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研究

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研究

颜鹏飞　丁　霞^[1]

一、建构中国形态、中国气派或中国学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体系，大力建设广义的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着眼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后者则是涵盖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理论创新在内的综合性概念。就建构广义的创新型国家而言，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应该从对西方理论和制度的大规模移植、引进和模仿，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阶段。众所周知，西方先进的理论和制度是值得借鉴的。18—19世纪之交“西学东渐”的积极成果是送来“德”(Democracy)先生和“赛”(Science)先生，还有“富”(Wealth of Nations)先生。这个世纪之交的“西学东扩”送来的是市场经济即“马”(Market)先生、人文精神即“猴”(Humanism)先生，以及以绿色为代表的新发展论即“驴”(Green)先生。

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借鉴、移植、启蒙、引进和模仿阶段。这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学术依附性有余，学术自主性、原创性或者“悟性”不足;“西学东渐”有余，“东学西渐”不足。这些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应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原创性或原生态是可以分层次的——最高层次是开拓意义上的创新，专指体系构筑力和思维方式的创新;其次是具有批判意义的创新，指对前人理论成果的推陈出新;再次是在传承意义上的创新，指对前人理论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丰富、深化和完善。如果在第一层次乏善可陈，缺乏能够进入世界学术前沿创新第一方阵的世界大师级人物，缺乏学术自主创新能力和理论体系构建水平，提不出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经验的术语、范畴、话语、方法、分析框架、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系，就很难融入“国际主流学术”而进行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和学术论战，就不能自立于世界创新型国家之林。

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摆脱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羁绊，从亦步亦趋的“东施效颦”中解放出来，不能总是在学术综述、理论借鉴和话语诠释中徘徊，应该不断总结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提炼研究课题，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开展具有中国形态的“术语革命”(马克思语)或“话语领导权”(福柯语)运动。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中实现学术的自主性和原创性。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并“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2]，着力建构中国形态、中国气派或中国学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体系，重铸“东学西渐”的辉煌篇章，为世界学术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二、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转轨研究的方法论

从广泛意义上讲，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着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规律的科学。中国转轨期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对它的研究则使转轨型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应运而生、脱颖而出。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盛行斗争哲学而否定普遍联系哲学与和谐哲学，只讲一分为二而否定合二为一。辩证法往往标签化而形而上学多了。应该从诸种事物的对立和运动中把握统一面及其内在联系，用以探讨中国转轨期社会经济形态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及其方法论。鉴于转型期所特有的鲜明的阶段性、变异性或过程性质，正确化解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矛盾、均衡性与非均衡性的矛盾，尤其演进进程的驾驭、路径的选择和政策的动态设计，以及如何确定和把握历史转折点或者拐点，是转轨型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必须做好的一篇大文章。

(1)转型期社会尤其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印有“摸着石头过河流”、试错和实验的烙印，更具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机遇与挑战并存。搞得不好就会出大问题，小则经济减缩，中则社会不稳，大则闹“颜色革命”。因为既要克服前转型期社会的路径惰性、制度惯性或文化习性，也要创造后转型期社会所特有的新要素;还要根据本国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并且谨慎防范制度移植、知识移植和理论移植中可能带来的水土不服、器官排异反应乃至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现象。而这一次是全球危机的周期性加上转型期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两者的“迭加”或“双碰头”更加剧了风险性的强度。

(2)中国转轨期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其特点是: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并且是两者的辩证统一。因此，不能扬此抑彼而是取其“中”致其“和”。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的真谛，即所谓“同则不继”、“和实生物”、“兼相爱，交相利”，以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

党的十七大推出的新的“十条基本经验”亦即著名的“十个结合”，体现了转轨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方法论的精髓，遵循了从诸事物的对立和运动中把握统一面或同一面的原则，符合关于从属型发展与创造型发展相结合、否定与肯定相结合的新发展观的要求，吸取了中国先秦哲学“和实生物”的精华从而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地。

(3)转型期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握“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辨证运动的实质”，亦即从诸事物的对立和运动中把握统一面或同一面的原则。^[4]

辩证法告诉我们，它是关于发展或者事物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亦即“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发展就是过程，“要在世界的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发展和蓬勃生活中认识这些过程，就是把它们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既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又要从诸事物的对立和运动中把握统一面;辩证法“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们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5]

