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理论研究

4.社会科学创新的若干问题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创新问题非常突出。改革开放前，创新是被压制的；改革开放后虽然有所改进，积极鼓励创新，但是依旧存在很多问题。

4-1　基本问题：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

社会科学的创新，即阐述别人没有说过，提出没有发现过的观点和看法，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突破。创新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是自由，在非自由状态下，创新根本不可能实现，即使存在，创新也是有限的或畸形的。一般来说，非自由的状态产生于两种力量：内在的约束和外在的约束。自由可视为对两种约束的摆脱过程及形成的状态，因此自由也可以区分为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两种自由的统一，乃是创新之源。

内在自由

假设外在条件充分自由，不存在约束，研究者依旧是不自由的，因为还存在内在约束，会限制思维的创新。因此，研究者必须突破内在约束，以获得内在自由的状态，才可能真正实现创新。内在约束，一般是指文化的偏见和陈腐的观念，也指特定的思维方式。这些成见内化于研究者的心灵中，使研究者在研究之前就陷入了既定的理论框框，从而限制思想的自由。因此，研究者必须挑战自身的思维枷锁，突破约束，超越自我。

对于内在约束的突破，存在一对共存的、矛盾的基本解决方法。

第一是采取价值中立立场，即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抛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对所有的观念、理论持一种客观化的态度，将其视为可以为我所用的理论资源，而不是为其所左右。当然，绝对的价值中立不可得，但这并不表明客观化的态度不可取，研究者尽量保持中立，有助于更广泛吸收理论的材料。它是社会科学研究实现创新的一个必要步骤。

第二是研究者还需持理解的态度，单纯的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有可能使研究者对事物、对前人的理论的认知停留在表面，一知半解，不能深入认识事物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前人理论的可借鉴之处。因此，理解是必要的，是能够认同现存知识的合理性、正确性，也能够发现现存知识的不足和缺陷，进行理论修正的基础。价值中立和理解这两种立场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一对相互矛盾的立场，才可以使我们更广泛、更深入地认识内在的约束，能够尽可能实现对约束的突破。

将价值中立和理解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批判或是反思这一概念的完整内容。批判并非意味着突破所有的约束，而是要求将所有可能的内在约束，在特定的情景下，置于不断检验和修正的过程。笛卡儿认为，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值得怀疑并不表明彻底否定、全盘否定。内在约束是否合理有一个评价的问题，随心所欲的突破约束会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不合逻辑的胡言乱语，不结合实际的过分激进的理论等等，都会误导他人，损害社会科学研究正常发展的基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还需要一些处于不断批判过程之中的基本准则。

另外，内在自由强调突破内在约束，但突破约束并未代表创新。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积累的不够，只是重复他人的观点而已。创新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需要研究者以极大的毅力去坚持。不能够摆脱一切束缚，不能够扩大知识面，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首先树立一种批判、反思的精神。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在自己的思维框架中打转，不过是把观点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把原有的观点做了一些修饰而已，并没有很多的创新。时代在发展，很多原有的、已被灌输的教育内容是否合理，需要我们有一股突破瓶颈的勇气。爱因斯坦说过：“只有想象可以超越一切。”想象、批判是否合理有待实践检验，但首先是敢于想象，敢于批判。要用审判的眼光看待问题，对待一切所接触的文化，哪怕是大思想家的书，也不能迷信。因为所有的著作都只是单纯的文本，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的本身。

外在自由

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外在自由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理论框架选择的自由，发表观点的自由，探索课题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要求社会上存在多种的理论框架和思想文化观点，只有存在多元的文化形态，文化之间的碰撞才有可能，研究者思想的火花才能迸发。假如社会上只存在一种思想文本，这一文本最终只能演化为教条，即使有一段时间它发展得很不错，但随着时间的演变，它总是会倾向于自我封闭，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为没有其他的文化相竞争，它没有创新的动力，也没有可以从其他文化吸收资源的可能性，最终的消亡是必然的。所以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是在自由的环境下，参与竞争体现出来的。选择的自由带来知识面的扩大，会不断消解研究者内在的约束，从而激发创新意识；反之，别无选择会不断内化为内在的不自由，研究者缺乏创新的资源，发展也就不可能了。

发表观点的自由，也就是合法的言论出版的自由，这是形成多元文化的基本条件。如果政府、社会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研究者的学术工作，随意地禁止研究者学术成果的发表，研究者会从不敢到不能，创新意识也会渐渐萎缩，外在的非自由也会转化为内在的不自由。因此，在言论出版自由这方面，政府需要鼓励两方面的发展：一是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研究者能够畅所欲言；二是出版渠道的多元化，能够构成文化的多元态势。

探索课题的自由，也需要政府、社会在政策环境和制度建设两个层面上予以发展。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尚存在诸多的研究禁区，这些方面是需要放宽限制的。更为现实的一个层面，是课题经费的来源可以多元化。在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有着非常好的创意，但是由于经费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开展深入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是政府各级机构、学校提供更多的资源来支持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政府的资源毕竟有限，而且政府的基金总是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不利于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目前中国相当薄弱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如此。因此更好的方法是，通过鼓励社会民间团体的发展建立社科基金，实现课题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政府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设立较为健全的基金体系和规范来支持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实施政策倾斜，将民间的经费投入被冷落的研究领域，以实现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说得形象点，政府在未来基金建设上需要承担两个主要的角色：一个是裁判员，一个是替补队员。

外在自由的三个方面，最根本的是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社会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但文化的多元可能会带来文化的分裂，使得社会的价值观发生紊乱，因此，除了强调文化的多元之外，我们还要强调文化的共生。文化共生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各文化形态、价值观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竞争关系。文化共生需要坚持一些基本的规范，例如批评的规范、自由的原则等等。当然这些规范乃是通过反思达成的，并且随着情景的变化而修正。

