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之疑惑

方法之疑惑_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问题的几点思考_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方法之疑惑——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问题的几点思考

陈　佳　刘晶晶　陈　韵^[1]

创新本来就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文中之义”，科学研究就是要获得新知，就是要探索未知的客观规律，这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言都如此。而要求得新知，方法的创新自然也包含其中。现在学术界把科学研究的方法创新问题作为单独的一个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乍一想，似乎觉得有些多余，但再细想一下，又觉得事出有因。大体上说来原因有以下两大点:

一是形势所“压”，二是现状所“迫”。其一是说，现代科技革命的大势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事实上已经从各方面，对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形成“高压”，提出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采用新的方法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其二是说，相比之下，我们社会科学战线的同志们的工作还不尽如人意，虽然近30年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与形势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比较匮乏，另一方面则低水平的成果又大量地重复产生。有的专家甚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虽然每年成果甚丰，“但是，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学术成果却寥寥无几”。^[2]总之，在这种内外“压迫“之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创新问题凸显了。

从研究方法的创新问题，必然地引发出人们对以下诸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方法是为解决问题而设定的，因此从解决问题这个角度看，方法的创新当然是重要的。古语所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其器”应该包含方法创新之意。

常识还告诉我们，实际问题有多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因而，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即俗语所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说，任何问题都应该有相应的、比较适合的解决的方法。反过来说，客观存在的问题对解决它的方法存在着制约作用。强调问题的存在即强调事物的客观性，而强调问题的解决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显然是主张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统一。在实际工作中，当我们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往往会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摆在显著的位置上，如毛泽东强调解决“过河”的“桥”或“船”的重要性，即此意。当我们强调方法创新的重要性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忘了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为了要动员广大社科工作者从事高质量的科研工作的积极性，提出方法创新问题重要性，当然是值得肯定的。无论何时，在科研工作中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都要努力追求科研方法的创新，都要根据我们具体的研究对象，寻求最适当的方法。

然而，我们还必须指出:与解决问题的方法相比，更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提出一个新的未知问题，这意味着人们从已知世界向未知世界迈出科学探索的重要一步，意味着一个知识的新天地的开辟。这无论是对于自然科学还是对社会科学来说，都是如此。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晚年曾说过一句引人深思的话:“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3]他本人正是提出了牛顿力学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后来才建立了相对论。他从学生时代就对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感到疑惑不解，而这个问题却是谁也没有怀疑过的。

提出问题，其实也就是发现、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显然，不是谁都能发现这样的问题。发现与提出问题，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它体现一个人的创造思维能力的高低。这种能力是需要经过长期培养的。我们的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培养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我们常教育学生“求学问、需学问，只求答、非学问”，就是希望提高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

在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中，问题既是出发点，又是解决、回答问题的推动力，而问题的解决又意味着新的问题的提出，正是在这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之中人们不断丰富自己在某一领域的知识，不断接近客观的事物的本质。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把这一过程表述为一个著名的公式:P1→TT→EE→P2。其中，P1就是问题，TT是假设，EE是证伪，而P2则指新的问题。波普尔的这个“从问题到问题”的公式其实也是一个知识增长的模式。我们同样可以从中看出提出问题的重要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波普尔把科学看成一个永不止息的动力学系统，把问题看作科学发展的动力。”^[4]

从科研工作的操作程序上看，我们之所以强调查新工作，就是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检讨:审查一下自己所提的问题学术界有没人提过?这个问题此前是否已经被解决了?解决的程度如何?还遗留什么相关的问题没有解决?其社会价值多大?等等，这是工作的第一步。这一步直接关系到科研工作的质量与价值。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影响我们科研工作成绩的最关键之处还不在于方法创新，而在于提出问题的质量。我们的科研成果水平低，主要还不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陈旧、不规范、不科学、不合国际标准化要求，而在于所提问题本身就不够科学研究的水准，或是同他人研究的问题重复(其中不排除无意中的“撞车”)，或是对他人所提过的问题作“改头换面”加工，或只是提一些无关痛痒的、不属科学研究范畴的问题。对这类低水平问题即使在解决的方法上作出再大的创新，其意义也不大。相反，如果所提的问题是高水平的，即使解决的方法是陈旧的，甚至一时还无法对本题作出圆满的答案，其价值也要远高于前者。两者相比之下，孰重孰轻，显而易见。

