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需求

现实与需求

整个中国就像是一艘缓缓前行的大船，而儒家的思想典籍，就是船长手中最精准的航海图。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博士、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博士和其他对中国研究颇深的学者们都认为，儒家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受到了神的指引和启发。也许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如今面临我们的问题是，中国这艘大船是如何被成功驾驶地？这艘大船的目的地是哪里？它目前所处的海域是哪里？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早已和西方的很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很可能对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据说，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是否合格，有六项重要的指标，他们是研究社会特征必不可少的依据。这些指标分别是：

一、工业水平；

二、社会习俗；

三、家庭的特点和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

四、统治者的品质以及政府的组织形式；

五、公共教育的状况；

六、现实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特性时，对上述的指标都已经做了说明，虽然说得不全面，比例的把握也不那么精准。在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时，有很多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也有一些方面有时却必须省略不谈。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只谈了中国人特性的大致情况，并没有仔细完整地说明，因为那样需要考虑太多方面的问题。

之前在说明中国人的特性时，我们举过很多事例，这些事例的说服力非常强，就像是骨架上的骨骼，只有摆对位置，才能看清骨架的轮廓。所以说，这些骨头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忽视的，除非它是石膏像，并不是真正的骨头。当然，也会有人提出反对，觉得我们并没有把重要的骨头摆在适当的位置，也有一些骨头完全摆错了地方。这样的反对非常正常，对于这样的严谨态度，我们会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还要附加说明一下，我们所选的特性无法让人对中国人有非常完整的理解，就像是仅凭五官无法了解整个人的身体构造一样。但我们还要提醒读者，这些判断是经过反复研究才得出的结论，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事实远不止书中引用的这些。有很多我们无法确定的观点，都能得到充分的论证。去过中国北方的都知道，那地方的风沙天气十分糟糕，人的头上、耳朵、鼻孔和衣服上都是尘土，沙尘暴来临的时候遮天蔽日，所以当地的居民经常会用灯，有时中午都要点灯才能看得清。人们虽然不清楚这种自然现象是什么引起的，但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却没有错误。当然，观察自然现象和观察道德现象是不同的，自然现象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而道德现象却只有那些善于观察的人在偶然的机遇中才观察得到。

中国人在生活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若是只看一个方面，分析时就一定会出现误差，而且还不知道错在哪里。虽然将两个互相冲突的观点结合起来非常困难，但有时必须要这样，因为在中国想要弄清楚事情的一个方面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更别说想要掌握两个不同的方面。

我们在前一章说过，儒家学说非常强调道德品质，而且儒家学者认为，儒家的理论能够让很多人变得品德高尚，所以很多人对儒家的理论体系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可儒家的理论有什么办法让人们的品德都变得高尚呢？人的真实性格可以通过三个问题来了解：一是他与自己的关系怎样；二是他跟别人的关系怎样；三是他对信仰持什么样的态度。想要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品质如何，通过这三个方面就足够了。可能读到这里，读者们也大致知道了答案，他们缺乏诚信，没有信用，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们自私，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对于信仰，他们崇尚的是“多神论”“泛神论”以及“不可知论”。

中国人非常有智慧，他们的耐性也非常强，他们讲求实际，他们也懂得知足，这些方面都是中国人的优点。但是中国人没有好的品格和良心，有些中国官员为了拿一些贿赂而做错事，他还以为一辈子不会有人发现，因为当时的情况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很多中国人都会举荐自己的亲戚去做官，但这些亲戚并不称职。所以中国人害怕面对这种“内定”而造成的结果，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面对这样的情况，即使有道德理论又有什么用？中国人对此会有怎样的感想呢？中国的每个组织机构中都有裙带关系，都有寄生现象。所以，中国的警察和门卫会不尽职尽责并不会让人觉得惊讶。