(4)广义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新发展观的精要之一就是从属型发展与创造型相结合、否定与肯定相结合。这里讲的否定，其中包括否定之否定(可以理解为: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按照螺旋式而不是直线式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是“作为联系环节的否定、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因而是辩证法的特征和本质。^[6]所以，对旧事物、旧有机体或者前转型社会经济形态的具有合理性的“遗留物”、“痕迹”或“残片”不应该采取激进的全盘否定的方式而应予以继承和扬弃，使之“从属”于自己，有机地融入新事物、新有机体或者现行转型社会经济形态。这是转型期方法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哲学基础。

(5)确定事物的转化点、转折点、关节点、临界点、“关节线”、中介或者中间环节以及历史拐点，十分重要。“一切都是通过中介联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7]，“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8]

所以，如何确定特定的转折点与特定的转型期至关重要，迁一点牵一线必撼动全局。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作为一种有预设目标的非平衡运动的长期过程，体现为一种连续性和渐进性运动态势，并且在其运行轨迹中必然存在着具有转折点意义的若干标志。这种特定的转折点也称为“拐点”、“临界点”、“过渡点”、“关节点”，也是“由渐变积累到发生部分质变的关键点”;应该尽全力寻找转型全过程中的“质变点”，就必须下工夫“研究这些转折点应该具有的特征，既有利于把握转轨过程中经济运行状态的阶段性变化，同时也有利于适时调整相关政策，有针对性地处理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9]

(6)转型成本的初步匡算和理论模型的建构。如果转型成本亦即改革成本高于社会稳定成本，超出人民的承受能力，再好的目标模式也不得不放弃。这是不好搞实验的(除非搞小规模的试点)因此，建构相关的理论模型进行模拟实验就显得很有必要。

(7)以体制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比较研究方法。科尔内(János Kornai)称之为“制度范式”研究方法，并且从11个方面对其特征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10]他强调指出，每一种体制都能够在制度内部修正其具有巨大危害的体制特征，但是它们无法完全克服并彻底消除这些体制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深深地植根于制度自身，并且具有自我复制的倾向，由此可见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深蒂固性质以及制度改革和变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制度范式”研究第一个伟大的先驱者是马克思，此外，还有冯·哈耶克、卡尔·博兰尼、约瑟夫·熊彼特，尽管这些人在世界观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

三、构建现代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方法论的若干特征

(1)中国经济学体系的特征是转轨型经济学

中国30多年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在目前只能构建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该体系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来束缚实践活动。但这并不能成为“体系缓搞”论的一个理由。许多学者主张先对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归纳，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和总结，通过点的突破然后再带动理论体系的变革，所以构建体系要缓以时日。我是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有三:一是理论体系既不是绝对真理更不是“绝对精神”，只能逐渐逼近相对真理;二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提供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材料和逻辑构件;三是不要忽视理论思维的前瞻性和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因其强调资本主义取向的政治转轨而对“转轨”(Transition)、“改革”(Reform)和“转型”(Transformation)的概念进行了严格区别。中国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转轨，其中包括经济体制的转轨、资源配置的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轨。现阶段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过程特性、开拓性、不成熟性、双重过渡性和改革开放的渐进性，因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而作为其理论反映的经济学体系，无疑打上“摸着石头过河流”、试错(trial and error)和实验的烙印，只能是一种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是成熟型或典型的中国经济学体系。

基于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转轨过程性质，正确化解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矛盾、均衡性与非均衡性的矛盾，演进进程的驾驭、路径的选择和政策的动态设计，以及如何确定和把握历史转折点或者拐点，是转轨型经济学必须作好的一篇大文章。

鉴于其研究对象的非成熟性，其逻辑体系和研究方法应该允许呈现“斯密现象”，即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叙述方法为主)，内在观察方法与外在观察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内在观察方法为主)。其次，研究对象的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其研究对象应该囊括“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生产关系不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11]。

此外，研究与实践经验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制具体运行模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准则即模式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布鲁斯语)——是具有弹性的转轨型经济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总结这方面的新鲜经验并适时上升到理论层面。例如，珠三角“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和深化改革先行区”模式、上海“浦东开发区模式”、武汉和长株潭“两型社会模式”、“苏南模式及其县域现代化的太仓模式”、毕节“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实验区”模式、“温州模式”、“华西村模式”等，不一而足。

(2)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尤其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是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2]而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这一方法论主要的规定性是:

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渠道;三是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4)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6)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等等。^[13]

