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相对化

3.民族主义的相对化

吉本隆明的方法

作为诗人、评论家和战时的一代，吉本隆明弹劾了战后的革命与挫折，且以《转向论》（1958年）将“一贯正确的共产党”神话引向了崩溃，他批判了以语言为工具的斯大林的语言论，且由自我表达的立场出发，推出了论述日本近代文艺的《语言美的探究》（1961～1965年），以及考察战争期间大众心情的《日本民族主义》（1964年）。其明治时期民族主义论和天皇制论等，也直击了战后思想的陷阱，不断做出拨乱反正的尝试。此外，他还探究了人在他者关系中无以自拔的“自立”问题，刊出了探究前述问题的《共同幻想论》（1968年）和《高村光太郎论》（1970年）等，他将人类的幻想分为三个阶段——“我”的“自我幻想”、男女的“相对幻想”和“我们”的“共同幻想（国家）”，进而探究了其间换位的思想方法。

一般论及民族主义相对化，便有国际比较之考虑。而吉本隆明却由强调国家“幻想共同社会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获得暗示，展示了新的相对论方法——将国家视同人类幻想存在的水准之一。加上这个因素，考察英国、法国、印度、日本、中国等各不相同的状况，就可结合宗教性的关联和文化共同体理念的差异等幻想领域，更加明确地理解近代民族主义的差异性。进而建立起一个观念——国家乃下有“乡土”上有文化圈。由此豁然开朗的是，将前述重合作为近似的问题来探讨。

不过吉本隆明也无法摆脱如下类推的方法，推出近代日本封建制度至上论亦即将近代天皇制类推为封建制。日本与西洋的近代相遇时，开始走上作为“国民国家”自我形成的道路，但那时并没有认真地面对无可避免的亚洲烙印以及亚洲幻想，他同样莫名其妙地受到战后思想体系的束缚。

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逻辑与心理》（1946年），挑明了美日战争中期解释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概念内涵。不妨说，丸山主张的“战后民主主义‘虚妄’”，并不能作为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来探讨。所谓天皇的无限价值，借用了超基督教的超普遍主义语义，却未能对亚洲“大日本帝国”的冒险进行检讨——“大日本帝国”意欲超越“国家主义”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1970年前后，村上重良的《国家神道》剖明了明治时期国家神道的制度性调整，以及国家神道的近代性格特征。20世纪80年代，海叶弘的《现代都市东京——日本的1920年代》（1983年）等，打破了传统的、浸透美国主义的观点，明确了20世纪20年代“摩登都市”的世界共时性，同时揭示了大正文化的开花结果。20世纪50年代，辻清明提出了如下观点——岸信介之流行政官僚保证了战时、战败期的体制一贯性。而20世纪90年代再度提起1940年的体制论，且出现了所谓的“总力战体制”论，表现出对于战前、战后文化连续性的普遍关心。

“满洲国”的国语是汉语和日本语，时而还有蒙古语。徐敏民在其《战前中国的日本语教育》（1996年）中，辨明了当时的通用语是汉语和日本语。吕元明倾毕生精力进行的满洲文化研究（《反战文学——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则令人期待地致力于发掘中国境内投身于反日斗争的日本人。在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发生后，日本殖民地政策发生了转变，推行于“满洲国”的“多文化主义”文化政策也对日本“内地”产生了影响，进而推行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中。这些来龙去脉成为研究的对象，则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要探明推行于东亚、东南亚的文化政策，尚有许多资料有待发掘。

幻想亚洲

许多人将日本的近代化等同于西欧化，而这是对所谓亚洲幻想的视而不见。在向往形成国民国家之前，蓄积于欧洲的、界定不明的亚洲幻想（东方情趣），即便明晓那不过是幻想而已，即便明晓亚洲绝非单一概念而是形态各异的，产生于日本近代的幻想亚洲之足迹，仍是无法抹去的事实。无论民族主义还是亚洲主义，惟有辨明其不断重编的存在状况，才能明了人们受其影响的过程。

亚洲主义发生于自由民权运动左派对韩国独立革命的支援，其倾向乃将玄洋社及内田良平挑头的黑龙会鼓吹日本盟主亚洲大陆保全论，此乃国权扩张论，乃将政府、军部之大陆侵略正当化的意识形态。宫崎滔天却是例外，他一以贯之地支援了孙文的中国革命。

然而，政府感觉危险的、天皇主义革命思想如大本教教主出口王仁三郎等，则又同时具有亚洲主义之倾向。倘若将此视为法西斯主义之一种类型，具有排外主义之特征的法西斯主义定义便将出现某种矛盾。排外主义和差别基础上包容异民族是截然相异的。“日韩同祖论”和“同为蒙古人种”的说法并未造成“人种之差别”。因而与“民族差别”的暴力性不是同一问题。

我们期待今后重新审视日本主义与亚洲主义之重合。此思想发自三宅雪岭，亦为印度独立革命思想刺激下冈仓天心的思想，或活跃的国际诗人野口米次郎的思想，亦包括京都学派座谈会“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中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此外，尚有以孙文思想为代表的海外形形色色的大亚洲主义和俄罗斯大亚欧主义的相互影响。

笔者期待亚洲各国建立良好关系，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便是在亚洲人民各具民族主义的同时，比较、检讨亚洲主义之展开。对于形形色色的国际普遍主义，也应做出更加充分的发掘与探究。同时恰如本书涉及的，普遍主义名下的民族主义亦有形形色色的构成。

在基于别样原理的人们眼中，一味强调自己或自己的国家才体现普遍原理的观念是滑稽的。即便自己认定那是真正的普遍原理，也不能以暴力的方式推及他人，否则便是犯罪。

日本曾经的所作所为，不正是那样的犯罪么？崇奉“宇宙大生命”普遍原理的“大正生命主义”，虽说助长了个人主义和人类普遍主义，但同时亦展开于乡土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或亚洲主义的思潮中。所谓“生命”，发现于前述主义的何等水准中呢？实际上所谓的选择，体现的是一种机会主义。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走过的曲折道路，明确了亚洲主义和国际普遍主义各自的转变过程，只有在二者相互关系的死结得以解开时，才有相对化的可能。惟有此时，日本在亚洲展开的侵略历史才能划上一个阶段性句号。

【注释】

[1]日本神社中从事奏乐、祈祷、请神等的未婚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