通过中国人对他人的帮助，可以观察到中国人道德最真实的情况。虽然中国人总是试图掩盖自己和朋友们的缺点，但是他们会非常坦率地承认他们民族本性的缺点。中国人对其他同胞们的描述，让人想起卡莱尔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一生》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段对话。这位君王手下有一个督学非常得宠，皇帝很喜欢和他交谈，有一次皇帝问这个督学：“苏尔泽先生，你那些学校最近好吗？你的教育事业顺利么？”督学回答说：“是的陛下，还好，最近好多了。”“最近？怎么这样说？”“陛下，过去学校的规章制度非常严格，因为总认为人性本恶，但现在我们才知道，人性本善，所以放松了管理制度。”“善良？”皇帝摇了摇他那满是白发的头，然后笑着说：“亲爱的苏尔泽，你还是不了解这群可恶的人类啊！”

中国的社会就像是那些名山大川一样，远看风景如画，但如果你走进就会发现实际上破败不堪，而且空气中还有一股说不出的难闻的味道。照片无法反映出真实的情况，人们都说，照片是一种“无情的公正”，但这句话用在中国就不行了，因为照片会遗漏那些肮脏的东西和难闻的味道。

只有中国四处贴满了“福”这个字，这个字象征的是平安吉祥。但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幸福”只是流于表面而已。我们相信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就像有人说真正的家庭生活不可能出现在亚洲一样。

每当开始对中国进行研究分析，并探讨怎样把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时，我们就会想到横跨河流的主干公路旁边的石碑。这些石碑上刻满了名字，都是当年修建桥梁的工人的名字，立碑的目的也是为了后代能够记住他们的功绩。每走几步就会看到这种石碑，但石碑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我们对这些有年代的东西非常感兴趣，于是问起当地人，关于桥和石碑的事情。结果当地人回答说：“啊，那些东西啊，几代以前就已经没有了，几乎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几年前，我在大运河上游玩时碰到了逆风，于是被迫在当地留了下来。我们在岸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沿途看到农民们在田里劳作。当时正值五月，田野的景色非常美。这种时候，恐怕任何游客都会对这些不知疲惫的农民表示赞叹，正是农民们辛勤的汗水才将田野变得如同花园一般美丽。但是和这些农民们交谈过才知道，去年的冬季他们过得非常艰苦。因为夏天时爆发了干旱和洪水，他们几乎颗粒无收，村里有很多人快要被饿死了。从他们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农民现在还在挨饿。政府虽然有赈灾款，但每个人只能领到一点，甚至就连这一点都要经过层层的盘剥。这些农民们无法和官家抗衡，只能忍气吞声，但这些情况从他们的脸上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就在那一年，当地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百姓们的日子终于变得好起来了。但《京报》和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杂志却都没有报道此事，但不管报不报道，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就像当年这群百姓在挨饿，即使装作不知道，他们依旧在挨饿。否认事实并不代表采取了有效措施，因为灾情并没有被缓解。不管之前对中国人的研究推论是什么，这都不影响现实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的实际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只有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后，才能明白。

我们在本书中指出的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在西方国家也会出现。那些国家都是些“虚有其表”的基督教国家。可能读到这里有些读者会感到很失望，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拿出具体的例证来证实，也没仔细比对过。曾经我们也想拿出一些具体的实例来证明这些情况的存在，但最后只能放弃。因为我对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不是很熟悉。我希望每个读者能够公正地比较，而不要受到所谓的“爱国主义情绪”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公平比较的话，不妨做一个假定：西方国家的未来充满曙光，而中国人此时却身处在漆黑的长夜之中。如果这个假定成为事实的话，那这将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我们不禁会想到，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事实呢？

虽然之前也有提到，但我不得不再啰嗦一次，中国目前所需要的东西很少，仅仅是品格和良心而已。或者说中国人只缺少一样东西，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良心和品格本身就有着相同的意思。曾经有人这样评论一位钢琴制造家，说他的品格“就像他做的钢琴一样，正直、宽厚而不失高贵”。在中国，恐怕碰不到这样的人吧。

