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

“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_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

3.“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

“满洲”建国

1932年（昭和7年）正是历史的转折点。在经济恐慌中，南满洲铁路（满铁）和煤矿的经营陷入危机。当时的日军中央和关东军认定，“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此于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郊外的柳条湖炸断了满洲铁路，诈称是军阀张学良所为，借机对那一带进行了军事控制（9·18事变）。中国向国际联盟提起控诉，日本的提案则是派遣调查团，此间又挑拨满洲军阀于1932年3月公示了“满洲国”的建国宣言。

当时的日本在20世纪的国际情势下，以特有方式建立起新的殖民地形式——即政府要职由中国人担任，表面上是一种独立国家的体制，实际上国家的中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关东军在背后控制。溥仪成为伪满的傀儡皇帝，由1934年开始执政。此时同样应用了兼并韩国时的皇室外交，藉与日本皇室结立亲缘，以获取罗马教皇的承认。为此，除轴心国以外，若干信奉天主教的南美国家也承认了“满洲国”。“满洲国”也为关东军奠定了一个现实的基础，即掌握独立于日本政府的至高权力。

随后，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报告，在国际联盟大会以压倒多数获得了通过，报告强调须在中国主权的范围内承认满铁权益。日本不服，1933年3月退出了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每当触及大国的利害冲突，就无法正常地发挥作用。日本的退出加剧了国际联盟的无力感。随后，时为常任理事国的德国、意大利相继退出国际联盟，1937年缔结了德意日三国防共协定，1940年结为军事同盟。

《满洲国建国宣言》鼓吹的是，建设基于“民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1911年）则倡导“五族共和”。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面对西方列强的武力“霸道主义”，主张以孟子倡导的仁义道德为民心归属，主张基于“王道主义”的“大亚洲主义”。所谓五族乃汉、满、蒙、藏、回。

“满洲国”的日本人也主张“五族协和”，不过此时的五族是“日、满、汉、蒙、鲜”。其实除此之外，还有逃离苏联、散居于各个城市的“白俄”。属于北方通古斯人的鄂伦春族则是允许携枪的民族，目的是让他们去对付苏联的军事间谍。在台湾地区，从事反日活动的主要是汉民族，为了压制汉民族，日本人有意厚待高山族之类少数民族。此外“满洲国”时代回族人口剧增。大川周明等“内地”亚洲主义者，鼓吹的战略是与穆斯林联手对抗列强。1933年，关东军又将华北地区割离于民国政府，归属其统治之下，在那里同样采取了保护回族的政策。

“满洲国”曾接纳了逃避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流亡者。显然自满铁时代开始，日本人就在研究对抗西洋列强的种种方略。

“满洲国”的文化政策

“满洲国”的国语是满语（汉语）和日本语，有时也用蒙语。公用语言是满语、日语并用，运用方式近似于当今的加拿大。

在台湾地区和朝鲜的学校，曾采取特别的政策温和地维持统治——以选修课之类形式继续中国语和朝鲜语的学习，提高识字率。“国语”却是日本语。比较而言，“满洲国”的国策明显受到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文化相对主义思潮之影响。

满铁以大连为据点，曾参与少数民族学术调查、遗迹等文化遗产保护和制作电影之类的文化事业，后移交满日文化协会（起步于1932年7月）接管。文艺方面致力的文化交流事业是日本、满洲作家作品的互译出版。绘画方面则是每年举办画展（国展）。1939年末，“满洲国”刊行的杂志有286种，如今看来，仿佛是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现象。汉语的电影故事片仍在拍摄，广播电台也没有中断。剧团、合唱团的演出，亦是汉语。

苏联、纳粹同样致力于文化事业。电影和广播，是决定20世纪革命运动成功与否的新式武器。满铁电影协会录用了在莫斯科学习电影制作的专才。媒体的经营者们也一直参考苏联、纳粹的文化政策。某新闻社社长曾经自夸：“我们并不赞同纳粹的排外主义”。

1937年4月，在矿业、农畜产业、交通通讯和移民4个部门，开始实施旨在提高生产力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统制经济”在当时意味着“革新”政策。其实际主管者，正是就任了实业部长的岸信介。

