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生豪莎剧翻译在中国及世界的深远影响
On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Zhu Shenghao’s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Dramas
曹树钧
［内容提要］ 朱生豪是中国莎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曹禺赞扬他的译作功绩奇绝。中国翻译家、莎学家公认他为译界楷模。朱生豪的业绩还以传记、电视艺术片、电视连续剧、电影等多艺术形式传颂，在人民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在世界舞台上也获得高度评价，他是中国文化领域中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朱生豪，1912年2月2日生于浙江嘉兴，1944年12月26日逝世于嘉兴，享年三十二岁。他是我国莎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莎士比亚翻译家。从1935年到1944年不到十年的时间，朱生豪译出莎剧三十一部半，为中国莎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中国文化领域中，一位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一、曹禺赞扬朱生豪功绩奇绝
莎士比亚可以说是我国杰出的戏剧家、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以下简称中莎会）首任会长曹禺最崇拜、最敬佩的一位戏剧大师。当有人问曹禺，“你最喜欢谁的作品？”曹禺不假思索地用十分肯定和赞叹的语气作了迅速的回答：“当然是莎士比亚！”并进而解释说：“莎士比亚和达·芬奇同样是伟大的天才，人类的奇迹。”他赞美莎士比亚用诗一般的语言创造了“千百个不朽的人物，各有自己的世界。”[1]
对中国译界楷模、杰出的莎剧翻译家朱生豪，曹禺曾多次给予崇高的评价和大力的推荐。
1979年冬天，曹禺应邀出访英国，兴致勃勃地来到他少年时代就心神向往的莎士比亚故乡——英格兰中部的斯特拉特福镇。在主人的欢迎宴会上，曹禺欣喜地说：“我从万里长城，横越戈壁沙漠，跨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莎士比亚的故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那么多有关莎士比亚珍贵的遗物，你们的演出又给予了我们那么美好的艺术享受。我太高兴了。此刻我已感到微微的醉意，但是令我心醉的不是美酒，而是你们的热情款待和值得我们永远共同珍惜的友谊。”
接着，曹禺郑重地把一套最新的中文精装的《莎士比亚全集》（这套全集就是以朱生豪为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和他自己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单行本赠送给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剧院一位很有名望的演员匹克代表剧院全体人员说：“感谢中国的同行为莎士比亚的故乡增添了一份财富。”这既是对以曹禺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感谢，也是对中国杰出莎剧翻译家朱生豪的褒奖。
就在这次访英之行前夕，1979年11月3日，英国一个历史悠久，以演莎剧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老维克剧团来华公演《哈姆雷特》，为此曹禺特作《有朋自远方来》一文刊在《人民日报》，表示欢迎。在文中，曹禺在历数邓以蜇、曹未风、卞之琳、方平等莎士比亚翻译家之后，更特地说到“……像朱生豪，更是把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作为终身事业，不幸旧社会恶劣环境迫使他死于贫病，差六个剧本没有完成全集的翻译。”曹禺还指出1978年以朱生豪主译的：“全集译文出版了，这是一件大家期待多年的大事。今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和介绍必然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在被“左”倾错误封杀达十余年之久的朱生豪主译的莎剧全集译本，曹禺作如此肯定的评价，这在当时的莎学界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福音，宣告了中国莎学的春天即将扑面而来。
1988年，杭州大学的两位学者朱宏达、吴洁敏历经四年之久，终于完成我国第一部《朱生豪传》。著名翻译家、浙江文联主席黄源先生为该书作了一篇长序，并建议作者请曹禺为此书题写书名。曹禺不但欣然命笔，迅即题写了书名，同时给黄源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朱生豪先生一生为莎士比亚译作，功绩奇绝。且身前贫苦，不屈不折，终于完成大业，实深敬佩。不知身后子女与夫人是否均有妥善安置？至以为念。
你为他作序，是再好不过的事。嘱写书签，今奉上。……
纸短情长，这封简短的信，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1）赞扬前辈黄源老为传记作长序，“是再好不过的事”；（2）对朱生豪一生为莎士比亚译作，作了崇高的评价：“功绩奇绝”，这四个字同时也概括了曹禺对朱生豪深深的敬佩之情。（3）对朱生豪家属的近况，他的夫人与子女是否有妥善安置，表示了真挚的关切之情，怎不使当时生活景况并不理想的朱生豪妻儿十分感动。
中莎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并无资金来源。中莎会秘书处的三位工作人员均为兼职，他们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本职工作（或行政领导，或教学研究）。这就为中莎会日常活动的开展带来了重重困难。但是，从1984年至1992年，中莎会除了倡议并积极参加筹备主持两大盛会之外，还克服种种困难，采用各种形式，开展多种多样中小型的学术活动，为推动莎学研究，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989年，在商品大潮裹挟下，一方面经济在蓬勃发展，一方面文化界不少人存在浮躁心理。铺天盖地的“周末”，无聊浅薄的画面，搔首弄姿的演唱成为时髦。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莎会在曹禺会长的主持下，仍坚持举行学术报告会，隆重纪念莎翁诞生425周年，由张君川、方平、陆谷孙、汪义群等学者作莎学讲演，这使刚从苏联归国的著名导演、艺术家胡伟民大为感动。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人还在认认真真地纪念莎士比亚，筹备莎士比亚戏剧节，我十分感动，也举双手赞成。……我们义不容辞地要向青年们多宣传中国的文化精品，世界的文化精品。”
