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成员的行为准则

社会群体_现代实用社会学

一、社会群体

（一）社会群体的含义和特征

1．什么是社会群体

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特征说明，社会性的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表现出自己的本质，人只有在社会性群体中才能过社会人的生活。这样，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就成为必须研究的问题。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人们怎样结成群体、人们在群体中怎样生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等。

社会学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群体称为社会群体。什么是社会群体？简单地说，社会群体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一群人的合成体。这是一个相当概况性的定义，这里所说的合成体是指结合而成的整体。如果考虑社会群体的某些主要特征，可以说，社会群体是指人们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由某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具有共同身份和某种团结感以及共同的期待。

上述界定对社会群体这一概念给了很多限制，无非是说社会群体不是社会中的所有“群体”形式。让我们来做一下区分。首先，社会群体并不是偶然聚集起来的一群人。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各种际遇人们凑在一起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在大众娱乐场所经常会聚集起为数不少的人，当公共场合发生某些事件后常常会聚集起一群有兴趣者。但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群体，因为在上述情况下，人们是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他们之间没有由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类群体可以称之为偶遇群体。

另外，统计群体也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群体。统计群体是社会对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甚至相同身份的众多社会成员的称谓，比如大学生群体、农民工群体、老年人群体等。这些所谓“群体”同样没有持续的互动和社会关系的支撑，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类人的代名词，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活动或生活。这种群体在统计学意义上可以反映某类社会成员的状况，用于社会分析，但是并不能用于分析人们日常的、实际的社会生活。

2．社会群体的特征

社会群体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形式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具有直接、明确和持久的社会关系

一定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群体存在的基础。社会关系是人们之间稳定的互动模式，是成员之间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反映。社会关系是人们共同生活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有了这种社会关系，成员之间才能稳定、有序地交往，他们才构成社会群体。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群体内的社会关系是直接的和持久的，它具体地反映于群体成员之间的共同活动之中，这种关系也是稳定的。

（2）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身份和群体意识

身份是人们在社会中的某种标志，比如大学生、农民、教师等都是身份。共同的身份是指在某种社会背景下人们的身份是相同的，比如同是一个大学的学生、老乡、一家人。群体意识是指群体成员对该群体的认同感，即他认为自己属于该群体并对之负有责任，他与这个群体利益相关。具有共同的群体意识也包含了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并且意识到他们共同属于这个群体，即群体成员获得了一致的身份感。

（3）有一定的群体边界

群体边界是不同群体之间互相区分的界限，群体边界由具体的人员反映出来，即某人属于或不属于该群体。但是，实质上，群体边界是由群体认同感和相互依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确定的。同一群体的成员之间具有认同感，就产生了群体边界。成员的从属和他们对群体的认同使群体边界变得复杂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边界是一致的，当然有时候也不一致。人们常用成员从属来看待群体的边界，但是认同感对于群体边界的确定更具本质性，不过这种边界比较模糊。

（4）群体成员有某种共同的期待与行动能力

群体成员的共同期待是指这些人聚集起来，结合成一个群体的抱有的某种共同的期望，希望达成某种共同的目的。人们结成群体总是有目的的，这就是要满足参与者的需要。在许多情况下，人的需要必须以与他人的合作为中介，于是结成群体而有效地合作就成为个人达到目标的手段。共同的合作期望使人们走到一起并结成群体，而在有些情况下人们结成群体是为了满足表意性的需要。群体具有行动的能力是说成员们能够作为一个群体去行动。例如，当家庭利益需要时，其成员可以为之作出贡献，成员之间可以同心协力去维护家庭的利益。反之，当一个群体没有行动能力时，它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群体。

（二）社会群体的几个重要问题

1．人类的群集性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就已经知道，人一生下来就接受他人的抚慰，就要与他人接触，就要与他人交往。实验观察表明，婴儿出生后有许多明显的社会交往迹象。例如，2个月大的婴儿可以被同伴的出现所唤醒，并且与同伴对视。在6个月到9个月之间，婴儿可以直接用言语和微笑注视对方，而对方也常常模仿这种方式将信息返回。婴儿表现出的这些特点说明他们对社会性交往是感兴趣的。9个月以后，婴儿之间彼此注视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的微笑、手指动作和话语常常会得到其游戏伙伴的反应和模仿。最初的这种模仿代表了同伴间对“意义”的分享，为以后合作性的同伴活动莫定了基础。

