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休闲理论的发展
自古希腊时代起，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人类的休闲行为进行研究的同时，就开始对人类社会处于萌芽状态的休闲思想内涵进行阐述，并留下了很多精辟的论述。进入近代工业社会以后，休闲科学理论才开始逐渐形成，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或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古往今来，这么多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会如此关注这种发生在自由时间的、以“享乐”为主旨的活动?而为什么人类迈入工业社会以后，“休闲”会受到如此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对它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休闲学缘起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
首先，从学术角度来考量，会发现人类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他还认为，人唯独在休闲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闲暇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之后基督教徒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形成了西方古典休闲理论的雏形。而在中国古代，有关休闲思想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周易》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老庄哲学的“大知闲闲”等思想构成了南北朝时期隐逸文化、唐宋兼收并蓄的闲游文化、明清雅致精细的闲适文化等的哲学基础。事实上，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对休闲这一社会现象的思考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思考，是对人“成为人”的过程的一种观照与探索。理解休闲，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自我，理解周围环境，减少或至少能更好地缓解人们的不安和焦虑。因此，自古至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都无法忽视“休闲”在人类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作用，但凡谈及休闲，必然将之与“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古德尔和杰佛瑞·戈比所言:“休闲正是真、善、美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休闲同知识、美德、愉快与幸福是不可分离的。正是它们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的生活。”(17)
其次，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考量，我们会发现真正把休闲放置在学术层面加以考察和研究，并形成科学体系是近一百多年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兴起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导致近现代工业的高度发展，使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物质产品不断丰富，这就为休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工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使得人们有可能参加更多的休闲娱乐活动。休闲的大众化使之不再是富有者和有闲者所独享的特权和独占的领地，而成为各国普通百姓基本的生活权利和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但是另一方面，近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进步“却以付出人的异化为代价——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空前的压抑，人退化为单面的怪物，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撕裂着当代人。”(18)“在人类的历史上，时间首次仅仅被定义为世俗的劳动时间，一切自由支配时间和一切神圣的时间全然消失了。”(19)19世纪的哲学家们从各自的立场对此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尼采曾无奈地呐喊“我是谁?”;海德格尔则追问“存在的意义”;弗洛姆直陈我们正在“逃避自由”。工业革命解放了生产力，但是机器却束缚了人们更多的自由，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正在工业文明的体系下发生断裂，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加迫在眉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休闲研究(Leisure Studies)的兴起便成为一种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与休闲科学理论
马克思作为杰出的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剩余价值学说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相比之下，他的休闲思想在中国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大凡接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的人都会由衷地感受到，从思想理论上对近代普通大众休闲问题予以高度重视的正是马克思。
马克思的休闲思想主要表现在自由时间(Free Time)理论中。在马克思眼中，“休闲”一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20)马克思通过对自由时间的研究和分析，深刻阐述了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自由时间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财富
对于个人的发展而言，自由时间是每个人分享人类文化成果、发展自由个性的保证，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财富。
马克思在1862年完成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草稿中指出: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21)
由此可见，马克思比被誉为“休闲社会学之父”的凡勃伦早37年就明确提出了人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休闲时间的多少这一科学见解。对于这一点，恩格斯也同样写道: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在所有的人实现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体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22)
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由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另一种是从事普通活动的闲暇时间。“如果听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23)在马克思看来，衡量人类进步的根本标准，归根到底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正是在休闲这个人们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领域内，人生的意义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
2.建立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衡量尺度的社会里，财富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但是在未来某一天，自由时间才是财富增长的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此外，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年)》中明确指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24)
同时他在《资本论》里也写道:“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
在这里，物质生产活动的“此岸”和“彼岸”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马克思看来，一个国家真正富裕的标志是劳动时间的减少，自由时间的增加。自由时间是衡量未来社会财富的重要尺度。
马克思的休闲思想不仅一百多年来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学者的闲暇和休闲观念，而且至今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同时代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对休闲的理论问题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比如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在1880年曾经撰写了一篇题为《休闲权》的文章:
“我们对于一切，除了爱情和美酒;对于一切，除了休闲本身，都懒得去管!”