学界有一种观点，即把提出问题等同于研究课题的选定，从而也就把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相并列，都作为广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了。这种划分值得商榷。^[5]当然，从更广大的意义上说，提出问题也有一个方法的问题，但毕竟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泾渭分明的。

二、方法的选择与体系的回应

尽管与提出问题相比，解答问题要略显得次要，但是其重要性还是容不得忽视的。解答问题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我们毕竟依靠了方法，求得问题的解答，所得到的答案不断地丰富我们学科的知识体系，并上升为理论体系——“学”。其次，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会对方法进行不断改进与创新，确认了成功的方法，否定了错误的方法，吸收了新的方法，舍弃了旧的方法，从而逐步形成方法论体系。这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知识体系——“术”。譬如雕刻家在创作他的作品的过程中，会同时制造出众多规格与形制都不相同的工具、形成不同工具的操作技巧。显然，他所创作的作品与工具、技巧都有自己独立的意义。但是，更大的意义在于两者的统一，即在实际的科研活动(问题解答)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一种方法或一系列方法去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之时，研究对象会同方法形成一种互动的矛盾关系，其实质是“学”与“术”的关系或体系与方法的关系。

在问题解答的过程中，体系和方法总是形成一个统一体，我们很难将这两者分开而单独地讨论其中一个。从一方面来说，即使再容易解答的问题也需要一定的方法才能解决。所谓“迎刃而解”也需要一“刃”之法;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很难想象存在一种完全离开研究对象的方法创新，这就像艺术家离开他的作品去追求一种纯工具纯技巧的发挥一样。黑格尔根据他的辩证逻辑的理论指出，对象与方法具有同一性。即:“从一方面说，有什么样的对象，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从另一方面说，有什么样的对象，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前苏联学者A.И.莫斯科夫斯基由此指出:这个道理“由经济科学全部的历史、各派理论和具体学者之间无数的争论、相互的攻讦以及分歧所证实”。^[6]我们由此得知，方法的选择与采用固然受制于研究对象，但是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一方法，也会对研究对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当年潘光旦先生大胆地运用西方精神分析理论的方法来解答明代社会女性心理的问题，写出《冯小青考》，获得导师梁启超先生的高度赞许。这一研究后来也为他在我国优生学方面的开拓，打下一个基础，同时也开启了跨学科研究并且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先河。^[7]在这里，理论(体系)的创新是与方法的创新得到很好的统一，而且两者都体现出其自身价值。近代中国史学界产生的一个轰动一时的“疑古学派”，则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将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同近代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对现有古代历史研究的定论提出大胆的怀疑。顾颉刚还由此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代历史”的观点。如果我们单独地对这一学派的研究方法或是学术观点进行“切割”，显然无法理解其研究价值。

不过，近来体系与方法的同一性的观点也受到人们的质疑。一种新奇的观点是:在体系与方法之间挑起主次、轻重的是非风波，从而达到突出方法、贬低体系的目的。这种观点不恰当地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认为“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价值意义”，“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还主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其功能作用，首先要由体系本位意识转向方法本位理念”。^[8]其立论的依据有多条，总的原因是要促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实现“国际化”或同国际实现“接轨”(本文后面将再作讨论)。其中，论者居然也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方法有时比体系更重要”来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其实黑格尔的这句名言恰恰说明了他的体系与方法具有同一性的观点。其中一个关键的字眼是“有时”，它指出方法比体系更重要是一种特殊情况、特殊条件下的“个案”，用以说明两者关系是辩证地统一的观点。当然，黑格尔的学说并没能做到这一点，他所建立的气象宏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同他的辩证法发生了冲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方面所闷死。”^[9]而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学说，才真正实现了体系与方法的统一。直至今日辩证唯物史观仍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如果我们片面强调“方法更重要”，其实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向形而上学的方法靠拢。我们不应该为了“国际化”而做这种削足适履的事。当今我国的社会科学界已经有不少学者对这种“方法的创新”表示担忧，认为当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价值偏离”已经引出了“中国学术的失语问题或当前中国学术的合法性危机问题”，有的学者切中要害地指出:“我们与当代西方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话过程中的目标，仍然是揭示和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10]

