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等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之提出

论宋庆龄、何香凝等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之提出

O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roposal of Re-establishment of Sun Yat-sen’s“Three Great Policies”to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5th Central Committee of KMT by Song Ching-ling and He Xiang-ningetc

朱玖琳

1937年2月，宋庆龄、何香凝同孙科、冯玉祥等十四名国民党中执监委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关于提案之提出曾有文专门叙述，^[1]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两岸的相关档案和史料，以及远藏美国的蒋介石日记，对提案之提出经过再作补充，并进一步探讨宋庆龄、何香凝为什么要选择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提出提案，提案之提出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何，以及宋庆龄、何香凝如何将提案告知蒋介石，蒋介石对提案的态度如何，宋庆龄、何香凝是否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案如何公之于众，以及各国在沪媒体的反应如何等等问题。希望透过表象，将这一段看似简单的史实再作进一步深入分析。

一、在国民党中枢成员之间开展征集提案签名的活动

1936年10月，宋庆龄、何香凝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间开展征集提案签名的活动。10月20日，宋、何二人特致函吴稚晖，希望他能领衔签名。^[2]当日上午，宋、何二人代表持函至吴稚晖处面呈，但未遇。代表后又持二人函并宋、何、孙科已签名的提案，至李煜瀛处。李赞成联合战线的原则，即复一短信，并在孙之后签名，但李对提案的部分内容有保留意见，故于晚间作一长函致宋、何。次日，李煜瀛致函吴稚晖告知此事。^[3]

不久，何香凝只身前往南京，准备在南京举办救国画展，同时为征集签名而活动。在南京，由于何香凝的亲自运动，冯玉祥也加入了征集活动。11月7日上午，冯玉祥拜访何香凝，谈联俄抗日之事，并陪同何前往张继家，征求其在提案书上签名。在张家，冯玉祥看到何香凝与张夫人崔振华谈话之热泪，“心中甚为难过”，张继在提案书上签了名。中午，冯玉祥同鹿钟麟、石瑛、张知本等会餐，又谈签名事，鹿、石二位亦签名。冯玉祥回寓所不久，张继即找上门来，要求勾去签名，谓其夫人不敢赞同孙夫人宋庆龄的观点。冯推说已将提案书交还给何。^[4]事实上冯玉祥本人也感到压力，认为“环境如此，国事如此，宋、廖二夫人来的东西不得不小心”。11月8日，他同鹿钟麟商量了半天，认为不得罪张继的最好办法是去找李烈钧向张继说明提案的重点。^[5]11月16日，冯玉祥来到李烈钧家，详谈提案书及张继签字的事，李看了提案书后，“马上便有了办法，光明磊落的解决了一切困难”，他将自己的名字用浓墨签到张继的名字上，完全盖住了张的名字，并告冯打电话详告张。^[6]11月27日晚，孙科设家宴，宴请居正、李烈钧、何应钦、朱霁青、马超俊、梁寒操、张继、张知本、陈立夫、程潜等人，冯玉祥亦在列。显然，孙科也在为征集签名事效力。席中谈外交事，说日本已到了断交之时，但联俄还无甚把握。张继说，联俄抗日无问题，惟容共不可也。在座的各有各的意见，但大致相差不远。^[7]这说明众人此时大多不赞成联共。在此过程中，包括汪精卫、石瑛、曾养甫在内的不少人还提出不仅要联俄，还要联英、法、美。^[8]为了反映众人对提案的意见，宋庆龄、何香凝修改了提案，将恢复“三大政策”改为扩大“三大政策”。

因为宋庆龄、何香凝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呼吁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于是日本人便开始造谣。1936年11月26日，代表日本官方观点的上海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称：“本月25日清晨，新的逮捕已完成，当时两个有名望的共产党成员包括宋庆龄夫人已被逮捕，由于事关重大，法巡捕房保守最大的秘密。”^[9]

同日，上海的另一份日文报纸《上海日报》也刊登了同样的消息。谣言随即又传到西安。次年1月2日，冯玉祥在中山陵见到邵力子时，邵告冯说西安报纸有冯同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均失踪之事，冯即言：“日人之谣不可信也”。^[10]