同年7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对华战争的口号是“防共”。在防卫苏联的意义上，“满洲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当时的满铁智囊团调查部里，大量调入了已经“转向”（承诺不再介入政治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推进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利用这些学者的能力。然而其后，由于满铁的“赤化”问题严重，统治者加强了管束。另一方面岸信介应召回国，成为东条英机内阁（1941年10月至1944年7月）战争经济体制的最高领导者。

和平主义天皇论

日本共产党解体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和知识分子仍以多种形式展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战意志。和平主义思想也是其表现之一。

西田几多郎在岩波书店刊出的《日本文化问题》（1933年）中，即提出和平主义的天皇论。他以“不断发展”为关键词，强调推动历史发展的基础，是超越现实权力的“历史性生命”，日本的“皇道”便是具体体现，因此“霸道”和“帝国主义”不是日本应走的道路。

在笕克彦的《古神道大义》等著作中也有相似的论点，即强调日本“天皇”是“宇宙大生命”之普遍原理的体现，因此不能侵略他者排除异己。然而，笕克彦的逻辑设定的一个前提是在对方不反抗的情况下，此乃同化他者的逻辑。这与不分“你我”，强调自他对等的西田哲学是不同的。西田理论受津田左右吉《日本上代史研究》（1930年）之影响。津田的观点是，神武天皇东征等武力征服的神话没有事实之根据。

“天皇”称号乃不动北极星之谓，说的是圣德太子摄政，推古女帝不再亲政，因此以天皇取代了之前的“大王”称谓，意指居于天界繁星的中心位置。在这个意义上，确为超越权力的存在。然而，历史上又不乏天皇直接介入内乱的事例，如壬申之乱（672年）、保元之乱（1156年）、建武新政（1333～1336年）以至南北朝争乱等。远的不说，明治天皇即在日清、日俄两场战争前，颁布了“可以开战”的敕诏。西田几多郎斥责“伪造历史”的犯罪，论证皇室是超越权力的存在，正是针对中国大陆当时面对的事态，体现了反战、和平的意志。

西田几多郎的这一立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定的“国体”下（1944年），也是一以贯之的。且“国体”成为他寄语败战之后的遗言。其意义将在第五章述及。

为逃避纳粹的迫害，德国建筑家布鲁诺·塔伍特1933年至1936年间亡命日本，他在《日本美的再发现》（筱田英雄译，1939年）一著中，比照日光东照宫象征的“将军艺术”，盛赞了桂离宫象征的“天皇艺术”的和平意志。塔伍特曾促进了左翼运动的展开，在德国组织了艺术建筑评议会。但那是亡命之前的事情，对天皇精神大加礼赞仍需一个飞跃。根据笔者揣测，在当时救助塔伍特的日本友人间，必定有人将西田几多郎《日本文化问题》之同类观点传之于彼。当时，在国际性反战、向往和平的共同点上，组建超越思想、立场之统一战线的“人民战线”（Front Populaira）运动益趋高涨。

1932年至1933年，在作家亨利·巴尔布斯和罗曼·罗兰的倡导下，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召开了国际反战大会，反战、反法西斯旗帜下的大众统一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35年7月法国组成了社会党、急进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的统一战线。先前猛烈攻击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国际也改变了方针，在1935年7月的第七届大会上，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6年2月和6月，西班牙、法国先后诞生了人民战线内阁。然而，这些新内阁同时具有先天的缺陷，无法有效地解决国际、国内日益深化的危机。欧洲终于进入了法西斯与自由主义对立的时代。

在日本，人们也将希望寄托在惟一可望担当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大任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大众党身上。中日战争正式开始前，在1937年的总选举中，该党的前景一度看好（37名当选）。他们的口号是：“必须首先施行国内改革！”但该党主张“反法西斯”，却并不主张“反战”。

日本的使命

1935年（昭和10年）前后，日本兴起了国体明征运动。军部和右翼开始攻击学会中公认的天皇机关说，运动的展开旨在明确天皇主权，否定立宪主义之立场。

此间，笕克彦刊行了《皇国精神讲话》（1930年）。该著的特征在于，使“民族大生命”的思想和神道中意味着事实性尊重的“真实”，带上了神化的精神主义色彩。这为所谓“皇道派”的陆军将校一派提供了理论性支柱。