有一位英国作家，前几年去世了，他的妻子在他丈夫的自传结尾处写道：“外界一直称呼他为作家、牧师、社会活动家，但只有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我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别人会觉得他是个非常浪漫的人，会收到很多内容优美的私人信件，他的生活也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这些人，如果世界上还有‘永不逝去的爱’的话，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将爱升华到一个神圣的高度的话，那这个人一定会是他。他的爱纯洁而热烈，三十六年间，无论健康还是病痛，无论晴朗还是阴霾，他的爱始终没有变过。他从没对我表现出过任何不耐烦的样子，也从没有过一次自私的行为。如果说，将这份爱转化成骑士精神的话，那作为骑士所守护的最幸福的人，我要说，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莱是现实中‘最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中，最成功的产物就是它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已知的就有数百个记录，另外还有很多例子我们并不知道。每一位读者最起码都知道一个全心全意帮助别人的例子，也许还有一些幸运的读者遇到过更多。我们不知道要怎样解释这样的人生，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因为我们并不想胡乱地猜疑。但是，经过我们细致的研究，我们确认了一件事情：如果有一种力量能把中国也变成这样，也能在中国塑造出一个如同金斯莱一样的人，这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比道家典籍中那些寓言里所说的奇迹还伟大。人类的制度都逃不过无情的规律，《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看到他们的果子，我便知道他们了。”儒教有足够的时间获得它的文明产物。但我们确信，儒教能做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它再也不会有什么新的产物衍生了。它将中国人的某些能力发展到了极限，在这些方面中国人已经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的人类。经过仔细地观察和研究后，即使是对中国最友好的人都会承认，中国的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儒教所造成的。

对于中国人的改革，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个是，中国没有改革的必要。当然，这肯定是中国人的意见，但这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其实有些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第二个是，中国的改革肯定会失败。在改革开始之前，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许多人都会因为意识到这一点而抱有悲观的想法。对这些人来说，对中国进行改革就像是用电流去刺激木乃伊的心脏一样，这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在我们眼中，前两种观点都没什么道理，不过若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还不能让这些人明白的话，再多说什么其他的也没有作用；第三个观点是，中国需要改革，而且改革的成功几率还很大。抱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改革的关键是采取哪种方法。关于改革的方法，也有几种不一样的态度。

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中国能不能进行自我改革。有一些中国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进行自我革新。《京报》上曾经刊登了一份奏折，在这份奏折上就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奏折的作者抱怨某个省的民众不断地闹事，而且他已经派得力的手下去巡查此事，也派了一些专人去给民众们讲《圣谕广训》的那些训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以这种方式去感化这些闹事的人群。这种向民众讲道理的方法最开始是模仿基督教的布道，虽然起的作用不大，但是确是当时改善道德环境最常用的方法。无奈的是，最后教化依然是以失败收场，只能再次沿用以前的方法。经过很长时间的实践，我们了解到，这样做只会让事情发生一些表面的变化，并不能改善根本，最后的结果还会是一样。这和前一章节提到的“石腿老者”的寓言的道理是相同的。

用理论教导没有用处，中国人便将希望寄托在了“榜样”的身上。这一点在前一章也讲过，而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是想解释，为什么好的榜样，却没有产生好的效果，或者说没有发挥出想象之中的影响力。要解释这个问题很简单，原因就是这些“榜样”没办法让人民接受自己的做法，按照自己的做法做。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据说，原山西巡抚张之洞曾经采取过很强硬的手段来制止手下吸食鸦片，而且还勒令禁止老百姓种植。结果他的下属欺骗了他，而老百姓也没有几个人愿意配合他。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当他的中国“老板”不认可他的改革建议，那他也只能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了。其实不只是外国人，中国人也会觉得这样的情况令他无从下手。尽管他是官员，但他能做的也顶多是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开始慢慢地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像是一只躲在阁楼上盯着老鼠的猫一样。只要猫一走，甚至只走开了一点儿距离，老鼠就会跑出来，依然一切照旧地偷粮食吃。

