色，具备了国际性的话语权。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国际化发展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聚焦于外来知识的介绍和引进，90年代着重对西方理论的消化和吸收，发展到21世纪中西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研究模式”呼之欲出。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国际化首先离不开学科在本土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学在西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多元理论共存、多学科交叉的局面。在中国，行政学最初是作为政治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后来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前景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强化的。在早期恢复和重建时期，公共行政研究的领域相对比较狭窄，主要偏重于一般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专业化程度不高，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讨论的层面，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不够。对于西方公共行政学，整体上处于吸收和借鉴早期和中期研究成果的阶段，对有关学科最新理论的跟踪和把握比较缺乏（马骏，2012）。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在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都有很大的拓展。在宏观研究层面，公共管理的研究逐步拓展到研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间关系等领域。在中观层面，更加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问题以及公共事务领域的具体政策与管理问题，如公共卫生政策、环境政策、土地资源政策、教育政策、能源政策等。在微观层面，研究的核心更加关注政府内部体系的科学管理问题，如公共组织、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公共财政与预算、公共部门绩效、公共部门的战略管理，等等。这些研究领域的拓展，使得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更趋于中国的行政现实，也更趋于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导向、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研究行政问题（张成福，2008）。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队伍的壮大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活动的普及。从研究人员的情况来看，我国形成了一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成立了一批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学术团体与研究机构，大部分重点高等院校都建立了公共管理专业，出版了各类公共管理学术刊物及数以百计的著作、教材，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随着国内的各大高校纷纷加大引进留学人员归国任教的力度，不少从美国传统公共行政名校毕业的留学生纷纷加入国内的研究队伍，为各个高校形成国际化和现代化的研究风气提供了条件。海外毕业的年轻学者在研究方法、理论视野等方面与国际前沿比较接轨，但是对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的理解只有扎根乡土，立足本国才能做到“以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这是需要在实践中长时间磨练的。反观国内高校毕业的学者受到的理论和方法训练越来越系统，在实践方面的经验比海外学者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她）们扎根中国土壤，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形成了深入而独到的见解。
通过海内外学人的共同努力，华人学者的优秀论文大量发表在国际顶级的公共管理、社会政策、财政预算和城市研究等学术期刊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和深入，国际学术交往日益紧密，国内学者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参与组织的战略发展已经逐渐形成常态化的趋势。美国公共管理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ASPA）专门成立了中国分会，留美的华人公共管理学者成立了中美公共事务学会（The China-America Association of Public Affairs，CAAPA）。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蓬勃发展获得全球的瞩目，国际公共管理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for Public Management）、公共管理研究学会（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美国公共管理学会、城市事务学会（Urban Affairs Association）等国际知名学术组织都与国内各高校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中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密切关注西方的最新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对西方英语文献的引用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图1），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对国外研究的有机应用与吸收（王鸿谦、英爽，2008）。
图1 《公共管理学报》2004—2007年中英文引文数量对比
资料来源：王鸿谦、英爽（2008）。
中国学者参加国际交流的心态也从发展初期的单纯学习和吸收西方理论，发展到目前的中西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向西方学者系统介绍中国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和学术成就，对外输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每年在全国各地都举办一系列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公共管理会议，包括由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华人公共管理论坛”，中山大学和澳门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举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人民大学和美国公共管理学会联合主办的“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年度会议，以及许多专题形式的研讨会，等等。这些会议已经成为国际公共管理学界共同研究中国公共管理的平台，会议的成果被许多权威期刊和数据库刊登或索引。
随着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中国主题也成为备受国际公共管理学界瞩目的话题。美国《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最近的一份抽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1996年至2008年之间，刊登在国际顶级公共管理类期刊中有关发展中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论文中，有超过四分之一是关于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的（Gulrajaniand Kim，2012）。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等国际顶级公共管理类期刊都刊发了有关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专辑。