1992年是我国杰出的莎剧翻译家朱生豪诞生八十周年。
中莎会在曹禺的支持下，又设法取得了有关单位资助，于4月18日在上海举行了纪念朱生豪诞生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中莎会会长曹禺亲自为大会题词，赞扬朱生豪“正义凛然，贡献巨大”。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二个省市和台湾的莎学专家、学者、艺术家共六十余人。为时两天的研讨活动，除讨论朱生豪的不朽业绩外，还围绕莎士比亚的翻译、出版、研究以及莎剧的排演、戏曲改编等问题开展了广泛的探讨。会议之前，《中华莎学》还赶印了纪念特辑。对此，曹禺均作了充分的肯定。
1992年曹禺的题词全文为：
正气凛然、贡献巨大
朱生豪先生八十周年纪念
曹禺一九九二年四月北京医院
此时的曹禺已处于重病之中，1990年8月，笔者曾专程赴北京医院赠送《〈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曹树钧、俞健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感谢他多年来对笔者的鼓励和支持，而这时的曹禺已经卧病在床，每天靠吊盐水维持生命。医院甚至一度发出过病危通知。
就在重病期间，曹禺仍然十分关心朱生豪八十诞辰的纪念活动。中莎会派会员、著名话剧演员、莎剧导演佟瑞敏老师去医院取题词时，佟老师本来想不打扰先生，最多坐半小时便走，然而曹禺一听佟瑞敏老师谈起他创作的歌颂朱生豪的电影剧本《孤独的诗魂》，顿时极其兴奋，竟同他足足谈了三个半小时。
曹禺先生对朱生豪的高度评价，另一个方面表现在他对根据朱生豪译本演出的莎剧的高度评价。曹禺一再强调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莎剧的剧作首先是为了演出，也只有在演出实践中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莎剧的精神实质及其艺术表现。
1986年4月10日至23日，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举行，历时十四天，其规模和影响在中外戏剧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时任中国剧协主席、中莎会会长、莎剧节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曹禺，自始至终参加了莎剧节活动，为此倾注了他的全部力量。
在整个莎剧节期间，曹禺一直狠抓演出剧目的质量。在莎剧节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前夕，曹禺亲自来到上海，仔细听取筹备莎剧节情况汇报后，叮嘱各演出团一定要抓好演出剧目质量。[2]在莎剧节开幕前演出的精美节目单上的“祝词”（前言）中，曹禺写道：“这一次的莎士比亚戏剧节，就是我们新的努力。在戏剧节上，将有最优秀的戏剧艺术家们的演出。”“把莎士比亚艺术的种子，遍植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就是要靠中国的戏剧工作者们创造性的劳动。”
剧本的生命要经过演出的检验，莎剧译本的生命力、影响力也要经过演出的检验。在首届莎剧期间，《泰脱斯·安德洛尼克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以下简称《安东尼》）、《奥赛罗》、《终成眷属》、《冬天的故事》（越剧）等许多剧目采用的都是朱生豪的译本，曹禺十分关心这些译本的演出质量，并对他们演出的成功给予高度的评价。刘建平、佟瑞敏导演的《奥赛罗》，由上海戏剧学院内蒙班演出，导演经过反复选择，决定采用朱生豪、方平的译本。
1986年4月19日，上戏内蒙班用蒙语首演话剧《奥赛罗》，演出将朱生豪译本所体现出来的莎剧诗情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演出结束后，曹禺十分高兴地来到后台，亲切看望剧组同志和同学们，热烈祝贺演出成功，连声称赞，认为学生们在演出中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和活力是非常难得的，十分真实，令人信服，全剧演出节奏流畅，很有气魄。曹禺激动地说：“你们内蒙兄弟有功劳，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奥赛罗》演得像你们这么好。我代表全国剧协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谢谢你们。”
英国戏剧专家高杰·马歇也称赞此剧演出。
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导演胡伟民，主要演员有焦晃（饰安东尼）、娄际成（饰恺撒）、郑毓芝（饰克莉奥佩特拉）等。该剧1984年、1986年曾两度演出，采用的均是朱生豪的译本，导演、演员在剧本台词上狠下功夫，演出不仅整体上严谨、流畅，主要演员功力不凡，很好地体现了导演胡伟民对剧本的富有现实感的解释。舞台上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欢乐的埃及和一个残酷的罗马”的鲜明对照，在揭示安东尼纵情声色导致政治上失败的悲剧性的同时，更鞭挞了恺撒的追权逐利和冷酷无情。演出通过“纵情胜无情”的主题，衬托出莎士比亚对人性和人情的肯定，从而避免了单纯讲述一个爱情悲剧故事的平庸格调。更可贵的是，主创人员并没有将这一切作简单化的直露处理，而是透过朱生豪译本的精彩台词，在极其复杂的性格刻画和充满激情的冲突中，流露出莎翁哲理的诗意。
演出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此剧首演时，曹禺同意中央电视台当即通过国际卫星向世界进行了实况转播。
