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实践及其偏好倾向

休闲实践及其偏好倾向_休闲概论

第一节　休闲实践及其偏好倾向

休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是一个古老又前沿的话题。谓其古老，是因为自从人类为了生存而劳作，休闲就与劳作相对而生。谓其前沿，则是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命运随着机器而转动，已经久违了闲情逸致带来的愉悦，当现代技术与文明进步重新赋予人们休闲的权利时，休闲对大多数人而言，还保留着一份神秘，甚至一份奢侈。然而，无论是古老还是前沿，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越来越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境界和具体的休闲实践，进而成为整个社会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一、休闲实践的内涵

休闲实践是指人们在进行休闲活动的过程中，获取休闲产品和服务信息，体验休闲及评价休闲活动的各种行为及其决定这些行为的影响因素。本书所研究的休闲实践主要是从休闲同伴选择、休闲活动选择、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等方面进行考量。

1.休闲同伴选择的社会关系

(1)休闲同伴的内涵。休闲同伴是人们参与休闲活动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体现。从功能和价值上可以分为三种取向:个人取向、家庭取向和社会取向。从个人取向上看，休闲能够促进个人生理机能健康，松弛紧张身心，稳定个人情绪，扩展生活经验，培养社会智慧⁽¹⁾。从家庭取向上看，休闲能够促进家庭和谐，亲情融洽，分享经验，消除代沟，增进向心力。从社会取向上看，休闲能够消弭暴戾，促进社会和谐，亦能扩展人际关系，增进友谊，并使人从休闲活动中，学习社会的规范、团体的行为准则，与团体互动个体的角色定位与合理行为，进而表露社会期望的统合行为。休闲同伴选择是休闲方式价值取向的首要因素。

(2)休闲同伴选择的“社会化”发展。在不同的休闲方式中，休闲同伴的选择首先反映出人们在特定的地域和社区休闲生活中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及其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取向。休闲同伴主要可以分为家人、朋友、同事、单独及其他，一般来说，人们参与休闲活动基本都是以亲情或友情为基础的，这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非常的吻合，人们对亲情和友情的依赖和信赖，是人们通过休闲活动，解除工作疲劳或降低生活压力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地域的人们拥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而也体现了区域的差异性。例如，上海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精神特征，往往使他们更加倾向于选择朋友出游，而成都处于四川盆地中，具有相对含蓄的城市精神，对成都人来说，他们往往体现出既偏爱友情，又依恋亲情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倾向。

【阅读材料】

成都居民爱与家人一起休闲

随着休闲日益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成都居民的休闲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多样。

在调查中发现:在参与休闲活动时同伴的选择方面，42.62%的被访者选择了与家人一起，选择朋友的被访者以41.77%的比例位居第二，其余依次为与同事一起(7.17%)，单独活动(6.33%)和其他(2.11%)。家庭伴侣和朋友伴侣几乎相等，这一统计结果表明成都市居民进行休闲活动时同伴的选择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适度开放性的价值倾向，具体表现为既依恋亲情，又偏爱友情。亲情以血缘为基础，体现了活动伴侣的亲密性特征;友情以地缘或业缘为条件，突出了活动伴侣的社会性特征。亲情和友情并举，凸显成都市民注重休闲活动时情感沟通需求的显著性以及休闲行为的情谊性。从不同的年龄属性来看，在选择休闲同伴的倾向上，大致呈现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与家庭成员一同进行休闲活动的基本趋势。如在46～60岁的年龄阶段，选择家庭成员作为休闲活动伙伴的比例为67.74%，比平均数高出25.12个百分点，揭示出中老年群体选择休闲活动伙伴的保守性和稳重性特点。而在18～25岁的年龄段中，选择朋友的比例却高达66.67%，比平均数高出24.9个百分点，充分说明这一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在休闲活动时较少受到家庭成员关系的制约，而钟情于社会型活动伴侣，在观念上显示出价值开放性和活动自由性的基本特征。

(资料来源:岳培宇，长江流域城市居民休闲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武汉、成都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

