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问题研究

一、全球化问题研究

全球化的浪潮改变了世界格局，同时也使得地域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全球化背景下地域社会的研究，一直是国际社会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全球化意味着全球性资本的扩张、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观念的传播;同时也促使着地域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国与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深受其影响。在对全球化的研究过程中，社会学因其突破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学科“想象力”而拥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对社会学而言，与时俱进地研究全球化浪潮下经济、政治等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也是学科进步的必要举措。在当前对于全球化的社会学研究大多选取宽广的视角，一些研究致力于对全球化进行理论探讨，一些研究关注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平等影响，一些研究则聚焦于全球化对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具体影响。

1.全球化与全球化理论研究

在对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基于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上来看待全球化现象。在《跨国化与全球化的当代过程》(Contemporary Process of Trans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一文中，作者Heather Hofmeister与AndréPascal Breitenstein从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³⁾跨国化是一种与全球化紧密相连，而又具有差别的概念。跨国化可以被看做是资本、信息、人力以及文化等因素由某些地区转向另一些地区的连锁反应，简而言之，跨国化是当前国际变动的一种进程，而全球化则是这一进程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全球性的不平等和差异将会被拉大。同时，传媒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将会加速信息、资金、货物和人员的跨国化流动速度。跨国化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宏观层面包括物质(科技和经济)文化和非物质(社会)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正是跨国化进程的根本动力之一。而微观层面的跨国化则完全不同，它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个体如何被影响及如何去回应这些影响。外国资本进入的同时也带来了西式的文化和理念，这些首先影响的是个人，然后才慢慢波及整个社会群体。同时，一个全球范围的跨国化实践系统还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水平面，每个层面都有其不同的运作方式，而在跨国化过程中，文化往往先于政治和经济的传播。他们认为，跨国化进程是一种带有帝国主义扩张倾向与“被限制的竞争”并存的活动。在国际竞争中，精英团体或精英组织(如WTO，IMF，World Bank等)往往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它们制定游戏规则来限制和规范种种跨国化行为。

与之不同的是，在《亚洲与欧洲变革的世界主义视角》(Cosmopolita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and Asian Transnationalism)一文中，英国Sussex大学的Gerard Delanty与澳大利亚Deakin大学的Baogang He则持批判世界主义(critical comopolitanism)的视角来探讨全球化问题。⁽⁴⁾作者认为，批判性的世界主义(critical comopolitanism)能够成为对传统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一种改变和对全球化的更严格的定义。在现今的社会科学中，世界主义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方法出现了。今天，文化和文明世界的对话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挑战。当不同的国家利益一起作用时，发展合作和对话的难度就会增加。世界性与欧洲和亚洲紧密相关，两方都极具重要性。批判性世界主义主张避免共同主义(universalism)和关联主义(relativism)的陷阱。批判性世界主义能够成为国家主义的替代和对全球化进行更狭窄的定义，但主要问题在于地区合作中积极的政治形式是否会沿着世界性道路发展。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文化性的问题，尽管亚洲文化的多样性将阻止一个同一性亚洲的出现，但它在建构一个跨国区域身份上确实发挥着作用。

此外，在《全球化与组织化:世界社会与组织变迁》(Glob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World Society and OrganizationalChange)一文中，作者G.S.Drori等人还从组织(organization)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⁵⁾全球化与组织化是当代最为重要的两个概念，在作者看来，全球化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现代理性组织的理念扩张的过程，全球化催生了一大批组织化、法制化、理性化、标准化与专业化的全球组织，这种理性化的组织恰恰是对韦伯关于科层制组织理念的回归。作者通过一系列经验研究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组织扩张在教育、管理等具体领域的表现，认为当前现代组织的扩张不仅表现在地理区位的扩张，更表现为功能的扩展。尽管对于本书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无论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人还是不相信这种观点的人都能从其研究中获得启发。

2.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进程，其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发达国家在资本或人力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剥削。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移民:一项对欠发达国家的跨国调查》(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Less-Developed)一文中，作者Matthew R.Sanderson与Jeffrey Kentor试图探讨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发展中国家同时产生的资本输入与人才输出这两者间的关系。⁽⁶⁾作者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资本与人力的跨国转移，这种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项研究致力于对国际移民理论、国际政治经济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综合，构建出新的研究框架，通过小组回归模型的方法对自1985—2000年间25个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与向外移民情况进行数据分析，探讨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这项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从短期来看外国资本投资与向外移民程度呈负相关关系;(2)从长期来看外国资本投资与向外移民程度呈正相关关系;(3)国家对外贸易水平的提升会降低其向外移民的程度。这些结论一方面验证了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向外移民情况存在着相关性关系的假设，从短期上来看，发展中国家所吸引的投资会促进其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的增加，从而降低居民向外移民的水平。但从长期来看，国外资金的注入会打破传统的工作结构，为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文化和观念交流建立了联系，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向发达国家转移。同时，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能力的增强会抑制人力资本的流出，因为国家对外贸易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在国内提供更多国际化的岗位。这项研究对在全球化过程中影响发展中国家最深的两件事，即资本的输入与人力的输出进行了分析，作者也指出，在全球化中，尽管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量的资本，促进了其经济的增长与收入的增加，但也同时面临着人才的流失及相关资源的损失等问题。

