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网络生态文明公约

第一节　生态文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生态文明开始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内在包含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不是与之并列。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正在力图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应当把重心放在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上。

一、生态文明的涵义和历史地位

现在一般认为，“文明”这个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表示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应。二是与“文化”基本同义，只不过文明往往是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概括，文化则往往特指社会生活的局部或某一方面。比如，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说法中，文化一词就可以与文明互换;而对齐鲁文化、江浙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官场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等说法，若将其中的文化一词改为文明，就要么涵义已经变化，要么显得不伦不类。

就社会整体的进步状态而言，由于观察思考的角度不同，划分文明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各有差异。有的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将文明划分为采集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有的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将文明划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两种划分的共同前提是:社会是不断进步的，而且具有内在规律。有的更强调文明在起源上的差异性或者发展上的冲突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斯宾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世界历史并不具有统一的发展性，文明的起源是多中心的，各种文明如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墨西哥、希腊—罗马和西方，不仅相互独立、自成一统，而且无法融合，即使互有接触，甚至表面相似，那也是貌合神离。惟一相同的是，各种文明具有大致相同的生命周期:发生、发达、衰败。很明显，斯宾格勒的历史观和文明观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也是悲观主义的。二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汤因比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其代表作是12卷巨著《历史研究》。他把文明(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认为在世界历史上一共有37种文明。与斯宾格勒一样，他也把文明看成是具有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过程的有机体，主张各种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他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应战成功，文明产生;文明的生长遵循“多数与少数”原则，少数人具有创造性，多数人模仿，文明就兴盛发展;文明衰落的原因，是统治者的少数取代创造者的少数，并失去自觉志愿的追随者，标志是“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出现;文明在衰落中遵循骚乱、整顿、在骚乱中整顿的节律。文明可以更迭，但每种文明都不可能长盛不衰。汤因比还把各种文明区分为中国、犹太、希腊(含罗马)这三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明发展的特点。其中，希腊模式的特点是:文化上的统一与政治上的分裂之间存在着尖锐对比，统一的国家是最后阶段。在希腊模式中，大统一国家的建立，为内部无产者创立一种高级宗教创造了条件。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内部无产者建立的统一教会，却作为一个“蛹体”，成为东正教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媒介。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治理与混乱、统一与分裂交替轮回，但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文明也因此源远流长而不中断。犹太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宗教作为精神支柱，固守本民族的文化，善于经商理财，善于随机应变，能够在“夹缝”中谋生。三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的历史观是其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轴心期理论是其历史观的核心。雅斯贝尔斯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应用语言、发明工具和火、人脱离动物界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公元前5000—3000年埃及、中国等4大文明诞生的古代文明阶段;公元前800—公元200年的“轴心时代”;17世纪开始的科学技术时代。他强调指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印度的吠陀经典，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先知，希腊的荷马、柏拉图、阿基米德等，均诞生或形成于轴心时代。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创造灿烂精神文明的时代，至今人们的创造活动仍在被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所推动。^[1]四是当代美国学者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从宗教的角度将世界文明区分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文明，特别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纵观人类文明产生和演变的轨迹，可以说，在本质上，文明乃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文明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一矛盾不断推动文明前行。在上述所列举的文明观中，学者们的视角各异，见解相左，但却蕴含着一个共识，那就是:人类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并不是一个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态文明的提出，却源于人与自然矛盾的空前激化，源于人们切身感受到的以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为核心的生存危机。危机之所以令人担忧、发人深思，就是文明的发展结果反而使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成了问题。它从反面告诉我们，人类只有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有可能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

正如我国学者王中宇所指出的:“生态文明至少在目前并不存在，这为我们理解生态文明带来了困难。对生态文明而言，我们面对的难题不是写实，而是设计——探索一个尚不存在的文明，探索其基本理念与机制。”^[2]

