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消费主义泛滥的文化心理机制
文化对人极其重要。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他的名著《人论》中,就干脆把人定义为文化动物。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以至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的权威工具书,也没有对文化加以界定。现在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民族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是文化的重要特征。从文化发挥作用的机制看,它必须积淀为人们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才能影响社会生活,制约人的思想和行动,才能被自觉保留和传承。从作为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约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角度看,文化表达着通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它反映着人们对经济发展、政治权利、社会利益、人生追求、审美观念的理解,还集中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从而规范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影响着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消费主义也是由相应的消费文化推波助澜,才进入人们的心理结构,成为部分人乐此不疲的追求,并不断扩大社会影响的。
一、消费主义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消费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任何民族的任何发展阶段,消费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所谓消费文化就是以人的生活领域为背景,由人们在生活中对由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组成的消费对象的消费取向、消费内容、消费行为、消费后果所形成的文化现象。[31]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消费文化同样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意识形态性。也就是说,它是发展变化的、在民族交往中相互融合的、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一种亚文化。当今世界所流行的消费主义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消费符号化,在消费中追逐时尚,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寄托于消费等现象,都是在相应的消费文化的支撑下,逐渐泛滥并进入人们的心理结构的。
之所以必须坚决反对和批判消费主义这种消费文化,就是因为它使消费逐渐丧失了对人生的本来意义,使人们在追求刺激中迷失在产品世界里;也是因为消费主义对生产的过度刺激,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还因为它强化了拜物教对人们的束缚,强化了“资本的逻辑”对劳动的统治。
以往对消费文化进行研究的重要缺陷,是不去直接考虑消费活动对生产活动的影响,而是仅仅考虑生产活动、交换活动对消费活动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以往生产和消费的相互作用,还没有引发当今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在当今世界,消费主义能够大行其道,就是因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劳动过程中机械化乃至自动化的普遍实现,大大提高了物质生产力,“资本的逻辑”对交换价值特别是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追求,导致在发达国家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在数量上超出了人们的基本需求,生产受到消费者的消费取向和消费内容的限制,普遍存在着生产者向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现象,生产者不得不在刺激消费方面狠下功夫,以达到通过控制消费来促进生产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一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二是经济利益的驱使。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消费主义发挥作用的根本途径是深入到人们的心理结构中,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践行它。从制约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角度看,消费主义在进入人的心理结构时,是由颠覆人们对消费品的传统看法入手,进而塑造人们的人生观和审美观的。也就是说,消费主义是由相应的消费文化推波助澜,进入人们的心理结构的。
消费主义兴起以来,不少西方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了批判。这些批判包括对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景观社会、大众传媒、工具理性的批判,乃至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其中,就揭露消费主义如何进入人们的心理结构,颠覆人们已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而言,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德波的《景观社会》等,最有代表性。这些著作分别从两个方面揭示了消费主义文化进入人们心理结构的途径:一是思想灌输,二是形象启发。
二、通过刺激消费欲望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剖析了消费社会通过制造和满足“虚假需要”,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实现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实质。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消费社会。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推动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有了极大提高,人们的劳动时间大为缩短,休闲时间普遍得到扩展。在这种社会里,生产力中很大一部分被用来生产供享受和挥霍的奢侈品,工人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在追求并有能力购买以前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某些消费品,并乐此不疲。对人类解放和人的发展来说,这种现象并非福音。消费社会和相应的消费主义文化,恰恰是奴役工人的新形式、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手段。这主要是由于:
(1)消费社会是一个消费受到控制的社会。在消费社会中,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拼命制造各种虚假需求,压制甚至否定人们的各种真实需求。虚假需求的共同特征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消费领域,使人们在感官的满足中,品味消费带来的幸福和自由,接受商品和服务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忘记对人类解放和自身发展的追求。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为了增加自己的购买力,满足各种各样的虚假需求,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按资本主义的要求去劳动;人们为了消费更多的东西,必然要按照广告和电视的宣传和启示去消费、休闲、放松和娱乐,去爱别人所爱,恨别人所恨,不仅丧失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反而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它。马尔库塞着重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容忍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在这里,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抚慰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状态的挥霍方式的需要;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32]。
(2)被煽动起来的消费欲望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需要。在消费社会里,财富的增长,消费品的增多,生活内容的丰富,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的增加。因为消费主义文化对消费者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已使消费行为不能完全由消费者自己来决定,反而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网络中一种非自主行为,不仅消费的欲望是被煽动起来的,而且消费的情趣也是按照资本增值的逻辑被引导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再多,消费者也只是在享用自由的假象,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马尔库塞说:“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自由选择的准绳决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对的。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如果商品和服务设施在维护对艰辛和恐惧的生活所进行的社会控制的话,就是说,如果它维护异化的话,那么,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自由意志,而只是证明控制的效率。”[33]
(3)消费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以往的社会里,社会等级森严,一个人消费什么、如何消费,都是由他所属的社会等级决定的,任何僭越行为都是国家法律和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资本主义在政治层面上废除了等级制度,确立了人与人的平等,就消费而言,只要你拥有足够多的货币,你就可以购买和享用任何消费品。马尔库塞强调,消费同一种商品,并不能掩盖消费者在政治权利、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消费平等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用消费平等来混淆视听,只能解释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所以他说:“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他的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34]
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立场上,运用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剖析论证了消费主义文化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人们思想和行为进行控制。
鲍德里亚指出,从古至今,人类所生产和消费的任何产品,都兼具“物性价值”和“象征价值(符号意义)”。在以往社会里,物品因有用而具有的物性价值是第一位的,它的象征意义或者说符号意义是以物性价值为载体的,建立在物性价值之上的,由物性价值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因而是第二位的。二者的关系是,物性价值支配象征价值。消费社会颠覆了物性价值与象征价值的关系。在消费社会中,商品虽然也是物性价值和象征价值的统一,但是,它的物性价值却是由象征价值决定的,人们在消费中越来越看重的也是商品的符号意义。
鲍德里亚强调,这种变化只有用索绪尔所开创的符号学才能解释清楚。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而且符号只有构成体系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能指就是符号本身,所指就是符号所表征的对象的意义。在同一符号体系中,能指和所指具有一一对应性。由于不同符号体系的对应规则各不相同,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符号体系中具有不同意义。鲍德里亚认为,之所以可以用符号学来解释商品的符号意义,首先是因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成系列地存在着,单个商品的价值和意义,必须根据它在整个商品系列中的地位来确定;其次是因为在消费社会中,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消费已退居次要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能够不断激起新的消费欲望的消费。把商品看成一个符号体系,就可以用符号体系的转换来解释商品象征价值的转换,用商品象征价值的不停转换,来解释被消费品不断更新所激起的消费欲望的一再高涨。由于在不同符号体系中,能指相同,所指却不同,因此,具有相同物性价值的商品,在不同情况下,也必然具有不同的象征价值和符号意义。这种差异只不过是不同符号编码的结果。这样,商品的物性功能就彻底被它的象征意义和符号功能所掩盖。针对这种情况,鲍德里亚说,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装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35]。由于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了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商品的物性价值就被其象征意义所吞没,结果,尽管“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36]。
鲍德里亚进而指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具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功能。在那里,“消费并不是通过把个体们团结到舒适、满足和地位这些核心的周围来平息社会毒症……恰恰相反,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37]。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消费者是在被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消费的。鲍德里亚在他的另一著作《物体系》中,用模范/系列这对范畴来说明消费社会中时尚为何会被不断更新和模仿,进而揭示“消费受控”的真相。模范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一类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系列则是用来显示个性的,并服从新陈代谢的法则。模范永远被系列所模仿。由于模范单方面给系列施加影响,于是就形成了两种追求时尚的方式。对上流社会而言,他们追求的是模范,这就要求代表模范的时尚,需要不停地被创新和完善;对下层社会而言,他们对系列看似个性化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追求无个性的陪伴和衬托。在消费活动中,通过模范/系列的对立,模范所体现出来的特权,便进入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上流社会以此洋洋自得,下层社会对此趋之若鹜。这就是消费社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这种控制还打着张扬个性的旗号。