2.休闲活动选择受时间因素的影响

上一节中，我们分析了休闲活动的内容及形式，而具体在人们的实践生活中，休闲实践首先就是考虑如何选择休闲活动，而休闲活动的选择往往与人们所拥有的休闲时间长短有关。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休假制度，不仅使人们全年的各种休假时间之和约占全年的三分之一，而且形成了具有现阶段中国特色的“1+2+5+43”的休假时间模式，即1个带薪假期;2个黄金周(春节、“十一”);5个小长假(元旦、“五一”、清明、端午、中秋)和43个周末双休日。从日常休闲段、周末休闲段和节假日休闲时间研究发现，不同时间段内居民休闲方式选择的具有各自的特点。

(1)日常休闲居民以“电视消费”为主。日常休闲时间段主要是指周一到周四居民除日常生理时间和工作时间以外的休闲时间，居民在这一时间段内进行的休闲方式主要进行以看电视等娱乐类活动，而且这种休闲方式往往是普遍存在的。

电视是继电影和广播之后，人类在20世纪的又一项伟大发明。它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产物，从上世纪初到现在，电视已成为一种最广泛、影响最大、最具有覆盖面的传播工具，它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文明。而在电视机大行其道的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局限于家庭范围之内，根据Spring(1993)对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看电视是美国人最消耗时间的一项休闲活动，占去人们大约50%的闲暇时间。⁽²⁾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林东泰(1993)也发现，台北市青少年平时实际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也是看电视，比例高达71.7%。⁽³⁾此外，根据王雅林于1998年对上海、天津、哈尔滨三地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看电视是三地居民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工作日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104.22分，约占一天全部休闲时间的三分之一。⁽⁴⁾因此，由于日常休闲时间段相对分散，决定了人们在进行休闲方式的选择时受到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限制，致使电视类娱乐活动一类独大的局面，从而导致休闲活动具有显著的趋同性和单调性。

(2)周末休闲活动“扩散化”发展。周末的时间段主要是指从周五晚上到周一上班之前这个时间段内的休闲时间，由于人们拥有了一到两天的时间，休闲活动的范围也开始从家里延伸到社区周边的公共场所，所进行的休闲活动也趋向多元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城市休闲设施的逐步完善，人们走出家门，进行各种休闲活动的可能性成为现实。

从2004年有关上海、成都及武汉市民的休闲方式的调查中发现，在周末的时候，人们的休闲方式相比平时发生了一定变化:首先，从最经常参与的活动分析。上海市居民逛街购物成为占据首位的休闲方式，文化娱乐活动退居其次(比平时下跌30.96个百分点)，第三位是社会性活动，比重约为平时的四倍。武汉市居民的周末选择与上海市居民趋同。成都市居民的前三位选择与平时相同，但是占据首位的看电视等娱乐活动的比重却比平时下跌25.32个百分点。其次，从其他类别休闲方式看，上海和成都市居民参与各类吧式消费、旅游度假、体育健身活动的比例均有较明显上升，休闲方式呈现多元化分布的趋势;武汉市居民的旅游度假、体育健身活动则有所减少，参观访问和社会活动选择比例有所上升，业余爱好、休闲教育等方式选择的比例仍然很低。最后，从平时和周末休闲方式对比看，一个显著的倾向就是三地居民从平时比较封闭的户内家庭型活动，开始走向周末比较开放的户外社会型活动。但是在具体方式的选择上，武汉市居民热衷于开放式活动及社会交流，相比之下，上海和成都市居民则表现出追求生活享受的娱乐习惯。

(3)节假日旅游热情“高涨”。这里的节假日主要是指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和带薪假期，一般人们在节假日中拥有三到七天的时间。

在王雅林的调查中，上海、天津、哈尔滨三地居民休息日的休闲活动中，看电视的时间为130.40分，比工作日还要高出26.18分，仍然占据主要地位。⁽⁵⁾根据朱明芳于2003年对广州、深圳、珠海城市居民旅游休闲状况的调查，广东居民在闲暇时间的主要活动按照从高到低排在前七位的分别是逛街购物、上网、看电视、体育健身、学习自修、本地旅游和外地旅游。⁽⁶⁾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上升到新的台阶，人们的整体收入水平提高到了新的档次时，人们休闲方式选择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具体活动方式也因经济基础的变化朝着高端质量发展。因此，在节假日内，具有一定时间和经济基础的人们，往往选择旅游度假类、休闲教育等休闲活动来提升自己，实现自我的价值。