相对于这种“神化之道”的流行，井上哲次郎的《日本精神之本质》（1935年），援引的则是《大学》、《中庸》、道家思想乃至阳明学，进而言及大乘佛教和西洋思想，指出《日本书纪》“孝德帝3年”记事中出现的“惟神”乃“神之原型”含义，所谓“神人合一”乃顺从天地自然，与“公明正大”同义，他同时强调说，那是一种国际性的普遍精神，之所以称其为日本的固有精神，乃因通过日本的历史得以实现。其本体，与军国主义相去甚远。之后，“公明正大”成为流行话语。井上同时陈述道，惟有实现这样的普遍原理，才是世界史中的“日本使命”。

和辻哲郎也强调“日本的使命”。和辻曾经说，尼采是在希腊精神的理性秩序对面，发现了狄奥尼索斯（酒神）的狂热；仿照于此，和辻则在天平时代、镰仓时代的佛教美术中发现了日本民族的“生命”表现。亦即由《古寺巡礼》（1919年）发展为《日本古代文化》（1920年）。进而言之，和辻还在基督教、佛教和儒学的原型中探寻并完成了专著《风土——人类学考察》（1935年）。从亚洲到欧洲的地域，依次分为季风地带、沙漠地带和牧场地带，在气候风土的作用下，可区分为不同的人类存在方式类型。和辻开拓出这样的区分方法，说明日本人是以季风地带的受容性、忍从性生存方式为基调的。东亚的四季变化分明，所以融合着激情与淡泊的达观。他由文化圈的相对化出发，欲解明日本的独自性。

与《风土》刊于同年的是《续日本精神史研究》，该著转变了方向，在“日本文化的多重性”一章中指出，祖先崇拜、神社崇拜与佛教具有“多重性统一”，同时强调这是“日本民族”履行自己“世界性使命”的、“重大的生存契机”。“契机”是一个翻译词语，意即显现方向与力量的“时机”。多重结构的文化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超越性。在此，神道嵌入了深深的基层之中。和辻哲郎的文化相对主义，也伴随“日本的使命”改变了内容。

和平之剑

同期，吉川英治期待实现一种虚幻而神魂颠倒的大众精神革命。这位作家早年主要创作面向少年的笑话，1926年在《大阪每日新闻》连载了《鸣门秘帖》，一跃而成为流行作家。吉川专写荒唐无稽的历史小说。不过他也有一个小说信条，即在历史学家的历史中捡拾起那些散佚的、被埋没的史实。他也十分重视女性和儿童的作用，小说中结合了时代习俗和生活文化的研究。在1932年的《桧山兄弟》中，他以国际性的观点看待明治维新，将维新描写成了革命。当时其挚友服部之总是《黑船前后》（1930年）的作者，吉川受其影响很大。服部之总赞同1932年的共产国际纲领，也是《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论客。

然而1932年1月，参拜了伊势神宫的吉川英治产生了“严肃的民族意识”，5·15事件给他以强烈刺激。1934年，他开始鼓吹“基于大乘精神的生命主义”，展望天皇制下的农本主义革命，且与著作遭禁的仓田百三气脉相通，鼓吹致力于地方文化的培育、发展。仓田思想针对的是近代工业文明中伴生的反人类性，他强调以农业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才是人类自然的生存方式，为了在全社会平等的前提下实现那种生存方式，就必须使整个社会具有尊崇天皇的信念。吉川英治感觉到，1936年的2·26事件意味着“革新时代”的到来。

吉川英治拥有的是一种所谓革命主义思想——关心底层或下层生活中的人群，期待以革新削弱权力。这种思想，为空虚中神魂颠倒的大众带来了“希望与信念”，为给大众输入“日本人之神亦即民族精神之血液”，他决意撰写呼唤大众觉醒的小说（“要写宫本武藏”）。他要写剑侠宫本武藏的成长史，表现“剑禅如一”的求道者境界，《宫本武藏》（1935～1939年）改变了历史人物原本的形象，博得了读者疯狂般的喜好。他在作品中期待的正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革命。

