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的方法

第三节　思想研究的方法

什么是思想？思想是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事情，但也是人类最终极的密码。我们所了解的外在世界都是由思想构筑的，所有的人类成就都可以在思想中找出其起源和归宿。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舞台上，那些伟大的转折点都是思想的产物^[32]。哲学史家梅尔茨将思想看作是隐蔽的世界，在他看来，“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和变化的背后，有着一个隐蔽的世界，它由产生这些事件和变化或者伴随它们的欲望和动机、情感和动力组成；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区域”^[33]。所以，思想的本质是一种历史的复观，对纷繁世界的论断。

一、三种代表性的方法

目前，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有三位学者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具有代表性，他们分别是：

第一，葛兆光提出并付诸研究实践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的方法，批判质疑了精英与经典的思想史的写法存在的三个问题：思想的非连续性（断裂）；脱离真正的生活世界；回溯性追认。这些问题表明精英和经典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并非像思想史著作中所说的影响巨大与深远，只是后人追认与强调而已。对于中国思想史，葛兆光直接发问：思想史是否过于偏向上层文化而被过去层层积累的旧说束缚？因而，相对于经典与精英而言，还存在一种类似于底色或基石的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发挥着作用，这个“一般思想史”较之“精英思想史”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从而指出文献资料的扩充，包括童蒙教材、家训、族规、通俗印刷品、雕塑、建筑、日常生活、器物等，而不应仅限于经典文本与精英语录。葛兆光认为他所描述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其构成与影响大体在三个方面，一是启蒙教育的内容，它将作为每一个受教育的人的经验而存在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二是生活知识的来源，由种种无意的、普遍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文字、图像、印刷品等材料构成，这些都是每一个人面对陌生的世界时，可以动用的经验与知识。三是思想传播的途径，主要是指普通生活场景中的通俗化精神交流活动，以及所流传下来的档案物品，如早期的讲经、变文以及后来的善书、可供艺人阅读的唱词，说书等^[34]。

第二，余英时提出并付诸研究实践的“思想史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方法。“思想史的内在理路”是针对思想史的“外缘”提出来的，“外缘”是指过于强调思想史的演变与外界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主流观点认为这是西方对传统中国的冲击与挑战造成的，将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与演变看作是一种受到外力推动的被动过程。余英时认为，这种研究思想与方法都是从外缘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而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单纯地用外缘来理解思想史是不完备的，例如“同样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应”^[35]。思想史的内在理路的提出，旨在指出将思想史本身看作是有生命的，有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思想史是不完备的，思想史的研究还需要从一个更加微观的、细致的、个体化的心理角度审视思想诞生与演化的内在过程。余英时认为，“内在理路”虽然不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唯一途径，但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如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竟其全功。当然，“内在理路”的新解释更不能代替各种外缘论，“内在理路”是“外缘论”的一种补充、修正，思想的发展不可能不受种种外在环境的刺激，而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因素，忽视“内在理路”，思想史终无法讲得到家，无法讲得细致入微^[36]。

第三，金观涛提出并付诸研究实践的“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研究，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以他为代表的研究团队认为，历史沉淀于词汇，试图穿过语言的丛林，抓住历史洪流中变迁的思想，换言之，他们坚信关键词的语义变化如同DNA和RNA分析揭示生物遗传历程那样能够使他们抓住思想变化痕迹，而计算机数据库为这一切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并历经十年建立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将历史文献向数据化方向发展，采用数据挖掘（data mining）方法，把表达某一观念所用过的一切关键词找出来，再通过核心关键词的意义统计分析来揭示观念的起源和演变，从而将以关键词标识的观念的起源与演变作为思想史研究的经验基础，“穿过语言的丛林，抓住历史洪流中变迁的思想”，任何观念的起源、社会化和演化，也就是表达该观念的相应关键词的起源、传播和意义变化。某种意义上，这种关键词研究与数据库方法其本质上是力图以实证方法求证思想史，观念是解剖各种复杂思想演变的基本元素，研究的基本单位不再是文章与人物，而是句子。正如金观涛所言：“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细一点讲，观念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们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37]进而言之，作为组成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的观念，可以由固定的关键词来表达，通过对固定的关键词的统计、频率、数量的分析，从而对抽象与含混的思想进行具体的定位与揭示，因此，以关键词组合而成的观念比思想更确定，更易于实证性操作。

