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移民城市语言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

时间：2023-03-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将探索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在构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语言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城市语言生活的现代化提供决策建议，为上海市民、移民的市民化与现代化服务。上海城市语言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只有一起形成合力，共同发挥系统性整合功能，才能提升上海城市语言体系整体的社会整合能力。

论移民城市语言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_以上海为例_文化复兴：人文学科的前沿思考

论移民城市语言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以上海为例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Language System of Immigration City：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蒋冰冰

［内容提要］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当前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拥有有史以来最多的人力资源，各种各样的人之间、各个阶层之间、各个社区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社会整合任务迫在眉睫。本文将探索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在构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语言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城市语言生活的现代化提供决策建议，为上海市民、移民的市民化与现代化服务。本文认为，普通话作为顶层语言适应面最广，是最广大民众的交际工具，是中国公民身份认同的标志；上海话作为高层语言，能够为上海市民、其他吴语使用者以及主动学习使用上海话的人群提供交际平台；其他现代汉语方言仍在各民系内部交流中发挥联络感情的纽带作用；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也在各自的族群中发挥联络感情的纽带作用。上海城市语言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只有一起形成合力，共同发挥系统性整合功能，才能提升上海城市语言体系整体的社会整合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日趋市场化、复杂化的转型中的中国当代社会中，社会整合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内在运行机制，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着日益突出的作用。”^[1]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人口流动性很大，各种各样的人之间、各个阶层之间、各个社区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社会整合任务迫在眉睫。社会语言学界尤其要探索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在构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语言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城市语言生活的现代化提供决策建议，为上海市民、移民的市民化与现代化服务。

为了深入了解上海城市语言生活现状，我们近年来开展了兼有成人和青少年、移民和市民、个人和单位、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语言使用情况的复合型调查，具体有上海移民五阶层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上海社区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上海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这是对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下层的第二代移民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也是上海迄今为止对民工子弟学校语言文字情况最全面、最大规模的调查），两项辅助性调查（在沪外国人语言使用情况小型调查、在沪企事业单位语言使用情况小型调查）^[2]以及包括大学一年级、高中一年级（其中含同等学力的部分中专、职校生）、初中一年级、小学五年级、小学一年级以及幼儿园小班等6个层次共计8 661名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3]调查表明，上海处于多言多语环境中，人们多是双言（即普通话和上海话，或者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双语（普通话和英语，或者普通话和其他语言）使用者，普通话是顶层语言，上海话是高层语言，英语比其他语种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调查认为，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通话、上海话和英语等都将继续在上海语言生活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不过，在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语言体系形成过程中，普通话与方言、母语与外语之间发生了一定的“摩擦”。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化解“摩擦”不仅需要语言学的视域，还需要更多学科的视野。语言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文化资本，将成为提高人口质量、提升移民竞争力、促进社会整合的有力手段。

一、普通话在中国公民身份认同中的社会整合功能

（一）公民身份认同对国家整合具有重大意义

公民身份认同主要是指公民对于自身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认知与觉醒。^[4]凯思·福克斯（Keith Faulks）认为，“公民身份是一种成员地位，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和责任”。^[5]公民身份认同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家政策所给予的支持，公民社会和公民伦理体系已经逐渐从理论走向了现实。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共十七大报告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从社会层面看，广大的民间社会，诸如志愿服务团体、社区组织、专业协会、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等公民组织更是在不断壮大，公民社会的兴起已经成为当前的社会现实。^[6]

公民身份认同的培育和建构在国际上不乏成功经验。美国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其移民整合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结为“尊重差异，超越差异”。^[7]“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经济实用主义’在给该国带来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威胁着该国社会的共同道德价值观；加之新加坡又是一个开放的多元文化社会，内外多元文化的夹击，决定了新加坡自身极易从价值观上和认同上产生社会的断裂。此外，新加坡将英语作为主要用语，长期的英语熏陶又容易使东方文化价值观西化。对新加坡领导人来说，要想使社会团结和国家真正具有凝聚力，仅仅依赖市场上的自发结合或靠不同族群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是远远不够的。新加坡要想发展，就必须建立一种共同的道德价值观，以引导不同的族群和个人真正认同和忠诚于自己的国家。”^[8]

当代西方学者史密斯（Anthony D.Smith）在谈到现代多民族国家问题时指出：在现代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都依赖于族裔认同和公民认同这两种要素之间的平衡，“当这种共生关系趋于完美时，当公民与族裔两种成分之间不存在缝隙时，文化和公民权就会彼此相互加强，国家的作用得到充分实现”^[9]。