小说中，吉川英治意欲表现的思想，是将日本剑这样的乱世凶器转换为守卫和平的神器。的确，那也是一种读解方式。然而，中日战争以来直至与英美的战争，战争真像宣传的那样“守卫了东洋的和平”么？无可否定的事实却是，《宫本武藏》确在战争时代成为人们的生存支柱，同时将东洋式的求道精神“配给”了众多读者。1942年，吉川英治在日本与英美交战的状态下，受托编纂海军史。先是受海军军令部的嘱托，后则转为文部省嘱托，为“日本的新道德”（“江田岛寸感”）而苦思冥想。

走向总力战体制

在国体明征运动的过程中，陆军内部的对立益趋表面化，于是发生了1936年的2·26事件。“皇道派”受到统制派——陆军部中央权力中枢鼓吹国家改造之势力——的排斥，他们发动的武装政变也遭到镇压。以此为契机，财政部和军部则强力鼓吹以国家统制解决国内矛盾，同时谋求秩序的恢复。

1937年6月，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至1939年1月）。7月7日即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政府主张不扩大战争的方针，陆军却不予理睬，7月末便将军队运抵华北。此时国内也一派战争气氛。8月，又将军队送到了上海。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开战宣言，取得苏联作后盾，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政府设置了大本营，开始国民精神总动员，翌年制定了电力国家管理法案和国家总动员法，急切构筑总力战体制。社会大众党围绕电力国有化之类的做法，也以战时状态为由，对曾经严加防范的国家社会主义表示了赞同。

此时新设厚生省（卫生部），实况调查弱势群体，表现一种保护者姿态。所谓弱势群体特指受到歧视的部落和晕眩病患者等。当时还制作了一部电影，描写晕眩病患者满怀希望地生活。然而，这都是一些表面现象。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是强硬的。在现场，发生了令人惊悚的事态。

日军进击华北，在华中却遭遇顽强的抵抗。1937年9月，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月，国民党首都南京被占领，发生了大屠杀事件。凶暴的日军士兵无情地杀戮败军士兵，对普通平民也施加了残忍的暴行。南京事件成为国际性问题。美国和英国原先把日本看作对付苏联的一个战略，对日本的行动一直采取了相对纵容的态度，此时的反日情绪也变得空前高涨。

1938年1月，近卫内阁与国民党政府间的和平工作终止。中日战争陷入泥沼。1937年末至1938年，国内则对劳工运动和持左翼立场的学者施行治安维持法。1938年1月，查禁了石川淳揶揄军国主义的短篇小说《马尔斯之歌》；同年3月查禁了取材于中国战场的、石川达三的小说《活着的士兵》。至此，反战和反法西斯言论遭到完全的封禁。

皇军的逻辑

1937年（昭和12年）10月1日，中日战争激战正酣，荻原朔太郎以《日本文化的现在与将来》（后改为《日本的使命》）为题，在军人会馆做讲演。主旨乃西洋“文明是力量的文明，为了保卫作为东洋理想的绝对和平主义文明或美的文明，只有拿起敌人的武器与敌人战斗”。在这里可以看出一种悖论，“绝对和平主义”并不那么“绝对”。话虽如此，在“防共”的大旗下挑起的对于中国的战争，为何变成了对于西洋列强的战争呢？

在此后不久的事态中，该词语仿佛具有咒语一般的力量。此时，英国作为日本对中国战争的绊脚石，引起了日本军部的极大反感。他们说，英法美才是“支那事变的真正大敌”。

这种情势下，1937年9月死于中国战线的杉本五郎中佐成为“军神”，12月刊出他的遗书《大义》，通篇不厌其烦地陈述“神国大理想”，表达“绝忠”亦即对于天皇的绝对忠诚。所谓“大义”即生为尊皇，为了“神国日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大义》的第一章是“天皇”，开篇这样写道：“天皇与天照大御神是同一的，是宇宙最高的惟一神，是统治宇宙的最高神”。进而，“为天皇而死是日本人的道德完成之路”。在第二章的“道德”中，则强调“面对天皇自身归‘无’的觉悟”。这里可以窥见禅的影响。