总之，我们在方法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坚持体系与方法的统一原则，是仍然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创新的追求与继承的重拾

在实际的科研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又一对矛盾关系，即继承与创新。事实上，无论是体系还是方法，都有一个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问题。

当今，人们思想上似乎已经形成一个偏差:似乎觉得只有创新有难度，而继承没有难度;似乎认为只有创新有价值，而继承则无;似乎精品只出自创新，而继承只出赝品;今天学术的不发展，似乎只是由于创新不力，而不存在对继承的忽略。这些认识反映出一定的思想方法的偏差。我们以为，继承与创新一样不可忽视。

首先，继承也是人们必须掌握的一项科研本领。如何学习、理解、掌握前人的成果，这不但有价值，而且也有难度;学习、理解、掌握程度的不同，也体现出其学术素养水准的不同。当然，最简单最轻松的继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鹦鹉学舌般的机械的学习，这只是继承的最糟糕的特例。因而我们大可不必因仿制的存在而否定继承的价值。我们今天社会科学不够发达，不只是在创新上出问题，而且继承的工作也没做好。表现在我们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研究方法没有作出系统的、科学的整理，以为后人提供一个正确的借鉴。

其次，继承的最大价值当然还在于它是创新的条件。马克思在他的著名史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句名言:“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此语虽属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但是对于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应该是同样适用的。我们的方法创新，虽然是人们头脑中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果，但同样离不开客观的现实基础，这个现实基础就是前人所创造的方法论体系。今天，当我们在力倡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应该淡忘那些曾经给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带来过一个又一个新境界的“旧”方法和“旧”成果。没有这种厚重的积淀，就没有我们今天发展的高度。

再次，继承之所以不可忽视，还根源于方法系统本身的特点。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方法系统与学科理论体系的相比较，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方法系统的结构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有属于世界观层面的最一般的方法，有通用于几个不同领域的一般方法，有应用于某一个领域的特殊方法，还有应用于某一学科的个别方法。^[12]这些不同层面的方法其稳定程度是不同的。但总体上还是表现较大的稳定性。如唯物辩证法，自从经典作家创立之后，还没听说有更新的创造。而一些思维的方法，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类比与假说，等等，其稳定性也是显然的。新近横断学科的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方法体系补充了新的内容。但它们一旦被纳入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了。方法系统的稳定性更说明了继承的重要性。

最后，只要我们承认科学研究活动是一个历史过程，那么就必然承认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因为这一发展过程就是继承与创新更迭的过程。后人的创造性劳动面对的首先是前人的大量成果，因而必须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扬弃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推出自己的创新性成果。即便是在今天看来再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到明天，对于后来人来说也就只有继承的意义了。所谓的“新”，都是相对于“旧”这个参照系来说的，没有“旧”的沉淀，哪来“新”的勃发?很难想象，有哪种创新的方法是毫无来由、凭空而造的，如同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我们不能因强调创新而忽视了继承，创新应是继承后的创新，继承又是创新后的继承。

如今我国所传承下来的、通行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源头有二:一支是土生土长的，即从中国古代继承下来的，例如从经学源流来说，有汉学、宋学和新汉学的方法;另一支则是舶来的，近代以后从西方引进的，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这两大源流共同构建了我们今天各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必须肯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依靠对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王国维先生采用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映证而创立出“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先生用诗词来证史而创立的“诗文互证考据法”，都是在继承了中国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基础上的创新;张岱年先生创立的“综合创新”研究方法，则是有机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罗素的分析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上的创新，被认为“仍然是未来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正确途径和方向”;^[13]费孝通先生则是通过杂合融会中外哲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各个学科的认知手段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全方位立体的乡土中国，为中国的社会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前辈们采用这些既继承又创新的方法在各自领域都取得的新跨越和新贡献，然而，反思一下，这些当初的创新方法被如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继承得如何呢?“二重证据法”、“诗文互证考据法”、“综合创新”研究法、多学科交叉研究又有几多被应用于史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其他研究内容呢?又有几个代表人物能把前辈的这些创新方法好好继承并发扬光大呢?这种继承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创新呢?之所以方法比体系、“术”比“学”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广泛性，是因为尽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千变万化，但这些具体问题在其本质上仍然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征。因此，那些能够合理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方法，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会依旧保有其恒久的价值，尤其是基本的、一般性方法更是如此。这是需要我们谨记并好好继承的。