如果有一位中国的政治家，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国家的现状，这并不可笑，而且非常可信和自然，因为中国的情况注定了他的做法，他只能靠自己一个人，没人会去响应他改革国家的“号召”。中国人有一种“东方人特有的冷淡和宿命观”，而席勒先生则将这种宿命观称之为“连神都无法改变的愚蠢”。如果一位聪明的大不列颠官员已经知道了上述状况，并且知道“改革”会引起哪些后果，牵扯到哪些，那他就可以完全预言出改革的结果。贝德禄先生在谈到中国开采铜矿所暴露的弊病时说：“在铜矿被开采完之前，云南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云南必须增加人口，以增加劳动力；第二，中国必须修建公路，必须改善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备。总之，中国必须有所改变。不然除非借助外力，否则一千年时间，他们都无法完成这个工程。”中国的改革，若是不请外援的话，就像是在海上造船，无情的巨浪和狂风会将你仅有的那一点成果击个粉碎。如果一个维修工，从机器造成一开始就在这个机器的内部，那么无论他多么用力地推，都绝对无法带动这个机器前进，因为这本身就是违背物理学规律的事情。

天津和北京之间有一道北运河，路过的路行者可以看到这道运河上有一个河湾，河湾的岸上立着一间破庙。庙身已经被洪水冲走了大半，尽管庙的周围有很多芦苇扎成的栅栏，但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连栅栏也被毁坏了一半。庙里的神像就如前面所讲的一样，只能直接和天地进行交流了。这片土地并没有防洪设施，整个河流都被污泥堵住了。这幅情景，似乎是中国现状的缩影。中国有句俗语“朽木不可雕也”，想要让老根发出新芽，就只能将所有的“朽木”全部砍下。所以说，中国想由内而外地改革是一定会失败的。

前段时间，西方大部分国家都觉得中国可以和其他国家“联盟”，这样革新的成功几率会高很多。但这只是个没有任何依据的想法而已。西方国家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派遣使者进驻了北京，但这些使者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与强国之间的频繁交流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好处，这无疑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中国人非常敏感，对于让中国像西方一样的改革，没有证据来证明西方国家的改革目的要比中国人的目的更加崇高。中国正慢慢地形成一股力量，一股让西方国家之间造成利益冲突的力量。而中国则在等待时机，坐收渔人之利。中国从没有和那些只会抢夺的野蛮国家学什么东西。所以说，通过外交的方式来改革，这样的办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有很多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中国需要融入到国际大家庭来，他需要自由的交往和贸易，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和睦的关系。增加贸易量可以满足中国的很多需求，中国需要更频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进出口贸易，降低一些关税，并且将通行税取消。比起二十多年前，这样的说法已经少了很多。因为那时，中国经常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行外交和贸易，但却没有形成“自由交往”和“友好和谐”的局面，因为总能听到一些“中国出口的茶叶质量不符合要求”这样的话。其实西方国家也曾向中国出口过不合格产品，这两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

贸易是文明的附属品，虽然它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但他并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亚当·斯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倡导者，他曾经指出人类是一种“商业动物”。因为不管是多聪明的两条狗，都不会懂得交换骨头。如果它们知道，而且在每个城市都建立了骨头交易市场，这会对狗的性格产生巨大影响。历史上的那些贸易量巨大的国家并不算是好国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最差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后代都非常优秀，这不是贸易的错，而是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有句话说得非常贴切：商业，就像是基督教，它的目标非常远大；商业，又像是彩虹，哪里有金色它就弯向哪里。