3.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

当前，全球化进程在文化层面正在产生空前的交流、演变与冲突，这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研究的焦点。在《虚假的多样化:文化差异中的个人主义》(Fa 9ade Diversity:The Individualization ofCultural Difference)一文中，美国Emroy大学的John Boli与Michael A.Elliott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文化的扩散现象对当今世界的影响。⁽⁷⁾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当今全球文化正在日益地多样化，但作者指出这种文化多样化仅仅是一种虚假的现象，其背后是日益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文化的扩散。个人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基础价值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的表现形式，它被认为是一种将个人价值置于他人之上的文化理念。个人主义根植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利他主义，将个人置于他人的印象管理之中，并表现出对集体、自我和他人合作的兴趣。个人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中对个体认识和定义的基础，也是最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价值观的地方。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使个人日益追求与众不同的个性化，这在表面上表现为日益繁荣的多元性文化，但其本质上则是因为个人主义的入侵无所不在，建立了一种被全球各地更多人认可的共同的认知系统和指向性行为模式，因此这种蔓延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更大限度的同质性而不是多元化。个体将更习惯通过一种限制性的身份建构而不是一种合作性的身份建构来定义自身，而这种限制性的身份建构系统偏向于在一个具有认同感的文化体系和象征意义中塑造个体印象。这些都被认为是全球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扩散的结果，这个过程只从表面上增强了不同文化的基准规范和制度化程度。

同时，还有学者将焦点聚焦于在全球化的文化传播过程中起着核心角色的新闻媒体。在《权力转移:鲁伯特·默多克和他的全球商业传媒》(Switching Power:Rupert Murdoch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ofMedia Politics)一文中，作者Amelia Arsenault与ManuelCastells以全球传媒巨头鲁伯特·默多克及其所掌管的跨国媒体公司新闻集团(NewsCorp)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探讨了默多克是如何将其传媒公司所拥有的文化影响力拓展到经济、媒体、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从而获得全球掌控能力的。⁽⁸⁾默多克所掌管的新闻集团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传媒公司，它已成为其自身的跨国运作机制的产物，是一个不再仅仅和某一特定的领域发生关联的公司，其成功之处在于广泛地嵌入到了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系统中，成为了各个系统之间的利益联结者与调控者。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采取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其决策大多集中于默多克本人，高度集权模式使其对将要播出的新闻进行类同化处理，大量不同观点被抹杀，同时由于默多克本人无可忽视的主要影响力，它所发布的新闻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致力于全球性的扩张，其媒体网络的触角触及世界绝大多数的角落，从而拥有了巨大的宣传能力。此外，不同于其他新闻媒体倾向于保持政治的中立性，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广泛地参与到政治事务之中，通过资助、宣传、新闻控制等方式支持所选定的政治代理人，例如默多克曾对布什政府及其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提供过巨大的经济及舆论帮助。通过上述方式，默多克的传媒帝国在获得巨大商业利益与极高声望的同时，也具有了能够影响公众意见、扶植政治势力、参与政府决策、影响有利于己的法规制定的能力，从而为其商业帝国的继续膨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默多克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的成功表明，在全球化社会中，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拥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本文也深层次地揭示出了对于文化平台掌控的能力是全球化竞争中的核心资源，这种资源能够深入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整个世界利益的枢纽。