当然，“继承并不必然地创新”，甚至有可能“成为抑制创新的教条主义”。^[14]现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和方法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科学非科学论”、“社会科学无效益论”、“社会科学无用论”的看法在普通群众中很有市场，以至有的学者表达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合法性危机的担忧，由此才提出了要创新研究方法以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困。那么，何谓创新研究方法?叶继元认为研究方法创新“应该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在原有方法启发下，提供前人或他人没有使用过的方法，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方法创新，创新层次最高;二是首次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本学科或领域或项目中;三是综合集成几种方法形成新的方法”。^[15]这一观点应当还是比较精当的。我们以为，从这三个类型来看，说明方法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临机运用”的创新，很少是为方法本身的创新而创新。在这里，所谓“方法本位”论或“方法终极价值”说，难以找到支撑。因为在这里创新的目的很明确，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而总是“具体问题具体地运用”。即使如同被视为解决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性问题的关键的定量分析方法，也有一个如何根据客观研究对象灵活运用的问题。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发掘工作给我们留下颇耐人寻味的思考。为了寻找这座汉墓的墓道出口，人们动用了各种先进的探测仪器，进行地道的定量研究分析，结果还是无济于事。而有经验的考古专家则在走访中从当地一位老者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得到重要的启发，终于从山顶农民挖堀的收藏地瓜的地窖的遗址找到了墓道的出口。^[16]可见，定量分析未必都能做到精确，而定性分析也未必不精确;^[17]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只要能善于运用与发挥，就能实现它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上述观点，那么，我们就应该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当今通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成绩与不足，批判地继承，务实地创新。无论是中国古代、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无论是几种方法综合、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新领域运用还是创造出前无古人的新方法，只要能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给予中国的社会现实以令人信服的分析和合乎客观规律的解决，都应该纳入我们所广采的他山之石之列，以雕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这块美玉。

四、国际化标准化与本土化民族化

如果说，上一问题讨论的是方法创新的时间关系，那么，本问题将要讨论一下方法创新的地理空间关系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追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问题上，如何正确看待与处理国际化标准化与本土化民族化及相互关系问题?

首先，关于研究方法的国际化标准化问题。研究方法国际化又被称为研究方法标准化、科学化，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求研究者要使用“国际上普遍认同、广为接受和业已证明为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方法)，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按国际统一的科学规范要求从事和管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8]，即讲求研究手段和研究过程的科学性。我们之所以对国际化标准化持接纳的态度是因为:一、它也是从国际上某些国家民族学者传承下来的学术创新成果的积淀，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成果;二、它们还是人们进行方法创新的前提条件;三、它们对我们的方法创新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启发意义;四、最重要的是，这些国际化标准化的方法应该对解决我国的社会实际问题会有帮助。前面我们介绍了叶继元所提的方法创新的三种类型，都可以在这些国际上认可的、标准化的方法(手段、工具、程序)的序列中找到它们的恰当位置。我们可以在这些国际标准化的方法的启发下，提供前人或他人没有使用过的方法;也可以像当年的潘光旦一样、首次将这些舶来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本学科某领域某项目中，对我国的该领域该项目的研究也是一种首创;还可以综合集成某中的几种方法形成新的方法。总之，我们对任何方法，不论姓甚名谁，都要抱一个正确的目的与原则，即必须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有益于方法的创新。这样才不会把国际化标准化当作一种时髦、一种标榜、一种装饰。因此，我们认为不必因为我国学者的文章被国际学术媒体收录和转载的数量少而感到震惊与沮丧，重要的是检讨一下我们的研究有没有提出富有创新性的问题，并进行有创意的解答。

