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振兴论
恩格斯认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因此可以体会到,家庭与社会、与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人、有社会,必然有家庭。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虽然它的形式经过多次的演变,但家庭自起源以来就一直没有消失,就一直保留在人类生活中,成为与个人、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某些发达国家,随着单身、单亲家庭的出现,某些人误认为家庭似乎处于解体状态。但我们必须看到,大多数家庭还是双亲家庭,而且事实上单身、单亲家庭或许又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下的另一种新的家庭形式。
人的一生有很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第一,人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家庭里,先是依赖父母,由他们进行抚育和培养,并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同居共处,相互间耳濡目染。在一个较长的生活依赖期中,人一方面接受来自生理上的照顾和关怀,另一方面也在家庭中接受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化训练,接受现实社会规定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学习和掌握生活与生产活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人在家庭中逐渐成长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以后正式进入社会,择偶、组织自己的新家庭,生育子女、繁衍后代,承担文化传递的责任。即使到了垂暮之年,或者与配偶相互陪伴,或者依靠子女赡养,一般来说也依然在家庭中度过。第二,在人们从幼到老的过程中,不管家庭生命周期经历什么样的变化,人终归离不开家庭,个人要受家庭的影响,同时也会给家庭带来影响。这种相互影响的程度因人而异,我们固然不能认为家庭能决定个人的人生历程,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是无法割断的。可见,家是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无法代替的,家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健康的家庭有助于个人、社会健康的发展,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4]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家庭消亡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这种趋势不可能无休止地发展下去,最终还得反向。因为历史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段繁荣的时期以后往往紧接着一个贫穷时期,一个挥霍狂欢的年代往往尾随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因此,家庭消亡到一定程度以后,又会复兴。譬如离婚率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而导致社会的分裂。在将来的某一时期,社会将再承认家庭的合法性,恢复结婚的神圣化,提倡两性关系的严肃化,取缔不正当的两性关系,重新强调对未婚先孕的约束,等等。
当然,这种家庭复兴不是简单地恢复到原来的家庭样式,而是在承认社会变迁和正确评价家庭对社会贡献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更新更好的家庭。家庭复兴的主要内容有:婚姻介绍,安排好约会,电子计算机为性格相投的人提供资料,婚姻训练,开设婚姻、家庭生活课程,进行性教育、生活管理和子女教育等,以培养男女双方融洽的感情,增进家庭和工作的稳定性。[5]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过:“一切社会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的演变与社会进步休戚相关。撇开蒙昧时代不谈,农业化社会的家庭因集生产、教育、心理功能于一体而表现为扩张化的大家庭。工业化社会的家庭因生产和教育功能的丧失而萎缩成原子核式的小家庭。未来信息社会的家庭将因生产和教育功能的再现而复归为文化大家庭。
在未来的信息世界里,经济发展的高度科学化,要求有丰富的情感生活作补充、司平衡,需要家庭作为精神的安乐窝,作为生命的绿洲,作为灵魂的休养地,使人与人相爱的社会感受在家庭细胞里得到强化和丰富。而且高度科学化的经济是以智力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可使家庭生活方式电脑化,还可使妇女对生育进行有效的控制,甚至使生育职能社会化(体外受精、无性繁殖等),因此妇女能够和男子一样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从而使夫妻关系建立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经济的高度科学化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遍社会化完全有可能把在车间、办公室、设计院里所要完成的工作拿到家里去完成。这样就使生产又从社会回到了家庭,使人类“回升到新的更先进的以电子科学为基础的家庭工业时代,从而重新突出家庭作为社会中心的作用”[6]。
基于以上条件,未来的家庭应该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成员之间人人平等的文化大家庭。在婚姻模式方面将弘扬“扩张化家庭”的一夫一妻制,因为这样的模式有助于家庭的稳定和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也与人类1∶1的性别比相协调。在爱情模式方面将扬弃“原子核式家庭”的拜金杂质,实现男女平等的纯真爱情。这种爱情不但不会牺牲家庭其他成员的亲情,而且使整个家庭沐浴着平等的春风,使人类婚姻升华为有道德的幸福婚姻。在家庭规模上将由“小”复归到“大”。家庭生产职能的再现,是“大”家庭复归的经济基础;家庭精神功能的扩张,是“大”家庭复归的文化要求;家庭生活方式的电脑化,是“大”家庭复归的技术保证(不会因家务繁忙而闹矛盾);夫妻关系的平等化,是“大”家庭复归的主体条件。此外,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家庭的大小与心脏病人的死亡率有关系,凡是丧偶、离婚或家庭成员少的心脏病人的死亡率,比起那些子女多、有配偶的心脏病人要高得多,且生存的时间短一半;家庭的大小与一个人血压的高低也有极大关系,生活在人丁兴旺的家庭中的男性,平均血压都相对偏低,对女性而言,家庭的大小对她们的血压高低无明显影响,但兄弟姐妹的多少却左右了她们的血压,兄弟姐妹越多,血压越平稳偏低。中国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891年生老人黄瑞权、蔡秀仁104岁时仍身子硬朗、精神矍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都生活在儿女绕膝、子孙满堂的祥和大家庭,黄瑞权家56口,蔡秀仁家16口。大家庭有利于其成员的身体健康。这里讲的子女多、兄弟姐妹多与计划生育并不矛盾。因为那时的文化大家庭是在人的素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优化组合起来的,其中的兄弟、姐妹、子女是“文化兄弟”、“文化姐妹”、“文化子女”,他们虽非同根生,却有同根情,虽非亲骨肉,却能尽“孝”“慈”。
在高度信息化的未来社会,家庭将成为高度社会化和技术化教育的轴心。伴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父母在智能上已经足已承担现在委托给学校的某些任务了,住在硅谷、日本筑波、英国剑桥、北京中关村等高科技园区的父母,显然比当地的学校教师更能胜任某些科目的教学;伴随生产、办公、管理的高度自动化,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至少会让孩子在某些方面不再接受公共教育,而给予家庭教育。计算机辅助教育以及电子版本、全息照相等技术的改进和普及,将为文化教育回归家庭提供物质条件。因此,在未来社会里,“父母和学生可能同附近的学校签订短期‘学习合同’,委托学校负责某些课程或课程中某一单元的教学。学生可以继续上学,参加社会和体育活动,或学习不能自学、不能在双亲或朋友个别指导下学习的科目”。[7]
总之,未来家庭所承担的面向未来的“三维”教育任务进一步强化了未来大家庭的文化性质。“文化大家庭”是对“原子核式家庭”的辩证否定,是“扩张化家庭”模式在高层次上的复归。它的普遍实现必将使人类社会充满爱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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