(3)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

西方主流派学者一般都否定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崇尚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论。而所谓“新范式”提倡者还把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认识论引入逻辑领域和思维领域，创造心理学逻辑学体系、逻辑认识论和运算逻辑，并提出关于“知识和逻辑的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在有东方思想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演绎形式主义之间的鸿沟上架桥的任务。

关于经济学体系两大构建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

1)马克思的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擅长于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分析以及对“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设计，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可知性、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辩证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是主要分析工具，其前提条件是，它考察的对象和事物必须处在成熟阶段至少其主要矛盾已经展开。并且，这种体系建构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系统工程。

2)范式理论是围绕假设、准则、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研究主题、论据、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它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开放性、变迁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擅长于对局部中的整体或非整体性事物的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的构筑;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分析是它的长处。这是一种“短平快”的研究方式。

但是，以经济人假设——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为标志的范式框架，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逻辑空间比较狭窄;有时对某些局部的表象问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的说明或数理模型。

应该强调指出:国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向。鉴于用范式理论构筑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因此，尤应鲜明地反对“取代论”、“取消论”、“对立论”和“拼盘”式“互补论”，而是提倡从属型“互补论”，换而言之，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并从属于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及其方法论体系。

同时，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还应该借鉴20世纪后期产生的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营养成分。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因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4)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和重要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就是植根于中国水土的发展经济学。斯密的《国富论》虽然貌似古典经济学大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以凸现发展为主题、主线和轴心的发展经济学体系。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如何走出诸如“增长中的贫困”、“增长中的烦恼”或者“不带来好运”一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或瓶颈:诸如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无情的即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的增长(ruthless)，无声的即没有发言权、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增长(voiceless)，无根的即没有文化根基的增长(rootless)，无望的即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没有前途的增长(futureless)，低头的即过度依赖外需和外资的依附型增长(Independenceless)，以及失控的即鼓吹市场神话和公共品市场化的增长(Controlless)。国际经济组织和西方有识之士提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性增长”(smart growth)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及其制度安排，即能够显著减贫、穷人获益而同时能够改善社会机会不均等从而使增长成果为社会共同分享。

这就为新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材料。科学发展必须解决“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向度转移或纬度转移。这种科学发展就是一种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总之，怎样区分发展与增长尤其区分科学发展和非科学发展，怎样把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融入中国经济学体系，值得研究。

(5)中国经济学范畴的定位和结构布局是重中之重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理论遗产框架注重选择始点和终点范畴、主线与作为主线落脚点的基本范畴、核心范畴和创新范畴，以及逻辑体系十分重要。

1)体系框架可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程序，或者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顺序，来搭建逻辑体系的脚手架。有一种意见认为运用抽象分析法之要义就是假定前提符合实际、论证过程合乎逻辑，通过对经济理论进行综合集成，确立了子理论体系框架和若干基本原理。还有同志开创了现代政治经济学“五过程体系”，而每章内部均按照“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分析法”来叙述。

2)应该从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上确定中心范畴和研究主线。例如，前苏联经济学者关于逻辑主线的诸多意见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联合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或“国家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同志式合作互助关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结合”、“直接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形式”(鲍里索夫)、“集体劳动”等。

3)创新性范畴的推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创新性范畴。不主张把“公本”或“社本”作为新体系的中心范畴。

4)商品范畴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元范畴或逻辑起点。它对于理顺逻辑顺序、逻辑层次，打开逻辑通道和扩大逻辑空间有重大意义。新体系看来不拟用“自主联合劳动”、经济人或“新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演绎的起点范畴。

5)四大“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要注重研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和股份制这四大“中介”范畴。

经济体制是改革的对象。这一范畴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中介形式，又是处于具体层次上生产关系的发展形式。这就决定了经济体制的下述特征: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方向和发展趋势，但后者对前者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和相对独立性:一是体制性属性与基本制度性质有很大区别，体制可以游离和独立于社会基本制度之外，二是体制层面的变化和创新必然要求和诱发制度的变革;所以体制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解放生产力的突破口和必由之路。其次，经济体制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既包含了经济成分的结构，所有制关系，又包含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和分配制度等。因此，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中介形式，经济体制直接与生产力层次相联系，具备有把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要求和信号向生产关系反馈和传递的功能，因此，基于这种亲和性，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无疑成为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变革和完善的前提。