我们在研究方法国际化标准化问题上不是没有经验教训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从近代以来就开始走出国门，引进西方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我国的老一辈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至今还让我们受益的开创性工作，这些工作的成果已经成为当今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法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我们在引进国际标准化的方法之时，有的同行没能很好地加以甄别、消化，有时还带盲目崇洋的思想观念，出现了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的现象，以至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远离了我们学习与引进的本意。没有看到国际化标准化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也是在不断的发展更新之中;或是没有注意到，即使是一些正确的方法，也会因为不能正确地运用，也达不到研究科学性的目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认识到国际化标准化的研究方法也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面。如果生硬地使用国际化标准化精确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有可能会得到南辕北辙的后果。这种情况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存在的。50年来中医学的国际化标准化科学化便是一典型例子。所幸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中，我们还能为传统中医保留一席之地。^[19]我们规模庞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力图应用国际标准化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开展，而且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但是其中某些项目在国际学术界仍然引来诸多争议。^[20]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还存在另一种情况: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的惰性或思维定式也会对国际标准化方法的引进与应用形成一定的阻力，从而影响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方法创新。总之，我们应该历史地来看待研究方法的国际化标准化问题，从中吸收成功的经验、接受失败的教训，在吸纳外来文明的过程中，使那些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地解答我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不断地纳入我们的方法体系之中。

其次，关于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对本土化民族化持坚定不移的态度，是因为它是我们方法创新的基础。所谓本土化民族化，就是要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独立地探索适合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的研究方法与方法体系。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三种含义，其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总是要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壤，就众多的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方法进行解答;其二，当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也总是首先从业已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方法体系中，选择可供参照的方法，进行方法创新;其三，当我们成功地解答了某些重大的问题，所运用的方法也自然被纳入本土化民族化的方法体系之中。

事实上，近代以来我国哲学社科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民族化一开始就表现出其较强的创新性。20世纪初，章炳麟、刘师培等国粹派学者就已经提出了要从国学中寻找良方，反对“醉心欧化”的主张。^[21]虽然这一理论还并不完善，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也不免偏颇，但毕竟它已经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背景下开始了对本土化民族化研究方法的探索。此后由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也是研究方法本土化民族化的另一种典型范例。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正式提出了“文化的创造主义”后，历经60多年的补充和发展，终于形成“综合创新”的研究方法观，并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主张。而今，方克立先生又在“综合创新”论的基础上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将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22]，为实现研究方法本土化民族化提供了极好的思路。总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的过程说明，本土化民族化绝不意味着抱残守缺。

我们也应该看到，本土化民族化的研究方法在其历史发展中，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必然带有某些不足。例如，我们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少公法而多私法，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严谨性与精确性不足等问题，也都应该在方法创新过程中得到克服。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不足的存在，而对本土化民族化的方法体系加以全盘否定。

再次，关于国际化标准化与本土化民族化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看，国际化标准化与本土化民族化这两者之间很显然是一种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发展过程来看，国际化标准化产生的源头是本土化民族化，它最先是从近代文明发展最早的西方国家民族那里发展起来的。但是，国际化标准化的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本土化民族化的发展。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中，一方面国际化标准化由于其所占强势地位、对本土化民族化会起一定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地、各民族国家的本土化民族化的发展也不断地丰富和充实国际化标准化。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23]鲁迅先生此话论的是中国文学，却也能使我们悟出本土化民族化与国际化标准化之间的微妙关系。总之，国际化标准化与本土化民族化之间应是一种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过程。因为其目的是共同的，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所不断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为了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简言之，两者统一于问题的解决。

当今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化标准化是具有唯一性的选择，认为国际化标准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这一观点可谓是“唯国际化标准化之马首是瞻”。例如，有的文章指出:“在当今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只有通过使用国际上公认和认可的研究方法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视为是科学的活动和研究结果。学术研究是为全人类工作的伟大活动，必须依据全人类认可的普遍标准进行。”^[24]很显然，从哲学上看，这一观点强调了普遍性、忽视了特殊性，强调了统一性、忽视了差异性，强调“全人类”、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其次，目前研究方法国际化标准化的普适性问题本身就值得考量。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以精神现象、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没有准确固定的外延，所以普适性的研究方法较难建立。而构筑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哲学社科研究方法，必然带有西方的区域性与民族性特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情民情不可能完全吻合，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全人类性的。再者，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展起来、先定出游戏规则，难道就意味着当然地获得代表“全人类”的资格，而后发展的国家如果要依照自己的传统的方法办事就都要入“另类”了?再从方法创新的角度来看，现实问题有多种多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仅仅拘泥于某些“标准”，也有悖于创新的本意。如果只是为了与国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相“匹配”而放弃本国的特色，受影响的不仅是本土化民族化，同时也影响到国际化标准化。

