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变迁的多重视角

思想变迁的多重视角_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

第四节　思想变迁的多重视角

从现有对舆论思想的研究文献来看，从批判反省的视角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四点不足：第一，中学“比附”西学。在现有的部分研究中，抽空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不加区分地将舆论与诗经、民谣、清议、谏诤、朝议、奏疏等简单地等同起来，特别是将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下的舆论思想生硬地套用古代中国的历史典故，有牵强附会地建构中国近代的舆论思想与舆论实践之嫌。

第二，本土研究较为缺乏。国内舆论研究对西方舆论思想的引介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论述风格上也非常讲究学理与逻辑。但这种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脱离中国语境，本土视角与关怀立场不够突出，被吸纳入西方话语体系之中，如同在自己的家门口故作高深地谈论着别人家里的事情，无法契合本土研究，浮在表层难以汇融。

第三，原创性成果较少。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水土不服的问题，不可简单地牵强附会，但仍会用中国经验较为生硬地验证西方理论，这说明中国学术研究不仅存在模仿西方追赶潮流的现象，而且最致命的是缺乏基于本土经验与思考的原创性成果。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不是被西方学术所殖民，而是毫无对话能力地主动或不自觉地要求被殖民。

第四，研究路径较单一。从目前对近代舆论思想的研究来看，要么是对近代著名人物的舆论思想的反复阐释，从文本中“微言大义”，要么是对近代史中的舆论现象与媒体事件进行史实描述与细节考证，这些大都仅从某个单一方面着眼，缺乏分析把握客观资料的多元路径，缺乏近代中国转型变局的历史眼光，缺乏综合性跨学科的开阔视野。

本书为了克服现有研究的不足，试图从多重视角的方式考察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它们分别是思想变迁的历史学视角，思想变迁的语言学视角，思想变迁的传播学视角。这样的尝试主要从纵向变迁（华夏传统）与横向变迁（西风东渐）两条线索双重展开，涉及历史学、传播学与语言学的知识。总体上，以纵向变迁的研究为主，横向变迁为辅，横向变迁是对纵向变迁的有机补充。

一、思想变迁的历史学视角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的开篇对“思想史”给出了一个理解性定义。“思想史”顾名思义要说的是思想的历史。在汉字里，“思”和“想”这两个字都从“心”，古人说，“心之官则思”，那么，“思想”的历史要讨论的就是人类思索问题的历史，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讨论古往今来人们想什么，怎么想。而“史”这个字，有人说，这个字的字形象征“公正”（像一只手持一个“中”，表示不偏不倚）；有人说，这个字的字形代表了“记载”（像一只手持笔，在史册上写）；不管怎么说，历史是追溯过去，寻找人类的良心与尊严，发现自己传统和渊源的一门学问，而这门学问以时间为基本线索，所以，思想的历史一定要从遥远的古代讲起^[45]。

追溯古代人类思想的历程，需要有三个起码的条件：第一，当古代真正有了“思想”。不是说古人意识中的任何活动都是思想，只有当古人的意识活动已经有了某种“非实用性”，即超越了实际生活与生产的具体意味时，它才可能是“思想”。第二，这种思想形成了某些共识，即被共同认可的观念。就是说，思想活动有了一定的普遍性与抽象性，不能说某天某人想入非非就是思想，而是形成了一些至少在一批人中共同认可的，而且是可以说明不止一个事实的观念才是思想。第三，“思想”必须有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因为没有符号或图像，思想不仅不能交流，也无法传下来我们所研究，只有古人把他们的思绪与心情留在了他们的文学、图饰、器物等之中，传达给他人，留传给后人，思想才真正进入了历史。也就是说，对于今人，只有当文献资料、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考古发现足以复原古代的一些观念，思想才真正有了历史^[46]。

把思想变迁投放到一个纵深的历史观照之中时，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关注又是难以绕开的。但是当所谓的“决定性、稳定性、有序性、均衡性、渐近性、线性关系”等现代科学的基本观念被“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断裂、突变”等后现代观念所颠覆与替代的背景下，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竞相交织在一起，再加上后学咄咄逼人的解构之势，使得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辨与方法论辩变得更为繁杂无序。对于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研究取决于找到一块适用于目测的玻璃碎片与取景框。

史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人类对于逝去的过往有一种痴迷的兴趣，不仅设置专门的史官、培育博学的史学家，而且修建专门的物理空间对各种资料、文献、档案加以收集与储存。虽然，人们对历史还另抱有道德教化的诉求（例如，中国的古代史学观），希望后人能从历史教训引以为诫，或从历史真相中获知真理，但对于历史学最基本的共识支点是：历史是可信的，所提供的信息与知识是值得信赖的，或具有客观性、真理性的。这一点的确是自有史书以来一直很少引起争议的地方，原因之一是人们从来不对史家发掘出来的资料与文献产生怀疑，更不消说对于史家的叙事与书写产生任何的疑虑了。