3.居民休闲空间的时空规律

(1)居民休闲空间的概念和类别。所谓居民休闲空间是指在城市建成及周边都市圈的范围内对市民开放的，并能满足市民不同层次休闲活动要求的环境。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信息社会的多元文化交流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共同造就了“大众休闲文化”，而城市休闲空间为这一文化的交流和扩散提供了很好的场所。

根据城市休闲空间距离居住地距离的远近，我们可以将城市的休闲空间分成几个层次。第一，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休闲空间。这里的休闲空间包括居室，社区活动中心、公园、广场、绿地等周边1千米范围内的休闲场所;第二，以城市娱乐圈为载体的休闲空间，主要包括商业街区、购物中心、影(剧)院、音乐厅、饭店餐厅、酒吧、茶馆等场所;第三，以风景区为内容的旅游休闲空间。包括城市旅游景区(点)、城市郊区县农家乐、古镇、博物馆、科技馆、名人故居等场所。在居民所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往往需要借助于这些场所的设施和项目来完成消除身心疲劳，进行社会交往的要求。

(2)休闲空间的时空二元特征。在不同的休闲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人们的休闲场所选择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进行的休闲活动由静态为主逐步向以动态为主过渡。人们以往的休闲活动主要是看电视、听音乐、读书报、品茶聊天等，以相对静态的活动为主;如今则把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用以进行各种动态活动，如体育健身、旅游、户外运动等。参照国家休闲产业的发展现状，我国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最终将发展为动静结合，以动态型为主。因此，休闲场所的选择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逐渐动态化的趋势。其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关注，而通过休闲活动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在休闲活动中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更多的用休闲时间进行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和文化活动。看电视、打麻将等亚健康型的活动已经不再是休闲的首选项目。于是，健身中心、社区公园成为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又一个趋势。其三，新兴的休闲活动备受欢迎。城市居民对新兴的休闲活动普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由于电脑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而促成的网络休闲活动系列，网络聊天、网络游戏，迎合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渴望返璞归真的心理而兴起的以农家乐为典型代表的乡村休闲活动等。未来的休闲活动并将为满足人们需求的千变万化而不断推陈出新，但无论如何，这些活动的宗旨都应是让人们去体验某种不同以往的，渴望回味的感受，并在内心留下美好的特殊回忆。其四，休闲活动与国际的接轨，促进新型休闲场所的出现。在国外比较普及或者受欢迎的休闲活动渐渐得到我国城市居民的青睐。例如:登山攀岩、室内游泳、自助露营及自驾车旅游、城郊一日游等休闲旅游。

【阅读材料】

茶宴馆——不可多得的特色茶文化休闲场所

饮茶、品茶既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文化;喝茶、品茶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时尚的追求。以茶为代名词的茶馆、茶宴成为一种传承茶文化、休闲娱乐的场所，越来越走进大众的生活。而作为中国首家茶宴馆的秋萍茶宴馆，开发研制茶菜至今已经过15年的心路历程。在传承发扬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基础上，由“中国茶宴第一人”之称的刘秋萍女士创办。“茶宴”顾名思义就是用茶来做宴席。传统上为了解除生猛海鲜、六畜(牛、马、羊、猪、狗、鸡)等的腥、膻、臊味，常用料酒、五香、八角、花椒、桂皮为调料，而这些调料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副作用。用茶叶做调料，去腥、去膻、去臊味、去杂味，不但不会喧宾夺主，反而和原料相得益彰。茶宴的特性是“菜永远第一，茶永远第二”。

(资料来源:秋萍茶宴馆;http://www.china-teafood.com/index.asp)

4.居民休闲消费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为提高广大人民的休闲消费水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使中国人的休闲消费兴趣和偏好，逐步纳入到与世界休闲消费同步发展的轨道中去。尤其是在1999年国务院实行了黄金周休假规定以后，人们所用的休假时间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2008年，随着新休假制度的完善和调整，“1+2+5+43”模式的休假构成已经成为休闲消费市场坚实的现实基础。而中国人的“节庆”休闲消费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井喷式”和“排浪式”消费的新气象，标志着中国人的休闲娱乐消费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1)中国休闲消费结构。休闲消费结构是指人们在休闲时间内所消费的各种休闲服务产品和劳务在休闲活动总消费中的比例和相互关系。⁽⁷⁾休闲消费结构反映了人们休闲消费的构成和质量状况。