而且既有的证据表明，有没有接触、有什么样的接触都会有不同的后果。没有与人接触的安娜和依萨贝尔变成了不能直立、不能说话、不能饮食、没有情感的有机体；与狼接触的幼童变成了狼孩。在人的正常生长发育中，婴儿期就要与父母接触。再长大一些，就要有自己的玩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有自己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可以说，只要我们醒着的时候，大都与他人在一起学习、工作、生活、游乐，生活在各种类型的和规模的群体之中。只有在极少数特殊情形下，我们需要短暂的独处、思考、休息。这就是人类群集性的具体表现。

经过验证事实还表明，与世隔绝的人常常会感到迷惘、自闭，甚至会出现精神崩溃。举例来说，婴幼儿期即使与人接触，但如果没有正常的社会交往，也会形成“不合群”的性格，甚至会演变心理性疾病，如自闭症。

自闭的儿童首先在交往上就有障碍，比如不依恋父母，当父母伸手抱他时，没有正常迎接的姿势，也不缠绕大人，即使受伤也不找父母寻求安慰。对待父母如同陌生人，与陌生人在一起，也不感到畏惧。

由于交往的障碍，语言发育也出现障碍，比如，对语言的理解低下，不能用面部表情、躯体动作、姿势及音调与他人交往，常出现一些异常语言，如语音不清、语调高亢、刻板重复、模仿和代名词错用。例如有的把自己称为他，有的反复提问或要求答复已知道的事情，有的自言自语。

没有正常交往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根本没有行为规则。一方面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根本不理会他人的召唤及斥责。另一方面，对事物的变化具有强烈的抵触，比如会因家具的移动及起居饮食方式的改变发脾气，甚至惊恐；有的连吃饭坐的位置、碗筷放在什么地方，都不能改变；甚至对熟人站立姿势和服装的变化也有抵触情绪。

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传统的监狱中，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关禁闭；在大多数军队中，最严厉的惩罚也是关禁闭；就连《日内瓦公约》也承认，30天以上的单独监禁是一种残忍的折磨。

正因为人类把群集看做是必须的，所以把强制性隔离看做是惩罚，并把自愿性的隔离看做是不正常的人类生活。例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某人常常是自己一个人，不加入群体的活动，无论是少儿的游戏、中小学生的扎堆、大学的朋友交往或者集体活动、工作中的朋友聚会，甚至亲戚之间的交往，我们就会用“离群索居”、“行为怪异”等来指称和形容，并明确地认为，那是社会不赞同的行为。英国16～17世纪的诗人多恩（John Donne）曾经写到“人非孤岛”，说的就是人类社会的群集性，没有人可以作为孤岛而正常地生活。人不能一个人与世隔绝地生活，就是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群体，都会觉得特别难受。1998年冯小刚有一部电影叫 《甲方乙方》。电影中有一个角色叫刘万成，是一位山珍海味吃腻了的老板，特别想吃苦。为此与“好梦一日游”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全权委托公司为其实现“吃苦受罪之梦想”。当公司代表确认合同，念到违约部分的时候，刘万成说：“甭念了，如果我不能吃苦，这大奔，这高尔夫球场都是你们的。” 按照合同，公司将其送到了一个北方农村，刚到的时候刘万成还说：“我要吃得比他们（当地农民）还差，我不就是来受苦的吗？”可是等公司到了约定的时间来接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就在村口的土窑子上等着，一见到接他的人，就痛哭流涕。还没有等车停稳，就窜到了车上，说：“我再也不下这车了。”当公司的人了解到刘先生将村子里所有的鸡都吃了的时候，想请他下车和村民们道个别，他却说：“你们甭想把我给撂下。”当公司代表说：“你不是要实现吃苦受罪之梦想吗？现在实现了，总要对村民有个交代吧!”刘万成却说：“还吃苦哩，我都想一辈子和龙虾睡一块!”