直到2012年，此剧在上海第三度演出，用的仍是朱生豪的译本，由焦晃、顾永菲主演，仍然受到新一代青年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中莎会成立之初，曹禺便在致词中提出“作莎士比亚的知音”，他认为莎翁不仅属于艺术家，他也生活在千百万普通人之中。莎剧节在中国举行之际，他再次强调，要使我们上演的每一个戏，都能叫我国的观众接受，起码是有兴趣，最好是有所得，做到了这一点，就是胜利。导演、剧本翻译、各种演出，都要立足于这一点。他说：“没有一个艺术殿堂是必须脱了鞋进去的，莎翁戏剧也不例外。”
曹禺对1986年首届莎剧节，不少戏曲剧种，如越剧、黄梅戏，采用朱生豪译本，尝试让莎氏戏剧中国民族化非常高兴，说：“太精彩了，很值得一看。”他指出：我们对莎翁的演出方式要根据时代和中国观众的特点而变化。地方剧种能注重这一点，很了不起。他关切地询问了越剧《第十二夜》等戏曲的排演情况后说：“我对安徽黄梅戏《无事生非》导演蒋维国讲过，黄梅戏演莎剧首先姓黄、但又姓莎。其他剧种也是这样。”
1986年4月20日晚，曹禺和著名导演黄佐临在瑞金剧场观看了黄梅戏《无事生非》。演出结束后，曹禺、黄佐临等在上戏副院长江俊峰、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兰天等的陪同下登台接见了剧组全体同志，祝贺他们演出成功。曹禺还和剧组成员一起合影留念。
4月20日，越剧《冬天的故事》在沪首演，日场演出曹禺介绍国际莎协主席一同观看。曹禺看完演出后热情题词：“衷心祝贺杭州越剧一团演出《冬天的故事》获得成功。”在寓所与编导交谈时又指出：“希望你们把这个戏送到农村去，我相信农民一定爱看，去开创中国农民爱看莎士比亚戏剧的先例。”国际莎协主席布洛克班克看完戏后上台祝贺并题词：“我永远记得这个令人惊奇的《冬天的故事》，看你们演出的这一天，将成为我舞台生涯中最快活的一天！莎士比亚在西方是冬天，而在中国却是春天！”
这些演出的成功，既是莎剧的成功，同时也是朱生豪译本的成功，它在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戏剧舞台上，让朱生豪译本焕发出熠熠光彩。曹禺对这些戏的高度评价，也包含了他对这些译本成就的褒奖。
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曹禺仍念念不忘朱生豪对中国莎学事业的卓越贡献，指示中莎会一定要让世界人民了解这些成就。
1995年3月10日，笔者和中莎会另一位副秘书长孟宪强教授一起，受中莎会委托，专程进京，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中莎会会长曹禺先生，向他具体汇报中莎会准备组织一个代表团，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事宜。同行的还有中莎会理事，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郑土生副研究员。
病房内宽敞明亮，一片静谧。身穿蓝白条病服的曹禺先生，脸色红润，看上去气色很好，只是耳朵有些背，他和我们的交流全由夫人李玉茹从中传递。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戏剧泰斗，一听说中莎会要组团参加世界莎学大会一事已经接近落实，兴奋异常。他一边仔细地阅读中莎会《关于参加1996年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的请示报告》，一边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报告看完之后，他对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侃侃而谈：“过去我国的莎学比较落后，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以来发展很快，不但演了很多莎剧，而且也出了不少莎学专著。但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很不够，做了许多工作，世界知之甚少。中国莎学应该走向世界。这次是一个好机会，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好，让世界了解中国。”在说到中译本《莎士比亚全集》时，曹禺马上问我们：“你们对梁实秋的译本怎么看？”没等我们回答，曹禺说：“对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我们不应该沉默，我们应该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要向全世界介绍朱生豪、梁实秋这两种莎翁译本！”笔者补充说：“台湾还有一位著名的莎学家虞尔昌，他与朱生豪一起出了第三种莎士比亚全集译本，已由台湾出版。”曹禺说：“有三种译本，这很不简单，他们（指外国人）知道了会吃惊的！”[3]他一再叮嘱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介绍朱生豪、梁实秋、虞尔昌翻译的这三种不同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这时离他逝世只有一年多时间。
曹禺先生真不愧是朱生豪、梁实秋、虞尔昌这些杰出的莎剧翻译家的知音！
二、译界楷模
朱生豪莎剧翻译问世以来，受到我国著名翻译家、莎学家一致好评，他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充分评价了朱生豪对中国莎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老一辈翻译家、浙江文联主席黄源1988年5月指出：
朱生豪，在我的心目中，早该是一位树碑立传的人物。
我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不久，离开上海文坛，1949年随军南下，接管上海文艺工作。当时，便奇迹般地发现，在我国抗战前后最艰苦的十年中，朱生豪竟以非凡的毅力译成莎士比亚戏剧二十七种，于1947年世界书局出版。朱译莎剧不仅数量多，而且译得好，真是“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完成了一项最艰巨的工程。”不幸天才早逝，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幸喜冯雪峰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立即重印了他的全部莎剧译本。这是新中国给朱生豪的最高荣誉。[4]