二、提案面呈蒋介石

就在宋庆龄等征集提案签名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许正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打消了部分国民党中执监委的顾虑，促使他们支持恢复“三大政策”，在这份甚至将国民党人习惯称呼的“容共”政策明确提为“联共”政策的提案书上签了字。

1937年2月13日，冯玉祥在日记中记道，是日，孙科告诉他：“一、孙夫人庆龄、廖夫人何香凝来函，为提案事，即总理三大政策实行事，又签名十四人；二、此案已经宋、何二位交给介石矣，请他斟酌如何……”^[11]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治疗事变时造成的脊骨跌伤一直在休养。2月9日中午，他从杭州飞抵上海，每日进行电疗。2月14日，为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他偕宋美龄飞往南京。由于脊伤未愈，他并未参加15日的开幕式。纵观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蒋时刻关注着即将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并标注需要重视的全会重要案件。2月10日蒋记道：“孙宋等提案之注意”。2月11日蒋再记道：要注意“孙宋等提案之方针”。^[12]看来宋庆龄、何香凝在蒋抵沪次日便去看望了他，并面交提案。2月17日，蒋在会议召开两天后到场与会，午后，冯玉祥赴蒋宅参加会餐，蒋邀冯到楼上谈话，冯“告以孙夫人、廖夫人及大家之提案事”。^[13]蒋当时对提案的明确态度如何，蒋、冯日记中均未记录。但从这一时期，蒋日记中出现的“帝国主义之谋害他人之险狠，俄德皆然，岂仅倭寇而已哉”、“外交决独立自主为基础，而以国联为和平集团之惟一路线”、“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14]等字眼可以明确判断，蒋并不同意“孙宋等提案之方针”——停止一切对日辱国谈判，建立抗日联合阵线。

三、提案之提出与国共谈判密切相关

就在宋庆龄、何香凝在上海将提案面交在沪疗伤的蒋介石时，1937年2月12日，周恩来等开始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等在西安进行正式磋商。^[15]是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谓“请告汉年”，嘱咐“三中全会孙夫人等左派不可太突出”，所作提案必须考虑到蒋介石能否采纳，“估计蒋不能采纳者则不提”。^[16]显然，提案的提出与这一时期的国共谈判密切相关，中共要在舆论上进行造势。

1936年7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担任国共联系人。在上海，他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他们的充分理解与赞同。^[17]10月上旬，潘汉年再从瓦窑堡回上海，向宋庆龄面交毛泽东的致函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8]毛泽东在信中请求宋庆龄以所附中共致国民党函为参考，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并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潘汉年会面。潘汉年当时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动各实力派向蒋要求立即停战抗日”，正值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全会即将召开，于是他草拟了“恢复三大政策的提议”致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并运动各实力派签字。^[19]宋庆龄、何香凝一贯认为国民党在1927年后违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两人均是坚定的抗日救国论者，因而她们对共产党的建议予以了积极的回应。

同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公开出面和华北各地学生团体联系，于2月4日正式成立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准备赴南京进行献旗、请愿，表达拥护国内和平统一、积极抗日的政治愿望，并准备在南京招待新闻记者，联络当地救亡团体。但是，献旗团12日抵达浦口就遭军警包围，14日即被勒令返平，原定计划根本无法实现。^[20]冯玉祥为此曾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要把献旗来京之人“押解回平”。^[21]

就在献旗团被迫返平的当日，2月14日，宋庆龄亲赴南京，与何香凝一起访张知本，口头谈“扩大总理三大政策之事”，并嘱张将二人致冯玉祥函交给冯，告诉冯提案已修改，“改改前头，改改后头，并把总理三大政策改为扩大三政策”，“把联俄改为联俄、法、英、美”，“联共改为联各党各派”，“扶助工农政策，改为扶助工农、工商各行业之政策”。冯随即照此修改自己的提案，并找人签名。^[22]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宋庆龄等的提案被编为“密12号”，王法勤在提案封面上特别用毛笔批上“密交常会”的字样。^[23]冯玉祥的《促进救国大计案》虽有16人签名，但被编为“密13号”，同样未得到印刷，也“不读全文”。^[24]冯玉祥为此而感叹道：“孙夫人提的案子，很可以告知大众，本无什么不可说的，何必如此呢？”^[25]