“无产阶级如果要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应该宣布他们有休闲权，这一权利比干巴巴的人权要神圣高贵千万倍。”(25)
通过以上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部分言论的引用，可以清晰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心广大民众休闲的科学理论，它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休闲科学理论的宝贵的思想财富，也是指导我们进行休闲科学研究的重要的思想武器。
二、西方休闲科学理论发展的轨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生活水平的广泛提升，导致众多国家的百姓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大幅提高，从而使休闲娱乐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极大发展。休闲对人类社会影响的重要性日趋突出，推动了休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众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休闲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凡勃伦与《有闲阶级论》
托斯丹·本德·凡勃伦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于1899年发表了著名的《有闲阶级论》。这本书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当时颇有争议的“有闲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价值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他的许多观点对现代休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的西方社会学家因此而认为“托斯丹·本德·凡勃伦恐怕可以称得上是休闲社会学之父了”。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主要论述了在美国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社会有闲阶级及其休闲消费的模式。学者楼嘉军将凡勃伦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26):
(1)休闲是一种阶级的社会象征。有闲阶级的心理和劳动阶级不同，他们不愿参加劳动并把参加劳动看作是有损体面的事情。“拒绝劳动不仅是体面的，值得称赞的，而且成为保持身份的、礼俗上的一个必要条件。”(27)在他们看来，只有过有闲生活才能保持自鸣得意的心情，才能显示自己比别人优越。他们一直梦想和历史上的旧贵族一样，通过拥有休闲来达到显示地位的作用，因此有闲阶级会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学习礼仪、讲求修养等方面。
“高雅的风度、举止和生活习惯是出身名门望族的有效证明，因为好的教养是需要时间、实践和费用的，那些把时间与精力使用在劳动上的人是不能想望的……礼貌的价值在于它是有闲生活的确凿证明。”(28)
(2)“炫耀性消费”是一种社会属性。凡勃伦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有关有闲阶级“明显消费”概念，简单说来就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所谓“炫耀性消费”，是指旨在摆阔气、炫耀自身财产、身份和地位而非出于需要而花钱购物的消费行为，具体表现为对奢侈品或是对贵族性的休闲活动的偏爱。
“一切奢侈品和生活上的享受用品是属于有闲阶级的。在禁律之下，某些食料，尤其是某些饮料，是严格规定由上层阶级享用的。……如果这类消费代价高昂，其间就含有了高贵和光荣的成分。”
“(有闲绅士)所消费的财物的品质也是经过挑选的，是特殊化的……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地，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29)
由此可见，炫耀性消费是一种社会差别的象征，也是有闲阶级带有社会优越感和阶级荣誉感的消费心理的表现。有闲阶级通过这种特殊的消费方式来充分证明其富有程度和社会地位上的高人一等。
(3)消费生活方式的仿效。凡勃伦认为由于有闲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是居于首位的，因此其消费方式对社会较低阶层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一直影响到最底层。简单说来，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标准成了社会中博得荣誉的准则，成了较低阶层的仿效对象。
“每个阶层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他们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能获得成功，其声名与自尊心就不免受损，因此他们必须力求符合这个理想的标准，至少在外貌上要做到这一点。”(30)
(4)消费规范的淘汰作用。凡勃伦认为在“明显消费”或炫耀性消费准则的指导下，有闲阶级为了达到其摆阔气、讲排场的目的，必然会不断变更某些消费品的样式，这一现象被称为消费规范的淘汰作用。对此凡勃伦以服装式样的不断革新为例进行了说明。在凡勃伦看来，服装的需要主要是“高一层的”或精神上的需要:
“高雅的服装之所以能适应高雅的目的，不只是由于其代价高昂，还由于它是有闲的标志;它不但表明穿的人有力从事于较高度的消费，而且表明他是单管消费、不管生产的……男子的大礼帽固然妨碍工作，而式样优雅的女帽却更明显地使工作完全陷于不可能……我们特别喜爱那种贴地的长裙，其真正原因是在于它的代价高，在于它能使穿的人步履维艰，从而使她无法从事任何有用的劳动。”(31)
正是因为服装的这种“象征性”功能，服装的消费也就成了有闲阶级炫耀性消费的重要方面。衣饰的实用性和美化作用被搁置一旁，重要的是穿上它是否可以恰如其分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由于消费生活方式仿效现象的存在，有闲阶级只有通过不断变换服装的样式并率先引领服装的潮流，才能符合所谓的“荣誉浪费标准”和不切实际的要求。但是就连凡勃伦也对这种明显的浪费行为进行了驳斥:
“我们对任何一个时期风行的式样所感到的美或‘可爱’，只是片时的，假性的;这一点说明，所有这些层出不穷的时样，没有一个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由此形成的服装上的明显浪费，因此在本质上是丑恶的。”(32)
不难看出，凡勃伦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浪费现象进行抨击时，揭露了有闲阶级及其消费方式的腐朽性，并通过对有闲阶级贪婪的侵占本性和积累财富罪恶的昭示，更是触及了当时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和制度缺失。当然，凡勃伦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入手来分析和批判，因而也就无法看清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等待人们的思想、习惯和心理的逐渐改变，从而对社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良。
2.20世纪西方休闲科学理论的发展
自凡勃伦以后，一大批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纷纷开始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关注并加强了对休闲科学理论的研究。正是因为这些学者所进行的前赴后继的艰苦的拓展工作，才使20世纪休闲科学逐步走向成熟。从时间维度上，我们可以将20世纪西方休闲科学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20世纪30～50年代——初步发展阶段。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生活水平的广泛提升和人们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大幅度增加，休闲娱乐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休闲理论研究在20世纪30～50年代步入了一个活跃的时期，与此同时，休闲学专业教育也在北美大学普及开来。具体来说，这一时期休闲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代表人物和著作见表1－1。