而在第四章的“神国大理想”中，则有如下描述，“人类救赎乃历代天皇之愿望、肇始之大业。释迦、基督、孔子、苏格拉底皆为天皇赤子。拯救世界、建立天皇国实乃皇国之大使命”。人类救赎或为第一要义，“神国”日本乃最初营生。而“释迦、基督、孔子、苏格拉底皆为天皇赤子”，究竟是何含义？这在任何人眼里都是狂人痴语。为何这样的狂言会畅通无阻？

这些思想并非杉本五郎之独创。实际上，那不过是笕克彦思想的翻译，所谓天皇是“宇宙大生命”的体现，是生出天地万物的根源性“表征”，因此世界万人皆为其赤子。“皇道派”运动因2·26事件遭到镇压，笕克彦的思想却为统制派所吸纳。

在现实世界实现普遍性理想体现了“皇军”精神。为此，军人头脑里植入了可以为所欲为的“神圣军队”之幻想。“圣战”，正是中日战争开始后的常见词语。而在不久之后与美英的战争中，当战局趋于危笃时，死亡的气息笼罩世界，此时杉本五郎的“大义”对于憧憬高洁精神的年轻人更具强力的诱惑，诱使他们与悠久的“民族生命”融为一体。

下面引用的是1938年末仓田百三《日本主义文化宣言》中的一节：

“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与日本国体的独自性不可分割。日本之国体无与伦比。其在品位、纯洁、血液的协同性和坚守誓言等方面，断然居于万邦之上。国民信仰诸神直系相传，国民处在民族血统中心的天皇统治下，一系纯血无乱，国土亦未受他族之凌辱……为了国家之独立、名誉和使命，舍弃生命战斗的国民士兵，呼唤着天皇的名字赴死。”

此时，仓田百三的著作不在查禁之列。终于出现了全民合唱的情状。原本“散华”一词指称供佛散花，后与樱花落英的意境重合起来，鼓励国民为了亚洲的解放，为了实现东洋的和平，将一己之生命奉献于悠久的日本民族“生命”。

在与美英的战争历练中，“神风敢死队”精神成为中日战争中的战争狂喊。其含义只有日本人可以了解，在此意义上可说是日本的民族信仰。然而对于信奉于彼的日本人，那种普遍性原理却超越了任一宗教，在此意义上浱生出大幅超越民族主义的思想。

某种主张甚嚣尘上——面对单纯尊崇物质性价值的西洋文明，面对西洋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世界，日本的责任是呼唤亚洲精神价值的宏扬。中日战争战事方酣的1938年，保田与重郎强调了日本民族编入世界史的意义。

大东亚共荣圈

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对中国国民党的和平工作是失败的。1938年秋，对中国战争的口号由“防共”转变为鼓吹“日华满”合作的“东亚新秩序建设”。12月发表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拥立汪精卫（兆铭）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一个新的傀儡政权。汪精卫强烈主张政治性独立，掀起了国民运动。

当时，“亚洲一家”的观念亦很有市场。诗人藏原伸二郎的诗作《歼灭》（诗集《东洋的满月》，1939年）这样呼唤道：

我们终于站立起来/我们热血澎湃/面对那蒙古的沙漠/天山山麓/居庸关的山岭/在祖先的众神面前/面对蒙古民族的纯粹血统/啊！日本民族！一齐握起钢枪吧/站起来掉转枪口/西欧列强正在侵蚀我们的肌体/丢弃鸦片一般的思想和狗一样的虚妄正义吧/勇敢地端起钢枪吧/同胞们/让我们自己掌握日本民族的纯粹血统/用我们自己的机关枪/永远地死守/同胞们/我们的精神将唤醒我们祖先的血脉！我们终于站起来了/生龙活虎般的东洋年轻人呀！/射杀那些死气沉沉、凶恶的毒气一般的劣种吧！射杀那些盲目的犬类吧！/我们发誓！将敌人歼灭于阴山以北/将他们远远地驱赶至阳关以西！