在层次上，郭鲁芳(2006)将休闲消费结构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简朴型消费结构、粗放型消费结构、集约型消费结构和舒展型消费结构。⁽⁸⁾简朴型休闲消费结构的基本特征是:①消费者收入水平较低，休闲方式单一;②绝大部分休闲花费集中于大众化休闲消费，个性化的休闲产品所占比例很小，甚至空白;③休闲消费主要以低档项目为主;④休闲消费频率低、支出少。

粗放型休闲消费结构的基本特征是:①消费者收入水平不高，休闲方式有限;②消遣性、娱乐性休闲消费比例有所上升，但发展性休闲消费比例偏低;③休闲产品在量上有粗放型增长，但质量档次并未提升;④休闲消费频率较低、支出较少。这种类型消费结构中，休闲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外延型量的扩张，而不是集约型质的提高。

集约型休闲消费结构的基本特征是:①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高，休闲方式呈现多样化;②发展性休闲消费在休闲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与享受性休闲消费大致相当;③休闲产品在量增加的基础上，质量和档次有所提高，中高档休闲产品出现;④休闲消费频率上升，休闲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舒展型休闲消费结构的基本特征是:①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高，主动性休闲消费日益普及，人们为了自己的快乐而休闲;②除了常规休闲类型外，还出现了能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的个性化休闲产品;③享受性休闲消费比例下降，发展性休闲消费所占比重较大;④休闲产品的消费在量上保持稳定，在质上提升较快，高档休闲产品已被一部分人接受;⑤闲暇时间较多，休闲消费频率较高，消费行为的支付约束弱化，休闲支出较高。

从简朴型消费结构到舒展型消费结构，休闲消费结构呈梯度推进的态势。简朴型休闲消费结构和粗放型休闲消费结构属于低层次和较低层次的休闲消费结构，而集约型休闲消费结构和舒展型休闲消费结构则属于较高层次和高层次的休闲消费结构。

由于城乡差别较大，中国居民的休闲消费结构参差不齐。在广大农村，农民的收入还普遍较低，简朴型休闲消费仍占主要地位。对少数农村消费者和大多数城镇消费者，属于粗放型休闲消费结构。在一些大中城市、发达地区以及高收入阶层实际已经进入了集约型休闲消费结构的阶段，休闲者的消费频率上升，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不断增强，对个性化休闲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而极少数观念开放、意识超前、支付能力很强的消费者属于舒展型休闲消费结构。总体而言，目前我国还处于粗放型休闲消费结构。

关于休闲消费的内容，郭鲁芳(2006)指出，我国居民的休闲消费结构呈现出“三重三轻”的倾斜性结构。⁽⁹⁾

重娱乐性、消遣性休闲消费，轻发展性、智力性休闲消费娱乐性、消遣性休闲消费是指以休息放松、娱乐消遣为目的的休闲，诸如“看电视”、“听音乐”、“唱卡拉OK”、“聊天”及“散步”等休闲活动;发展性和智力性消费是指人们在休闲时间内以提高和发展自身素质为目的的“看书”、“读报”、“学习知识技能”等活动。由我国科技部和文化部联合资助的《我国公众闲暇时间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发现，虽然近年来公众的闲暇时间整体上有所增加，但是用于学习知识、阅读报纸及书籍的时间却在减少。与1996年相比，2001年人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阅读报纸、阅读书刊的时间分别减少27分钟、3分钟和5分钟，而看电视的时间增加了近一个小时(59分钟)。其中，低经济收入的家庭看电视时间平均每天高达132.25分钟，占闲暇时间总量的三分之一。城市下岗者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仅为3.97分钟，仅占其闲暇时间的1.03%。整个国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还需要人们不断提升发展性、智力性休闲消费。

重非自主性休闲消费，轻自主性休闲消费目前在国内，以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为主要特征的非自主性休闲消费仍占主导地位。有一些人的休闲消费并非是为了休闲本身，而是试图通过休闲消费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显示身份地位，其中有些人被人冠以“暴发户”之称。而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攀比，从而得到社会认同。这种攀比消费往往导致休闲消费标准不断攀升，超出了其本身的经济能力。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彭华民的调查发现，有65.4%的消费者迫于环境的压力选择摆阔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而休闲消费则成为攀比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的重要领域。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通过炫耀性休闲消费(如豪华出境旅游，加入高尔夫球俱乐部等)来区别于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而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则力图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效仿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以抬高身价。