第二,以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来掩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消费社会中,商品成系列地存在着,单个商品的价值和意义,必须根据它在整个商品系列中的地位来确定,即使不同商品具有同样的使用价值,即使人们都在使用同样的商品,由于商品所在的系列不同,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消费品的象征价值和人在消费中的感受也大不相同。所以,使用价值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符号意义上的平等,消费社会所营造的“消费平等”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总之,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品以个性化和社会认同的方式,诱惑人们无止境地追求那永远无法彻底实现、好像理念一样的模范,从而无声无息地控制着消费者;消费主义文化以偷梁换柱的方式,把人们的目光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转移出来,让人们在消费中追逐幸福、平等、富裕的幻象,还以为真正拥有了它们,从而发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功能。
三、通过形象启发进入人们的心理结构
如果说,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主要是从思想灌输的角度揭露消费主义文化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的话,那么,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德波的《景观社会》,则主要从形象启发的角度,剖析消费主义文化对人们心理结构的侵蚀。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他们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针对文化领域被普遍商品化,从文化产品特别是艺术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角度,对消费主义展开批判,揭示消费主义泛滥的文化心理机制。为此,他们提出了“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文化工业打着为一般大众提供文化服务的旗号,用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方式,面向大众,制造、推销文化产品,借机宣扬资产阶级文化,操纵大众的消费意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张目,为消费主义鸣锣开道。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文化工业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发挥上述功能:
(1)借助抹平文化产品的个性来扼杀人的个性。在消费社会中,出于追求经济利益、换取主流意识青睐等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多数文化工作者不再讲究作品要源于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必须用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艺术冲动,而是按照主题先行的原则、程式化的套路进行创作,从一开始就扼杀了作品的个性。一旦某一作品走红,受到追捧,马上就引来一大群模仿者,以致很多作品在主题、结构、人物、情节等方面基本雷同,这就使整个文化工业变得更加标准化。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文化工业所提供的产品,都在人为地制造个性,故意彰显与众不同。但这种个性只是虚假的个性,作品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只是细枝末节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所以他们说:“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虚假的个性就是流行:从即兴演奏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皆是如此。个性不过是普遍性的权力为偶然发生的细节印上的标签,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接受这种权力。”[38]
(2)单方面的话语权。在文化工业对人的操控中,大众传媒起了重要作用。无论是电视还是广播,其传播都是单向的,观众和听众都只能是受众,必须按照节目表和时间表来观看或收听,无法与传播者进行交流,久而久之,就会在打发闲暇时光、填补思想空虚、追求感官刺激中,接受其宣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由于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以货币为中介建立起来的,大多十分淡漠肤浅,即使在同一单位工作,或是在同一地点居住,相互之间也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个人的这种“原子化”,也是大众传媒轻而易举进入人们生活的重要原因。由于缺乏交流和沟通,无法从他人那里借鉴真实的消费经验,人们很容易轻信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无法辨别它们的真伪。
(3)借助艺术形象进行思想控制。文化工业的产品大多是消遣性的、娱乐性的,表面上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这种情况往往使消费者一开始就放弃了严肃思考和审美苛求,就会在消遣和娱乐中,下意识地按照这些产品提供的模式,去观察社会现象,接受其承载的情感和思想。另外,文化工业在产品中编造了很多成功的神话,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是公平的,它已向所有人敞开了幸福的大门,只要自己努力奋斗,就可以成功地跻身上流社会,享受富贵和荣耀。所以,阿道尔诺说:“今天,受骗的大众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惑。它们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普通人热爱着对他们的不公,这种力量甚至比当权者的狡诈还要强大。”[39]
无论是压抑个性也好,单方面的话语权也好,编造成功的神话也好,文化工业都是借助艺术形象,来履行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文化工业铺天盖地的产品轰炸中,即使有人对它的本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不敢轻易揭露和反抗。所以,霍克海默说,在当代,文化工业是建造和加固整个资本主义大厦的“社会水泥”和“黏合剂”。
1967年,法国学者德波出版了《景观社会》一书。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景观社会。从经济层面上看,景观社会是商品社会的完成阶段,“景观是商品实现了对社会生活全面统治的时刻”[40]。从技术层面上看,景观社会是现代电子媒介的产物,在景观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电视广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景观社会和商品社会的重要区别是:在商品社会里,人们生产和交换商品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在景观社会里,交换价值则全面支配了使用价值。景观可分为现实景观和意象景观。景观社会的根本特征就是意象支配现实、符号胜过实物、摹本高于原本、现象压倒本质,从而使意象统治了社会中的一切。在景观社会中,电子大众传媒使广告充斥社会的每个角落,人们通过广告接受和加以再造的意象,成了消费的向导。德波指出,景观社会是消费社会的突出表现,在那里,消费商品是生产商品的前提,因而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广告之所以在景观社会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是因为在广告中,阶级或阶层的区别被掩盖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所彰显出来的对身份、地位和品位的区分。比起商品社会来说,景观社会对人的统治更加深入。在商品社会里,商品总是可见的实物,人们被商品所统治,形成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意识;在意象社会里,指导生活的是人们创造和再造出来的意象景观。意象是人们内在心理结构的向外投射,因此,当人们在意象支配下,在消费中享受快慰和幸福时,实际上是陷入自恋式的满足而不能自拔,饮鸩止渴。所以他强调,在景观社会中,消费者的真实处境是:“说谎者在对自己说谎。”[41]