他认为朱生豪够得上鲁迅所说的“于中国有益”，“在中国存留”的杰出翻译家。
同年12月，为纪念朱生豪逝世四十五周年，上海翻译家协会一行二十人在会长草婴、翻译家方平等带领下，专程到嘉兴看望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朱生豪的遗孀宋清如女士，并为故居赠送书有“译界楷模”大字的匾额，向宋清如女士赠送了羽绒被和羽绒衣等慰问品，表达了中国翻译界人士对朱生豪和宋清如的无限崇敬。
1989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秘书长曹树教授专程来到嘉兴看望宋清如女士，带来了中国莎学界对宋女士的问候，并邀请宋清如女士和朱尚刚先生加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
1992年4月，在曹禺会长支持下，中莎会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朱生豪诞生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出席纪念会的有著名莎学家黄佐临、张君川、张泗洋、索天章、方平、朱雯、阮珅、孟宪强、笔者和著名莎剧艺术家徐企平、胡导、王复民等。《朱生豪传》作者吴洁敏、朱宏达与朱生豪之子朱尚刚专程抵沪参加了纪念会。
为时两天的研讨活动，除讨论朱生豪的不朽业绩外，还围绕莎士比亚的翻译出版、研究以及莎剧的排演、戏曲改编等问题开展了广泛的探讨。会议之前，《中华莎学》还专为大会出版了“纪念朱生豪八十诞辰特辑（为1991年、1992年第三、四期合刊）”。
这次研讨活动，将朱生豪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进一步扩大了朱生豪的影响。宁波大学莎学家裘克安在《略论莎剧汉译问题》一文中指出：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在朱生豪译文基础上修订补足的《莎士比亚全集》，使莎学在中国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朱生豪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决断也是正确的。”
广西师大贺祥麟教授指出：
朱生豪先生是我国翻译前辈，他以惊人的毅力在极端艰苦环境下孜孜以求致力于莎士比亚作品之翻译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纪念朱氏诞辰，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为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研究、演出及普及工作，作出我们的贡献。
杭州大学任明耀教授在《向朱生豪学习什么？》这一论文中指出：
第一，应该学习他的献身精神。
朱生豪为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一生贫病交迫，直至贡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生前有一句名言：‘饭可以不吃，莎剧不能不译。’正因为他有这样崇高的献身精神，他才能在翻译莎翁著作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第二，学习朱生豪普及莎士比亚的精神。
朱生豪用散文形式翻译莎士比亚诗体戏剧，为在中国普及莎士比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用何种形式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关系到中国普通百姓是否容易接受莎士比亚的问题。林纾最早用文言文译述莎翁乐府，只能流传于少数读书人的圈子中，以后我国学者用诗体翻译莎剧如孙大雨、卞之琳等，用散文体翻译莎剧如梁实秋、田汉、曹禺、曹未风等，林同济、方平他们的翻译各有千秋。但应该承认，按照我国国情，极大部分人的知识水平还不高，散文体译本容易为广大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所接受。莎剧是一座蕴藏量十分丰富的宝山，进入宝山颇不容易，能从宝山取得宝藏更不容易；因此用散文体翻译莎剧应该说是对中国人民做了“雪中送炭”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应该鼓励有些学者用诗体来翻译莎剧。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用何种形式翻译莎剧，完全可以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5]
朱生豪翻译莎剧首先着眼于大众，力求文字的通俗、优美，为读者易于甚至乐于接受，在思想内涵上则要传神，关于翻译上的“信、达、雅”，他和翻译家范泉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信”是重在忠于原著。如果以此为主要着眼点，必然会导致直译甚至硬译。“达”将原著通俗地，完整地运用另外一种语言鲜明清晰地如实反映的意思。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已包含了“信”的内容。至于“雅”，则是翻译文学的灵魂。它的含义有双层：一是文字上力求通俗、优美，为读者易于甚至乐于接受。读者在读着文字时就会产生美感；二是思想内涵上要能掌握原著的灵魂——神韵，译品要做到传原著之神。在此意义上说，文学翻译实质上也是一种再创造。科技翻译以“信”为着眼点，文学翻译应以“雅”为着眼点，即以传神为追求的目标。这也是照相和画像的区别所在。一位好的人物画家，必然在匠心观察，理解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基础上，牢牢掌握人物的精神特征，然后加工运笔。他不仅求形似，更重要的是求神似。[6]
1948年朱生豪翻译的世界书局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出版后，不仅在知识分子、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广大普通读者也获得了更多的知音。不少文学爱好者被这部书所吸引并由此步入莎士比亚的艺术殿堂。下面这封信，便是由众多读者给宋清如女士来信中，摘录的几段：