4.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

因全球化而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变革是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所探讨的核心话题之一。在《聚合性分歧:一项针对全球化对劳资关系与职业雇佣的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Converging Divergences: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ImpactofGlobalizat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Employment Careers)一文中，作者Melinda Mills等人探讨了全球化进程对于发达国家福利政策、劳资关系以及个人就业选择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⁹⁾作者指出，当前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对于世界经济产生了一种聚合(convergence)效应，表现为国家边界的模糊使得各个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及社会政策的制定上日趋相同;各国的经济制度日益向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方式靠拢，表现为自由市场的扩大、劳资压力的减小、非正式职业的增多等，而这项研究即是为了验证这种全球化的聚合效应是否在发达国家的劳动雇佣领域存在。在研究中，作者采取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既从宏观领域探讨各国福利制度以及劳资关系的演变，又通过定量化的纵向研究方式从微观视角分析年龄在25～54岁之间的中年劳动者在职业选择以及职业流动上的差异。该研究认为，全球化进程并没有给发达国家的劳动雇佣结构带来聚合效应，而是产生了一种聚合性分歧(converging divergences)效应，表现为不同国家在劳动雇佣方面的差异并没有因全球化而减少，相反其分歧还在扩大，各国所选取的经济体制(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后社会主义)的不同也影响到本国福利政策、劳资关系以及个人的职业选择的不同。在福利政策上，瑞典、德国等保守主义或奢华民主主义国家给予工人的保障以及对于福利的公共支出仍然远远多于美国、英国等自由主义国家。在劳资关系上，选取不同道路的各国在工会的密度、劳动保护法律的执行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与不同。而在职业雇佣领域，各国的中年劳动者在雇佣保障、职业流动频率、职业流动容易程度、所选取的职业类型(正式职位还是灵活就业职位)等方面同样因其所处国家的不同而具有两极化的差异。这项研究表明，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各国的市场开放程度、福利保障程度以及劳资博弈程度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并没有完全改变以欧洲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所制定的政策，效率优先还是保障优先的争论仍然要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全球化所带来的这种差异化仍然是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热点。

5.全球化进程中的移民问题

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加剧，全球化的移民现象成为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由此带来了种族认同、种族融合、种族冲突等诸多问题。一些学者采用了网络分析方法，试图从私人网络构成的角度探讨种族认同问题。在《私人网络与种族认同:对于西班牙移民的研究》(Person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s:The Case of Migrants in Spain)一文中，作者试图探讨私人网络是否影响到了西班牙移民的种族认同。⁽¹⁰⁾通过分析2004年至2006年西班牙移民者的个人网络，作者指出:移民者的自身特征及其所在网络的特性都会影响到他/她的种族认同。在对这294名移民者进行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从五个方面对其个人网络进行了测量，每一方面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探析移民者是如何建构其种族认同的。研究发现，那些私人关系主要在移民前的国家，而与当地西班牙人接触并不紧密的受访者往往种族意识较为强烈，具有排外性的民族认同(ethnically-exclusive identifications)，而那些私人网络是较为明显地嵌入西班牙社会的，即私人网络成员主要由西班牙人或在西班牙居住的人构成时，受访者的种族意识则较为模糊，种族认同感较高。与此相对应的是，在《高中学生个人网络中的种族疆界:对佛兰德及荷兰的研究》(Ethnic Boundaries in High SchoolStudents'Networks in Flandersand theNetherlands)一文中，作者Chris Baerveldt等人同样将网络分析方法应用于种族问题的研究当中。⁽¹¹⁾该研究在34个佛兰德中学和19个荷兰中学展开，结果发现:本地学生大多在自己种族内结交朋友，外地学生则更倾向于结交其他种族的朋友。同时，这一研究还有另一个发现，即这种种族边界现象在荷兰比在佛兰德更加严重。研究者暂不能确定这是由于方法论上的问题还是因为两地确有某种差异。

此外，还有学者从共同意识的角度研究移民问题。在《移民与通勤中的多重共同体意识:时间、空间和关系间的相互影响》(Multiple Senses of Community in Migration and Commuting:The Interplay between Time，Space and Relations)一文中，作者Isidro Maya-Jariego与Neil Armitage试图探讨影响移民者共同意识的诸因素。⁽¹²⁾该研究认为，现代通信方式加强了空间之间的联系，使行动者可以同时参与多个社区活动。这里的“参与”并不要求行动者必须在活动现场。通过对200个移民者和208个通勤的大学学生进行调查，该研究得出结论:移民者在西班牙居住时间的长短是影响其形成不同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因素。这些共同体包括他们与其本国邻里所形成的社区，与其西班牙邻里所形成的社区，以及他们在西班牙的本国同胞社区。同时，通勤者对其居住城市的共同体意识与下列因素呈正相关:他们每天在其居住城市停留的平均时间，他们个人网络的平均密度等。

当前，全球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深受其影响。全球化意味着全球性资本的扩张、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观念的传播，同时也促使地域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地域社会的各个方面也随之时刻受到世界变迁的影响。相比其他社会学科，社会学在对局部地域的社会现象研究方面无疑可以因其突破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学科“想象力”而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上述一些研究为这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