无独有偶，影片中还有一位角色是叫唐丽君的电影明星，她不是腻味了山珍海味，而是厌倦了人潮如涌，厌倦了明星生活，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在“好梦一日游”公司宣布唐丽君将中止一切演出活动和社交活动以后，她真的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可不久，她就不能忍耐了，让经纪人到处打电话，希望参加那些她从前根本就瞧不起的活动，甚至不要报酬也行。

尽管这两段故事有些夸张，但人就是这样，在自己的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不是工作、金钱、美色，而是自己已经熟悉的东西，其中最重要、最特别的就是自己的群体。

对于人类的这种群集性，社会学家有一个简单的解释，那就是，在人类生活中，社会成员都有两种基本的需要，一种被称之为工具性需要，另一种被称之为表达性需要。

事实上，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人是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生存的。依靠群体帮助以达到某种具体目标的需要就是所谓的工具性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人不具有工具性需要，儿童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够饮食、直立、行走，学生需要老师的帮助以学习知识，成年人需要别人帮助作出某种决定，老年人需要人帮助以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这就是中国的一句俗语：“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人帮。”

有时候，人们并不需要物质的帮助，但却需要情感上的支持，让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人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需要朋友？难道仅仅是出于工具性的考虑？为什么烦的时候想找朋友，而且不同的难题倾向于找不同的朋友？为什么不去和一堆陌生人一起聊？这就是表达性需要。找到了朋友，获得了情感上的支持与帮助，需要也就满足了，而且不同的朋友能够满足不同的表达性需要。

当然，对两种需要的满足不仅仅局限于朋友、家人，正式的组织在需要的满足方面常常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群体性的竞技活动、游乐活动，都是正式组织的活动，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工具性的需求，如赢得比赛、娱乐身心，而且能够满足人们的表达性需求，如情感宣泄和表达。

需要提醒的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很多情况下使用分类是为了理解的方便。韦伯的理想类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里也不例外。进行工具性和表达性区分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事实上，两者之间有时候很难区分。举例来说，朋友之间的帮助就常常是两种需求的同时满足，同事之间的帮助有时候也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满足。那么，同事和朋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什么是人类社会的群体开始。

2．哥们儿与君子

上面我们仅仅是用一些可以观察到的具体事例说明了作为人的根本属性：群集性，并没有解释什么是群体以及有一些什么样的群体。这一节将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

根据耿顿（Robert Merton）的说法，群体是由自认为属于这个群体的人所组成的，彼此期望其余成员应有某些行为，而对外人无此期望的一群人。当然，除此以外，我们可以找到无数关于群体的定义，比如，有人（Ian Robertson）说，群体是由在对彼此行为有着共同期待的基础上有组织地在一起互动的人组成的集团；也有人（费孝通）说，群体固然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也就没有群体，但是形成了群体的个体已经超出了自然演化中的生物界，而进入了社会，因此个体不仅是生物人，也是社会人，社会则是经过人加工的群体。

不过，还是让我们从身边的具体社会现象入手比较容易。相信不少人都有路过学校的经历，尤其是小学。在下课的时候，放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嬉戏、打闹、追逐、玩耍、游戏、聊天、表演、讨论问题，这就是“群体”。俗话说：“三人成群。”群体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人的聚集。说到人的聚集，就想到在菜市场买菜、卖菜也有人的聚集，而且有大量的人的聚集；在北京王府井和西单的大街上，在所有大城市的闹市区，在正常的活动时间内，从来都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流，有着更大量人的聚集，这些也是群体吗？社会学家们的回答是：“否”。

那么，嬉闹的同学与大街上的人群有什么区别呢？还是让我们先看嬉闹的同学有什么特点。

第一，群体成员具有认同感。聚在一起的同学都有某些相似的社会特征，比如居住相邻，父母相识，父母职业相同，地位相近，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在班上有相近的角色地位。他们聚在一起就有一种认同感，“我们是一拨儿的”。