“产权”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中介范畴。改革深处是“产权”。社会经济的原动力就是财产关系及受其制约的利益关系，最后归结到所有制及其法律表现形式即产权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完成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的理论遗愿。因而它是抽象层次上所有制与具体层次上所有制之间，以及基本经济关系或制度与具体经济关系或制度之间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范畴或“枢纽点”。这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生产关系表现形式、具体形式及实现形式。但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唯“资本产权”独尊，强调能带来剩余索取权或剩余控制权的资本产权，强调物质财产产权而贬低劳动力产权，并取消或异化“劳动力产权”。中国经济学体系不能将劳动(者)的经济学倒退为一种偏袒资本、剥夺劳动者的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学。

我们要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作用中催生转轨型中国经济学体系。应大胆借鉴“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研究方法论的优秀成果，注重研究萨缪尔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体系和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体系一类的合理成分，尤应加强对西方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的研究。

【注释】

[1]颜鹏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丁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2]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光明日报》2005年11月27日。

[3]《中庸》第一章。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164、165、16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1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7]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5～536页。

[9]吕炜提出，有两个“关键点”对于转轨总过程具有转折点的意义:第一个转折点是代表着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另一个是代表着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仅有理论前瞻性意义)。前者应以短缺现象的普遍消失、市场化取向不可逆转的两个特征性条件来衡量中国转轨进程是否到达告别旧体制的转折点。前一特征或条件是在1998年上半年全国商品信息中心宣布其监测的601种主要商品全部处于供大于求和供求平衡为标志大体确定。因此，应该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越过“短缺时期”，进入了“后短缺时期。”后一特征或条件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转轨的最终目标时就已经达到。因此，由于第一个转折点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时点意义的概念，而是演化为大致从1992—1998年的一个过渡期，形成转轨前期与中后期的一个交叉过程，未来战略机遇期基本上是与转轨中后期重合的。详见吕炜:《转轨的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34～138页。

[10]科尔内指出:1.采用“制度范式”的研究者把体制(制度)看成一个整体，强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尽管知道局部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些学者在其研究领域内基本不采用单纯的局部分析方法。因此，本书在内容上涵盖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主要领域:政治架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对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内部的信息流动、典型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这一点构成了本书和许多其他著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它们一般都局限于分析某一领域的问题——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
　　2.“制度范式”不属于任何传统的分科(如经济学、社会科学或政治学)，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宽泛的社会科学流派，其重点是研究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
　　3.相对于短期经济、政治或文化问题，以“制度范式”为指导的研究者更关注长久的制度，所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是在特定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且制度对它们的发展历程具有重大影响。本书所定义的“制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法律制度、伦理规范、产权安排、权力配置、社会成员的激励机制以及制度内部的信息结构，等等。“制度范式”特别关注的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否具有特定的体制特征。换句话说，这些特征是与体制本身有关，还是源于其他环境因素(如政治领域的个人品质、日常的政治或经济活动、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人口分布特征)?
　　4.“制度范式”希望人们认识到，现存结构与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特征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制度范式”研究在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现实和过去)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5.与目前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是，“制度范式”研究从一开始并不假设个人的偏好是事先决定的，它所关心的重点是社会条件和个人偏好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塑造了处于特定位置的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模式及相关动机。
　　6.“制度范式”的研究者认识到了与特定体制密切相关的低效率以及功能失调。例如，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的各种负面特征归纳为工厂主的邪恶本性，而是看到了其中的体制根源。每一种体制都能够在制度内部修正其具有巨大危害的体制特征，但是它们无法完全克服并彻底消除这些体制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深深地植根于制度自身，并且具有自我复制的倾向。
　　7.每一种范式都是自己的方法论和典型的分析方法。“制度范式”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比较:通过与其他体制相对应特征的比较研究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体制特征，并分析其中的异同所在。(详见科尔内:《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中文版序言)。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3]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关于这两大逻辑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之争论已逾百年，应该强调指出:(1)“六册计划”，即马克思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个方面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最高成就。(2)完成“六册计划”首册《资本》篇的《资本论》，是该体系的基础或“精髓”部分，并形成一个始基性体系，但是并未完全改变其“小圆圈”(抽象层次上经济学范畴的辩证运动)的逻辑定位。(3)尚未完成的“续篇”(“六册计划”第2～6册)通过经济学范畴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大圆圈”辩证运动，再现以世界市场为最高具体的“总体”。(4)《资本论》和“续篇”，“小圆圈”与“大圆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逻辑体系整体，因此，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续篇”，最后完成“六册计划”逻辑体系。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论》逻辑结构等同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全部内容。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半截子化”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僵化和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