所谓“蒙古民族的纯粹血统”，自然是指称“蒙古人种”的“血统”。“血统”幻想亦超越“日本民族”，广延至亚洲。

面对高涨的“亚洲一家”的呼声，津田左右吉在其《支那思想与日本》（1938年）中提出了不同的论点——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印度、中国、日本等国的文化各自独立，所谓统一的东洋文化的观点是不成立的。1940年，津田的古代史研究论著《神代史研究》（1924年）四卷本，据称亵读了“皇国历史”而遭受禁止刊行的处分，出版社岩波书店的老板岩波茂雄也受到起诉。《支那思想与日本》却也因此受到关注。然而，文化相对主义其实与体制方的思想并无抵触。

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期间发布的《东亚新秩序建设》声明，乃是“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基础。所谓“共荣圈”，离开了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便无法成立。于是中日战争期间的文艺（文学），便充溢了对于异民族的关心。其实日本人很早以前，就十分关心异民族或异文化。

例如1932年，朝鲜半岛出身的作家张赫宙，其成名作小说竟以日文写作。长篇小说《开垦》（1943年）的题材出自万宝山事件（1931年），舞台是日本的半殖民地“满洲”，中国和朝鲜的农民为水源发生争执，日本警察介入后枪杀了中国人，为此点燃了中国人的反日情感。有观点认为，这个事件也是满洲事变的一个诱因。

1935年，宫内寒弥以库页岛、大泊为舞台的小说《中央高地》成为第一届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小说描写了日俄混血少女的不幸人生；此外居住朝鲜的日本作家汤浅克卫的《烈焰记录》，也获得《改造》杂志悬奖创作的二等奖。翌年，鹤田知也描写虾夷人（居住北海道、库页岛一带的少数民族）独立战争英雄的小说《珂柙玛尹（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族酋长名）记》终于获得芥川文学奖。1937年，台湾作家熊瑛宗刊出了《番木瓜树的街道》。久生十兰的轻喜剧《魔都》（1935年）尖锐地讽刺了世态，描写了泰王族滞留日本期间的生活。橘外男的《关于纳林殿下的回想》则在1938年获得直木文学奖（大众文学奖），作品喋喋不休地描述了印度皇太子滞留日本期间的全部经历，在皇太子最终返回大英帝国治下的故国时，作品荡溢出哀愁的感觉。这些作品灵活运用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常用的纪实性手法，其彰显内容背后发生作用的或许也有“联合亚洲人民”的人民战线志向。

文艺评论家浅见渊，与“满洲国”或朝鲜半岛的作家也有交流，在其《朝鲜作家论》（1940年）中，涉及大量翻译绍介“外地”（日本本土以外）作家作品的现象。他这样描述道，“伴随着日华事变和第二次欧洲大战的爆发，民族问题重新唤起了人们的普遍关心，以此为契机却开始介绍支那的现代文学和满洲作家的作品。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心情，要想包摄这些民族，就必须理解这些民族”。这里的“包摄民族”，乃考虑体制方（政府或统治集团方面）意向之表现。

1939年，大内隆雄翻译、出版了满人作家选集《原野》。1940年，又刊行了同类作品选《蒲公英》。所谓满人作家，正是当时“满洲国”的中国作家。同时，以西伯利亚密林中老虎为主人公的在“满”俄国作家巴伊柯夫的《伟大的王者》（长谷川濬，译），一度成为流行之作。不久之后，则出现了川端康成、岸田国士、岛木健作、山田清三郎、北村谦次郎、古丁编纂的《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第一卷（1942年）、第二卷（1944年）等。

另一方面1940年，金素云出版了朝鲜语翻译的诗选《乳色的云》。同年，金史良的《光中》成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在朝鲜半岛，也出版了朝鲜语的小说翻译选《朝鲜文学选集》全三卷（张赫宙等编）等。