……我是朱生豪先生译著的爱好者，记得还是50年代初，我所在学校有一套先生的莎氏译著，一经开卷，则难以释手，从此把我带进一个高雅的文学圣境。使我对文学的酷爱升华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先生文笔之优美，堪称“信达雅”的典范……
我从中学时期就读朱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坚信莎剧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莎剧中富有哲理的连珠妙语和作者借剧中人物表达出来的伟大而高尚的精神境界，实在令人为之倾倒。……我因为爱莎士比亚而爱上了朱生豪。我常想，文如其人，一个为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而献出生命的人，他本人难道不就是“莎士比亚”吗？朱先生的早逝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7]
莎士比亚剧作的魅力、朱生豪译本的美意，倾倒了千千万万的文学青年和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读者，莎士比亚真正成为永久不朽的时代之花。
中国人民、嘉兴人民一贯重视朱生豪的成就。
朱生豪故居陈列大纲由朱生豪之子朱尚刚先生执笔，市文化局邀请部分省市专家几经修改后于2007年5月开始陈列布展，10月对外试开放。11月21日故居修复及陈列正式对外开放，仅至当年12月中旬已接待参观游客2 500多人次。
由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朱生豪故居修复开放仪式于2007年11月21日在朱生豪故居前隆重举行，参加开放仪式的还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四川、江苏、河北、广西、浙江的省、市学者及嘉兴社会各界人士共一百余人。
笔者在开放仪式上发言指出：
朱生豪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莎剧翻译家，从1935年到1944年，在不到十年时间译出三十一部半莎士比亚剧作。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各种版本，从40年代到80年代末共印行约一百四十万册，他为中国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生豪先生生前说得好：“人死了，名也没了，一切似同一个梦，完全不曾存在，但一个成功的天才的功绩作品，却牵萦着后世人的心。”朱生豪先生作为人的生命已经消逝了，但他一生辛劳的结晶《莎士比亚全集》译作却永世长存，他那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与牺牲精神也将永远激励人们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朱尚刚先生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指出：
我父亲朱生豪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北没有越过长江，南没有越过钱塘江。是这片家乡的土地滋养了他，给了他跨越时空的勇气和力量，为祖国人民摘来莎士比亚这颗世界文化的灿烂明珠，以他作为一个柔弱书生自己的方式，回击了侵略者的嘲笑，回报了生他养他的父老乡亲。……
父亲去世至今虽然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但家乡人民并没有忘记他。1992年以来，历届市领导对故居的修复都十分关注，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努力，这一规划终于在今天变成了现实。旧貌展新颜的梅湾街区出现了一处新的人文景点，烟雨迷蒙的鸳鸯湖边唱出了一曲凄婉动人的爱情悲歌，景色迷人的西南湖畔新添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济文化都在腾飞中的嘉兴市增加了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朱生豪故居开放仪式，受到全国莎学界的高度重视，各地纷纷发来贺电、贺信、贺联。
原中莎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教授辜正坤先生发来贺信：“热烈祝贺莎士比亚翻译大师朱生豪先生故居开放暨研讨会隆重召开！”
原中莎会副会长、吉林省东北师大莎士比亚中心主任孟宪强教授发来贺信说：
朱生豪先生以一个纤弱之躯，以满腹天才灵气拼命译莎，为使中华民族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也拥有属于全人类的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珍品。朱生豪先生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首普通人的不普通的可歌可泣的诗篇。朱生豪的事业不像战死疆场的英雄那样轰轰烈烈，不像激战文坛的豪杰那样慷慨激昂，也不像大义凛然的壮士那样气冲斗牛，然而他那于默默无闻中奉献出来的青春热血与民族精髓所凝结成的艺术之花却在时间的推移中获得了永生！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受到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喜爱，在他们的心中朱生豪先生永远耸然并列于莎士比亚的身旁。
这些电信、贺联、贺电充分体现了中国莎学界对朱生豪的敬仰之情。
揭幕仪式结束之后，随即召开了由四十余位专家参加的朱生豪与莎士比亚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嘉兴市文联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筹）组织。会上专家们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论文。笔者发表了题为《译界楷模，华章永传》的论文，对朱生豪的译莎业绩作了全面的评价。李伟民教授的论文是《爱国主义的担当责任与文化传播的使命意识》，苏福忠先生的论文是《朱生豪和莎士比亚情结》、任明耀教授的论文为《朱生豪·莎士比亚·精神文明》和《才子佳人 柴米夫妻》三篇文章，刘新民先生研究并论述了《朱生豪译莎的语言准备》，吴洁敏、朱宏达综述了《名家视野中的朱生豪》，朱达、朱小琳发表了《向朱生豪的翻译精神学习》。这些论文分别对朱生豪的生平和爱国精神、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动力、方法、语言特色以及在翻译理论上的建树，朱生豪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三、多种艺术形式的传播