林同奇在讨论传统史家整理“一堆固定不变的事实性资料”，以发掘过去的真相的理论与方法时，通过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一句名言——“（史家工作）不是裁断过去，或给同代人上一堂对未来岁月有用的课，而仅仅是展示过去确确实实是怎样的”，从而指出传统与现代的史学思想背后共同地隐藏着一系列重要预设，它们是：在史家之外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固定不变的过去；史家在研究中可以完全排除自身的种种历史、文化、社会、身世的制约；有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操作规则，据以整理史料，达到重建过去的目标。这句话甚至可以进而预设古与今、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都可以完全区隔开来^[47]。

显然，上述的预设已经不能完全说服后现代历史学家了，连著名的汉学家柯文这样奉行经典式现代史学观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全盘接受了。柯文对义和团的研究著作《历史三调》的出现便是对现代史学理论的修正。《历史三调》试图回答“史家所为究竟是‘重建’（reconstruct）那个客观存在的过去，还是实际上在‘构建’（construct）一个虚幻的过去”？柯文作出的回答是：过去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被三种人所探索与了解：它可以作为事件（event）为史家所了解；作为经验（experience）为当时亲历者所了解；作为神话（myth）为日后神话制作者所了解。

柯文作为带有古典气质的汉学家，他的三调修正已经显得相当激进了。但怀特在语言转向的哲学背景下，对经典史学思想进行了更为激进的颠覆与解构。怀特在其成名之作《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有一段纲领性文字，开宗明义地将历史定义为“一种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词语结构”。林同奇认为深层结构规制表层结构是怀特理论的核心所在，他总结出以下四点用以概括怀特后现代史学思想：第一，历史著作的表层结构：“历史解释”与“修史风格”的含义。在怀特看来，所谓“历史解释”是指史家对原子式资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运用讲故事的方式组成一种词语结构。而所谓的“修史风格”则是指情节设置（审美效果）、形式论证（认知效果）和意识形态含意（道德效果）这三种策略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史家独特的“修史风格”（historiographical style）。第二，历史著作的深层“元历史”结构：历史想象的诗性与语言性的运作。该论点是怀特理论中相当深奥的部分。怀特首先预设一个先于概念的深层意识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意识活动不是概念性的，而纯粹是诗性的。怀特强调，既然过去已无法察见，史家面对的首先是一片散布着（除时间顺序外）彼此无关的原子式的资料，他根本找不到一个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史家首先必须通过一种诗性的意识活动来建构一个自己可以感知的、可察见的研究对象。他把这个建构过程称之为“预象化”（prefiguration）。第三，转喻：历史秩序的基石。怀特根据传统诗学和现代语言理论，认为当19世纪欧洲史家在其历史想象中运用诗的语言时，可供选择的转喻主要有四种：隐喻、换喻、提喻、讽喻。每种转喻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modality）。第四，文本主义：语言和真实的关系。怀特能建造元历史的大厦是基于一个更为根本的理论预设，即文本主义（textu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这就是他所一再强调的史学中的“语言转折”。林同奇认为怀特的文本主义强调了以下三点：①文本主义并不否认有某种独立、外在于我们的真实世界，但是它认为这个世界不可能自己向我们呈现，它只有经过我们的再现（representation，有的译为“表象”）才能向我们呈现。②所有再现都是经过某种媒介进行的，对史家而言，这种媒介主要是以文本形式出现的语言。③语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中立的、透明的、只能消极地记录下历史真实，语言是一种经过群体与习俗编码的自足的符号系统，它会积极影响或左右我们对那个真实世界的看法^[48]。

通过对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两位代表学者的史学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争论的焦点可以划归到一点，即历史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或者历史是部分可知的吗？哪一部分是确信可知的呢？怀特的后史学是背靠西方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对传统/现代史学理论极具解构之能事。历史学从公正客观的记录的本源意义的历史哲学，到克罗齐的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到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到海登·怀特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历史最后与语言学中的能指/所指、叙事、诠释、符号、象征、意义、文本等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语言论上的历史了。现如今的我们眼中的历史，是被书写与言说出来的，类似于虚构的文学作品，而并非镜子式的真实反映。现如今，我们经常谈论的“语境”、“互文”、“文本”、“象征”、“符号”、“话语”、“传播”等新兴的概念术语都可以说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从语言哲学中寻找灵感。因此，更为激进的说法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处的世界看作成为一个被人类语言层层建构的文本与符号体系。显然，根据怀特的思想体系加以推论，他眼中的历史是完全不可知的，是主观虚构的文学作品。