公民身份认同对国家整合的重大意义由上可见一斑。美国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培育和建构公民身份认同具有启迪意义。

（二）语言是公民身份认同最重要的标志

“公民身份认同需要经历个人认同、家庭认同、社会（社区）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几个阶段。公民身份意识的养成及公民身份的认同需要这种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个体需要在血缘、族群、语言、地域、宗教和传统习俗的环境中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并在这种环境中找到尊严感和责任感。”^[10]培养公民身份认同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对移民国家、移民社区而言，超越族群认同的标志除了价值观、文化观之外，语言是最重要的标志。在美国、新加坡，英语（更确切地说是美式英语、新加坡式英语）都是公民身份认同的标志。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55个民族。56个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在超越族群的公民身份认同上非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莫属。从语言生活现状看，上文所提对语言使用情况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以及其他有关调查与研究，都为普通话作为顶层语言的地位提供了实际证据，普通话具有最广泛的使用面。从法律层面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此，普通话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幼儿园管理条例》、《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多部法律法规都提出要推广、使用普通话。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其第3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规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并对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和公共服务行业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出了明确规定。^[11]可见，普通话作为中国公民身份认同标志的地位毋庸置疑。

（三）普通话的社会整合基础

社会整合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指社会各子系统之间互相配合，形成联结，组成共同体，排除分离趋势的机制。^[12]从中国国情看，在社会整合的诸多重要因素中，汉语的整合力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汉语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一直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如今，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普通话、规范汉字，将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担任凝聚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的重任，促进中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在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上海乃至全国的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重大作用。

调查表明，普通话具有进行社会整合的坚实基础。在移民五阶层调查中，对今后上海地区语际地位的看法，普通话在各个阶层中的比例都是最高的；而且在希望下一代在家庭、在与他人交往使用的语言中，普通话在各个阶层的比例也都是最高的。人们对自己的语言要求主要是为了自己工作、生活的需要，甚至是融入社会的需要，“家长（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孩子语言能力的要求和希望，一般表现为家长引导、培养甚至强迫孩子学习并使用本地方言以外的共同语或外语，以增强孩子的语言适应能力”，甚至是进入主流社会的阶梯^[13]。我们对社区的调查数据表明，民工小区^[14]希望提高普通话的愿望都在9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小区的情况。长期以来，随着普通话推广的深入进行、语文教育水平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大众传播媒体的广泛使用等，能够使用双言（指普通话和方言）进行交流者越来越多。“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国家层面的语言期望——语言规划的实施效应，而更能体现其效应的，是国家语言期望逐渐内化为公民自身的语言期望，从而使普通话的推广得以更广泛地实现。”

正因为普通话在中国有如此广泛的使用面，所以外国人学习汉语时也首先学普通话。根据我们对上海外国移民的调查，受访外国人十分重视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他们对上海语言环境的感知首先是普通话且以普通话为主，其次是上海话。普通话和上海话都是他们计划学习的语言，特别是普通话。受访外国人认为，上海的语言环境主要是普通话、上海话、英语。

普通话除了在大陆具有顶层语言的地位外，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在香港和澳门也逐渐得到使用。普通话在台湾叫国语，国语在台湾使用广泛。

从普通话使用的实际情况看，普通话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实用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应当成为中国公民身份认同的标志，在社会整合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二、上海城市语言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

“上海的历史和现状一直有个特点，就是‘多元共处，和而不同’，在普通居民中也有同样的情形。大家居住在一起，息息相关，但人们的爱好、习惯、职业、性格有很多不同，社会阶层也常常相去很远。”^[15]的确，上海作为一座有170年历史的移民城市，必定有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在多元社会中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云南、东三省等全国18个省区”，同时还有一些国外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波兰、捷克、印度等近40个国家”。^[16]在多言多语的社会环境下形成了上海话，上海话成为上海人以及希望融入上海的移民的身份认同的标志。上海话把各种各样的移民凝聚到一起，在上海城市发展中发挥了社会整合功能。