(2)20世纪60～70年代——成熟和繁荣阶段。这一时期，由于西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新技术的普及，使得社会成员休闲时间总量较之从前有了显著的增加，人们对于工作和休闲活动的态度相比过去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引起了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改变，休闲科学理论在欧美大陆得到迅猛发展。欧美不少国家的社会学家趋向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际社会正步入一个具有新的休闲伦理观和娱乐道德观的大众休闲时代。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学，代表人物和著作见表1－2。
(3)20世纪80年代以后——深化阶段。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以后，又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休闲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与以往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美国学术界对休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视角也进一步扩大到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诸多方面，见表1－3。
此外，200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5种休闲丛书，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美国休闲研究的学术成果，它们分别是: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托马斯·古德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卡拉·亨德森:《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
表1－1 20世纪30～50年代休闲理论研究
表1-2 20世纪60～70年代的休闲理论研究
表1－3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休闲理论研究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西方众多学者在拓展休闲研究的范围和有关理论建树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基础休闲学和应用休闲学研究的发展。休闲问题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而且也成为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高度关注的国际性问题。1956年，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在国际范围内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休闲问题调查，调查涉及法国、瑞士、波兰、南斯拉夫等11个国家。1967年国际社会学会决定成立休闲研究委员会，次年又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建立了国际休闲研究中心。1970年，在联合国的援助下，由邦克雷财团主办，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际休闲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世界上30个国家的大约500名休闲问题研究专家和政府官员。会议期间，代表们对休闲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和阐述后，通过著名的《休闲宪章》。
《休闲宪章》高度概括了休闲在当代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它的诞生被认为是休闲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于推动休闲理论和休闲活动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我国休闲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经济的持续良好的发展，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升，闲暇时间的增多和休闲意识的普及使得“休闲”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中越来越居于重要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休闲研究”的大军中来，他们对推动中国休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具体而言，我国休闲科学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休闲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
我国对于休闲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的学者于光远在1983年就指出，我国对体育竞赛是很重视的，但对体育竞赛和游戏的理论研究很不够。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没有一门研究游戏的课程，没有一门游戏专业，没有一个研究游戏的学者。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弱点。1993年，他还提出了关于玩的六句话:玩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这六句话被认为是对玩学理论的抽象概括和对“玩的价值”的肯定。1995年，我国实行每周5天的工作制，于光远先生以战略思想家的敏锐直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性，1996年，他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一文中论述到:争取有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未来社会高速发展的道路。(33)
除了于光远先生外，本阶段关注休闲现象的学者还包括邓伟志和王雅林、董鸿扬(见表1－4)。
表1－4 休闲理论研究初级阶段的学者
2.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休闲理论发展的深入阶段
1995年，在于光远先生的倡导下，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研究策划中心正式成立。至此，中国学者才开始有意识地研究休闲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并引入西方休闲研究文献。因此，有人认为:规范的休闲学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以于光远、成思危、龚育之和马惠娣等为代表的学者从西方引进的。(34)而对休闲学科进行较为系统研究和阐述的著作则主要出现在21世纪。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2005年，发表于各类期刊杂志上关于休闲研究的文章约有170余篇，其中90%以上发表于2000年以后。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对于休闲的研究表现出了研究内容多样化、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方法科学化的鲜明特点，无论是对休闲基本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休闲理论的应用研究，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仅粗略选取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及著作以供大家参考，见表1－5。
总的来说，我国对休闲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是难以用现成的西方休闲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套用或处理，急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休闲科学理论加以指导，这是我国休闲科学理论建设的当务之急。
表1－5 21世纪以来国内部分学者有关休闲的著作—览表
①中国经济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将于光远先生历年以来的论文及讲话稿集结成册。书中第一篇即为于光远于1996年撰写的《论普遍有闲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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