探索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和机制，离不开现代生态学开创的“关于人类的生态学”所揭示的原理。依据这些原理，通过与其他文明形态相类比，学者们已经提出了不少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义，对生态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也进行了剖析论证。比如，我国学者陈家刚认为:“生态文明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人类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它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而从广义上来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指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人类社会整体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3]我国学者春雨指出:“就本质与含义而论，生态文明是当代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和人力资本经济相互融通构成的整体性文明。生态文明不仅是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行事的文明，还是一种遵循特殊规律的文明，即遵循科学技术由‘单一到整合、一维到多维’综合应用的文明。”“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认识与实践而论，生态地文明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审视的整体性，调控的综合性，物质的循环性和发展的知识性。”^[4]

关于生态文明的历史地位，存在着两种思考向度。一是把生态文明与采集渔猎文明、游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相比较，二是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比较。比如，在第一个向度上，国内学者陈家刚指出:“生态文明是有人类以来，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目前，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同时，他还在第二个向度上指出:“就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关系而言，也包括两个方面的理解。第一，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所创造的生态环境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基础，而后者则是在生态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四种文明共同构成文明建设的体系。第二，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生态文明体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升华，是后者的落脚点。”^[5]

在生态文明的涵义和历史地位上，笔者比较赞成“完整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尚不存在”、“目前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等说法。只有这样，才能阐明它的确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采集渔猎文明、游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都有自己的生态基础。一直到工业文明前期，人类文明的生态基础都相当牢固，不成问题。只是到了当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才使自己的生态基础变得岌岌可危，不得不加以特别关注，设法加以解决。生态文明之所以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就是因为从此以后，文明的发展必须在自觉巩固自身的生态基础中进行。从古到今，各民族、各地区都有自己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不论认识是深刻还是肤浅，注重的是实际效果还是象征意义，它们都是“人的生态生存是人的实践生存的前提”这一客观事实的反映。这些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渗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成果中，而不是和它们并列起来，一道构成采集渔猎文明、游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同其他形态的文明一样，生态文明也内在包含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我们只能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升华和落脚点。离开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为载体，无法建设生态文明;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也只能落实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等层面上。

如何用生态文明来统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当今时代的热门话题。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到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的各种思考，其成果层出不穷，争奇斗艳，发人深省。

我国学者余谋昌是国内较早研究生态文明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生态文明(文化)主要由制度、精神和物质这三个层次构成。在制度层次上，要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按照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人与生物和自然界的伙伴共同体。在精神层次上，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价值，抛弃人征服自然的思想。要以“人—社会—自然”为哲学本体，为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进行包括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一系列转变，使科学技术向有利于健全“人—社会—自然”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方向发展。在物质层次上，彻底抛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建设生态工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投入生产过程的物质和能量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产品，实现废物最少化。在生活态度上，讲究提高生活质量，反对过度追求物质享受，重视精神生活的充实，进行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生态文明的实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要实现这三个基本目标，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生态矛盾和人与人的社会矛盾。要处理好这两类矛盾，关键是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6]他的上述见解，已勾画出了在生态文明统摄下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大致轮廓。

二、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心

建设生态文明牵涉方方面面。从哲学上看，生态文明的核心是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高到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高度，坚持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必须落实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上。这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此，必须在本体论、价值论上做相应变革，为坚持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必须遵循生态规律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必须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做相应努力，在生态规律的指导下创新发展模式，创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技术模式。

由于完整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尚不存在，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重心放在促进和保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理念，1980年首次在联合国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被提出;作为一种理论，形成于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作为一种发展战略被普遍接受，是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提出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权威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见，可持续发展的要义不仅是追求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是强调，必须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得以保障的前提下，促进发展。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离开后者，前者只能是一厢情愿和空中楼阁。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既包括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同时调整好三对关系，即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在这一根本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维护的关系，理想的状态是实现“经济—生态”的双赢，现实的过程却只能在经济与生态的艰难权衡中加以推进。

要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建设生态文明，首先必须明确以下两点。

一是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影响，而且，许多生态问题并不是人类所能控制的。我国学者王嘉川在《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一文中，研究了气温和降水这两大气候因素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虽然是冷暖交替，但总的趋势是暖湿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干冷期则越来越长，寒冷程度也一个比一个强。从经济上看，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决定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由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从政治上看，气候变迁特别是气候变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下，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简言之，中国历史上的暖湿期，大部分是国家统一的强盛时期;相反，干冷期则大多是国家分裂、政治多元的时期。这就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气候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最深层的因素，推而广之，人类只能主动适应自然而不可能让自然适应人类。^[7]