只要看如今的非洲大陆就可以了解，不管是酒类走私，还是奴隶贸易，都是那些基督教国家引进的。所以说，商业是无法起到改革作用的。

深入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改革出的主意五花八门，每一个都比上面讲的方法复杂。他们的看法有三点：第一、中国需要引入西方的文化；第二、中国要引入西方的科学；第三、按照密迪乐先生的说法，就是中国人需要发展“物质文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文明的国度。当西方人的祖先还在过茹毛饮血的生活时，中国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文明。这个方法只适用于中国，而不适合其他的国家，这样的文明该如何改革，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文化是种非常自私的东西，似乎每天都会有外来的“侵略者”强调：“是我，但不是你！”很多令西方人非常自豪的文化在中国都会遭人嘲笑。若是不加以控制的话，外国引入中国的其他东西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中国人非常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那丰厚的资源需要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才可以开采。如今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更加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多么需要科学的引进。但是科学会改善这个国家人民的“道德品质”吗？要怎样让中国引入科学呢？众所周知，化学是现代社会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他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但在中国传播化学知识能不能让中国人获得新生，这一点谁都不知道。也许化学的引入还会引发出新的欺骗和暴力事件。按照中国人现在的性格，若是他们掌握了制作现代炸药的知识，而且不控制化学药剂的泛滥的话，恐怕人们的生活也将充满危险。

人们认为“物质文明”才是中国最需要的东西，因为一旦发展了“物质文明”，中国就将拥有西方的那些高度发达的物质成果，比如蒸汽机、电力设备等等。铁路、内河航运、银行、钱币、完善的邮政系统以及电报和电话，这些都将是中国生活改善的标志。

张之洞曾经上过一封关于修建铁路的奏折，其中就包含了很多很好的想法，比如修建铁路可以改变河运危险的情况，可以防止船员监守自盗等等。但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否能改善道德上的邪恶，修建铁路能否让铁路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变得诚实，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曾经读过《伊利之章》，上面写道：州与州之间的道路完全被人侵占，而股东们却拿不出任何办法，因为他们发现“没有人可以指责”。这种情况是“物质文明”的自身原因造成的，还是由于各种原因相互冲突所造成的，没有人知道。让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变成民主国家，并不是依靠投票能够解决的。中国只有具备西方那样的条件，才能取得西方那样的改革成果，才能发展更多的“物质文明”。而我们所说的条件，并不是物质上的条件，而是道德上的。

为什么中国不向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学习，在内地也设立一些“租界”呢？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变革，即使设立了“租界”，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近三十年中，中国人亲眼看到了在海关施行规范化管理所获得的成效，但他们并没有在其他方面也采用这样的方法。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本国采取抽税的方法，在道德上中国人是不能接受的。英国人历经十个世纪，才将良知与品格发展到当前的水平。而这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并实施的。接受这种事情不可能像是克虏伯大炮一样，只要架起来就能够发射。

文化倡导者马修·阿诺德说过：“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因为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艺术及科学的掌旗者，就像正义的掌旗者是犹太人一样。在当代，每个国家都需要艺术和科学。伟大的希腊人如此热爱艺术和科学，却并不注重品格。最后，辉煌的希腊因为不注重品行而覆灭了，因为世人需要良好的品行、沉静的心态以及优秀的人格……不光是这样，希腊人的遭遇还让世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知识非常重要，世界也越来越需要丰富的知识，但良好的品质依旧是一切的基础。所以说，能支配着世界的，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支配这个世界的永远是崇高的正义，而不是卓著的艺术和科学。”

只有找到中国人特性的根源，在实际中让中国人唤醒自己的良知，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若是像日本天皇一样整天在宫里哪也不去，根本无法谈什么改革。有一位现代哲学的倡导者，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铅永远都炼不出黄金的品质。”中国需要的是一颗正义正直的心，为了得到这些，就要了解上帝，改变对人的看法，并且明白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活，不管是个人、家庭还是整个社会。总而言之，中国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归结成为一种，而这种需求，只有接受了基督教的文明才可能被永久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