如今，在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面对上海市民和移民的现代化、市民化的新形势，上海话作为地方高层语言的语言格局已不能完全适应这一新形势，普通话作为顶层语言将在更高层面发挥社会整合作用。人类学家格尔兹曾说，“如果现代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仅停留在初级认同上，那么外来移民在共同体的集体身份中就找不到归属感，无法体认到‘自我’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在‘我们’这个集体身份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他们就难以对这种集体身份进行能动的、有效的认同”，于是“建立在初级性认同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必然是不牢固的”。因此，对现代国家而言，“共同体成员的初级身份认同必然需要上升为一种与政治性集体认同有关的公民认同”。^[17]自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政府采取“双向开放政策”以来，在既面向世界开放、又面向全国开放的过程中，吸引了数百万具有较高学历和经济实力的新移民，打破了原有的族群格局，新移民没有籍贯和地域歧视，为上海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18]形势的发展为语言的社会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普通话将在移民的公民身份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整合的基本对象是人们的利益及其利益关系，如果将这种利益关系具化为微观的、中观的和宏观的层面，则分别是整合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为社会个体指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相契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规定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限制、缓解、消除社会冲突，协调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社会系统结构的诸层面与诸子系统，使其功能耦合、良性运行、协调发展。”^[19]上海城市语言体系应为各阶层、各地移民提供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可能，并最终达成“公民身份认同”。普通话作为顶层语言适应面最广，是最广大民众的交际工具；上海话作为高层语言，能够为上海市民、其他吴语使用者以及主动学习使用上海话的人群提供交际平台；其他现代汉语方言仍在各民系内部交流中发挥联络感情的纽带作用；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也在各自的族群中发挥联络感情的纽带作用。上海城市语言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只有一起形成合力，共同发挥系统性整合功能，才能提升上海城市语言体系整体的社会整合能力。

根据上述讨论情况，结合我们对不同阶层社区的调查，以不同阶层社区为例，在此提出有助于形成上海城市语言体系社会整合能力的语言使用子系统格局。第一，针对上海语言生活以普通话和上海话并重的双言格局的发展趋势，要有针对性地面向传统小区、高档小区、中档小区加强引导，以利于此格局的发展。第二，针对各类人群对上海话的需求，要多方面多渠道创造条件，满足人们的学习和使用的需求。第三，针对普通话和其他方言并用的双言格局的培育问题，要加强方言使用者对母语——家乡话的重视，以利于身份认同的构建。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上海城市语言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为费孝通的如下观点提供了注脚，该观点是：“如何在社区建设中，既培养共同的社区意识，担负共同的责任，又能使人们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活动空间，保持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保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多样性、创造性和活力，使得在这里生活的人感到舒适、安全、便捷、宽容而又丰富，这是上海在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20]我们对移民与城市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作的研究表明，上海作为移民城市，所具有的包容度能够促进多言多语交际格局的和谐发展，这也是提升上海城市语言体系的社会整合能力的重要基础。

三、语言规划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

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社会整合的途径都会因社会整合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当然有自己的社会整合背景和途径。不同的社会和语言背景，有不同的社会整合途径和语言整合模式。

在社会语言学看来，语言的发展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与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且直接深受人的行为影响的过程。语言规划就是人对语言发展的干预，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调节活动。语言规划是各国政府对本国语言的使用和规范所采取的政策。在多民族国家、在移民地区等涉及多族群、多民系的地方，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语言的选择。上海的语言规划与上海城市语言生活现状、城市定位及人口构成特点等密切相关。

（一）上海城市定位与人口构成特点

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国际大都市也常被冠以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国际城市等名称。这类城市，一般都具有巨大的人口规模，而且几乎主要的国际城市都是开放的移民城市，并借此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集聚力和辐射力。^[21]全球化城市论中的一个观点认为，随着金融与生产性服务在主要城市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提升，这将对全球化城市造成所谓两极化论的影响。也就是说，在高层的商业服务增长的同时，其他服务业的部门也有所发展：一是形成迎合这批新的商业专业精英的个人服务（包括饮食、酒店、豪华服装店、娱乐、房地产、家庭服务与安全服务等）；二是形成一个增长的产业——国际旅游业务与政府服务。这是去工业化及服务业的扩张所引致的现象。^[22]这对预计上海人口类型的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海1843年开埠至今，历经170年的发展，从当初远东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到如今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与移民息息相关。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移民主要有三类：一是农民工，这是最早大量涌入的经过积淀又有相当一部分留下来且表现出“事实移民化”倾向的人群，也是需要进一步融入城市的人群；二是引领上海未来发展的先锋——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白领和投资创业者，这是需要大量吸引和培育的人群，属于中产阶层；三是海外移民，这是目前数量不足且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吸引的人群。上海正处在历史上一个大发展时期，像其他国际大都市一样，上海当前也将通过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集聚人力资源，提升城市竞争力。然而，世界各国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上海在移民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即使像上海这样已经形成多年的大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也面临着本市和外来农民的市民化以及他们和原有市民的现代化问题。今天的社区建设可以看作是一个城市化过程的继续，既是城市发展的继续，也是市民现代化的继续。”^[23]的确，市民现代化、移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这一系列现代化也包含着上海城市语言的现代化，城市里各种各样的人的语言现代化。

