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

第一节　消费主义的危害

消费主义过分张扬消费物质产品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把刺激消费变成部分人发财致富的主要手段。剖析消费主义的危害，首先要弄清消费主义赖以产生和蔓延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其次要弄清它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危害背后的支撑性假设

支撑消费主义的思想观念主要是机械的自然观、欲望无限的人生观和崇尚竞争的人际观。它们既是生产主义也是消费主义产生和蔓延的思想基础。生产主义之所以会演变成消费主义，和这些思想观念不断得到强化密切相关。说它们是支撑性假设，是因为“资本的逻辑”的现实运作，已使它们进入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根深蒂固，克服它们有相当的难度;也是因为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这些思想观念具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并非牢不可破。

自然观是关于自然界存在、演化的一般规律的基本观点。由于人生活在自然界中，因此，任何自然观都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这类观点制约着人对自然的态度。学术界现在一般认为:迄今为止，人类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观主要经历了古代的神学自然观、近现代的机械自然观、现代的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等几种形态。自然观是人类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的产物。尽管它的形成和演变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却密切相关。即使是神学自然观也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因此，对神学自然观也不能简单加以否定。这不仅是因为古代的神学自然观对自然的本质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开启自然科学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因为，在西方古代神学自然观向近现代机械自然观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泛神论和自然神论，都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起过推动作用。近代科学的发展，先是催生了机械自然观，然后又逐渐暴露了它的局限性。现代系统科学和生态科学，则分别与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互为表里。

学术界现在一般认为，近代科学始于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一书，此后，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都相继得以形成并有了长足发展。在这些学科中，物理学是带头学科，它的思想、原理和方法，对其他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机械自然观是时代的产物，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学派单独创立了它。不过也要指出，正是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学派，从哲学上勾画出了机械自然观的全貌，并把它推广到社会和人身上，从而使它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机械自然观和近代科学相互启发、互为前提。就科学对它的影响而言，牛顿在伽利略、刻卜勒、惠更斯等人的基础上创立的经典力学体系，是它的科学基础;笛卡儿先分析后综合的方法论思想，是它的方法论基础;培根关于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思想，从价值观上为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就它对科学的影响而言，第一，它从自然哲学体系中，彻底剔除了所有带神秘色彩的内容，没有哪个学科领域不受此影响。这种情况被现代人称为“自然的祛魅”。第二，它用数学关系看待自然界，确信整个宇宙是按照数学原理建构起来的，是按照不变的规律运行的，从此，凡规律都必须有相应的数学公式这一信念，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科学。第三，它认为只有在变革事物中让大自然暴露出更多的秘密，才能真正认识自然界，这就为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联姻，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扫清了障碍。机械自然观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因此可以称为近现代的机械自然观。

从总体上看，机械自然观主要强调如下观点:

(1)规律性。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自然过程的重复性和必然性，是可以认识的，是机械自然观的基本观点。但是，机械自然观所理解的规律是绝对的机械决定论。它认为，整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按相同的规律运行，偶然性和非决定论在世界中的作用无足轻重。人的能动性就在于，可以运用理性去发现这些规律，用数学公式把它们表达出来，然后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引起的思维定势，就是凡事都要讲究算计。从韦伯开始，学者们反复批判的工具理性，首先就是在机械自然观中形成的。依据这种绝对的机械决定论，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人物霍尔巴赫说:“宇宙本身只不过是一条由生生不已的原因和结果构成的链条。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也就是说，都不能不是这样;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事物，以及各种不为我们所见的事物，都是按照一定的法则而活动的。按照这些法则，重物往下落，轻物往上升，相似的物质相互吸引，一切事物谋求自保，人爱惜自己，只要一认识到一件东西对自己有利，就加以宝爱，而对可以有所不利于自己的东西表示憎恶。”^[1]

(2)机械性。机械自然观把牛顿的经典力学和英国化学家道尔顿的原子论奉为圭臬，强调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所遵循的根本规律就是牛顿的力学定律，构成它们的最终微粒就是道尔顿所说的原子。不但自然界是一架严格按照因果规律运转的机器，而且，动物是机器(笛卡儿)，国家是机器(霍布斯)，人是机器(拉美特里)，社会是机器(霍尔巴赫)，市场是机器(亚当·斯密)。信奉机械自然观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热衷于用物质、广延、重量、惯性、吸引与排斥、作用与反作用、刺激与反射等物理学术语，来解释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各种社会现象)的起因和变化，从而抹杀了现实世界中各种不同运动形式之间质的差别。

