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型社会学的研究

五、关于转型社会学的研究

20世纪末，在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剧变引发了空前的市场转型、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也使得“转型社会学”成为当代发展社会学研究中一个新兴而又重要的研究分支。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在价值、制度及运作逻辑上都截然不同的文明，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与改革浪潮中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对于转型国家及转型理论的研究，一方面是对涉及政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等诸多议题的发展与创新，通过对转型进程的研究，一些刚刚涌现出的成果，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日益成为学术主流，这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又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那些正在经历剧烈转型中的社会，对于如何应对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2007年至2008年的《国际社会学》中，许多文章均是持转型理论视角，以转型中的东欧市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诸如非正式雇佣市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市场转型中的收入不平等、情感道德嵌入下的职业化等重要而又具有创新性的议题，体现了近年转型社会学的最新成果。

现代劳动力市场一直存在着正式雇佣市场与非正式雇佣市场之分。在以往对非正式雇佣的研究中，主流社会学往往倾向于将其看做为前资本主义体系的残留，是正式经济的衍生品，也是正式雇佣市场的一种补充。但是，这些理论在分析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时却面临着很大的局限性，像东欧或中国都存在着庞大的非正式雇佣市场，对当地经济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反思非正式雇佣特征:对乌克兰的一些研究》(Retheorizing the Nature of Informal Employment:Some Lessons fromUkraine)一文中，作者Colin C.Williams与John Round试图通过对乌克兰非正式雇佣的经验调查，以对传统的理论进行检验。⁽²⁷⁾作者认为，非正式雇佣可以被定义为:因为下述各类型的理由被故意隐藏于公共权威之外的所有合法生产活动——为了避免收入、价值增值或其他税收的支出;为了避免社会安全支出;为了满足某些合法的要求如最低的工资、最长的工作时间、安全或健康标准等。通过对乌克兰非正式雇佣的调查，作者发现不同的理论对不同的非正式雇佣类型是适用的。但是，尽管变化的理论能够适用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工作，但是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完全抓住非正式雇佣的反向性质(diverse nature)。通过对乌克兰的非正式雇佣性质的研究和对非正式雇佣理论的评价，作者提出那种能够解释所有国家的非正式雇佣市场的普适的理论是不可能有的。尽管通过观察非正式雇佣的类型能够提供证据来支持传统的非正式雇佣理论的某些观点，但是没有一个理论能从整体上描述非正式雇佣。非正式雇佣是否总是与正式雇佣分开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它是否总是属于一种完全积极或消极的贡献还存在争议。通过这篇文章，作者希望能引起对非正式雇佣性质的反思以及找到更多的途径来制定能适用更多类型的公共政策。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综合化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均采取各项措施，努力使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发展。发达国家均建有既独立又与普通教育相结合的职业教育系统，但是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职业教育系统是否完善则有待验证。在《专业性教育证书在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劳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The Role of Vocational Specificity of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for LabourMarketEntry in Estonia and Slovenia)一文中，作者Irena Kogan与Marge Unt通过研究发现，在教育体系中越专业化，则求职者向未来的雇佣者发出的信号就越明确。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在斯洛文尼亚，拥有职业教育证书的毕业者更快也更容易找到第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在爱沙尼亚则有更多的人没有完成任何的职业培训就离开了教育体系，所以毕业者要花更长的时间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社会财富向精英阶层的集聚、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民众相对剥夺感的增加等问题，这种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在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均有鲜明的体现，也吸引了社会学研究的目光。在《爱沙尼亚不同群体对收入差别的评价》一文中，作者Ellu Sarr探讨的问题是在针对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的态度上，人们出生年份的不同是否与他们的态度存在着相关性，处在同一年龄阶层的人是否会具有相近的态度，而不同年龄阶层的人是否在态度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²⁸⁾为了解答这一议题，文章比较了五个拥有不同社会化经历的出生群体，研究分析是建立在来自1991年至1996年国际社会公平项目和2004年完成的爱沙尼亚社会公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上的。研究指出，人们所属的年龄阶层的确影响其对待收入不平等的态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程度还在提升。不同年龄阶层在对待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的年龄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所获取的利益以及接受市场经济观念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那些出生于1929年至1945年的老年阶层对当前的收入不平等存在着很大的不满，这是因为他们往往是市场转型的失败者与受害者。而那些出生于1962—1971年的中青年群体很多是转型中的受益者，因而他们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则较为缓和。同样对不平等持积极态度的是1981年后出生的青年群体，他们的态度选择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容易接受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而对于中年群体来说，他们的态度则较为复杂，这也反映出他们在市场转型中所获得的利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项研究再次证明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绝不是一个平均化的过程，那些在转型中受益的年龄阶层与受损的年龄阶层在对不平等的态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该项研究为转型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其相关结论也有待于以后的研究予以验证。

此外，在《前苏联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道德情感和职业化:对职业化实践和伦理的理解》(Moral Sentiment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Post-Soviet Kyrgyzstan:Understand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sand Ethics)一文中，作者Balihar Sanghera与Aibek lliasov将重点放在前苏联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的职业化实践的社会化和伦理方面，并且提供了三个关于前苏联时期的职业化的初步研究:道德一致，社会控制和道德情感。⁽²⁹⁾对前苏联时期的职业化研究着重于五个职业化的群体:讲师、医生、律师、记者和警察。前三个群体被认为是得到了正式的知识训练，并且对他们的工作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尽管记者并没有得到同样水平的正式训练，但他们同样影响了一个更广泛的对职业化的理解。通过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职业化的研究，作者发现道德情感对前苏联职业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为了更好地展现其伦理性，职业化需要更加注意积极和消极情感的混合。文章还探讨了社会关系和制度如何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职业化。前苏联的控制、势弱的职业化阻止和经济不平等的遗留导致了一种挫败感、恐惧、苦恼和欺骗。在文章的最后，在讨论了社会结构和职业化代理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文章进一步证实了情感、承诺和自反性的重要性了。

上述研究均是延续了转型社会学研究的一贯思路，抓住了东欧社会转型这个大的背景，通过对处于不同时期的群体的对比研究，反映出社会改革的影响。上述研究对于同样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前中国同样存在着规模庞大的具有非正式雇佣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同样需要解决职业教育体系的优化，同样面临着正在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同样需要对各种新兴职业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国际社会学》所选取的这一系列转型社会学研究能够帮助我国的相关研究者确立更为全面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