矛盾的呈露

延续这种动向的，是朝鲜文人协会编《朝鲜国民文学集》（东京，1943年）、《半岛作家短篇集》（汉城，1943年）及石田耕造编《新半岛文学选集》全二卷（汉城，1944年）。表面上正是如此。收入这些选集的作品很少是朝鲜语的译作，半岛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是以日语创作的，包括朝鲜作家的作品。所谓“朝鲜文人协会”，是1939年（昭和14年）设立的机构，旨在推进文艺（文学）领域的皇民化政策。

在台湾，1936年复活了武官制，推进“皇民化”。1937年，朝鲜总督府飞跃性地强化“朝鲜一体化”，强力推行“皇民化”政策。总督府制定了“皇国臣民誓词”，1938年4月结成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朝鲜联盟”，强制要求参拜神社、遥拜宫城和悬挂太阳旗，此外修改教育令、禁止学校的朝鲜语教育和使用，官厅也必须使用日本语。同时命令，开始实施陆军志愿兵制度并施行“强制征兵”。1939年强制要求“创氏更名”（日本殖民期间强迫朝鲜人改姓日本名），废止了朝鲜语的新闻杂志，解散了朝鲜语学会，1941年连民众喜欢的戏剧也必须改为日本语。

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鼓吹“东亚新秩序建设”，当那种“互助关联”开始在文化的层面上实施时，大量“外地”的、多民族的作品在“内地”翻译为日本语。此乃“满洲国”多文化政策对于“内地”的反作用力。然而，“互助关联”是“日、华、满”之间的策略，并未涉及到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地方已是日本的领土。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即在朝鲜半岛已禁止了朝鲜语教育，施行了剥夺朝鲜民族母语的政策，但在1940年的日本“内地”却翻译、出版了许多朝鲜语的文艺作品。

我们不妨扩大视野，前述状况显示的状态是，明治以来形成双重标准（“将亚洲从西欧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及“扩大日本对于亚洲的统治”）的、日本的国际战略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不妨说，在“大东亚共荣圈”出笼之前，这种裂痕已初见端倪。在将要进攻的各个地域，出现了两个战略相互抵触的现象。

1941年，“满洲国”亦开始强化统制，新的方针是将日语作为第一国语，强力推进“日满一体化”。但这种方针仍旧不同于朝鲜半岛，满洲并没有禁止中文教育和官厅间的中文使用，亦有一些日本人一直坚守着“民族协和”的“国策”。例如，《满洲浪漫》（1938～1941年）杂志的主编北村谦次郎，就为日满的孩子们刊出了中国诗人协作下、兼具中日两国文字的、乡土色彩浓重的画册《五彩满洲》（满洲富山房，1944年）。这样的日本人不仅生活在满洲，也散布于其他各处。笔者认为，这些日本人或是真心致力于弥补两个战略间狭隘裂隙的，或亦真心致力于“民族协和”与“亚洲解放”。

内阁围绕日美关系发生了对立。近卫文麿第三次重组内阁，重新设定日美关系。然而同时谋求在东南亚扩大势力，与美国的对立已到了悬崖边缘，石油的进口惨遭切断。正如多人所言，这场战争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争夺资源的战争。随后，东条英机身着军服坐上了独裁政权的宝座，开始了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体制，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了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军事基地，与美、英、荷兰为敌的“大东亚战争”开战。

1942年以前，日军控制了东南亚至西太平洋一带。持续了一年半左右。在一定的范围内的确形成了日元经济圈。1942年也预示了缅甸和菲律宾将来的独立。

当时的状况，播撒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幻影。曾经表明政治独立意愿的汪精卫南京政府，在宣告对英美开战的当口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参加“亚洲人民联合会”的人们，也无可奈何地会聚于打倒“鬼畜美英”西洋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下。为此，属于“满洲国”汉民族的成员也为自身的“亲日”立场寻得了一个理由——追求本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满人”作家的中心人物古丁即如是。明治以来一个图式贯彻始终，即亚洲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或锯齿形的，截然对立的两种日本观乃“侵略”与“解放”。相应地，亚洲人中亦产生了反日派和“亲日”派。

参与军政的小说家阿部知二曾将印度尼西亚见闻写成纪实小说《火岛》（1943年），小说中的“皇化”一语基本用于表达“大东亚共荣圈”实现之含义。在东南亚，采取的政策是将商人们使用的马来语提升为标准语，同时推出了日语对译的出版物。印度尼西亚语亦即其现在的国语。日军承诺让印度尼西亚独立。