第二，群体成员具有归属感。同学之间都有某种行为期待，在遇到外界冲击的时候，每个人都期望其他成员能尽其所能共同抵制冲击；在群体内部发生事情的时候，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行为具有期待，比如有人摔跤了，身强力壮的同学总是第一个被期待前往救援的人，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第三，群体中一定有核心人物。这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在群体成员的互动中自然形成的。某个成员凭借某种特别的、群体认可的优势占据了这个位置，并对群体的其他成员具有重要影响力。

第四，群体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在10岁以后，群体的成员构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随时变化，而且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也会不断增强，并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以区别于其他的群体，比如下课的时候，群体成员往往凑在一起嬉笑打闹，甚至上厕所都共同行动。

再让我们看看大街上的人流。尽管也是一群人挤在一起，但是，这些人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认识，更不要说有认同感、归属感之类。那么这些人算什么呢？社会学家将其称之为“集合体”。这些人在王府井大街或者西单大街碰到一起了，不是因为他们事先约好了才走到一起的，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对那里有兴趣而碰巧遇到一起的。与此相似，另一个容易与群体混淆的概念是“类群”，比如，河南人、30岁的人、男人、女人、上海人等，这些人之所以被归到一起，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某个相同的特征，而不是因为他们有认同感或者归属感。

清楚了这些，我们就不必要对群体的不同定义感到不安了，因为在所有的定义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共同的一点，那就是群体成员之间存在互动，存在内部结构，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界限、互动规则、角色、地位，甚至自己的价值观。

不过，对群体的如此定义并没有让我们有效地区分朋友和同事（这里指仅仅限于工作关系的人际关系）。因为，两类群体都满足上述定义，都存在互动，都有内部结构，也都有角色分工和互动规则等。那么，两者之间有区别吗？是不是就可以互换？还是让我们用具体的例子来试图进行解释。

我们都熟悉两种称谓，一个是“哥们儿”，一个是“君子”。举例来说，你正在忙于一个项目，最近几天一定要使用电脑来完成项目。根据公司的规定，你可以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不用去办公室。可不去办公室又没有电脑，所以你想向公司借一台手提电脑。但公司的规定是，只有在有闲置的电脑时，职员才可以借用。

当你向公司借的时候，负责设备的人说：“对不起，现在没有!”在你说明了具体情况以后，负责设备的人给你出了一个主意：“看谁手里有，让他先给你用几天。”通过查询借用者名单，你已经知道，至少有5位你认识的同事手里都有公司的手提电脑。其中，你觉得可以向两个人借。

第一个是甲，是你的老同事、老搭档，曾经在多个项目中与你合作，但是他在另一个楼层，而且属于不同的部门。第二个是乙，刚来不久，曾经在一个项目中与你有过交往，不过比较近，就在相邻的办公室，而且属于同一个部门。权衡再三，你还是先找到了甲，因为你觉得与甲比较熟悉，他应该理解你，并给你帮这个忙。

于是你爬了几层楼梯，门也没敲，直接就进了甲的办公室。甲很热情，马上给你让座、倒茶。聊过一阵以后，你知道甲最近并不很忙，把电脑让给你用几天应该没有问题。于是你单刀直入，问甲：“我正在赶一个项目，想到外边躲几天，你能把公司的手提电脑借给我用几天吗？”一听这话，甲马上面有难色，磨蹭了半天说：“实在不好意思，根据公司的规定，我应该先还，你再去借。再过两三天我就可以还了，到时候你自己去借，行吗？”你能说不行吗？出得门来，你没好气，骂了一句：“装什么正人君子，前一阵还见你小秘用过呐!”

回到自己的楼层，心想，甲都这样，乙就更不可能了。不过在犹豫之后，你还是走进了乙的办公室。没有寒暄，你直截了当地给乙说明了来意。本来，你以为乙也会和甲一样，直截了当地拒绝你的要求，可乙却把你让到沙发上，说：“你等我两分钟，让我把自己的资料和文件储存好就给你。”临送你出门，乙还说了一句：“注意休息，别太累着身体!”就在乙关上自己办公室门的那一刹那，你高兴得直想跳起来，抱着电脑亲了一下，脱口而出：“真够哥们儿！”

当例子中的主人公说“装什么正人君子”和“真够哥们儿”的时候，他已经在根据不同的群体交往规则将这两个人归入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群体。“哥们儿”是一类关系亲密、可以“帮忙”的群体；而“君子”是一类关系松散、大多数只能公事公办的群体。