重被动性休闲消费，轻主动性休闲消费郭鲁芳根据休闲主体对消费活动的控制程度将休闲消费分为主动性休闲消费和被动性休闲消费。主动性休闲消费是指休闲主体有明确的休闲目的，并能或多或少地控制休闲活动的进程和结果的消费活动，如登山、旅游、打球、上网、弹琴等。被动性休闲消费则是指休闲主体处于旁观和被动接受状态，不能控制休闲活动的进程和结果的消费活动，如到球场观看足球赛、在家里收看电视节目等。伴随着电视的普及和电视节目的日益丰富、社区中邻里的陌生化和距离化，以及时间饥荒群体的日益庞大，“看电视”日益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最主要的消遣方式。根据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2000年进行的一项广东省抽样调查，在回答“你在闲暇时间通常做什么?”(可多选)的问题时，有74.5%的受访者选择“看电视/影碟这一类活动”。这种被动性的休闲消费活动是目前广大居民的主要休闲方式。

(2)休闲消费的特点:

第一，休闲消费以精神性消费为核心内容。凡勃伦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他认为休闲是作为上层人士身份的象征和提高个人社会地位的手段，也是富有者炫耀财富的手段⁽¹⁰⁾。虽然休闲消费已经由初始的奢侈性消费到目前普通大众的一般消费，但凡勃伦的论断同样也反映了休闲消费并非是人们满足生理需要的必要性消费，它只是有闲阶级的活动。休闲消费是人们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寻求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它的普遍化是基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全社会人们闲暇时间的普遍增多以及消费能力的增长。在休闲消费中，比如去KTV唱歌、欣赏电影歌剧、外出就餐等等，都不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是追求精神上的享受。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认为，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状态;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亚里士多德也指出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¹¹⁾休闲活动本身的精神性决定了休闲消费以精神性消费为核心内容。当然，休闲消费有时也需要以物质消费为载体，典型的如外出就餐、购买家庭影院设备等。休闲消费是以一定的物质形态为载体而达到消费者内心的消费活动。⁽¹²⁾

第二，休闲消费的个性化。虽说休闲消费在现代社会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休闲消费同样需要人们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这里的休闲消费能力是指人们在休闲时间内关于如何消费、如何使用休闲产品的知识和能力。休闲消费能力的高低和强弱，导致人们对休闲文化活动的需求水平也不尽相同，从而决定了人们休闲活动内涵的高雅和通俗，活动次数的频繁和稀少，出游距离的遥远和就近。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不难发现，具有高收入、高学历、高信息量的消费者掌握着休闲消费的主动权，他们要求休闲组织按照自己的生活意识和消费需求开发能够与他们产生共鸣的个性化休闲产品，而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也尽量在休闲消费中体现自己独特的风格，显示自己的个性与不同。譬如，看芭蕾，听歌剧，文化消费能力强的居多;听流行音乐，跳迪斯科，文化消费能力弱的占多数。很显然，不同的休闲消费能力决定了休闲消费活动的差异性，因而产生丰富多彩的休闲消费活动形式。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休闲消费的能力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大众亦步亦趋地模仿着上流社会人士的休闲行为，从而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大众化休闲消费趋势。

【阅读材料】

意料之外的高票房

门票售出超过七成!“歌剧界的珠穆朗玛峰”——瓦格纳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首度引进上海，竟然获得如此高的票房，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昨日，德国科隆歌剧院主创团队一行到沪，与媒体面对面。本周四，“科隆版”《指环》将在上海大剧院拉开首轮第一场的演出，大幕开启，静待回音。

“对于上海来讲，引进《指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其意义肯定＇不只是引进一部歌剧＇。”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这样告诉记者。作为瓦格纳耗费26年心血打造的代表作，《指环》以鸿篇巨制的气势和深刻的主题，从神话内容到现实寓意，挖掘了人生、社会、哲学、伦理等各方面的思想内涵，堪称歌剧王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要欣赏一部完整的《指环》，必须连续在剧场“奋战”四晚，总共需要16小时，如此“厚重”的剧目，在上海的舞台极为罕见，不少专业人士表示，“未来二三十年内也不一定再有这样的机会。”

