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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思想研究的发端

时间:2023-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古代舆论现象与思想的系统研究,林语堂于1936年用英文发表的《中国新闻舆论史》乃开山之作。在林语堂的论述中,他一方面用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去肯定中国是存在“舆论力量”的,即他称谓的“公众批评”。
舆论思想研究的发端_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

第二节 舆论思想研究的发端

对于舆论研究,国内学者考证舆论在中国古来有之。例如,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曹魏谏臣王朗上书文帝的奏疏中的“惧彼舆论之未畅也”中,该句的意思是说谨防舆人对圣旨不解而议论纷纷[1]。不仅如此,学人依据“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的记载认为中国的舆论思想与实践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2]。对于古代舆论现象与思想的系统研究,林语堂于1936年用英文发表的《中国新闻舆论史》乃开山之作。该书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没有新闻事业时期的社会舆论;第二部分是现代新闻业如何反映社会舆论。他高度肯定了古代舆论的英勇无畏,对现代舆论的低迷微弱加以批评。林语堂开篇便明确指出他的研究目光瞄向舆论力量如何展现中国民主根基的问题,并认为中国古代民间舆论力量与最高统治者皇权实则书写了一部双方博弈的斗争史,还总结出在血腥绵长的斗争史中呈现出的三次高潮,它们分别是:汉朝的公众批判和党锢事件,南宋太学生爱国学潮,明代东林党运动。在林语堂的论述中,他一方面用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去肯定中国是存在“舆论力量”的,即他称谓的“公众批评”。他乐观地断言:“在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阶层中总是流行一种舆论,这种舆论在国家处于危机时往往可以突变为常规的民众运动,成为有组织和能够表达思想,并进而演变为支配舆论的有生力量。”[3]这个观点并被上述的三次舆论运动高潮一一佐证。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中出现的舆论力量在屡次对抗最高权力的过程完全不堪一击,最终演变成一幕幕的“悲壮故事”——对以建言评说为己任的学者、学子、言官的杀戮、囚禁、流放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结局。面对悲剧的不断重演,林语堂为此给出历史评说是:

这些学者表达对政府批评的方式如下:首先是歌谣,其次是联名请愿和向朝廷呈送弹劾的奏折,最后是利用他们手上掌握的权力。他们没有完全取得成功并非他们的错,而是由于中国缺乏保护个人权利的宪章。中国从古代起,表达人民声音和意见的法制途径就是缺失的,在这个情形下,实现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虚妄的。《尚书》精辟地表达了这种首要的民主概念,当时的一个国君的公告这样写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这种民主形式通常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尽管上天可以选择聆听人民声音的方法或途径,但宦官、帝王的臣妾和皇上的乳母等并不这样做,而上天对此也无能为力[4]

20世纪30年代的林语堂对中国古代舆论现象的研究,某种程度上符合中国学者文人“借古讽今”、“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在林语堂看来,古代舆论英勇无畏,而他所处时代的舆论可怜堕落,并指出当代新闻事业倒退包含着一个悖论,即越是“强大”的政府,其新闻事业越弱小,反之亦然。他进一步论述道,“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新闻事业贯彻了某种真实有效的东西,因为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岌岌可危,而比较起来,‘共和’政府比清政府相对强大,所以,整体而言,中国新闻已经成为有关公共信息和教育的一个相对不自由、不公正的媒介”[5]。面对现实的舆论审查与压制,林语堂直言不讳地预言:“上述有关中国报业和舆情史的研究有助于使我们确信:如果提供合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古代中国的政治批判精神将来某一天会复兴,并成为现代新闻业的民主力量。”[6]侯东阳在对《中国新闻舆论史》的述评中认为,林语堂的突出贡献之一在于论证即使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古代中国的舆论仍然是强大的,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批评甚至比西方更加强烈,并指出在古代舆论批评中最活跃的是有文化的士人,从而寻找古代民意与权力之间的关系[7]

侯东阳对舆论的研究中也倾向于对古代政治的挖掘,如《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舆论机制:朝议》一文中,她给出的朝议的定义为:在朝为官的臣子们的舆论,是相对于野议而言的士层群体舆论,并直接给出论断:朝议制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舆论机制。通过对部分《宋史》、《明史》的典籍整理,侯东阳给出的结论是:朝议的存在和统治阶级在一定积极上的重视,对专制政体来说是协调,是专制制度的民主,基本上起到反映民情,言政议政的作用[8]。侯东阳在《君主专制与舆论冲击》中认为聚议、讲学、上疏、著说、图谶、歌谣等属于古代的舆论形式,凭借史料典故同样认为文中所说的舆论虽然不发达但丰富多彩,是君主专制制度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机制[9]

邱江波在《从舆论学角度看中国古代谏诤现象》中将谏诤看成一种特殊形态的舆论,谏诤本身即是舆论的核心部分。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一直追溯到宋明清,把《春秋》、《左传》、《国语》、《战争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史鱼尸谏》、《董狐直笔》、《崔杼杀史》等典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等都类比为古代舆论来解读,论证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舆论发展史不可忽略的一个必经形态[10]。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11]、孔繁敏《论中国古代谏诤的制度》中提及古代谏诤类似于现代舆论[12]

以近代林语堂对古代舆论史的经典论述为发端,中国近现代学者倾向于通过对古代的民谣、谏诤、清议的研究,一方面力图说明中国舆论思想与实践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可以与西方民主思想媲美,另一方面借用历史上舆论力量反抗权力统治的辉煌篇章,间接指导或者曲折批评当下的舆论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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