二是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难以预料。这不仅是指，工业文明在最近200年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化学物质，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和化学品沉积，正在改变着这个星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对生态环境的深远影响至今还难以预料，如今人类面临的是自己引发的全球性环境动荡和生态危机;而且还指，即使是地区性的生态危机，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难以摆脱的厄运。对此，“复活节岛之谜”的解答，提供了有力证据。

复活节岛孤悬在浩瀚的东太平洋上，1722年荷兰探险家洛加文首次登上该岛时，适逢耶稣复活节，故名。如今，该岛气候干旱，土壤贫瘠，没有河流小溪，植物十分贫乏，主要是一些草本植物和少量灌木。令人惊奇的是，岛上却有600多座面向大海的巨型石头雕像。它们由谁雕凿，如何运到海边，又怎么竖立起来，始终是一个谜，有人甚至猜想这是外星人的杰作。这个谜团如今已经解开:该岛原本是一个被高大的树木和繁茂的灌木覆盖的无人之地。大约在公元10世纪，来自波利尼西亚的移民，乘坐木筏到此定居。在几百年的时间内，人口增加到万余人，并分成多个氏族。起初，他们还相安无事，直到某一天，酋长们决定以制造巨石雕像来炫耀自己的世系，悲剧开始酿成。搬运巨石需要用巨大的木材作工具，于是人们便开始砍伐岛上高可达20米、直径可达1米的智利酒松。由于酋长们争相攀比，看谁竖起的石雕像更多、更大、更壮观，砍伐树木的速度便很快超过树木生长的速度，加上移民时无意中带来的老鼠以树木种子和幼苗为食，森林开始毁灭。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的结果表明，岛上的智利酒松大约于1440年绝迹，大约在1640年，木材也普遍被草本植物所取代。森林消失的直接后果是燃料缺乏、野生食物资源消失、水土流失，随之而来的是饥荒和氏族间为争夺生存权而进行的战争。由于没有了可供制造木筏的树木，战后的那些幸存者，既无法远航渔猎，也无法逃离该岛，另觅定居之地。于是，被困在岛上的人，便上演了人吃人的悲剧，复活节岛真正变成了人间地狱。证据是科学家们发现的，在复活节岛后期文明的遗址中，人类骨骸随处可见，而且有些已被敲骨吸髓。^[8]

三、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观念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比起以往任何时代，从今以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更直接、更紧迫、更不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放在首位。要在这个前提下，谋划可持续发展，下力气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维护的关系。为此必须牢固树立以下观念:

(1)文明的可持续性。生态文明的提出，源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反而使人类继续生存下去成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放在首位。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两者和谐相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生产和生活环境恶化，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矛盾尖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就难以实现。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实现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就越来越大。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不是否认两者存在矛盾，而是主张解决矛盾必须立足于尊重自然规律，满怀对自然的感恩之心，彻底摒弃视自然为被动可塑之物的傲慢态度，努力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气候的可持续支撑相协调，逐步形成与维护生态相适应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逐步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的稳定、和谐所造成的威胁，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统一的过程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2)生态的系统整体性。首先，生态系统不论大小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生命与环境、生命与生命都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克相生的关系。任何生命都有生老病死，也都有自己的克星。任何物种的过度强盛，最终都会危及自身。其次，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良好生态的支持，人的实践生存只能建立在人的生态生存的基础上。正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自身的生态生存与实践生存的关系处理不当，才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人能够通过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为自身生存发展服务恰恰也表明，人类不仅具有维护良好生态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只要人类自觉约束自己的所作所为，维护良好生态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人类要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就要树立尊重自然的思想，在尊重自然的完整性、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多下工夫。最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是有层次的整体性，人对生态的破坏和维护都具有可以传递的积累效应。人类的实践活动对生态的破坏如果是小范围、短时间的，局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功能能够抵御，就不会一步步向全球扩散;如果是大范围、长时间的，超出了局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功能，那就会逐步向外扩散，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同样，治理生态也是分层次的、可以传递的积累效应。小治理小受益，大治理大受益，局部治理局部受益，全面治理全面受益，一人治理大家受益，地区和国家治理全球受益。在生态治理问题上，形成共识、采取共同行动、搞系统工程，是必要的，但不是惟一选择。更重要的，是自觉与强制相结合，分头行动，搞零碎工程。在这方面，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流行的“估算碳足迹”就很能说明问题。所谓估算碳足迹，就是为了阻止全球气候继续变暖，每个人都从我做起，算一算自己每天在衣食住行中减少了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3)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互补性。工业文明对人类物欲的放纵，必然使它不顾一切冲向地球生态容量的底线。全球生态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过度消费。引导人们过度开发过度消费的，是消费主义文化的泛滥。造成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根本原因，则是“资本的逻辑”大行其道。消费主义文化的根本缺陷，就是把人的精神生活的满足归结为物质生活的满足，大肆张扬物质消费带来的快感和尊贵，把引领消费时尚与追求自我实现加以混同。消费主义文化的上述主张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需要，也源于对幸福的片面理解。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强调，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思想感情中的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据西班牙《国家报》2008年12月28日报道，近10年来，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纷纷以人们幸福感的来源为题进行研究，得出的普遍结论是:第一，富裕比贫困幸福，但富裕到一定程度，金钱与幸福感就不再正相关，虽然购买力成倍增长，但幸福感却几乎没有变化。第二，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程度，包括婚姻、社交、薪酬、才能发挥、自我控制、身心健康和寿命等，并不仅仅取决于物质享受。第三，自私自利的人不会感到真正快乐，要想获得幸福感，应该多与他人合作，多行善举，多帮助他人。^[9]针对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过分注重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导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严重失衡，在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时，强行限制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肯定是不可取的，惟一可行的就是，在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互补的同时，积极引导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把人们从过分追求占有和享受物质产品，转移到理想情操等人生境界的提升上，创造能力和审美情趣的提高上，使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发展的知识性。由于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密切相关，许多人在对它们进行批判反思时，也对科学技术展开了批判反思。这样做，破除了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有一定的必要，但是，如果由此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必然帮凶，那就完全错了。因为除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能直接满足人的成就感外，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价值属性。事实上，运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中出现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是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期而遇的一个问题，有认识、价值、制度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整个人类对此都缺乏先见之明。现在这个问题突出了，才引起了广泛重视。应当区分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解决已有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都离不开发展科学技术。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目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迅猛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不断突破，正在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为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对此也不能盲目乐观。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无比巨大的力量，它们的影响广阔而深远;科学和技术又是以空前的速度在发展，以至我们对它们引发的各方面的变化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科学和技术并不就是自然而然地造福人类的，我们的制度、法律、道德实践等也都还赶不上这种发展，不足以合理地运用和引导这种巨大的力量。此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又内在地具有不确定性并使我们处于风险之中”。^[10]

(5)实现目的的条件性。生态文明尚在孕育之中。生态文明的提出，源于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的生态生存是人的实践生存的必要条件。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双赢，关键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人的活动来说，生态文明突出了客观条件对人实现目的的制约性。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之所以必然面临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艰难权衡，就是因为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支撑，是人的实践生存的必要条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是社会和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在时间上先于目的，不具备必要条件，目的就根本无法实现。在生态文明中，人的一切活动必须同时围绕条件和目的旋转，“为达目的先创造条件”是必然选择。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涉及自然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根本问题，涵盖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伦理、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需要人们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做出明显变革。在这一切中，能真正引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的，就是处理好创造条件与实现目的的辩证关系，更加重视对条件的维护和创造。不然的话，把目的设想得再美好，也难免陷入乌托邦，也会在现实中一再碰壁。

在上述观念中，讲究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的系统整体性是生态文明的特质。正是在这两个观念上的高度自觉，才把生态文明和其他文明形态区别开来。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互补性、发展的知识性、目的实现的条件性等观念，在其他形态的文明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生态文明则进一步丰富了它们的内涵，凸显了它们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