艰涩、难懂、时间太长，这是不少东方观众对《指环》的第一印象。2005年，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由德国纽伦堡歌剧院上演的全本《指环》现场，就有观众中途睡着了，所以，当“科隆版”《指环》即将登陆上海大剧院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担心:票房究竟会有多少?事实让人欣喜。昨日，大剧院方面透露，截至目前，两轮共八场的演出门票已经售出超七成，“这个成绩让我们觉得很惊喜。”更具参考意义的是，买票群体中，散客占了大多数，“来自北京、香港的个人订票量很多，而且一订就是四场，看得出，都是歌剧‘发烧友’。相反，这次＇团购票＇的比例倒是小了，证明来看《指环》的都是‘行家’。”

(资料来源:16小时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首登沪，出票超7成［N］.新闻晨报.2010－9－14.)

第三，休闲消费的超前性。尽管休闲消费是一种生活消费常态，但是却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煽动性，导致人们常常敢冒风险进行超前消费。譬如，旅游历来被认为是休闲消费中的一项高端精神消费产品。当中国人均GDP仅有几百美元的时候，我国就已经实施了5天工作制，旅游活动就开始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成为人们喜爱追逐的一种休闲活动。研究表明，人们外出旅游时，普遍愿意在旅行、就餐、住店，或购物中，愿意消费比日常生活中贵几倍的物品和服务，此种现象可以说就是这种超前休闲消费的典型反映。超前消费的特征使得一些休闲方式能够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提前被多数人接受，甚至成为一种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休闲消费的超前为休闲产业拓宽了市场，适度的提前消费更有利于市场的培育和今后的发展。

第四，休闲消费具有时间约束性和延伸性。休闲消费属于时间性消费，而时间却是有限的。增加休闲消费，就必然会挤压工作时间，即使不考虑工作时间以及必要的生理时间，一天也只有24小时可以被用于休闲消费。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就指出:“不能忘记时间就是金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对时间的消费还需要考虑其机会成本。假使一位日工资10先令的人

想散散步或在室内休息半天。为了娱乐他只花了6分钱，但算账时还应该加上5先令。就是说，必须认为他白白地浪费了5先令。”⁽¹³⁾

但即使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休闲消费的时间却又具有一定的延伸性。这种延伸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对工作时间的挤压。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人们要求增加闲暇时间以提升生活水平;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物质生产和社会财富的积聚日益迅速，使得整个社会具备了释放闲暇时间的可能性。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来看，人们日益从繁重紧张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休闲消费的时间日益延长。二是对家庭劳动时间的挤压。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家用电器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门，如洗衣机、吸尘器、电饭煲、微波炉、洗碗机等等，这种电器化设备极大地提升了家庭劳动的效率，使得人们能够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自由支付自己的休闲消费。此外，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很多家庭通过聘用保姆使得自己远离琐碎繁重的家务劳动。三是一些日常生理活动的休闲化。如去饭店吃饭，即解决了人们一般的生理上的需要，但同时也是达到精神上的满足。甚至一些家庭劳动也出现了休闲化，通过配备全套厨房设备，购买精致食材，只为享受厨房休闲乐趣。

二、休闲实践及其偏好选择的特点

1.休闲实践的主体性

(1)在休闲实践的选择主体性上，随着周末和节假日期间休闲时间的增多，人们选择休闲活动的自由度明显增强，从而使休闲活动的多样性得到充分体现，在平时以观看电视等为主的休闲娱乐方式，到了周末和长假日期间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休闲时间长度依旧是当前影响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多样性的制约因素。

(2)在休闲实践人际关系的主体性上，在周末或长假期间，人们体现出较强的渴望与朋友和同事前往公共场所参加休闲活动的社会交往心态，这揭示出人们休闲方式的社交范围，由平时相对封闭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圈向适度开放的以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友情圈拓展和延伸这一变动轨迹。

(3)在休闲实践的文化价值主体性上，人们休闲活动的文化质量从整体上讲还有待提高。在各时段人们休闲方式的选择中，教育和文化类休闲方式还没有得到普遍重视与广泛推崇。这一方面反映出城市居民在休闲生活中接受文化熏陶和自我教育的机会比较少，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作为现代人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需要加强在现代文化设施配置方面为人们提供必要和充足的条件。