在人类文化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越是杰出的作家、翻译家，便越不会简单地停留在其本身的研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不断以多种艺术形式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近二十多年来，朱生豪的业绩以文学传记、美术、艺术专艺片、电视连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广泛传播，便是一个显著的明证。
1947年4月，上海世界书局初次刊印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三大卷，收入朱生豪译的二十七个译本，1954年北京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朱译《莎士比亚剧集》三十一种，包括朱生豪的全部遗译。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经过校订补正，补齐了未译出部分，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翻译的莎剧的各种版本，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累计共印制一百四十万册之多，在国内外拥有广大的读者。这一部久已名震全球的文学精品的魅力，吸引了日益众多的读者。与此同时，这位卓越的翻译家朱生豪的生平也引起了广大读者关注。
朱生豪译莎最大的一项创举，便是把莎翁的诗体语言改用散文体译出。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认为，这并非是朱生豪偷懒，而是考虑到既便于舞台对白，又使观众易懂。“虽然没有用莎剧的诗歌形式，其译文却反而保留了原作的神韵，读起来似行云流水，如诗歌一样优美，远胜那些徒有诗歌之形实无诗之美的译本。”
正因如此，他的译作，被选入高中的语文教材。从此，每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中国公民，都知道祖国有一位翻译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家，他的名字叫朱生豪，他是中国的骄傲。
由杭州大学朱宏达、吴洁敏教授合著的《朱生豪传》，历经六年曲折，终于于1989年8月问世。此书出版后国内外反应十分强烈，被誉为是“一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传记”，为朱生豪“建造了丰碑”。1987年完稿，上海《解放日报》将此书列入“沪版畅销书排行榜——受书家推荐的五种沪版书”之首。《文学报》、《文摘周报》或刊登消息，或摘录章节，广为传播。《光明日报》、《中国翻译》、《江南》、《浙江月刊》、《广州日报》、《浙江社会科学》等二十多种报刊、杂志纷纷发表书评或专访，对此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香港《镜报》，新加坡《热带文艺》、《联合早报》、《海峡时报》也发表评论，赞扬此书为中国翻译界奇才、一位曾对中华民族作出过贡献而又默默无闻的莎学家立了传。
《朱生豪传》有二十二万六千字，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朱生豪这位译林巨子的传记，生动具体地描述了朱生豪成长历程，及其在艰苦岁月中献身莎学事业的感人精神，同时也令人信服地描述了朱生豪翻译莎剧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朱生豪的夫人宋清如女士对《朱生豪传》也作了充分的肯定，她说：“一年之后，我读到了《朱生豪传》初稿。作品中朴素地介绍朱生豪的生活历程，学识基础、成功关键以及他的个性特征、思想情操，呈现的基本上是朱生豪的原形。从中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在作品中所耗费的精力，也显示了作者对朱生豪的深厚情谊。我为朱生豪感到高兴。”[8]并向传记的作者以及序文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1989年12月，上海翻译家协会在著名翻译家草婴、方平带领下专程到嘉兴看望朱生豪夫人宋清如，并赠送大型匾额“译界楷模”，这一行为激发了专题片制作人谢岩制作艺术专题片《这里有一首诗》的创作灵感。1990年嘉兴电视台决定制作这部电视片讴歌朱生豪、宋清如夫妇。
但是要拍好这样一部片子，并非易事。好在他们的家就在嘉兴，我们随时可以请教宋清如老人。因此，从今年3月份起，我们开始了长达十个月的跟踪采访拍摄。在和宋清如老人的多次接触中，我们知道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可以说他们本身就是一首诗……[9]
摄制组在故居室内、室外，各种生活场景拍了许多，片中介绍了宋清如的一些诗作，配上优美的风景画面，显得更加完美。年过八旬的宋清如女士同摄制组配合十分默契。
电视片拍得十分成功，不仅让广大观众更加真切地了解了朱生豪，对他的贤内助宋清如女士，更增添了一份敬佩之情。这部电视专题片1992年获得全国文艺节目“星光奖”三等奖。
为了向全国人民提供更优秀的精神食粮。1990年嘉兴电视台根据吴洁敏、朱宏达创作的《朱生豪传》内容筹拍上下两集电视连续剧《朱生豪》，作为“五个一工程”重点项目。电视文学剧本由嘉兴市作协主席王福基执笔，由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许同执导，王琳饰青年宋清如，邢民山饰青年朱生豪，孔琳饰春晓。
电视剧开头、结尾均设计了宋清如追忆、凭吊朱生豪的场面，并由宋清如亲自扮演老年宋清如，以提高电视剧的真实感和历史感。
1992年2月，朱生豪诞生八十周年之际，电视连续剧《朱生豪》在嘉兴开机。
拍摄过程中，嘉兴市范巴陵副市长得知电视剧《朱生豪》拍摄资金不足，赶紧从市长专用款中拨出了三万元钱送来。《朱生豪》从开拍到停机，用了短短的十天。导演十分感慨地说：“只有在朱生豪的故乡嘉兴，才能快速拍出这样的好戏。”[10]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朱生豪》在浙江电视台播出不久，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复旦大学教授马礼敦、浙大教授骆塞超等宋老的学生都激动、欣喜地纷纷向宋老表示敬意。