这三种思想史研究思路与方法都非常有启发性，提出了“一般思想与精英思想”、“思想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思想中的关键词与观念因子”这样的三组命题，让我们从更为丰富的视角与手法来求索思想兴起与演变的过程，从而避免研究方法与框架的机械化，而忽视了问题的相对应的另外一个层面。“一般思想与精英思想”的提出，让我们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流传后世的经典、人物、事件之外的普遍社会所保存与承系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观念与行动给予一定的关注，第一次将视角转向一般人的知识与信仰这个领域，并将后者作为对前者的有益的补充，弥补精英思想、经典文本的强势主导地位。“思想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的提出旨在提醒我们克服在西方冲击论的模式之下，对近现代中国思想的演变过于强调西方这个外来物的刺激性影响，而无视思想变迁内在的规律与动向，或者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宏大的叙事模式中挖掘思想演变的过程，而忽视思想活动者、思想主体们内在的心理、精神与经验的微观特质。“思想中的关键词与观念因子”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王尔敏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思想是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事情，但也是人类的终极密码。我们所了解的外在世界都是由思想构筑的，所有的人类成就都可以在思想中找出其起源和归宿。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舞台上，那些伟大的转折点都是思想的产物。可见，思想史的研究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探索过程。

二、对思想载体的选择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对“思想”的理解首先是从分析汉字的角度展开。“思”和“想”这两个字都从“心”，“心之官则思”^[38]。心的活动成为思想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超越了实际生活与生产的具体意味的“非实用性”；第二，共同认可的，有了一定的普遍性与抽象性；第三，可以通过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39]。何兆武从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上分析认为只有人是一种能够思想和具有思想的动物。其他的物种没有思想的积累，所以只能简单地重复前一代的活动，而人却可以在思想累积与理性的活动上进行创造性活动。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产物，具有理性的，累积的、继承的与体系的特性^[40]。

上述是中外学者对“思想”的思想。当学者从各自的学术旨趣与偏好出发，思想的界定是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或者说，是一个可以无限复杂的问题。况且，对思想的研究在操作上难度更大。首先，单从科学的角度，思想的形成本质上是人类大脑的一种思维活动，然而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对大脑运转的研究还没有定论，人类的创造力是一个科学之谜。其次，一旦将思想的研究纳入到人文的视域，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主观性更强的问题，无法借助高科技的研究设备，人文研究者对转瞬即逝的思维活动更是一筹莫展。通常的做法，就是收集、挖掘、考释遗留下来的文字、物品、传说等，从而还原难以捉捕的思想，也就是，通过人类发明的符号记载思想，传承思想，重现思想。对思想的研究，核心工作就是对物化的思想——记录的符号工具的寻找、收集、整理、复原与解读，换言之，这些符号、文字、文本正是思想的载体。正如葛兆光论述思想的第三个条件中所说，“‘思想’必须有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因为没有符号或图像，思想不仅不能交流，也无法传下来为我们所研究，只有古人把他们的思绪与心情留在了他们的文学、图饰、器物等之中，传达给他人，留传给后人，思想才真正进入了历史。也就是说，对于今人，只有当文献资料、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考古发现足以复原古代的一些观念，思想才真正有了历史”^[41]。

如何探寻还原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历程？用科学家的方法去研究大脑思维活动并非我辈之专才，况且对于作古的先辈的思想研究，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剩下来的就只能从历史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从留存下来的符号资料这一思想的载体中去追溯。经过多方比较，本书选择的研究素材是从1834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内公开发表的以舆论为讨论主题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报刊评论类文章与学术期刊研究类文章。选择这两类文献资料的理由如下：①流传下来的文字是散落无章的，有的只剩只言片语，但通过研究者的收集与整理，通过抽象解读的过程，能够发现有规律性意义的理论性知识。②近代文献资料馆藏丰富，并且数据库化，便于检索与调阅。这本身是一笔有待开采的知识宝库。③思想类选题的研究最终落实到确凿可证的一手材料，以史料带动论述，从资料中归纳规律，克服主观的论断与想象。④本书采取精英取向，认为思想的表达与传播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知识水准之上的，因此主要关注近代知识分子对舆论的研究与看法，从而建构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脉络。