2.休闲实践的时空关系

从休闲活动和场所的选择来看，随着休闲时间增加，休闲空间也在扩大的规律，见图5－1。

如图5－1所示，以休闲时间为横轴，休闲空间为纵轴，相应区域为休闲方式的选择。随着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加，休闲空间的半径也在增加，相应的休闲实践就有了变化，这些变化就是休闲实践的时空规律所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5－1　休闲方式选择时空关系规律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调查表格数据及杨国良老师关于成都市民休闲空间结构模式的分析所作。参见:杨国良.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对娱乐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成都为例［J］.人文地理，2003(3):22.)

(1)随着周末或节假日休闲时间的延长，人们的休闲实践发生了两大显著演变。一是从人们休闲方式的形态来看，由静态方式转向动态方式;二是从人们参与休闲活动的心态来看，由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追求。

(2)随着休闲时间的增多，人们对休闲场所的选择，在空间上显示出比较强烈和执著的离开原有居住地的倾向，导致休闲时间的延长和休闲空间的延伸呈现同步扩大的趋势。

(3)随着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多，作为休闲方式所依托的活动空间的性质上逐渐由室内转向室外。家庭作为户内休闲场所的重要性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风景区、公园等户外场所的替代性则明显加强。

3.休闲实践与城市元素的互动关系

(1)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休闲功能建设的关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城市休闲功能建设的关系非常密切。以上海为例，从1997年起，上海城市休闲功能建设就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关于接待服务功能。一方面，原来单一性的旅游接待服务功能逐渐被综合性休闲接待服务功能取代。另一方面，就休闲功能的服务对象而言，上海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期，满足本地居民休闲需求逐渐上升至主导地位，同时兼顾外来游客的观光以及其他相关需求。⁽¹⁴⁾二是关于活动街区。集商业、娱乐和文化各要素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活动街区替代了以往功能相对简单的商业街区或是传统的旅游街区。以南京东路、静安寺和徐家汇为代表的大型商业街区的休闲化和主题化特点勾勒了上海发展的一个趋势。三是关于休闲设施。目前，上海各种城市公共休闲服务设施在数量和规模上面临新一轮兴建、改建或扩建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设施等级上建成了一批如上海博物馆、上海歌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上海图书馆等具有国际水准的休闲文化场馆。尤其是因世博会的举办而兴建的世博主题馆等永久性场馆，成为全面推动上海休闲服务设施跃上一个更高发展层次的代表性设施。四是关于都市旅游。近年来，随着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四个中心建设的加速推进，以及现代服务业的迅猛发展，正在促使上海都市旅游由过去以都市观光、都市商业和都市文化为主逐步进入一个产品更替和主题深化发展的新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商务旅游向会展和奖励旅游转变、购物旅游向旅游购物转变、景区(街区)旅游向园区(厂区)转变、娱乐旅游向旅游娱乐转变、传统节庆旅游向现代节事活动旅游转变、内河观光旅游向国际邮轮旅游转变。五是关于户外休闲活动空间环境。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上海城市园林绿地面积近年来增速明显。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传统的公园面积涨幅不是很大，但是城市和街道的公共绿地面积涨幅显著。与2000年相比，2008年城市园林绿地或街道绿地的面积分别递增三至四成。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许多功能性设施绿地建设中，除了优化原有的绿化功能外，增加了体育休闲、生态休闲，甚至是低碳休闲等新型功能。因此，户外公共绿地成为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一个重要场所。与2000年相比，2008年游客增加了近3倍。见表5－1。

表5－1　上海城市园林绿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09)整理制作。

显然，上海城市的户外休闲环境建设不仅进一步强化了自然资源固有的休闲功能，而且突出了由自然休闲资源的单纯使用到可持续利用的转变，更加注重城市休闲环境的人本主义内涵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并渗透到城市生态休闲环境建设之中，进而使上海城市休闲环境建设在更高层面上展现了人类追求自我和谐发展的崇高境界。

(2)经济发展程度与居民休闲消费支出的关系。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参与休闲活动的频率及为此和付出的金钱。同样以上海为例，2008年，上海人均GDP跨入10 000美元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发展实际看，上海已经率先进入休闲时代，这意味着人们的消费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生存性消费支出将大幅下降，而发展性和享乐型的消费支出比例将会显著的增加，其中休闲娱乐消费支出的递增无疑成为这轮消费结构调整的显著亮点。见图5－2。