(3)可塑性。在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上，信奉机械自然观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坚持自相矛盾的立场，他们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的高度。一方面，他们强调人和自然界服从相同的自然规律，自然环境决定人的所作所为，鼓吹环境决定论;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只有人才是世界上唯一能动的主体，只要人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当做手段，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为实现自己的目的服务。对于自然界的可塑性，笛卡儿的名言是:只要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可以造出宇宙来!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指出，笛卡儿这一名言产生的思想效果是:“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象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水、火、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们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3]英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指出，在机械自然观眼里，“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4]。

机械自然观对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既然自然界是被动的而不是能动的，是可以被先分析后综合的，只要人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就可以按照工具理性的要求，借助技术的力量，为着生产和消费的需要，无止境地改造自然界，索取自然资源。即使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也往往不去反思自己需要的合理性和限度，不去反思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否正确，而是简单地把遭到报复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所掌握的自然规律还不够全面，还不够深刻。

正像自然界实际上是什么和人们的自然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一样，人实际上是什么和人们的人生观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人生观是关于现实的人是什么、理想的人应是什么的根本观点，是对人的认识和关于人的价值思考的统一体。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人生观，就是那个时期关于人的本质的普遍观点和由此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人们拿它来反思和规范自己，观察和要求他人。因此，人生观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由于人生观和现实的人并不是一回事，当已有的人生观与现实中多数人的思想行为相背离时，人们就不得不进行反思，对人生观加以变革，以便使它重新发挥对人生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一般来说，人的欲望就是人的需要。只不过讲需要时偏重于客观性，讲欲望时偏重于主观性。只有把需要变成欲望，人们才能在主观上产生满足它们的冲动。因此也可以说，欲望是需要被满足过程中人的进取状态。人的欲望包括物欲、性欲和权欲，它们与个人和社会都密切相关。在三者之中，迄今为止，人们对物欲的看法比较平和，对性欲和权欲的诟病则比较多。

在文艺复兴以前，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西方的主流文化是禁欲主义的。即使宣扬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学派，也认为对欲望的满足应当有所选择。为此，伊壁鸠鲁学派区分了三类快乐:一是自然的和必需的，如食欲的满足;二是自然的但却不是必需的，如性欲的满足;三是既不自然的又不是必需的，如虚荣心和权力欲的满足。伊壁鸠鲁学派还强调，享乐无止境，欲望对快乐的追求，是贪得无厌、无法彻底满足的，过度追求享受将最终导致痛苦。禁欲主义在基督教的原罪说中表现得最为极端。原罪说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经不起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才被上帝逐出天国的伊甸园。这种代代相传的原罪，使每个人都只有在尘世中压制欲望、经受苦难、终生赎罪，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死后才能重新进入天国。

物极必反。过度压抑必然引起强烈反抗。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一统天下，终于被15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16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所打破。文艺复兴所造就的人文主义，叫响了“面向自然、面向人”的口号。尽管一般来说，人文主义者并不按科学所要求的态度去研究自然，但是，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大自然的和谐、壮丽发自内心的赞叹所造成的文化氛围，却直接促进了占星术、炼丹术和自然哲学的繁荣，从而间接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想家还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论证了人的价值，在他们的笔下，人是上帝的杰作、世间最宝贵的生灵。他们通过论证人的尊严、张扬人的能力、宣扬人的自由，促进了人的欲望和理性的解放。宗教改革则打破了教会组织对人的全面统治，为实践“面向自然、面向人”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思想条件。可以说，正是人文主义、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精神、近代科学技术的相互激荡，相互促进，催生和巩固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使西欧首先告别了封建社会，进而把整个人类带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欲望无限的人生观是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表现。在它产生和蔓延的过程中，形成于英国的功利主义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功利主义是一种关于如何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伦理学说。它首先是由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重要成员爱尔维修提出的。爱尔维修认为，“利己”这种寻求肉体快乐、保全自己生命、谋求自己幸福的情感，是人类永恒的、普遍的本性，因此，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问题在于，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如何才能做到不妨碍他人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19世纪英国的伦理学家边沁和约翰·密尔，则把爱尔维修的上述思想和英国的经验主义结合起来，并使之理论化。