然而，此时的日军败局已定，只是发了个空头支票而已。

“超越近代”与“世界史的立场”

1942年7月，同人杂志《文学界》召开了“超越近代”座谈会。提出这一说法的文艺批评家是河上彻太郎。他开篇这样说道，我们体验过形形色色的生存方式，“尤其12月8日以来，我们的感情无奈地变成了同一铸型。我将这样的铸型……称做‘超越近代’”；他接着说，他想表达的是，日本的现代文化的确朝向着一个固有的方向，“超越近代”出自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知识分子中颇具影响，亦即作为近代文明领路者的欧洲出现了危机，同时产生了超越危机的志向。斯宾格勒主张的是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志向以及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欧洲人”的意向。

仿照欧洲知识分子的近代反省，座谈会全体参与者的发言基调是反省——明治以来的日本一直致力于移植西洋文明，相对于机械文明的发展，他们强调的是伦理与精神性。多数参与讨论者回顾了西欧的思想和艺术，反思了1935年以来的日本文化。沿着不同论者的思想历程，论者探究了“近代”和“日本”，各自表达着基于荒诞定义的荒诞主张。河上彻太郎在其单行本《超越近代》的“结语”中说道：“掌控整个会议的是异样的混沌和决裂”。在与美英开战之初，他们统统感受了一种快感，思想陷入所谓“异样的混沌与决裂”中。这就是经受了“开战一年间理性战栗”的、文化各界名人的现实状况。

座谈会的参加者还有哲学学者西谷启治和西洋史学者铃木成高。包括高坂正显和高山岩男两位哲学学者的京都学派才俊们，在与美英开战前乃至战争开始后，于综合杂志《中央公论》召开了三次座谈会——“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第一次是1941年，第二次是1942年，第三次则是1943年，1943年正式刊行）。在第一次座谈会上，他们含糊其词地说到日本的国策，即与中国的战争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在他们的座谈中，压根儿就没有侵略战争的意识。

在开战后的第二次座谈会上，他们又说惟有“大东亚战争”体现了“亚洲的觉醒”，是反对西欧帝国主义的宣言，也是“超越近代”的战争。这里的“超越近代”其实就是超越西洋列强的帝国主义。后面的意义便是，中日战争乃“大东亚战争”之准备。在他们看来，与美英开战不仅关系到心情，也促进了思想的整理。

这些学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当然也拒斥纳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们对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了如指掌，因而明确表达了相互尊重的多元主义（pluralism）立场。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之“大东亚新秩序”宣言鼓吹的“八纮一宇”精神中，主张的是所谓“各得其所”，日本不是要统治亚洲，而是要指导（领导）亚洲。具体地说，要把日本推至父亲的位置，建立一个家庭共同体的形象。而对美英的战争则被称做“皇战”、“圣战”。

这无疑正是《家族国家论》的东亚版。就是说，在台湾、朝鲜半岛和南方施行的皇民化政策，就好比父亲以暴力强迫邻家孩子，不由分说地使其成为日本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当时，并无一种逻辑可贯通前述座谈会涉及的“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圈”和“超越近代”云云；日后也无人将之“合理化”或“理想化”。日本的两个战略是由西洋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或统治亚洲。它们是相互对立矛盾的，交错着政府、军部、官僚和财政界的不同意图，因此日本在国际战略上常常不知所措，荒唐地、唐突地撞入了战争和侵略，此刻的日本面对着一个糊涂的现实，积极的理想化与其说是“迎合时局”，莫如说与思想的犯罪无异。

1943年2月，日本军从瓜达纳拉（Guadalaanal）岛撤退，战争已呈显败退局面。

【注释】

[1]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哲学家、史学家。

[2]认为主权在于国家，天皇不过是行使国家主权的一个机关的理论。

[3]日本古代神话中的男神和女神，相传为日本民族之祖先。

[4]兴盛于中国宋代的艺术性品茶，色、香、味更加讲究，亦为日本南北朝、室町时代的品茶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