图5－2　1985～2008年上海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演变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09)整理制作。

显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上海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休闲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居民休闲消费的脱物化特征将不断凸显。这里的脱物化是指居民对传统的以物质产品为主导的休闲消费需求开始下降，而对以精神产品为主导的非物质产品的服务消费需求迅速攀升⁽¹⁵⁾，以上海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中文化娱乐服务与文化娱乐用品的构成比率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娱乐服务所占的比重呈现出上升的势头。见表5－2。

表5－2　上海文化娱乐服务构成比重一览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09)整理制作。http://www.stats－sh.gov.cn

显然，上海居民休闲消费正处于升级的转型期。这里所说的休闲消费升级，是指一个社会的休闲消费需求由代表低一级的消费水平向代表较高一级消费水平升级演变的过程。前面我们分析过，根据居民收入和休闲消费支出状况，可以将居民休闲消费划分为以下四个层次，简朴型消费、粗放型消费、集约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¹⁶⁾就上海市城镇居民休闲消费现状来说，目前多数的消费者已经完成了由简朴型消费向粗放型消费的转型，相当数量的中高收入市民群体属于第三种类型，即集约型休闲消费层级;而少数观念开放、意识超前、支付能力很强的消费者属于第四种类型，即发展型休闲消费层级⁽¹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居民休闲消费正处于粗放型休闲消费向集约型休闲消费过渡的阶段，随着中高收入群体休闲消费频率逐渐上升，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日趋增强，对个性化休闲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3)资源禀赋与居民休闲方式选择的关系。城市固有的资源禀赋对城市居民休闲方式的选择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上海、成都和武汉是跨越了长江流域的东、中、西部，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资源分配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城市居民休闲方式的开放程度随地域而变化。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亚洲大陆东沿，直接面向广阔大洋，是国内与世界交汇的主要渠道，这种地理环境使得上海市民的休闲方式选择最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和面向世界的开放气质。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地域开放性极强，使得武汉市民在同伴、方式和场所选择中都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外向性倾向和社会性特征。而成都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西部，虽沃野千里，但相对封闭。当地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导致成都市居民休闲方式的选择在三地城市居民中显得最为内敛和趋于静态。

(4)城市人文环境与居民休闲实践价值判断的关系。谈到城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等，人们很容易知道谈论的对象具体指什么。而人文环境似乎没有明确的所指。其实，城市的某些特征是只能用人文环境来概括的。假如一个人来到一座城市游览，他可能从很多所见所闻中感到这里的人际关系融洽，人们的心态开朗;也可能感到这里的人际关系冷漠，人们的心态紧张。他可能感到这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也可能感到这是一座没什么历史文化根基的城市。他可能感到这座城市中处处体现理性与制度化，也可能感到这座城市缺乏秩序，充斥随意性。所有这些感受都是对人文环境的感受。概括说来，所谓人文环境，是以文化积淀为背景，以物质设施为载体，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环境要素的统称。

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的长江流域，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休闲方式提供了历史性极强的价值判断基础。同黄河流域文明相比，长江流域文化的分散性较强，但却共同反映了几乎整个南中国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承。南方文化兼具自由、开放和细腻、古雅的特点，这成为三地居民休闲方式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上海、武汉、成都各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居民休闲方式的选择和价值判断，无疑深受各自独特的人文传统和文化语境的影响。首先，当代影响深远的海派文化，不仅融合了含蓄温和的吴文化和激越奋进的越文化，还与欧美文化兼收并蓄，受此文化浸染，上海市民的休闲方式选择既注重其多样性和包容性，又注重其国际化和时尚化。其次，楚文化源出江汉流域，包容极广，崇尚自由，富于激情，受楚文化的熏陶，武汉市民在休闲生活中尽管注重个人和家庭休闲方式的独立性，但更渴望与社会的沟通和与自然的融合。再次，蜀文化形成于盆地，具有安闲、悠然而雅致的内涵，千年的孕育使成都市居民在休闲生活中更倾向内在修养的孕育，体现了注重休闲方式情趣性与文化性的社会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