上述观点还把国际标准化问题与学术规范相联系，认为实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化的现实意义就是可以避免学术行为失范。我们则把这个问题留在下文来专门讨论。

五、方法创新与学术失范

时下人们多把学术规范狭义地理解成一系列制度性的规定。这种过于狭窄地理解不利于我们对当今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作深入了解，以找出问题的实质。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缺少与国际社会科学界相同(或相接轨)的学术研究规范，因而造成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科学，这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落后的“最根本的问题”^[25]。

其实，学术规范是一种文化，是学术共同体在长期的科学研究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文化系统，当然，这个系统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并形成文本文件，如2004年6月22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讨论并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但是，作为文化系统，学术规范也具有一般文化的层次性结构^[26]，大体说来可分为这么几个层次:物态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心态层面。一些学术共同体必备的硬件设施构成了物态文化;一些共同体所必须遵守的活动规则、规章和制度就构成了制度层面的文化;而共同体成员在日常活动中所养成的规范性行为则构成行为文化;最后，学术共同体在从事科研活动中所共同提炼、自觉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发展观等思想观念形态的东西，则为最高一层的心态文化。这些构成部分在本系统内部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维持本系统的稳定状态。因而可以说学术规范是维系学术共同存在与发展的文化综合体。从另一角度说，只要有学术共同体存在，也就必然有学术规范存在。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同时又有自己的逻辑结构，具有其客观性的内涵。因此，主张“引进”一些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的想法，虽然可以理解，却存在以偏概全之嫌。但是，我们并不否认这个文化系统具有吸收一些外来的新鲜血液的能力。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学术规范来判断学术共同体的生存发展状态的优劣。其观察角度也有两个: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学术共同体成员对学术规范的认同度的高低来判断共同体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可从学术规范对共同体成员的约束力、学术规范所具有的功能的发挥，来检验上述状态。这个文化系统通过其所特有的沟通、传播、协调、评判等功能的发挥，保证学术共同体活动的正常进行，促进本领域本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从而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新知。对学术共同体成员而言，这种学术规范既有自律的要求，又有他律的规定;既有积极的引导，又有消极的约束;既有具体明确的指导，又有模糊抽象的号召。它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学术共同体的更高的期盼，因为他们毕竟肩负着不寻常的社会责任。

学术规范对学术创新(其中当然涵盖方法创新)的积极推动作用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对一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肯定与保护，这是对过去人们创新劳动的尊重。这突出体现在这一规范要求人们在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时，必须详尽地了解与介绍他人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必须清楚地注明引用他人成果的出处。二是对尚未取得成果的科研活动进行正确引导，从而也肯定与鼓励现时的创新性劳动。因为这一学术规范要求人们在选择研究课题时必须对本课题的创新点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必须指出自己的这项研究填补了哪些研究的空白，进行了哪一方面的持续的拓展。三是倡扬优秀的学术传统与崇高的价值观念，以增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创新意识。这是最深层的、难度最大的然而又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必须看到，中国自古就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学者风范，就有不避权贵、“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而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涌现的新一代学人那里，这种民族优秀传统和价值观念更在新的时代得到新的演绎。我们不妨体味一下陈寅恪所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7]，再看看他一生虽历经坎坷，但仍努力践履弘扬国学的夙愿的事迹，就可以明白学术规范的深层含义。再看看，潘光旦虽至耄耋之年，仍拖着残疾的腿，拄着拐杖，爬山涉水，深入湘西土家村寨做民族调查……^[28]可以说，许多事实可以证明，那些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成果总是与较高境界的价值观有更直接的关联。如果说，学术规范中有关的行为与制度性的规定为人们的学术创新提供快速运行的轨道的话，那么，价值观念与学术传统则为人们提供沿着轨道前进的动力。

