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民族主义的时代

大众民族主义的时代_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

1.大众民族主义的时代

20世纪的民族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国际性民族主义倾向的激越高扬。对于欧洲的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那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巨大谜团。针对这个问题，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了一个共同研究，1939年形成报告书，担任课题组组长的E.H.卡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则有《民族主义及其后延》（1945年）一著，展望了国际主义时代的到来。

书中卡尔将民族主义的历史分为3期。第一期由16世纪的宗教改革至拿破仑时代；第二期由拿破仑时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民族主义风靡欧洲；第三期始自1871年的德国统一，而终于1914年正统化的大众民族主义时代。第二期、第三期有颇多重合部分。

下面我们将要探究的，是20世纪的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我们首先参照《民族主义及其后延》，了解20世纪民族主义的特征。卡尔在述及第三期民族主义时提及三个特征，一是“对国家发生影响的一群人——新的社会阶层登场”；二是“经济力量与国家力量之新的联接益趋显著”；三则是“民族数量的增加”。

所谓“新的社会阶层”乃“大众”（Mass）之意。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所谓的“大众社会”，其标志是欧洲人口的剧增、城市化的发展、普通教育的普及、伴随着产业化的生活水准的提升和民众政治意识的提高等，总之社会构造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由那种大众的政治意识中则产生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势力相互竞争，最终的趋向是国家整体主义，进而出现以排外主义和强力独裁统制为特征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Fascismo）和德国的纳粹主义（Nazismus）。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陆续出现了匈牙利、波兰、土耳其、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法西斯政权，20世纪40年代，则又诞生了罗马尼亚、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国的法西斯政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大多像机械一般操纵着整个国家，采纳了所谓的“总力战体制”。那正是事实上的独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形态形形色色。为了渡过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国家以资本集中（独占或垄断）的方式强化了资本与国家的连带关系。1917年领导苏维埃革命成功的列宁，将之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并未明确说明那种连带关系须紧密到何等程度。其实国家与资本关系最为紧密的正是苏维埃联邦。苏联在1928年选择了计划经济（五年计划）道路。这里的两个特征十分明确，一是在国家主导下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另一则是由国家实施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社会主义”。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掌了政权，德国居然也在实施计划经济（四年计划）。在高涨的大众民族主义现象支撑下，德国政权为了报复也为了镇压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采纳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政策。1933年，美国也推出了“新经济”（NewDeal）政策，旨在令当时的经济更具活力。

文化相对主义和文明圈的思想

“民族数量的增加”，指称者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俄国、芬兰、爱沙尼亚等，同时指称摆脱了奥匈帝国统治而获得独立的捷克斯诺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威德罗·威尔逊，提出了一个终结战争的方案——“恢复和平十四条”，鼓吹设立国际联盟和倡导民族自决权。其提案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实现，而美国却选择了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门罗主义），拒绝参加国际联盟。

威尔逊“十四条”的基本思路是，对抗苏联以恢复自由主义世界的秩序，不过他也参考了列宁的媾和提案。20世纪初，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中采纳了民族自决权。但这个选择却受到女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指责，她说那是背叛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倡导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罗莎是波兰、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由此社会主义运动分道扬镳。苏联对周边诸国和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支援，其影响力日益增强。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和平氛围中，这种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体现了不同民族具有的、不同特征的文化，当时的世界风潮是互相尊重前述文化差异，建立起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便是所谓的（民族）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这里的前提是特定民族和特定国家，重视的是特定（民族）文化的特征和独自性。因此，与文化多元主义和多文化主义相比较，文化相对主义常常忽视了历史性变化和阶层性，且常常忽略了少数派。

此时在欧洲出现了一种比较性的思维方式，即超越国家和民族文化，设定更加广泛的文化圈或文明圈。德国的施本格勒^[1]有《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一著，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危机中，在述及世界史时，他由古代埃及、巴比伦王国写到西欧，描述了八种高度发展的文化圈的历史。在德国，常将国家和民族文化视同生命体，施本格勒则将传统的思维方式转用于文化圈中，进而考察了各不相同的独自性乃至生成、老化的发展过程。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接受了屈辱的媾和条约。《西方的没落》却作为预言西欧文化没落的书籍而受到欢迎。该著在日本也有许多读者，对于那种亚洲应成为国际世界主角的呼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英国的汤因比由此获得了灵感，着手写出了《历史研究》（1934～1961年）。他设定了世界史上21种文明，比较、考察了不同文明各自的发生、成长、衰退和解体过程。他在书中声称，日本处在“半文明”状态中。就是说，日本的一半属于中国文明圈。这部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拥有广泛读者。

此观点与冈仓天心的观点一致。冈仓也提出基督教文化圈的观点，提出与之抗衡的观点——“亚洲惟有一个”。就是说，文明圈、文化圈的说法早已有之，但多数观点是以自己所属的文明圈为中心的，而非在同等层面上思考多数的文明圈。不妨说施本格勒的思维方式，是将（民族）文化相对主义应用于文化圈、文明圈的思维方式。而某一国家或民族归属于特定文化圈的意识，则令人们的归属意识（同一性）双重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知识分子中，也产生过“欧洲共同体”的理念，作家罗曼·罗兰即是结合反战运动的倡导者。此等理念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根底里包含着更加广泛的救济思想——“人类大同”之救济，如人道主义和人类普遍主义。