四、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公开提案

也许是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三中全会孙夫人等左派不可太突出”，已经身在南京的宋庆龄、何香凝并没有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而是重回沪上。2月18日上午，宋庆龄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发表了提案全文，并另外附上了其个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26]

当晚，在上海影响颇大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用整整一个版面，以“呼吁成立抗日‘联合阵线’ 孙夫人发表谈话号召群众运动 冯玉祥支持提案 寻求与苏联和中国红色政权联盟”为标题，全文刊登了提案和公开信。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愿向民众公开宋庆龄等的提案，而仅有的两家中国报纸（《新华晚报》和《大沪晚报》）又将提案与公开信相混淆，把公开信当提案刊登出来，因而提案的中文件事实上一直未获公开。1937年3月13日，《新中华报》全文刊登了此提案书。4月15日，《救国日报》亦刊登了同样的全文。^[27]至此，提案为公众所知。不过这份公开发表的提案与宋庆龄、何香凝面交蒋介石的提案在内容、文字和句读上均有差异。

公开发表件与面交蒋介石件，文字和句读的差异非常微小，可以忽略不计，但两者在内容上有一段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具体如下：

两相比较，面交蒋介石件不提“西安事变”，公开发表件则删除批评中共的文字；面交蒋介石件改用扩大“三大政策”，公开发表件却保留原恢复“三大政策”的内容，这是因为面交蒋介石件要照顾蒋介石的情绪，要反映签名的国民党中执监委的普遍意见，而公开发表件则更看重中共的形象，要为中共在国共谈判中赢得更多的舆论同情。

至于改恢复“三大政策”为扩大“三大政策”的关键内容，宋庆龄是以个人公开信的形式对外公布的。

2月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在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之下，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提出抗日，并表示要和平统一，与中国共产党可以进行谈判。虽然会议仍然表示要根绝赤祸，但是中共对会议的结果还是满意的，因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宣言决议“提到对内集中国力和平统一，对外维护领土主权，一直抗战，并发表了目前的三民主义方针，这确是进了一步，应当欢迎他”^[28]。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

【注释】

[1]见杨天石：《宋庆龄为国共合作募集签名——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之五》，《光明日报》2003年9月16日。

[2]台北“党史馆”藏“李煜瀛致宋庆龄何香凝函”，档案号“吴稚晖档案07741”。全文见杨天石文。

[3]台北“党史馆”藏“李煜瀛致宋庆龄何香凝函”，档案号“吴稚晖档案07741”。全文见杨天石文。

[4]《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5—826、827、833页。

[5]《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5—826、827、833页。

[6]《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5—826、827、833页。

[7]《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5—826、827、833页。

[8]《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3页。

[9]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及有关宋庆龄的言论和行踪”，档案号U38-2-929-032。

[10]《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3页。

[11]《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2页。

[1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2月9—1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13]《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2页。

[1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2月10、11、1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15]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6]《1937年国共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的一组来往电文》，《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2期。

[17]陶柏康等：《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载《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18]陶柏康等：《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载《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19]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20]黄绍湘：《“一二九”运动中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的片断——华北学生献旗团赴南京请愿经过》，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1]《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2，46，48，58页。

[22]《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2，46，48，58页。

[23]台北“党史馆”藏“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档案号“会议记录5.2/17.9.9”

[24]台北“党史馆”藏“促进救国大计案”，档案号“会议记录5.2/17.9.10”；《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54页。

[25]《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2，46，48，58页。

[26]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及有关宋庆龄的言论和行踪”，档案号U38-2-929-025-029。

[27]全文可见《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164页；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36页。

[28]《1937年国共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的一组来往电文》，《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