还有许多西方学者指出,意象之所以能够在消费社会中大行其道,就是因为除了广告之外,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还可以在商品的外观、包装乃至商标上大做文章,做出种种实用、尊贵、高雅的美好承诺。通过技术性的处理,上述文化形式使商品具有充满魅力的外在形式,展示着消费这些商品所能带来的实用、尊贵和其他种种美好,引诱人们去购买它们。因为在消费者决定购买某一商品时,该商品对他来说,还没有产生使用价值,他面对的是有待兑现的承诺。正是商品的广告、商标、包装和外观,使他相信了这些承诺,并因此做出了购买的决定。尽管有人调侃说:广告是这样一种东西,没有它,买东西时会偶尔盲目;有了它,则经常盲目。但是,现代人又离不开广告。这就是景观社会带给人们的困境。
这里比较详尽地引述马尔库塞、鲍德里亚、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德波等人的观点,来说明消费主义文化如何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并不表明笔者完全赞同他们的批判。正如国内不少学者所指出的,[42]马尔库塞把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归结为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文化批判,终结于符号分析;霍克海默等人的文化工业的批判,具有浓厚的精英文化情结。他们的共同缺陷,是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他们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案,自己却没有能力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因此,只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的圈子里打转转。他们把消费看成是支配当今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但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的作用再大,也不可能凌驾于生产之上,因为归根结底,资本家所追逐的剩余价值,只能在生产领域创造出来。总之,消费主义是为资本家在生产领域追逐剩余价值服务的。笔者认为,上述见解都很正确。不过也必须承认,马尔库塞等人的剖析论证也的确有深刻之处:他们不仅抓准了消费符号化这一消费社会的根本特征,还从消费主义文化如何进入人们心理结构的角度,揭示了消费主义泛滥的文化心理机制。
【注释】
[1]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50.
[2]迈克·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1.
[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
[4]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4.
[5]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1.
[6]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6.
[7]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5.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8.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5.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7.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4.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3.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5.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7.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6.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5~176.
[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43.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1.
[20]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风格[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6.
[21]西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3.
[22]西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8~129.
[23]西美尔.桥与门——西美尔随笔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65~266.
[24]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风格[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8.
[25]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风格[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11.
[26]西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61~162.
[27]西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5.
[28]西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25.
[29]西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20.
[30]西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22.
[31]肖玲玲.技术时代的日常消费文化[J].哲学研究,2005(6):115~118.
[3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
[3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9.
[3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
[35]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7.
[36]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7.
[37]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9.
[38]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72.
[39]阿道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49.
[40]Debord.Societyof Spectacle.Blackand Red.1983:42.
[41]Debord.Societyof Spectacle.Blackand Red.1983:2.
[42]张志丹.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消费社会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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