电视剧在中央台播放后，在观众中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文化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新民晚报》、《钱江晚报》、《嘉兴日报》都纷纷发表报道、评介文章或新闻图片。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席阮若琳说：“朱生豪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岁，却……完成了我国翻译界近百年来最艰巨的任务。把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搬上荧屏，对我们回味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反思其情操和成长道路，都非常有益。”她还认为“该剧有很高的思想性和美学趣味。采用现代和过去时空交叉进行的叙事风格，去展现性格内向，清贫一生而又成就非凡的早逝英才，别具艺术匠心。特别是该剧邀请了朱生豪夫人，一代才女，八十一岁的宋清如参加演出，加强了该剧的纪实性和真实性”。[11]
四、举世闻名的民族英雄
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世界人民心中也获得了崇高的评价。他是中国文化领域中，一位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1947年上海世界书局推出三巨册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轰动，立即在海外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虞尔昌教授说：
1947年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朱生豪在之江大学的同学黄竹坪曾经回忆说：
……译著出版后，我在之江校友会工作，有国外校友来信说其所译《莎剧全集》在美国文坛为之震惊，认为中华人不会有这样高质量的译本。
虽然，这部译著受当时的条件限制，纸张和装订等都还比较粗糙，但这却是又一部可以使中华文化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精品。曾经于40年代担任过东北大学校长的樊哲民教授在给宋清如女士的信中说：
……朱生豪的短短一生殚心竭虑，译出莎士比亚全集，做出惊人的伟大贡献，是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
我在中学时代曾跟英人学过《莎士比亚本事》，30年代留学日本。当时日本学者坪内逍遥曾译出《莎士比亚全集》（绿漆布面，金边）一时轰动英、日文教界，英人惊叹地说：“这是毕生的事业，伟大的业绩。”坪内逍遥的大名风靡全国，至今不衰，并认为这是日本的骄傲，引为自豪。须知坪内至少活到七八十岁，留英多年，过着优裕而安静的生活；而我们的朱生豪只活到三十二岁，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以惊人的毅力，以短短的十年工夫竟替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整地出色地完成了这部艰巨而宏伟的工程。这是嘉兴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难道不更使我们中国人骄傲而引为自豪吗？[12]
朱生豪所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在新时期影响更为广泛，它不仅为中国广大读者喜爱，而且远涉重洋，西到英国、东到美国。1979年《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陈列在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德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心，在当时成为英国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套莎翁著作中译本，受到英国出版界的重视和欢迎。1984年美国首都华盛顿著名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也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朱生豪的侄儿朱达教授代表朱生豪家属向该馆赠送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和有关介绍译者的刊物。在参观该馆时，朱达高兴地看到馆内珍藏着一部50年代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该馆主办的《莎士比亚研究》（季刊）还刊出过介绍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文章，“其中朱生豪有突出的位置”。
朱生豪在世界上影响的不断扩大，不仅同他译本读者群的不断扩大紧密相联，而且同他译本演出观众群的不断扩大休戚相关。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剧本译本的生命也同演出息息相关。在中国莎剧演出史上，1949年之前莎剧的舞台演出并不多，但莎剧的翻译家却多达数十人。仅《哈姆雷特》这一剧本的翻译家，就有田汉、邵挺、周萍、曹未风、朱生豪、孙大雨、卞之琳、林同济、梁实秋、方平等十位之多。在众多的莎剧翻译家中，莎剧演出采用译本最多的是梁实秋。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由余上沅教授主持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就先后五次演出了《威尼斯商人》、《奥赛罗》、《哈姆莱特》三部莎剧。这五次演出在艺术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均采用著名翻译家梁实秋的译本。莎剧译本的生命同演出息息相关。