事实上，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工作场所，我们都会遭遇与自己关系亲疏有别、互动规则相异的两类基本群体，这就是初级群体（又称为首属群体）和次级群体（又称为次属群体）。初级群体是一类规模较小、有多重目的的群体，譬如家庭。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那样，尽管家庭内部会发生各种冲突，但只要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同于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人们说“血浓于水”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就像前面提到的同学扎堆一样，初级群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小规模群体成员之间面对面的、溶入了强烈情感的、多角色的、自由的互动和强烈的认同感。初级群体的基本条件是面对面的互动，只有面对面的互动才能形成其他群体所没有的特征，而面对面互动的条件则是小规模的。如果规模很大，就不可能保证每个成员之间面对面的互动。

在面对面互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全部情感甚至人格带进群体。举例来说，家庭中的母亲对每个家庭成员的情感都是真实的、全部的，包括了她对家庭所有成员的真实感受；每个人对她的付出也心怀感激，想尽办法用自己的努力来回报她的付出，并因此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由于群体规模较小，每个成员之间都有互动的机会，而且是完全情感和人格投入的互动，所以，相互之间的交往非常自然，没有修饰、没有装扮和表演，每个成员展现的都是朴素的自我，并能够从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中看到自我。也正因为如此，由此形成的关系具有很低的替代性。其他的社会关系很难替代在初级群体中形成的关系。举一个例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说：“嘿，她是我姐姐”或者“别说了，对他我还不了解，我们是一块儿光屁股长大的”，这时，其他人就非常清楚了，这样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根本就是无法离间和转移的紧密关系。

当库利（CharIes H．Cooley）在《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初级群体”概念的时候，他并不是从人类的群集性和人的所属群体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他的兴趣点在于家庭和嬉戏群体，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们获得社会化的两个基本社会群体，是这两个群体培养了人的本性。但是很显然，他提出了社会学家们不曾注意的问题，那就是人生来就是群体的人。于是在库利之后，人们不仅用初级群体来指称家庭和儿童嬉戏群体，也用来指称与这两个群体类似的人类社会群体，譬如儿童的“小集团”、运动队等具有强烈认同感的群体，并将与初级群体特征相异的群体称之为“次级群体”。

次级群体是为达到特殊目标而特别设计的、成员之间很少感情联系的群体。与初级群体中的互动不同，次级群体成员之间面对面的情感性互动非常有限，彼此之间以群体中的角色关系为主，并只是包含了人格的某些有限方面。

次级群体是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除了初级群体以外的所有群体都是次级群体，如各种正式组织、社区、学校、公司、政府中的工作群体。在次级群体中，人们都是公事公办，以达到具体的实务目标为宗旨，而不是情感表达和情感支持，而且成员之间也具有极大的替代性。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初级群体更多地表现为自然的赋予，譬如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在时空上是截然分离的。事实上，初级群体中可以产生次级群体，次级群体中也可以产生初级群体。举例来说，在浙江温州有很多的家庭工厂，在家庭工厂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很多大规模的企业，这样就形成了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交错存在的格局。在家里，家庭成员互动是密切的、情感为上的初级群体；在公司，则是同事和公事公办的次级群体，但在关键时候，又会表现初级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譬如替班或者对成员过失的容忍，尽管都是公司职员，但是对来自于同一个家庭的职员的容忍与帮助往往会远远高于其他成员。

同样，即使原来毫不相干的人如果因为工作关系走到了一个办公室，而且发现彼此投缘，从而让自己的情感、人格、个人偏好介入到与自己合得来的工作群体中去，这样，就在次级群体中自然发展出了初级群体。正式组织中的非正式群体，大多就属于这种类型。

3．群体是如何运作的。

到这里为止，我们讨论的还是小群体，尤其是以小群体形式表现的初级群体，尚没有涉及典型的次级群体，譬如正式组织。就次级群体而言，既可以是小群体，也可以是规模庞大的正式组织（后面我们再具体讨论）。所谓小群体，是指规模而言，它指构成群体人员的数量有限，群体成员之间可以建立面对面的互动关系。