三、对思想变迁的理解

本书主旨是对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探讨。从选题上看，至少存在着两个陷阱。第一，思想变迁是否等同于思想的历史？思想变迁特指什么意思？是不是一种化繁就简的文字游戏？第二，思想变迁与近代史的关系如何处理？用思想变迁替代思想史的缘由，总共有以下五点考虑：

第一，本书并不主张采用历史研究中硬性划分时间段、串联几位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历史人物、编排几起重大历史事件的单一决定论的线性做法，这是一种按编年发展的人物＋事件＋评注的传统叙述框架。特别是在语学哲学的背景下，史学从真实记录解构为文学文本，传统治史的模式留有可被攻击的诟病，需要采取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对于是否划分历史时间段以及传统的治学方法，李彬在《中国新闻社会史》对近代史研究的三种范式的论述有一段文字相当精彩晓畅：

一般教科书上讲的近代史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现代史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的诞生，当代史则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这种划分固然便于记忆，但对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社会变迁过程而言，却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写过一部名著《西方的没落》。在这部著作里，他就对历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问题和思路做了犀利的批评，当然其中有些批评也不无偏激。比如，他讲到历史分期问题就指出，把历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现代史、当代史等，就像人肚子里的蛔虫似的，不断生长，越来越长，毫无意义。他主张用一种有机的观念与思路来观照历史，把历史当作一个生命有机体，不能按照刻板的时间界限进行划分^[42]。

第二，传统中国的史学观是一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模式，例如，历史上的众多朝代的兴起、更迭与衰落都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就是一种相同的重复。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几千年都是在同一层面上内卷^[43]而没有多少演进。内卷来自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他在《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将内卷定义为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本书对变迁的偏爱是希望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寻求一种更新成长的观照角度，极力挖掘出内在的思想动力。事实上，在讨论变迁的问题时，也暗含着对其相对的内卷的问题的关注，这是一个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的研究进路。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变迁虽然受到近代以来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本书在论证中应极力避免达尔文进化论对社会领域的片面化的僵硬论断。

第三，对舆论思想的研究既需要根置于近代中国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同时又尝试从微观的、细致的、偶然的、心理的、流动的视角去审视舆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例如对媒体人个体与知识人群体的心理研究。思想变迁则符合一种动态的、变化的多因决定过程。通过变迁的视角考察舆论思想时，既有对历史的延续的考察，又有对历史的断裂的考察，双重力量的交织流变，这种交织流变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但两者之间又有着深刻的联系，展现历史的多个面相，力图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

第四，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西风东渐的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历史，否则，近代以来的本土性问题就难以合理全面地进行探究或讨论。那么，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语境下，变迁更能形象生动地勾勒出舆论思想所经历的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过程，展现了西方学术话语笼罩的近代中国如何吸纳重塑新词、如何引入或抵抗外来思想，或者是，借“旧词”的尸还“新义”的魂，从而论证西方与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如何通过翻译、引用、挪用、占有、吸收以及跨语际实践的复杂运作而发酵酝酿。

第五，诺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中认为历史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没有特定的偏爱和选择能力，提出了历史是偶然的，存在着某种任意性的观念。他写道：“它拥有其偶然拥有的内容及多样性的性质和范围。没有什么理性的根据可以预先决定它将永远是哪一类或它将包含多少可能世界于其中”^[44]。历史在诺夫乔伊的眼中是完全非理性的，存在着众多的偶然因素。一些学者也尝试从微观出手考察人物的心理变化与态度行为，从而证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着某些偶然的要素。例如柯文从亲历者的个体角度对义和团历史事件的考察，完全打破传统单一视角的研究手法——这也将是本书尝试的方向。

综上所述，思想变迁比起思想史来，更强调的是历史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规避历史的单一必然性与线性决定论，从文化内生的、心理的、微致的角度捕获思想流动的脉络。文字是死的，但思想是活的。思想的生命力体现在它的可传播性，流动性，非凝固性。本书将关注近代舆论思想的复合式传播路线：时间上的线性传播与空间上的扩散传播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