作为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边沁认为，以追求快乐为核心的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他虽然提出了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但并没有加以强调。他强调的重点，仍然是如何普遍地实现个人利益。作为功利主义伦理学的集大成者，约翰·密尔最主要的贡献是:第一，他强调快乐有高下之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快乐，一是肉体的物质享受，一是精神享受，后者较之前者更为高尚，他还用经验主义的心理联想对此做了论证。第二，他用公共利益和个人良心都普遍存在的事实来论证，功利主义与利他主义并非绝不相容。但是，由于“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这个命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成立，同边沁一样，约翰·密尔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如何同时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个人的最大幸福”这一难题。

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是由整个社会生产决定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单个人不得不面对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对资产者来说，其他一切关系只有在能够被他归结到这种唯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甚至在他发现了有不能直接从属于剥削关系的关系时，他至少也要在想像中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剥削关系。”^[5]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还要把一切关系都纳入功利关系中，将功利关系推崇为其他一切关系的唯一内容，就是因为功利主义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实现个人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内容逐渐使功利论变成了替现存事物的单纯辩护，变成了这样一种证明:在目前条件下，人们彼此之间的现有的关系是最有益的、最有公益的关系。”^[6]由于功利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心理，“所以对功利论来说，除了对这些主要关系所采取的态度，除了单独的个人对现存世界的私人利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思辨领域了”^[7]。

功利主义对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支撑主要表现在:既然对所有人来说，快乐就是幸福，是人生的最大追求，人的价值就体现在尽量满足自己的欲望上;凡是能增进个人的快乐的行为，在伦理上就代表着善，在法律上就代表着权利，在政治上就代表着正义;对每个人来说，只要他有能力，就可以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变着花样去消费;久而久之，人的客观需要就一定会被主观欲望所淹没、所取代，人们放纵自己的情欲就在所难免。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说，资本主义社会“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出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8]。

欲望无限的人生观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既然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就必须创造条件满足它，既然人的欲望主要是通过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来满足的，人们就必然把目光投向那个被机械自然观认为是被动的、可塑的、凭借科学技术就可以占有的自然界。

从古到今的人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只要有可能，一个部落、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会把一定范围内的自然资源视为自己的领地或者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社会更是这样。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要扩大本民族的生存空间。现代西方经济学更是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需求(有可能被满足的需要)的无限性当成不言而喻的公理，以此来论证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中，价格竞争就是通过“卖贵买贱”的人际博弈，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从而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缓解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因此，崇尚竞争的人际观必然是市场经济的主旋律，也必然成为支撑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排他性竞争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集团与集团、人与人之间展开，目的就是通过尽可能多地占有自然资源，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欲望。它不仅在目的上是排他的，在结果上也是排他的。它所造成的是盛衰交替、繁荣中心不断移动的历史轨迹。竞争加强了联系，联系扩大了竞争，排他性竞争造成的是: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民族和国家互为对手。竞争中形成的优胜劣汰机制，使得任何国家、民族、集团和个人都可能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全球意识和人类意识也必然被淡化。

上述三个支撑性假设在生产和消费上聚焦后，便形成了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经济人假设。只要以它们为依据，来处理生产和消费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危害就在所难免。