大众的登场

在日本，“大众民族主义”是何时登场的呢？这是一个难以澄清的问题。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力战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契机。“总力战”所代表的并非单纯的军事力量，而是将整个国家的人员、物质、意识形态统统用于战争，相似于此的要素在日俄战争中表现得相当充分。为了满足军方的要求，民间的运输业也发挥了充分的作用。传播媒介亦对战意昂扬和战争体制产生了巨大作用。

然而，日本要靠向英美举债来维持战争费用，军舰亦无力自造而需由英国等地购买。当初的大量动员准备也是很不充分的。毋宁说，欧洲“总力战体制”论中的许多部分，参考了日俄战争中的日本与俄国。

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时，日本国内无人反对；而在日俄战争开战时，国内之前就处在期待论与反对论的旋涡之中。期待论主要体现在财界，日清战争后轻工业有了跃进式的发展，因而他们期待重工业也有同样的发展。《大阪朝日新闻》之类的报刊也对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反对论也是形形色色的。围绕民友社德富苏峰的“爱国主义非战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峰的观点是战则必败。1903年（明治36年）秋，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组成了倡导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的平民社，在他们的周刊杂志《平民新闻》中，刊载了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反战论说。当时，也曾出现与之相关的若干动向，却在民族主义的高涨中统统遭到了抹杀。与谢野晶子呼唤从军弟弟的抒情诗歌《兄弟不能死》（1904年）闻名遐迩。弟弟是一家传统商户的嗣子，晶子的呼唤表达了庶民阶层的哀叹——战争剥夺了一家的经济支柱。为此，晶子也曾被人骂作“卖国贼”（非国民）。因为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国家目的至高无上，国民不可表达自己的苦痛与不满，充其量只能发出轻微的呻吟。

实际上，战局堕入了长期的困境之中。国家一再地征兵、征税。重兵器的发达和仓促应战，导致激烈的战斗中尸骸如山。在日本各地的温泉胜地，陆续出现了许多面向重伤返乡士兵的“残兵”疗养设施。战死者5万人，战病死伤者共计23万人。许多家庭失去劳动力而濒于穷困。战后，男性劳动力的不足成为一大问题。

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胜利，结果俄国却只是割让了库页岛的南半部，没有赔偿金的媾和令民众的愤怒爆发。与战争的牺牲相比，简直是得不偿失。1905年（明治38年）9月1日在美国的朴兹茅斯（Portsmouth）签定了协约，之后，日本各地都举行了反对媾和的集会，尤其在东京的日比谷会场发生了非常事件——街头涌出的暴徒满街纵火打砸。此乃民众民族主义的过激表现。

实际上，围绕着媾和的是与非，日本国内的舆论泾渭分明。然而，当人们了解到日本独揽了美国觊觎的南满洲铁路（满铁）经营权时，当人们了解到媾和的同时强化了日英同盟，当人们认识到日本已将朝鲜半岛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时，那种骚乱便停息了。

翌年，则又发生反对东京市内电车车票涨价的暴动。1910年以后相继发生了佃农纷争与工人的罢工运动，1918年的米粮暴动（米骚动）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毋宁说，在日清战争前后的米粮暴动（米骚动）和足尾铜山矿毒事件的反对运动中，已经显现出某种征兆——日俄战争后出现了“对国家发生影响的社会阶层”。

标志这种民众暴动季节的到来，不妨说源自1908年（明治41年）的赤旗事件和1910年的大逆事件，源自当时采取的、彻底镇压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为此，源于社会矛盾的民众愤怒，体现为农村的佃农纷争、围绕薪金与劳动条件的斗争等等生活方面的斗争。这一时期十分常见的局面正是乡土意识与中央权力的对撞，如新泻县的乡村对普通小学实行了一年半的自主管理，长野县的村长带头反对中央发展村营电灯事业，最后还有一些乡村犯了所谓的骚扰罪。

密切相关的尚有民众的文化性要求。民众希望过上富裕的生活，满足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相应的民众艺术运动触动了文部省，逐渐认可了娱乐对于每一天的劳动力恢复具有积极意义。虽然，前述状况未必对国家政治发生过直接影响，但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支持了政党政治的合法化和实现普选的动向。

日韩合并及民族独立运动

日俄战争也是一个机遇，日本乘机武力胁迫朝鲜政府交换了议定书，剥夺其外交权且令之成为从属国。日清战争后，朝鲜独立拥护论是舆论的主流；日俄战争期间，舆论竟一举转向了朝鲜吞并论。朝鲜半岛的利权，正是日俄战争的所谓战利品。

朝鲜半岛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伊藤博文在关注俄国外交的同时，也在学校里悬挂了朝鲜皇帝的写真，实行提高朝鲜语识字率的鼓励政策，统监府（后为朝鲜总督府）推行的也是渐次掌握政权的对策。1909年，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刺杀。但其“日韩同祖论”却促成了皇室间的缘戚关系，且以表面对等的“合并”形式确立下来。这个结果发生于1910年（明治43年）8月22日。