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成就是令人振奋的。但是，对于我国而言，公共管理毕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诸如“合法性危机、身份危机”“研究缺乏规范化、本土化”“没有形成脉络清晰的行政学‘大问题’”等（何艳玲，2007）。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管理研究向更为广泛与纵深的领域发展，也限制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实际功能的发挥。对这些问题，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中肯的反思和批判。比如马骏（2012）认为，中国的公共管理学是“没有发展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行政理论”的学科，而且中国公共行政学普遍缺乏理论上的对话与争论，没有关于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与方法反思，具体表现在：研究中心的非中国化（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方法的非规范化（没有遵循实证研究、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各自的研究方法）、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理论没有事实支持，也不能从事实得到理论）以及缺乏指导实践的能力。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国际化发展同样也面临着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中西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中，过于强调用西方思维、西方模具加工中国素材，反而有着失去对中国重大问题的诊察和关怀的危险（周至忍，2012）。下文将对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论述，包括研究方法的薄弱、研究内容的不足以及评价体系的偏差，继而对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国际化的未来趋势加以展望。
如上文所述，虽然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但是仔细分析，其中还是存在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与不足。
首先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国内大部分的研究还处于概念界定和问题描述的阶段，进行实证分析的经验研究很少，这从表1引用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表1 国内外公共管理论文研究方法比较
资料来源：何艳玲（2007），Raadschelders and Lee（2011），Gulrajani and Moloney（2012）。
何艳玲通过对《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公共管理评论》、《政治学研究》、《中国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学报》及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等七本我国主流的行政管理刊物在1995年至2005年间发表的2729篇论文统计后发现，规范研究占了其中的约94.5％，经验研究只占5.5％。处于概念界定和问题描述阶段的论文成果占到总发表量的96％，大约94％的论文没有使用如何的数据分析。这与国际的标准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
根据拉德·舍尔德斯和李（Raadschelders and Lee，2012）对美国《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在2000年至2009年间发表的601篇论文的统计，规范研究（包括仅应用极少量数据的分析研究）仅占不到40％，而经验研究（包括定量与定性的实证研究）占到了61.2％。有的观点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与公共管理研究相关的统计数据比较缺失，调查取证比较困难。这种局限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存在，但是对比古拉杰尼和莫洛尼（Gulrajani and Moloney，2011）的研究，在1996年至2008年间刊登于国际顶级公共管理类期刊中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公共管理研究的295篇论文中，应用经验研究方法（包括实证研究、基础定量研究和高级定量研究）的也占到了61％以上的比例。这说明了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有关数据已经日益完备，调查取证环境正在逐渐优化。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对经验研究方法的应用亟需加强，这样才能增强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研究对话和理论探讨。值得注意的是，经验研究并不专门针对定量研究，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差别。具备合理的研究设计，完善的调研过程，严谨的学术逻辑的定性研究方法是探索极其多样的中国现实所必不可缺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互补和交叉，既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落入单纯追求“技术路线”的缺陷，又能结合定量方法的严谨和定性方法的真实，如实深刻地呈现中国公共管理的真实世界，一针见血地指向实际问题。
根据何艳玲（2007）的研究，在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中，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主题最集中的是关于行政改革的研究，占总论文发表数的28.5％，凸显了这一主题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发展的重要性。在研究主题中占第二位的是关于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占到总论文发表数的13.2％，其次是有关公共财政、行政组织与职能和公共政策等领域的研究，各占到8％—9％左右，有关行政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仅27篇，只占1％。表2通过三篇研究论文的调查结果列出了公共管理类论文发表中最普遍的五类研究内容，以比较我国公共管理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差别。
表2 国内外公共管理论文研究内容比较（括号中为占论文总样本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何艳玲（2007），Raadschelders and Lee（2011），Gulrajani and Moloney（2012）。
从表2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比较集中于行政改革和行政哲学，占到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中主流刊物论文发表总量的40％以上。这与我国近几十年来进行的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着很大的关系，也由于国内公共管理研究从政治学起源，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着很有渊源的历史联系。而根据拉德舍尔德斯和李（2011）对美国《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在2000年至2009年间发表的601篇论文和古拉杰尼和莫洛尼（2012）对在1996年至2008年间刊登于国际顶级公共管理类期刊中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公共管理研究的295篇论文的统计，国外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分布呈现较为平衡的趋势，并且一些前沿性和技术性较强问题，包括环境治理、人力资源等的探讨受到更多的关注。在美国公共管理学会于2012年3月28日举行的一个关于探讨公共管理未来发展的网络论坛中，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菲利普·乔伊斯（Philip Joyce）教授和锡拉丘斯大学的罗斯玛丽·奥利里和戴维·冯·斯莱克（Rosemary O'Leary and David M．Van Slyke）教授等知名学者指出，今后十年全球各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将与财政危机、环境变化、合作治理、公共安全这些议题紧密联系。冯·斯莱克教授特别指出了中国的城市化将带来全球瞩目的公共管理研究议题。这些主题都是十分值得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关注的。中国公共管理的规范研究虽然成果较多，但缺乏针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研究，还有许多领域亟待开拓，包括行政沟通、官僚代表性、政府与企业、环境管制等，其他一些领域的研究质量则需要更大的提高，包括行政法、行政组织、公共服务动机等（马骏，2012）。这些问题在近几年中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公民社会、环境治理、应急管理、公共认知、决策过程等领域的文章在2005年之后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的公共管理刊物上（王鸿谦、英爽，2008）。这种趋势既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回应，又是紧跟国际学术前沿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许多大学制定了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在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是对高校研究人员学术成果的评价。