再观察一下当今一直受人们谴责的学术不端与失范行为，一般来说这些当事人多数不是由于不知道有学术规范存在，特别是操作层面上的规则，多不太可能出问题，因为这方面如果有问题，其成果上刊物、出书、评奖都过不了关。当然更不是因为不懂得国际标准化的规则。问题多出在最深层的价值观念层面上，表现为道德失范与价值偏离。最常见的、程度较小的偏离是“为评职称、为工资定级而写文章”，于是出现“强扭的瓜不甜”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哪里去寻找“方法创新”呢?我们深究一下，“学术浮躁”是怎么成为流行病的?这里既有“环境卫生”的问题，也有自身抵抗力的问题。首先，共同体成员自身抵抗力不强。头脑中的传统的“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潜意识很容易受到社会上功利主义病毒的诱导，使学人的价值观受到外部“精彩世界”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有一段时间高校师资队伍发生严重的不稳，不少人纷纷下海经商，或另谋仕途——可谓“告别学术研究”。其次，社会上客观地存在着对学人主观上的弱点与行为偏向的呼应、赞许乃至是无意识的引导，它们会以各种“评估指标”、“评审条件”等形式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其实质上也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的误导。一个总的效果是“学术研究的真谛扭曲了，学术研究的目的淆乱了，学术研究的乐趣也跟着泯灭了，在这样的氛围下做研究，哪怕文章的表面打磨得再‘规范’，再跟世界接轨，也白搭”。^[29]以此观之，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高校，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我国的学术研究，并内化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范，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没解决，奢谈方法创新皆枉然。

结　语

以上，我们肯定了提出问题要比解答问题更重要，进而又指出在解答问题时必须以辩证统一的观点看待方法与体系、创新与继承、国际化标准化与本土化民族化等问题，最后涉猎了方法创新与文化大背景——学术规范的关系问题，以此努力解除对研究方法的种种疑惑，树立正确的方法创新理念。

我们看到，为了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高呼方法创新，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完全有必要。但是，同时也必须注意对方法创新问题持清醒的理性态度，努力克服与之相关的各种偏向，使方法创新处于一个恰如其分的地位，以免在自己的科研活动中受到不必要的困扰。

【注释】

[1]陈佳，福建中医学院社科部教授;刘晶晶、陈韵，福建中医学院社科部助教。

[2]牟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及其意义》，《开发研究》2006年第4期。

[3]［美］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

[4]林可济:《〈自然辩证法〉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5]吴元樑:《科学方法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6]［前苏］A.И.莫斯科夫斯基:《现代经济科学的对象与方法》，刘伸译，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7]参见张春田:《“影恋”，性心理与“病”——潘光旦写冯小青》，《书城》2008年第9期。

[8]牟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及其意义》，《开发研究》2006年第4期。

[9]［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10]董希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与学术期刊的责任”研讨会综述》，《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12]吴元樑:《科学方法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13]高秀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光明日报》2005年5月23日。

[14]袁振国:《着力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中国高等教育》2006年第12期。

[15]叶继元:《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刍议》，《学术界》2009年第2期。

[16]参见王恺、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3～40页。

[17]参阅吾淳:《古代中国科学范型》，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6～240页。

[18]牟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及其意义》，《开发研究》2006年第4期。

[19]参见戴昭宇、仝选甫、宋敏:《日本“汉方科学化”的经验教训与中医国际化的若干思考》，《中医药管理杂志》2008年第6期;朱建平:《中医术语规范化与中医现代化国际化》，《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年第1期;胡霞:《中药国际化途径探讨》，《中国医药技术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10期;薛汉喜:《传统医药的东西方融合及其国际化》，《亚太传统医药》2008年第10期等论文。

[20]参见王正:《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成功范例——“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学术成就评介》，《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2年第1期;吴锐:《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张富祥:《“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文史哲》2006年第3期。

[21]参见李侃、李时岳、李德征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10～412页。

[22]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参见谢继忠:《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历史地位》，《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杜运辉、周德丰:《从张岱年的“创造的综合”论到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现代哲学》2008年第2期等论文。另外，本文对张岱年先生学术观点的认识参考了刘鄂培、衷尔钜著《张岱年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方克立先生的学术观点还参考《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中《大力宣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新论》、《关于综合创新文化观》、《文化中国概念小议》等论文。

[23]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24]牟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及其意义》，《开发研究》2006年第4期。

[25]牟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及其意义》，《开发研究》2006年第4期。

[26]关于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的问题，参见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5页。

[2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28]参见陈湘锋:《土家民族的“助产师”——纪念潘光旦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民族团结》1997年第8期。

[29]刘石:《试论学术规范》，《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