（二）上海的语言规划任重道远

移民城市的语言不是单一的，每种语言（方言）都是整个城市语言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有其通行范围，它们分工合作，共同构成了城市语言体系。如何让地位不同的每种语言（方言）都能够为各种各样的人群服务，这就需要进行语言规划。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调节活动，既要立足语言生活的现实，又要把握未来人口使用语言的走势。从上海人口情况看，上海当前在移民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机遇和挑战是对外来人口或移民既需要吸纳又需要控制的矛盾。

结合上文分析，上海目前的人口构成还将持续较长时期，而且国际化人口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国际大都市，外语的使用能够增强国际移民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国际大都市的长远发展。如果上海有一批能够使用“普通话＋外语（比如英语）”的优势双语使用者，则将有利于增强国际移民对上海的归属感与认同感，集聚更多的国际人才，提升上海的城市竞争力。在对不同阶层社区进行调查时，有数据显示，传统小区、高档小区都有约20%的比例选择英语等外语作为希望提高能力的语言。不论是优势双言使用者，还是优势双语使用者，都是移民现代化、市民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为此，在当前上海双言使用格局的基础上，还要合理规划以英语等（即在上海使用较多的语言）为主的双语使用格局及其与上海双言使用格局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语言规划要立足于现实，着眼于长远。我们有关移民五阶层的调查研究显示，归属感在各个阶层之间有分化现象。在是否将自己界定为上海人时，各个阶层选择“否”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其中底层最高（达91.7%），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都有大半否定，下层接近一半否定；在选择“说不清”的比例中，下层最高（26.9%），中中层（19.3%）和中下层（17.0%）其次。在评价自己的地域归属感时，“我属于我原来的家乡”和“我已是上海的一分子”这两个处于“两极”的选项在各个阶层都很高，对于前者，比例最高的是底层（72.0%），其次是下层（53.9%），中下层占40%多，中上层和中中层都占三分之一，而对于后者，中上层、中中层和下层约占三分之一，中下层占五分之一，底层接近四分之一。此外，“说不清”这一选项也占有一定比例。对“新上海人”的提法，除了中下层和底层之外，其他阶层都是赞同的；“无所谓”的在各个阶层中都占了不小的比例，从中上层到底层基本是逐渐递增的，其中底层最高（61.6%），中下层和下层都是40%多，中上层和中中层都是30%多。各个阶层对自己是“新上海人”持否定态度的比例都超过了持肯定态度的。在界定“新上海人”概念时，中下层和下层涉及了上海话，认为应该会说的和可以不会说的都有。

因此，如何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协调各阶层意见，加强各阶层对上海的归属感，在语言规划方面必须有更长远的思考。从社会整合的角度出发，上海的语言规划就是要有利于促进社会各类人群的融合，使上海成为多元和谐的国际化大都市。

总之，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语言（方言）丰富，加之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语言接触现象十分复杂，语言规划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做好语言规划需要社会整合的哲学智慧。语言规划面对的是人及其语言行为，涉及大到民系、族群的交际工具以及公民身份认同等，小到个人语言能力、归属感等复杂问题，需要处理好普通话和方言、汉语和外语等之间的关系，需要处理好各个交际子系统和整个语言交际系统之间的关系。整个语言交际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各个交际子系统在其中都有一个使用度的问题（包括普通话）。如何使国家通用语言、各地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都能够在为不同人群服务中和谐共生，各个交际子系统在语言交际系统中达到“不同而和”，从而使语言体系整体的社会整合能力得到提升，这将是语言规划的最高境界。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1]杨文伟：《当代中国社会整合分析》，《新东方》2000年第11期。

[2]蒋冰冰所承担国家社科项目“移民与城市语言发展研究——以上海为例”的调查内容。

[3]蒋冰冰：《上海市学生普通话和上海话使用情况调查》，《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上编）》，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8—210页。

[4]叶飞：《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理念的嬗变》，《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

[5]叶飞：《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理念的嬗变》，《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

[6]叶飞：《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理念的嬗变》，《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

[7]黄庆林：《浅谈移民城市深圳的社区归属感培育》，《学术探讨》2012年4月。

[8]常士#：《在包容多元中促进公民身份认同建构——比较视野中的新加坡多元文化政治实践》，《世界民族》2010年第6期。

[9]常士#：《在包容多元中促进公民身份认同建构——比较视野中的新加坡多元文化政治实践》，《世界民族》2010年第6期。

[10]方渊、魏登尖：《论“公民身份”认同的危机与教育对策》，《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