除了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的划分以外，社会学在小群体中又区分了内群体和外群体。1906年，萨姆纳（William G．Sumner）在研究中提出了内群体和外群体这两个概念来区分群体成员对自己的群体和他人的群体的感受。所谓内群体，就是自己所属的群体，自己人组成的群体；所谓外群体，就是自己所不属于的、但他人属于的群体。

在实际的观察中，萨姆纳发现，每个人总是认为自己的群体具有外群体所不具有的优势，总是对自己的群体具有某种特殊的感觉；与此同时，总是用怀疑甚至敌视的眼光看待外群体，并认为外群体具有某种极端的劣势或罪恶。这就是默顿（Robert Merton）所说的，在内外群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双重标准，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内群体，用罪恶的标准来衡量外群体。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体，都具有某种界限，否则就没有办法区分群体成员和非群体成员，如俱乐部这种次级群体就只有会员才可以进入；即使是初级群体，如儿童的嬉戏群体，非群体成员也很难加入群体的游戏。

为此，有的群体通过特殊的标识来区分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以达到阻止非成员入内的目的。举例来说，校徽就是一个典型的次级群体标识。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学校要求师生佩戴校徽，否则不准进入学校，目的就是阻止非群体成员的进入。同理，制服亦如此。有的群体则通过特殊的语言或者符号来进行区分，举例来说，儿童群体往往用特殊的俚语来区分彼此的群体，暗语也是在用语言来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网络世界中的用户名与口令也是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工具。

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区分呢？1956年，谢里夫（Carolyn Sherif）进行了一项至今为止仍然被广泛引用的实验。实验对象是年龄11岁、来自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信仰新教的男孩，实验的目的是群体如何形成以及冲突如何影响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社会关系。当然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实验对象并不知道是在进行实验。

在实验之前，这些孩子之间并不相识。谢里夫组织了一个夏令营，让孩子们参加，夏令营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孩子们就形成了不同的小群体。在观察到小群体相对稳定以后，谢里夫将这些孩子随机地分成了两个大组，并让他们分住在相隔较远的不同住处。尽管原有的小群体解体了，但很快在两个大组内部，又形成了新的小群体。为了观察以前的小群体是否仍然起作用，谢里夫故意在两个大组之间组织对抗性、竞争性活动，结果是不仅两个群体之间的对抗和敌意越来越强烈，连以前曾经是一个小群体但现在分属两个大组的群体成员之间也出现了同样的对抗和敌意。最后，谢里夫中断供水，要求两个群体共同努力。有意思的是，两个敌对的群体很快就忘记以前的对抗转而进行合作。

从这个实验中，我们了解到，任何群体成员都有对自己群体的认同感与忠诚感，而且，认同与忠诚会因为组织的界限得到强化，尤其是存在冲突的时候。因此，边界是群体构成的基本要素，边界的存在使得群体成员的归属感得以强化，并有助于保持群体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加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此外，从这个实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群体是在一定人群规模的基础上运作的。在讨论社会交往的时候，齐美尔（Georg simme1）提出，人类最简单的群体就是二人群体。由于在两个人之间是一种完全的依赖关系，任何一个人的缺席都会导致群体的解体。因此，每个成员必须要不断地考虑到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和情感卷入。

接下来就是三人群体。按照齐美尔的说法，与二人群体不同的是，由于每个人只能在一个时间与一个成员进行互动，这样，就总会有一个人处于闲置状态。处于闲置状态的人此时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打断既有的互动，加入进去，使另一个人处于闲置状态。二是试图成为两个人之间的调解者。不过，调解者角色是最不稳定的角色，如果公平调解，调解者本身就会超出群体成员之间的平等性，而有试图成为领袖之嫌。此时，另外的两个人也会试图获得领袖地位，并因此构成群体内部的冲突，使群体面临解体。如果不是这样，调解者本人就会要么偏向一边，要么因调解无效而被晾在一边。总之，第三个人左右不是。这样就有了第三种选择，退出群体，使三人群体转变为二人群体。因此，三人群体是最不稳定的群体。