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也面临着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评价体系的艰巨任务。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高校教师具有海外留学和访学的经历，英文论文的发表量逐渐增多，因此，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希望通过提高英文论文，特别是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论文的发表量来提高本学科在国际上的成果排名。SSCI作为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通过科学网络（Web of Science）作为大型综合性、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发布的引文索引，包括三大引文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和两个化学信息事实型数据库（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CCR和Index Chemicus，IC），以及科学引文检索扩展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科技会议文献引文索引（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CPCI-S）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会议文献引文索引（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ocial Science＆Humanities，CPCI-SSH）等综合引文数据库。每个数据库根据其所索引的期刊中发表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与其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例，依照统计同时计算出每本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以此作为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排名依据。
SSCI作为社会科学期刊发表论文的重要引文数据库，囊括了社会科学领域超过4000本的期刊，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可以作为学术评价的参考标准之一。但不能将其当作评价的唯一标准，不应夸大其作用。(3)引文索引数据库虽然作为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学术评判标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局限性。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作为商业公司发布的引文系统，有着一定的市场导向，过于重视文章的引用率，并不能完全地反映论文的质量（焦霖，2012）。对于SSCI数据库本身来说，其对刊物的索引也并不完全科学。以语种为例，英语是目前流行的“科学语言”，用其他语言发表的论文很难被英美学界纳入评价体系；而采用不同方法对同一学术成果进行评价，也可能得到大相径庭的结论（鲁索，2012）。另外，汤森·路透公司对于期刊加入其属下的SSCI数据库索引有着十分繁琐的申请程序，导致一些公共管理类的顶级刊物由于程序问题并未成为SSCI的索引刊物，这就给学术成果的评价带来了一定的偏差。
将引文数据库作为学术成果及其影响的终极评判不但在技术性上是不完全可取的，更有悖于人文社会科学在民族取向、语言应用等方面的本质性特征。公共管理作为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其学术作品需要有国际性的影响力，更需要具备扎实的本土关怀。对学术作品最为恰当的评价人应该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而不应该是技术统计数据。为了追求学术成果的国际化而片面强调引用率，强调论文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排名，有可能失去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精髓所在。在此，何祚庥院士对自然科学研究的评价提出的“真善美”的标准十分令人深思：“真”是指研究成果是否科学，主观符合客观；“善”是指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是否对社会将产生影响；“美”则针对研究技巧，指用美学方法去衡量研究方法的优劣（何祚庥，2012）。对于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真善美”同样可以作为评价学术成果是否具备真实的本土关怀，有益（善）的社会影响和优质（美）的研究方法的标准。
中国的现代公共管理学科经过30年的重建与发展，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取得令全球瞩目的成果。公共管理学科国际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学术成果的丰富、研究队伍的结构、国际交流的拓展和国际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关注等方面。虽然我国公共管理研究仍然存在着规范研究过多，实证研究偏少；研究内容相对集中，对学科前沿问题和中国国家社会转型的“大问题”不够聚焦等问题，但是我国在近几年来已经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很多发表在有国际影响力的英文刊物上。(4)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以及中国本土理论的完善，随着越来越多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加入国内各高校的研究队伍，在西方理论结合中国本土实际的研究氛围下，基于大陆的学者将会在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中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国际化的发展是一种大势所趋，其前景十分乐观，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选择一条能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作出现实贡献的国际化道路。
正如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也正处于关键的阶段。如果说在学科重建的初期，相当一部分行政学者扮演了西方行政学理论的“输入者”以及“无意识的思想家的角色”的话（张成福，1996），21世纪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就不应该再将重点放在研究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和实践，或者是单纯地把国外的行政学理论介绍、移植到国内，导致对行政学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的关注不够，造成在构建中国自己的行政学理论上的弱化（颜海娜、蔡立辉，2008）。以中国的行政改革为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行政改革折射出中国政治与治理所特有的本质与过程，因而，这样的改革在表面上类似于西方实践，但在内核上却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在吸收国外前沿理论、方法论及创新管理模式的同时，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学者必须致力于提高理论本土化的能力，并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土理论以满足政府行政的实际需要（周敬伟，2009）。中国具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无法对比的公共管理发展的制度和环境，为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中国的问题必须用，也能够用中国的理论去解决。正如夏书章教授所说“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东西构不成理论，但是中国有中国的情况，这也是我们需要创新的原因。照本宣科，把人家的东西搬过来是不行的。从无到有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介绍，后面我们就要考虑如何适应中国的情况进行理论创新了。”（编者，2012）
