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哈尼族

第二节　文化交流^[2]

自古以来，布朗族就与傣、哈尼、拉祜、汉、佤、彝等民族杂居相处，在长期的友好交往过程中，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很频繁。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布朗族对其他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吸收、融合和借鉴了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精髓。

一、布朗族与傣族的文化交流

历史上，由于布朗族、傣族先民一直杂居于同一区域内，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政治上，傣族“召片领”既要受制于汉族统治者，同时又统治着布朗族等民族。傣族领主分封布朗族头人，设立“圈”官制度，借以统治布朗族人民，此种政治上长期受制于傣族封建领主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一般在民族文化的交流中，物质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往往先于精神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因为物质文化的利用价值比较容易判断，它与原有的意识形态没有直接的冲突。

在物质文化方面，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布朗族和傣族民居建筑、宗教建筑相似，衣饰、生活用具比较接近。在精神文化方面，两个民族的宗教、音乐、舞蹈、语言文字、历法、文学、节日等比较相似，但在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又保持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在宗教信仰上，布朗族和傣族均信仰小乘佛教，共同使用西双版纳傣文经书。由于布朗族和傣族聚居地区的小乘佛教是从斯里兰卡到泰国经缅甸传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因此两个民族在佛寺建筑和设备，教阶和升级制度，宗教祭祀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相互之间的交往比较频繁，如定期互访，传经布道，相互请教和交流学习民间佛教经典的经验。每逢重大节日和宗教活动，双方更是互相邀请和拜访。不过，布朗族信仰的“摆坝”派佛教也有自己的教规教义，有自己的教阶和升级等制度。

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居住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布朗族由于受佛教的熏陶和影响，男子基本上都要到佛寺当一段时间的和尚，而且还要学习经文。为了学习经文，凡入寺的和尚都要学习傣文，因为经书一般都是用傣文翻译的。除此以外，布朗族人还用傣文记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用傣文创作布朗族诗歌、故事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布朗族人都能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语或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语，语言兼用现象比较普遍。

布朗族音乐、舞蹈也吸收了傣族的部分文化元素，如唱傣歌、傣调，跳象脚鼓舞，但是布朗族也有自己独特的音乐，如布朗弹唱。

在文学上，布朗族文学与傣族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传说故事都是相同的。这是因为佛经中的故事同时在两个民族中流传，有的是布朗族故事传入傣族故事中，也有的是傣族故事融入到布朗族故事中。在一些传说故事中，人们把布朗族和傣族看做是兄弟关系。两个民族的节日也因受到宗教的影响而基本相同，如关门节、开门节、泼水节等。

布朗族服饰和傣族服饰既相似又各具特点，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内涵。布朗族服饰的设计图案、颜色、款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布朗族女子头上戴的“三尾螺”就有特别意义：一是为了纪念古时候的布朗族美女“朗三飘”，二是头戴“三尾螺”的姑娘象征着富有和美丽。因此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比较熟悉的人，一眼就能辨别出傣族服饰和布朗族服饰。

在民间交往的过程中，布朗族与傣族互通有无，互帮互助，交往至深，感情甚笃。在很早以前，布朗族与傣族即开始了商品交换的最原始形式——物物交换。布朗族人民用自己生产的棉、茶叶、黄豆、辣椒、笋子、红薯、芝麻及松明、柴草、草排、木材等同傣族人民交换筒裙、布匹、毯子、粮食、盐巴、土锅、干鱼、铁制农具等，这对布朗族的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逢年过节，布朗族与傣族都要互邀做客。傣族在每年的关门节和开门节邀请山区的布朗族兄弟到坝子共同庆贺；布朗族也在自己的节日到来之际，盛情邀请傣族上山做客。傣族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子认布朗族老人为干爹、干妈，此后双方便结成至亲好友，经常往来，互赠礼品。有的傣族还抚养布朗族孤儿。两个民族的通婚现象也时有发生。由于两个民族生活在同一区域，从而出现了在各自吸收对方的某些文化的过程中，也逐渐淡化了自己特有的某些文化特征的现象。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大文乡大南矮村是一个布朗族和傣族的杂居村，村里布朗族的人口偏多，他们会讲傣语但不会说布朗话，而傣族穿布朗族服装，却不着傣族服饰。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布朗族是一个谦虚而又善于学习的民族，这就使得布朗族的经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二、布朗族与哈尼族、拉祜族的文化交流