4-2　几个重要问题

传承与创新

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才能看得更远。创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有可能我们自认为很有创新的观点，前人早就阐述过了，而且阐述得比自己更完整。知识的积累要求广泛的资料可供参阅。因此，个人的知识积累要求从体制上做好资料整理的工作。然而，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献资料、数据库的建设还是相当滞后的。首先是国外许多前沿的研究没有介绍到国内；其次是中国学者，包括1949年以前的学者，对社会的研究成果没有很好地得到整理。这两种情况，导致中国的社会科学文献资料残缺不全，不成体系。既缺乏与历史的传承性，也造成对国外社会科学理论认识的片面性。

传承具有双重作用，既是创新的条件，但有时也会成为创新的桎梏。知识的过度积累，一方面会搅乱研究者原本清晰的思维，这一作用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是研究者能够将思路重新理清，升华成新的观点；第二是研究者不堪重负，无力进行创造，反而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创意。知识积累成为桎梏的更重要的表现是，积累很有可能形成思维的定势，陷入某一特定的理论框架中而不能自拔，于是研究领域又多了一个人云亦云、将他人话语当作定论的研究者，个人的批判意识尽失。

理论与实证

在社会科学中，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科学理论有其特殊性，它可以构建不同的模型，形成各种新的观点和体系。理论是现实的一种简化，它不可能完全反映现实，但是它具有对现实的穿透性，一个优秀的理论有助于人们清晰地认识现实。什么是优秀的理论，怎么来评判它呢？这就需要实践来验证。理论通过实践来证明是必要的。否则理论只能停留在思辨的层面，容易演化为纯粹的文字游戏和逻辑演绎，虽然理论的体系显得庞大而且富有逻辑性，但是一遇到现实就彻底失败。

另一方面，实证的研究要有理论的指导，单纯的实证研究会导致就事论事，停留在经验的归纳、工作的总结、材料的堆积层面上。没有理论的指导就难以触及事物的本质，经验的材料只是一堆表象。而且，没有细致的理论思考，研究者也很容易被固定的研究程序左右，而不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对程序进行调整，有可能真实的世界反而被复杂的统计模型所掩盖，研究者的理性成为方法的附庸。

因此，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要注重理论上的探索，另一方面要重视实证的经验收集，将两者有机结合。通过理论指导实践，通过实践提炼理论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实际的情况，灵活使用假设、演绎的基本程序是必要的。我们依据既有的理论和不系统的经验提出理论假设，再通过系统的经验收集，来验证假设。

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

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大量的外来文化，同时也面临着本土产生的文化。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它们，应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现代中国社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国社会存在数千年的历史，流传下来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大哲学家、大诗人、大画家等等，这种民族虚无主义是极端错误的，也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近代社会科学虽然主要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其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是依据西方的现实得出的，但并不表明中国的学者没有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没有提出富有创见的思想。另一方面，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曾经被严重破坏过，但它在中国民众内心的沉积是不可能根除的，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依旧是渗透于社会各阶层。因此，要研究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家就不能不对中国的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当然，强调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提倡复古主义，社会科学要创新、中国要现代化，拘泥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肯定是走不通的。

对于国外的文化，我们也要辩证对待。有的学者以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外国文化的输入，这一想法也是极端错误的。不论是理论还是方法，中国的社会科学还落后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西方许多优秀的文化都是我们需要借鉴的。而且，我们要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但是在很多层面上是相近的，对西方文化的有效吸收可以防止西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弯路。吸收西方文化的更重要的理由是，人类面临共同的衣食住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权力、义务等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与世界的发展相联系。因此，各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相互联系的。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注重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反对全盘西化。

总的来看，我们对待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都要坚持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将它们视为结合于当代中国的外在文本，一种研究的资源和工具，为我们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所用。

专业和博学

在专与博之间应该建立一个均衡的关系。每个学科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但是仅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会使研究比较狭隘，趋向于保守。而涉猎过于广泛，又很容易使视角不集中，研究不深，浮于表面。对于研究者而言，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应该在坚持专业的基础上，尽可能更多地了解研究主题的相关观点和其他学科的发展动向，在专业领域有所突破。在社会科学中，学科、专业、观点的交叉会产生诸多边缘学科。这些边缘学科，一方面大大扩展、充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其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又推动了主流社会科学的发展。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选好主攻方向、重视相关研究，做好专与博兼顾是非常重要的。

批判和宽容

在学术研究中，批判是正常的，没有批判是不正常的。古希腊的哲学就是在辩论中发展的。每个学者都要有鲜明的观点，可以对其他观点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不等于不尊重对方，不等于要消灭对方。对于学术观点，应该抱有宽容的心态，每种观点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权利。要有旗帜鲜明的批判，同时也要有大度和宽容，在批判与宽容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千万不要把批判泛化。目前中国学术界存在两种批判泛化的倾向，非常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第一是学术批判很容易演变为人身攻击，这一现象或者出于情绪上的难以控制，或者是有意炒作；第二是批判虽然还在学术领域内进行，但是批判者不考虑创作者的真实意图及其理论的应用范围，任意扩大解释，批判的内容和批判的对象牛头不对马嘴。因此，中国学术界要建立一套规范的学术批评准则，调节目前学术批评所出现的混乱现象，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能够得到关注，促进学术的发展。

大学里的教学与研究

教学与研究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大学特别是一流的大学的教授、学者应该进行一种研究性的教学，教学要为研究服务。在教学中，教授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讲授给学生，但是不能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应该提倡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学生往往有很多新鲜的想法，他们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可以促进教师的创新研究。在教学中提倡师生互动，既要尊师重教，更要强调师生平等，共同营造良好的教学与研究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