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既恐惧和崇拜大自然的威力与神秘，又坚信只要保持对上帝等神祇的虔诚，就可以确保自己在尘世中的生存和发展。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发端于犹太—基督教神学，主张人类是上帝所创造的最高级的存在物，尘世间其他一切是为人服务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愈发坚信，凭借科学技术这个无坚不摧的利器，人类自己就可以确保在自然界中的最高地位。达尔文等人所创立的进化论，证明了人处于生物进化的最高端，“人类是自然界中最高级的存在物”这一命题在科学上得以确立。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只要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人无论如何对待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都是天然合理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类”并不特指全人类，而是泛指人类的全体、群体和个体。从古到今，全人类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来就没有被施行过，施行过的倒是形形色色的群体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体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也坚信人类离不开自然界，但是它同时又认为，在认识和实践中，人与自然是相互对立的两极，人是能动的主体，自然界是客体，它具有规律性、机械性和可塑性，因而是人认识、改造、利用乃至征服的对象，即使人对自然界进行保护和美化，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法国哲学家布尔格甚至主张:由于人类只能站在人的立场上，用人的语言来思考，按人的方式来行动，因此“人具有无法逾越的中心地位”;任何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要成为真命题的话，应该由非人类说出来”;自然界本身不具有权利，但人类有权为自然界设立权利，自然界的所谓权利都是“以人类以及人类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的名义设立的”。^[9]布尔格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认识论上看，人确实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不过，如果按照他的逻辑，就可以说:世上万事万物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因为它们都只能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存在和发挥作用;任何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因为他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如果这样来理解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和反对它就没有任何意义，都纯属多余。

经济人假设是近代以来商品经济对思考人性施加影响的产物。它首先由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中提出，后由泰罗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加以强化。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

经济人假设认为:首先，经济活动是社会的核心活动，经济利益是每个人的根本利益，物质生产的持续发展会给人们带来不断增长的福利，也会解决一切浮出水面的社会问题。其次，在社会活动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有理性的，他有能力算计自己的利益，会想方设法地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服务。最后，由于实现经济利益主要靠生产活动，因此，必须不断加大对自然界改造的规模和深度;由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每个人要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与其他人展开排他性竞争。个人所拥有的权力、财产，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甚至身体和人格，都是为竞争服务的。总之，经济人假设强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认为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人们必然要不断扩大向自然界索取的力度，必然要不断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人类中心主义和经济人假设是相辅相成的。人类中心主义从终极价值的高度，为经济人认识、改造乃至征服自然提供了依据。经济人假设则彻底彰显甚至扭曲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它强调通过人与人的竞争，不仅可以实现个人利益，而且可以增大社会福利，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社会福利并不等于个人利益的总和，经济人假设就必然使人类中心主义中的“全人类视野”日渐趋于虚无，更加突出其群体中心主义和个体中心主义的涵义。

人类中心主义、经济人假设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历史必然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步伐，推动了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在这个过程中，由它们所支撑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危害也日渐扩大，从而集中暴露了它们的局限性。

二、危害的突出表现

炫耀消费、奢侈消费、超前消费、一次性消费等都是消费主义的表现形态。消费主义通过控制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无孔不入地进入人的生活世界，腐蚀着人的灵魂，破坏着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根基，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和冲突，导致了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分裂。总的来说，消费主义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危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一危害是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积累效应，因为它们在对待自然界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消费主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害。

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都承认，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都来源于自然界。但是，由于在它们的心目中，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被动的、可塑的，因此它们又同时强调，人只要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凭借相应的技术，无止境地向自然界索取。这样，就造成了自然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假象。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还主张，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们要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必须在占有和利用自然资源上，展开激烈竞争。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鼓吹者在使用自己拥有的资源时，讲究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力图“从骨头里面榨出油来”，对不能据为己有的自然资源，则要么以邻为壑，要么使之陷入“公用地的悲剧”，资源浪费也好，环境污染也好，物种灭绝也好，气候变暖也好，都在所不惜。消费主义之所以拼命鼓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消费主义的鼓吹者才能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才能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在占有和利用自然资源上继续抢占先机。

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奴役自然界的态度、无止境索取自然界的做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使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不可再生资源日益减少。据统计，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10]消费主义最为盛行的美国，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7%，却消耗着世界上35%的资源。^[11]目前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剧的资源和能源危机，就是不可再生资源日益减少的明显体现。二、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日益严重。环境和生态问题的主要表现是:无节制地砍伐森林、围湖造田、垦荒造田、抽取地下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植被减少、湿地减少、水土流失、山地石漠化、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大规模生产使用难以降解的有机农药，造成昆虫、鸟类和其他动物的死亡，破坏了生态链;大规模生产使用难以降解的塑料制品，造成了种种白色污染;持续大规模地排放废气、废水、废渣，造成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和全球规模的酸雨蔓延、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暖;等等。仅就水污染而言，目前，发展中国家有10亿人喝不到清洁的水，每年约有500万人死于饮用不清洁的水，平均每20秒钟，世界上就有一名儿童死于因缺少干净饮用水而导致的疾病。^[12]