国立剧专连演三部梁实秋的莎剧译本，对日后梁实秋最终译完莎氏三十七个剧本，并进一步改进莎译质量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49年10月，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现代话剧获得了迅猛发展，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剧种。中国的莎剧演出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一时期的莎剧演出则是在斯坦尼体系系统地指导下进行的。莎剧演出剧本采用率跃居首位的是朱生豪译本。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莎剧演出冲破“左”的禁锢，精彩纷呈，出现了中国现代莎剧演出史上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时期的莎剧演出，采用最多的是朱生豪的译本，据不完全的统计，这一时期朱生豪译本的演出，就有《威尼斯商人》（复旦大学）、《无事生非》（上海青话、安徽黄梅戏剧团）、《仲夏夜之梦》（中国煤炭文工团、上戏内蒙班）、《麦克白》（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师资专修班、导演进修班）、《奥赛罗》（中国铁路文工团、广东话剧团）、《第十二夜》（北师大社团剧社）、《暴风雨》（中戏表演78班）、《李尔王》（上戏导演进修班、辽宁人艺）、《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罗拉》（1984年、1986年、2012年由上海原青年话剧团班底三度演出）、《冬天的故事》（上戏表演进修班）、《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上戏公演）、《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武汉话剧院）、《亨利四世》（上戏公演）等十多个剧目之多，这在朱生豪译本采用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莎剧演出史上也是空前的。
首届中国莎剧节的成就举世瞩目。国际莎协会会长菲力浦·席布洛克班克对中国莎剧节的高水平感到异常振奋和惊讶，在莎剧节闭幕大会上，他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显示了中国戏剧界的活力。一次戏剧节能上演二十五台莎剧，这在世界莎剧史上也是罕见的。在莎翁戏剧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剧本，这么多的剧目在一起同时上演。中国的莎士比亚戏剧节和莎士比亚协会应当由此而自豪。”[13]“你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届莎剧节《简报》第6期）
这既是中国莎剧艺术家们的巨大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朱生豪莎剧译本的巨大成功，他的译本为莎剧表演艺术家、莎剧舞台艺术家，提供了艺术想象的广阔天地。
1994年9月20日，’94上海国际莎剧节的开幕演出为《亨利四世》（上海戏剧学院演出），这是该剧在中国的首演。
此剧根据朱生豪译本改编，演出本由吴小钧改编，将上下集压缩成单本演出。导演苏乐慈，舞台设计胡妙胜、王志刚。主要演员有李家耀（亨利四世）、赵屹欧（福斯塔夫）、龙俊杰（亨利亲王）、白永诚（潘西·霍茨波）、刘婉玲（快嘴桂嫂）等。该剧场面恢弘，被中外莎学家、学者们誉为“大制作，大手笔”。导演根据朱生豪译本提供的宽厚的文本基础，展开充分的艺术想象，显示了较厚实的功力，从而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又巧妙地运用了中国戏曲中某些假定性原则，也使观众得以充分展开“千军万马”、一泻千里的想象。
这次演出是继首届莎剧节之后，又一次在中外莎学界影响较广泛的演出之一。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还是百年前诞生的朱生豪看得透彻。他说：“人死了，名也没了，一切似同一个梦，完全不曾存在。”但他又说：“一个成功的天才的功绩作品，却牵萦着后世人的心。”朱生豪先生作为人的生命已经消逝半个多世纪了，他一生辛劳的结晶《莎士比亚全集》的译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它那激情的火焰，永远燃烧在中外读者、中外观众的心头。
（作者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注释】
[1]郦子柏等：《滨海月夜，曹禺闲谈》，《小剧本》1981年第11期。
[2]曹树钧：《轰动世界的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剧作家》2012年第1期。
[3]曹树钧：《论曹禺对中国莎学事业的卓越贡献》，《永生雷雨》，长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4]黄源：《朱生豪传》序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5]朱尚刚：《诗侣莎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6]朱尚刚：《诗侣莎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293页。
[7]朱尚刚：《诗侣莎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293页。
[8]宋清如：《读了〈朱生豪传〉及其序文》，《中华莎学》1991年、1992年3、4期合刊。
[9]朱尚刚：《诗侣莎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
[10]朱尚刚：《诗侣莎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页。
[11]丁晓红：《〈朱生豪〉荣获十二届飞天奖》，《杭州日报》1992年9月19日。
[12]朱尚刚：《诗侣莎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13]曹树钧：《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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