在这种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下，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国际化建设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动向。在“国际化”的目标驱动下，国内不少高校的学术评估体系出现了高度鼓励英语（特别是SSCI）论文发表，强烈追求国际化（英文）学术成果的量化趋势。然而，一些国际英文期刊受西方强调工具理性的主流典范影响，倾向于发表技术性强、“唯数据论”的学术成果，而对具有地区和国家特色的系统理论构建的学术成果接受相对较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在国际刊物上的学术成果由于发表周期、使用语言、阅读群体等局限，对中国本土发展的深度剖析和理论建构的贡献有其局限之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公共管理学界既要坚持一贯的吸收西方先进理论实践经验，坚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的道路，又要避免为了单纯追求英文论文的发表数量而走上纯技术化、机械化的研究模式，而忽略了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需要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去解决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本质目标。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切莫为了追求表面的国际化而忽略对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根本目的的思考和反思，切记在解决公共行政在理论和实务上的合法性危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适合中国本土实践的公共行政理论（张成福，2009）。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互动的学术对话。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经过了30年的国际化发展，单纯地“走出去，请进来”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在提高研究的国际化水平的同时，还必须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理论的构建。“我们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坚持中国特色。引进不是盲目地、机械地全盘照搬，而应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国策进行再创新。”（朱正威，2012）
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强大，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力也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一个全世界重要国家共同参与的全球公共治理网络正在形成。在平等互动的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上，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才能，也更需要高瞻远瞩地投入全球公共治理体系中去。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往往是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价值理念为基础的（薛澜，2012）。中国只有在总结本土实践、构建本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中国治理”的模式，才能运用中国的理念和思想，包括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智慧结晶和传统文化，在全球公共治理中形成中国的声音，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矛盾丛生的内部转型中，如果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能为国家治理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这才应该是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国际化发展的终极目标。
编者：《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历史与未来——专访夏书章教授》，《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1期。
何艳玲：《危机与重建：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进一步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何祚庥：《自然科学研究的评价关涉真善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9日。
焦霖：《国外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同样面临争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9日。
罗纳德·鲁索：《SSCI的学术评价作用不应夸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9日。
马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反思与展望》，《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1期。
王鸿谦、英爽：《2006年—2007年〈公共管理学报〉载文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1期。
薛澜：《全球公共治理：中国公共管理未来30年研究的重要议题》，《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1期。
颜海娜、蔡立辉：《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4期。
张成福：《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前景》，《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9期。
张成福：《发展、问题和重建——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科学》，《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张成福：《重建中国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载马骏、张成福、何艳玲主编：《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危机与重建》，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张建民、江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论题、理论视角与方法》，《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2期。
周敬伟：《进一步发展中国公共行政学科：四个关键》，《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2期。
周志忍：《迈向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有机统一：中国行政学发展30年的回顾与前瞻》，《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1期。
朱正威：《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重建奠基领跑》，《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期。
Gulrajani，N．，＆Moloney，K．（2012）．Globaliz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Today's research and tomorrow's agenda．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72（1），78—86．
Raadschelders，J．，＆Lee，K．H．（2011）．Trends in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Empirical and qualitative observations f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0—2009．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71（1），19—33．
————————————————————
(1) 本文系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中山大学“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公共行政精品培育专项资金及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桐山基金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梅双在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中的协助。
(2) 叶林，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3) 《中国社会科学报》于2012年3月19日专门针对当前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标准推出了“谁来评价中国学术”的专门报道。
(4) 其中有一部分是合作研究的成果，大陆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情况还不占多数（张建民、江华，200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