布朗族与周边居住的哈尼族、拉祜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布朗族与哈尼族、拉祜族均属山区民族，以山地农业为主，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等极为相似，所以，当哈尼族和拉祜族迁入布朗族地区时，就与布朗族的联系非常密切，并相互产生影响。新中国成立前，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把山区的布朗、哈尼等族划分为“卡西双火圈”（十二个奴隶区域），布朗族虽然在政治地位上处于傣族封建领主的附庸，但作为山区的主体民族（布朗族是西双版纳最早的原住民族，例如：老曼峨寨建寨已有1300余年，而哈尼族的老班章寨只有80余年的历史，哈尼族现在拥有的土地、森林，过去都是老曼峨寨的），布朗族的地位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布朗族头人曾长期统治山区的哈尼族和拉祜族，哈尼族、拉祜族的头人完全由布朗族头人册封，他们的地位低于布朗族。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布朗山乡，先后迁入布朗族地区的哈尼族和拉祜族，都要向老曼峨寨缴纳地租以及老鹰、崖蜂等贡纳，同时还要给老曼峨寨头人服劳役、送礼猪等。布朗族每年祭山神时，所属哈尼族和拉祜族同样要送一只“礼猪”作为祭祀之用。哈尼族和拉祜族村寨逢年过节或婚嫁，常邀请布朗族头人做客。在生产生活上，各族之间互帮互助，如曼兴弄寨的哈尼族因田少产量低，吃粮大部分依赖于章加寨的布朗族供给，章加寨的布朗族又从曼兴弄寨的哈尼族那里换回所需物品。在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传说拉祜族和布朗族同列为老二，是一对孪生子。布朗族还从拉祜族那里学会吹葫芦笙。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哈尼族、拉祜族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布朗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崭新时期，各族人民平等互助，互相尊重，携手为边疆的建设作贡献。

三、布朗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

地处澜沧江中上游的布朗族，长期与汉族杂居，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广泛，特别是汉族的先进生产力对布朗族的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促进了布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过，由于各地布朗族与汉族接触的时间与密切程度不同，那些持续接触汉文化的，尤其是靠近内地的布朗族先民，其经济文化的汉化程度较深，而与汉族只有零星接触且处于边疆地区的布朗族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要低得多。

早在汉代，布朗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就已开始。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西南夷”的实际统治区域，开凿了一条通往永昌的道路。汉族移民开始进入布朗族地区，该地区布朗族先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使得永昌的哀牢山区、闽淮山区等地更有机会与内地人民相互交往。在以后的历朝历代，这种交流与互通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明代在云南全面推行“军屯”和“商屯”等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时，就曾鼓励内地汉族到云南屯田戍边，于是，几十万汉族军民来到云南，使得边疆汉族人口倍增，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优良的农作物品种，对布朗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自明初继续设置顺宁府，任命“濮人”阿悦贡为土知府后，更是加强了顺宁府境内平坝区或半山区布朗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部分布朗族人的经济文化水平因此得到迅速提高。明万历《云南通志》卷四说：“境内男耕女织，渐习文字。”这里的“文字”指汉字，说明在当时的布朗族中已出现了识汉字的读书人。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分布在永昌府城郊区的“濮人”与顺宁府城周围的“濮人”一样，与汉族接触的机会较多。如时驻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卫所军屯的永昌卫和景东卫周围就有“濮人”与之杂居。此时，汉化倾向已经明显，“濮人”的经济文化水平与当地汉族非常接近，说明他们的经济贸易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社会经济与汉族相差甚少。《西南夷·风土记》也说：“濮人、阿昌乃在帮域之中，杂华而居，渐变于夏。”居住在景东的“濮人”与汉族之间的贸易交换也明显增多，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濮人”社会经济的发展。

到了清代，原来先进的且住在平坝的“濮人”在改土归流之后，大部分都已融合到汉族之中。随着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屯田和移民垦殖范围的扩大，从云南的内地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均有汉族移民的踪迹。初到的汉族多“讨地耕种”，以维持基本生活，后来，有的汉族逐渐发展成为称霸一方的富豪，他们曾先后是清朝封建政权和民国政权的统治基础。又据《云县志》载，民国时期，“全县人口，素无精确统计，约在十三万余，其中汉人约十万余”，改变了过去夷多汉少的状况。凡布朗族村寨，多有汉族相杂居，有的汉族因与布朗族通婚而变成了布朗族，他们一起开辟田地、发展生产，为当地的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