“合并”乃是“Annexation”的译词，是美国合并德克萨斯时（1845年）使用的外交辞令，实际上这个方式与日本兼并台湾地区、库页岛一样，是将朝鲜半岛纳入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住民获得了日本国籍。不妨说，这是列强目光监视下、十分严谨的殖民地获取政策。虽然同属日本国民，却并不适用日本的宪法和国内法，仅在朝鲜总督府的权力下实行宪兵警察的武力统治，继而渐渐地推进法律之完善。与镇压台湾地区的抗日运动一样，日本在朝鲜也推行了“军阀政治”。

但是，与成功使用当地警察的台湾地区相比，在朝鲜则录用当地的日本人做警察，这只是一种并不严密的应急措施。警官不时咔咔地弄响腰间悬佩的洋刀，耀武扬威。这自然引起了当地住民的反感。

北海道的阿伊努人适用日本本土的户籍法，而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却不适用。为此要想跨越户籍上的差别或歧视，惟有通过婚姻或养子的方式。在“内地”（日本本土）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恋爱中，户籍问题留下了种种微妙的阴影。

日本一方面谋求日英同盟的强化，另一方面则将台湾地区、库页岛、朝鲜半岛纳入版图，从而加入了列强的队伍。此外，当时的日本还有一个双重战略——姿态上支援了印度、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独立。日俄战争胜利后的日本受到俄国压迫下的亚洲诸国大力追捧，某阿拉伯语诗歌将日本称为“亚洲的希望之星”。然而领土内和近邻的民族独立运动，却充满着“反日”倾向。

1919（大正8年）朝鲜半岛爆发了三·一独立运动，中国则爆发了反对丧权辱国之中华民国政府的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运动如火如荼，甚至也波及了台湾地区。

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忽视了这些动态。其理由之一竟在于，日本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一样，也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因为民族独立的原理，依据的规则范畴基本是在欧洲文明圈之内。倘若承认了其他地域的民族独立，列强就将失去自己的殖民地。因此支援民族独立运动的惟有苏联共产党。

在前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中，日本在其领土内外不得已实行了政策转换。先在台湾随后在朝鲜，由“军阀政治”转换为“文治政治”乃是一种积极培植亲日派的政治。在国内则开始盛行文化相对主义。另一方面，在反日运动的高涨中，支援中国独立的政治势力却被迫后退了。

大众文化的开幕

尽管日本的情况与统治世界经济的英国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明治以后的日本，国家与资本的连结同样益趋强化。日俄战争期间，官营八幡制铁所（炼钢厂）开业。日俄战争后，国家又收购铁路实现国有化。总之国家的政策，是要统领国家的重工业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景气之后的经济危机中，企业的淘汰异常激烈。经历了关东大地震后，关东的资本遭受打击进而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各地的新闻报刊也强化了全国统一的倾向。出版界则争相出版面向大众的杂志和廉价的文学全集。大量观众短时间内观赏同一作品的电影也开始进入黄金时代。

20世纪20年代，许多国家开始有了广播电台。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都在倾听相同的新闻节目。这种大量生产、大量宣传、大量消费的社会动向超越了阶级与身份，使大量的受众阅读同样的新闻报道，倾听同样的广播节目或消费同样的商品。文化的地方差别和阶级差别日趋淡化而变得整齐划一。“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享受层是“大众”，因此这样的社会被看做“大众社会”。这样的思维方式，比E.H.卡尔展示的指标更加精确。

而大众传播容易受到国家的控制。这一时代大众传媒的高涨与传播媒体的发达具有密切关联。19世纪那种崇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活动的世界，就这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了元气的欧洲诸国，保持了孤立地位的美国却养精蓄锐。美国首先创立了汽车生产的自动化流水线，那是人类充分利用时间和机械的一种装置。喜剧电影演员卓别林的《摩登时代》（1936年），则是对于这种装置的讽刺。

在日本也是如此，尤其关东大地震（1923年）后的资本集中拉开了大量生产、大量宣传、大量消费的时代序幕，典型的大众文化现象有报刊的全国化和收音广播等。1925年（大正14年）前后，“大众”的含义又发生扩充或变化，早先的“大众”意味着佛教中的“众多僧侣”之意，而此时却变成了“mass”之含义。这个词语最初用于社会主义运动。平凡社的《大众文学全集》大甩卖更使这一词语瞬间定格。该全集属装订豪华的选集丛书，密密麻麻的文字却一册仅卖一元钱。

然而，都市和农村的文化差异还是很大。例如在乡村就有这样的说法，禁止蓄短发的小娘们儿回村！乱了风纪非同小可。因此，我将前述现象称做都市大众文化。

最后从国际范围看，日本还有一个异样的特征即国民的识字率很高，报刊、杂志、书籍的发行数量也相当可观。从中日战争直至对英美开战，新闻、杂志、广播皆对日本的国策发生了很大作用；与巧妙利用广播、电影的纳粹德国相比，日本是民间的活字媒体发挥了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