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不仅影响人类的健康生活和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了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甚至引发了严重的气候灾难。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触目惊心。2005年3月30日，全球95个国家的1360名科学家经四年研究合作完成的“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公布。该报告指出，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强力干预，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生态环境，2/3已经被严重破坏，维持人类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也几近枯竭。据法国《国际信使》周刊2008年3月20日报道，在北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东面与北美洲西海岸之间，存在一个大约由400万吨塑料垃圾组成的“塑料洲”，其面积相当于4个日本的面积或者说欧洲面积的1/3，厚度可达30米。在这片水域中，塑料垃圾和浮游生物的比例为6∶1。由于这些垃圾无法降解，只能随着时间推移，变成越来越小的颗粒，被鱼类和海鸟误食并导致它们的死亡。这些颗粒还能吸附高于正常含量数百万倍的毒素，至少有近300种海洋生物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当今世界最杰出的美国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2008年6月23日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二氧化碳排放过多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了两极冰层融化加快、高山冰川减少、热带范围向两极方向推进、海平面上升、水温升高和酸性增加，这不仅造成了大量陆地和海洋生物的灭绝，而且正在使全球气候接近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届时，全球气候将剧烈动荡并反复出现一些极端情况，上百万的人将因此而直接遭殃。^[13]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8年10月26日报道，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所形成的“生态债务”已难以为继。在过去的35年间，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下降了35%，灭绝的物种比以往前300年还要多，而且还有1/4的哺乳动物正在面临灭绝的危险。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1月13日报道，由煤烟、烟雾和有毒化学物质所形成的棕色的霾，从阿拉伯半岛一直延伸到黄海，覆盖着亚洲的大片地区，有时厚度超过1.6公里。它们遮蔽了阳光，污染了空气，改变着亚洲地区的气候模式。亚洲地区冰川融化速度加快、农业收成增长率下降、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增加，都与此密切相关。据《羊城晚报》2009年4月17日报道，英国气象学家比尔·麦克古尔强调指出，在未来的7年里，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必须达到稳定状态，不能再继续增加。否则，地球将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包括干旱、洪水、飓风、瘟疫、饥荒乃至战争在内的各种灾难将轮番席卷地球。据西班牙《世界报》2009年5月1日报道，英国和德国科学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如果全世界继续以目前的方式燃烧化石燃料，不采取紧急措施大幅度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未来20年内，地球的平均气温再上升2℃将不可避免。

第二，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

消费主义不仅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威胁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根基，而且导致人与人关系紧张，威胁社会和谐。

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直坚持认为，拥有生产和劳动资料，是每个人在劳动中感到幸福、展现潜能的根本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类活动的自主性“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表现形式”^[14]。剥削制度之所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源于被剥削者丧失了生产资料，不得不依附于剥削者。消费主义对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的破坏，使人类丧失了许多生产资料，资源短缺所引起的争夺生产资料的斗争，必然会使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加紧张。

其次，消费主义并不是在所有人普遍富裕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贫富差距的存在，即使在消费主义横行的地方，人群中也存在着三个消费世界。第一个消费世界的人们的奢侈炫耀与第三个消费世界的人们的俭约羞涩形成强烈对比，夹在中间的第二个消费世界的人们，尽管无温饱之忧，间或也能奢侈一把，潇洒一下，但许多正当欲望却难以满足。经济支付能力的差异必然导致商品消费的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富裕群体的高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必然使社会弱势群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甚至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对富人的仇视。结果，穷人会因拥有太少而忧虑重重，富人也会因拥有太多而惴惴不安，社会冲突就在所难免。