群体成员越多，群体内部的关系就越复杂，群体中可能建立的两两关系就成几何级数地增长。根据既有的研究，小群体最适合的规模是五人群体，如果太小，由于互动的紧密性而容易造成紧张；如果太大，则根本不可能在两两基础上建立互动，小群体的意义随之丧失。但五人群体：（1）可以构成犄角平衡；（2）或者分裂为二三群体，不会有任何游离；（3）成员的角色转换非常方便。当然，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规模的恰当数量也不相同，如学习外语、从事球类运动和进行同伴教育的群体规模就可以各不相同。

群体运作还需要规范，即荀子所说的“义”。任何群体都有自己的行为规范，否则就无法构成群体成员之间的行为期待。因为，没有规范的行为是无法预期的。在波士顿北郊的一个意大利人社区，怀特（William F. Whyte）对那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群体行为进行了观察。他发现，这些游荡在街头的年轻人并不是随意地组合起来的集合体，而是有着严格规范的小群体。另外，波士顿的高坡区是波士顿精英们居住的地区，那里的群体有着奉行严格的绅士般行为的规范。怀特发现，意大利社区街头年轻人群体不是一种无组织的社会群体，而是一个具有复杂群体规则的小群体。群体的规范在严格的程度上并不亚于高坡区精英群体的规范，包括严格的等级制度、组织规则、行为规范和互助原则等，俨然是一个“街角社会”。

在对群体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尽管很少有完全相同甚至相似的群体，但却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群体行为规则，如决策和遵从。以遵从为例，许多实验都表明，在群体内部，存在着强大的遵从压力。

1955年阿希（Solomon　Asch）就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这是一个所谓视觉辨别实验，首先进行分组，7～9人为一组，在每个小组中，阿希只安排了一个实验对象（不知道是在做实验），其他人均为阿希的同伙（知道是在做实验）。在一连18次的实验中，阿希都在群体面前举起两张大卡片。第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一条线段，而另一张卡片上则有三条长度不等的线段，其中有一条的长度与第一张上的线段完全相等。实验的方式是，在所有人在场的情况下，要求每个群体成员大声说出第二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中，哪条线段与第一张卡片上的线段在长度上完全相等。

在每次实验中，阿希总是先让同伙说出他们的判断后，才让实验对象进行回答。在第一次实验中，阿希的同伙进行了正确的判断，第二次亦如此。在剩下的16次实验中，阿希的同伙提供12次错误的答案，实验对象又是怎样回答的呢？在最初的实验中，阿希发现，有1/3的实验对象修改了自己的答案，顺从了其他人的看法。而在对照组（完全由实验对象组成）中，只有不到1%的错误率。在实验后的访谈中，阿希又发现，只有极少数实验对象认为其他人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之所以选择了其他人选择的、在他看来是错误的答案，只是因为他不想成为一个不合群的人，只想和大家保持一致，是群体的强大压力使他选择了错误的答案。

因此，遵从在群体中往往表现为群体压力的结果。这种群体性压力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如行为的知晓性、规范、服从、群体意志和行为的风险等。这些都可能构成强大的群体压力，进而构成对所有群体成员行为的约束力量。

与行为规则相伴随的是角色，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分”，许多群体规范都是以角色期待的形式出现的。按照荀子的说法，之所以要有“分”是为了避免群体内部的混乱。在很多情况下，群体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角色分工。举一个例子，在飞机上如果有人突然生病，乘务员马上会广播求医。此时，医生就会担当起救治的主导角色。尽管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他是医生，他也不可能吩咐其他人去做什么事情。当然，在像怀特的意大利年轻人群体中，角色分工就更是清楚、明显，什么人担任领袖，什么人担任助手，什么人担任一般角色，都相当自然，就像是正式组织里的职位结构。

在众多对小群体的经验研究中，社会学家们还发现，尽管群体可以有各种类型，但所有的群体都会有一些共同的角色，如领袖。

任何群体中都有一个领袖，尽管有些群体竭力制造平等环境，避免出现领袖，但也不能阻止领袖的出现。所有的群体中领袖总有一些特别的优势。荀子说：“君者，善群也。”在小群体中，领袖虽然不一定有正式的权力，但却能够坚定地左右他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