再次，消费主义笼罩下的人际关系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一种表现。物的依赖性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造成人际关系的物化。消费主义将人的物欲、性欲和权欲统统与消费联系起来，不仅使一般物品而且连人的身体都成了消费品。消费主义所激发的消费热情，加剧了社会的功利性，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物化。在消费的压力下，为了得到更多的经济收入来购买消费品，多数人已经很难有时间和精力，与他人进行推心置腹的沟通。人与人之间真诚、淳朴的交往，越来越难以为继，交往中的物质附加成分越来越多，离开物的中介和支撑，人们已找不到其他方式来维护脆弱的人际关系。人们老是赶着去认识更多的人，与他们周旋，但是，却没有兴趣、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把他们变成自己真正的朋友。大家都在叹息世风日下，但又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总之，在消费主义的浸淫下，人与人的联系变成了物与物的联系，物的内容变成了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人们很难摆脱物的束缚，建立起真正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漠已成为必然。

最后，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人们必然只关心自己的消费，强调提高当下生活水平，注重个人欲望的满足。鲍德里亚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在消费主义支配下西方社会围绕“身体”所进行的消费:“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刚阳/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15]为了通过消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忙于赚钱，忙于购买那些能够提高自己身份的物品，就必然会削弱对社会公共事务和他人的关心，也不会有兴趣去考虑什么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整合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变得非常困难。

第三，破坏人的身心和谐。

消费主义把人的物质需要的基础性归约为唯一性，主张通过大量消费物质产品来实现人的价值。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大多数消费者热切企望得到某些产品和服务，并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彰显社会地位、获得感官刺激或者满足一时的新鲜感。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支配下，人成了欲望、金钱的奴隶，生产和消费的机器，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必然失衡，人的全面发展必然受到损害。在消费主义的浸淫下，消费活动获得了建构社会身份的职能，成为人们表征自我价值的手段，人本身反倒成了被动的、异化了的消费动物。

受消费主义支配的人并不是没有精神生活。但是，其一，他们把精神满足寄托于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上。崇尚物质主义，追求感官享受，痴迷于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是消费主义的一大特征。对被消费主义控制的人来说，只有消费才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如果他们富有，就会变成购物狂。正如美国哲学家弗洛姆所指出的，对购物狂来说，“消费不是为了使用或者享受买来的消费品，所以购买和消费行为成了强迫性的和非理性的目的。每个人的梦想就是能买到最新推出的东西，买到市场上新近出现的最新样式的商品，相比之下，使用物品得到的真实享受却成为次要的”^[16]。如果他们不够富有，当发现一种足够时尚的商品自己无力购买时，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而是抱怨自己挣的钱还不够多。于是，生活的内容就被拼命赚钱和拼命花钱所填充。拼命赚钱就是为了拼命追赶时尚。如果他们囊中羞涩而又不可能挣大钱，他们要么在不同消费领域采取不同的消费行为，用多方节俭来支持间或奢侈一把;要么会铤而走险，干一些非法勾当，挣一点黑钱，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其二，他们把精神生活低俗化。一旦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被消费主义控制，就必然要沉湎于当下的物质享受，缺乏远大理想;就必然把消费欲望的满足，当成自我实现的根本途径，对其他一切不感兴趣，在不消费时感到百无聊赖。享乐主义所造成的人生价值的虚无和生活意义的贫乏，必然使受享乐主义控制的人信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从而使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扭曲。不难看到，酗酒、赌博、纵欲等追求刺激、驱逐烦恼、麻醉自我的不良行为，总是和消费主义结伴而行。信奉消费主义就好像是在吸毒，它一旦进入谁的文化心理结构，谁就难以自拔。

把精神满足寄托在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上也好，精神生活的低俗化也好，消费主义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危害在于，它把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归结为物质需要，把人生价值的实现降低为物质欲望的满足，从而大大缩小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差别，也从根本上颠倒了人生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人类社会之所以不断进步，人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尽管伴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人的需要会不断丰富，层次会不断提升，但无论何时，消费总是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发展的手段，它的工具地位是不能改变的。不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就会失衡，就会从根本上危及人自身的发展。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时曾指出，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贫穷使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7]另一方面，拥有可供挥霍的财富，使资本家等“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在这里，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勉强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财富又被仅仅看作手段，看作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因而，他既是自己财富的奴隶，同时又是它的主人”^[18]。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社会物质财富比较丰富的情况下，消费主义继续亵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通过在消费中制造人与人的对立，来贬低人的精神生活，维持“人既是财富的主人，又是财富的奴隶”、“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的局面，从而危及人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