柯文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而不是一名纯粹的历史理论家，因此他的史学思想相对于怀特而言，是相当保守的，虽然他的史学研究实践与理论建构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让人称道的就是历史三调的提出：作为事件的历史，作为经历的历史，作为神话的历史。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审视同一段历史，让历史鲜活丰满，具有说服力。柯文也承认历史是难以把握的，特别是史家不可能亲历每段历史，“经验具有不可渗透性”，即便能够亲历某项事件，也会因为偏见、立场等多种要素对历史的看法与描述发生偏移。但柯文对现代史学的专业素养还保持较高的信任与乐观，相信存在一种相对客观的记录历史的工具与方法，这一点是不能简单地通过语言学转向而彻底颠覆与消解的。因此，他认为历史是一种解释，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去解读，从而相互印证，选择自己相信的历史。在柯文的眼中，历史虽然很复杂，很诡异，很破碎，但通过严谨的史学的方法以及史学的专业训练，历史是部分可知的。史家的主要目标是理解（understand）并解释（explain）过去。例如，柯文通过义和团的个案向我们证明：首先，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事件，是1900年中国历史状况的一个组成部分，代表着对过去的一种解读方式；同时，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代表着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解读。两条路径都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现在人们经常按照自己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见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塑造着过去^[49]。

二、思想变迁的语言学视角

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简言之就是两个转向：一是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二是认识论到语言论的转向。进而言之，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近代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20世纪以来哲学注重的是语言学。所谓本体论是指人们对世界本源、本质的追问与思考。当西方哲人观察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虫鱼，就会想知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本源是什么，最终落到上帝是存在的思辨之中。所谓认识论（epistemological turn），就是回答世界是否可知的，或者说人类是否有能力认识世界。比如，康德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受一些纯粹理性制约的。笛卡儿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将“思”放到了认识论中的一个突出的位置上^[50]。到了20世纪，特别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出现之后，人们的世界观又发生了一次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从认识论到语言论。人们发现所有的认识都需要用语言来表述，不清楚语言问题，就不可能谈论认识问题，更不能涉及本体问题。语言成为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口语、文字、符号、标记等都可以归入其中。语言学转向后，人们不再问本质是什么，也不问认识能力能否把握这个本质，而是首先要问语言能否表达我对世界本质的认识^[51]。因此，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主张：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换言之，语言是理解思想和世界的途径，由此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哲学观诞生了。例如，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共时/历时，任意性原则，乔姆斯基的表层语法/深层语法、转换/生成等都带有很强的哲学意味，是一场波及各个学科领域的思想变革，彻底颠覆了人们观察世界与认识规律的原有框架。语言变成了一种携带了人类文化基因密码的媒介。

随着对语言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实证科学方面，还是哲学思辨层面，语言已经成为了我们重新认识解读人的思想与世界的意义的一把神奇钥匙。我们渐渐发现，语言是一种流动介质，记载了不同时代的思想。语言本身包含着人的概念图式。世界、思想和语言三者紧密相关，某种思想需要选择某种相对应的语言加以呈现与传播。更为奇特的是，语言的日常化使用往往会蒙蔽我们对意义的感知，习以为常又悄无声息，层层浸染后毫无察觉。面对复杂纷繁的实在世界，我们似乎找到一个新工具——语言，用语言的结构去了解世界的结构，用语言的手段表达时代的思想或观念。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一旦人有所运思地寻视于存在之物，他便立即遇到语言，从而着眼于由语言所显示出来的东西的决定性方面来规定语言。人们深思熟虑，力图获得一种观念，来说明语言普遍地是什么。适合于每个事物的普遍性的东西，人们称之为本质。按流行之见，一般地把普遍有效的东西表象出来，乃是思想的基本特征^[52]……语言是对内在心灵运动的有声表达，是人的活动，是一种形象的和概念性的再现”^[53]。语言是对思想的临摹，对思想的图像^[54]。人总是要使用语言来思考，这个语言的意义世界也就是人创造的并生活其中的人的意义世界^[55]。可以说，语言与思想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是纸的正反两面的共存关系，所有的概念都是语言的概念。

对于各种传统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如文学、历史、艺术、社会学等，语言哲学起到了解构与重新建构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观念影响，开启了新的认识通道。例如，历史学从公正客观的记录的本源意义的历史哲学，到克罗齐的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到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到海登·怀特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历史最后与语言学中的能指/所指、叙事、诠释、符号、象征、意义、文本等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语言论上的历史了。现如今的我们眼中的历史，是被书写与言说出来的，类似于虚构的文学作品，而并非镜子式的真实反映。现如今，我们经常谈论的“语境”、“互文”、“文本”、“象征”、“符号”、“话语”、“传播”等新兴的概念术语都可以说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从语言哲学中寻找灵感。因此，更为激进的说法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处的世界看作成为一个被人类语言层层建构的文本与符号体系。

在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语言被看作是政治的、权力的、历史的、心理的。每个词语或概念的流行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历史与文化之中。事实上，对词语的辨析、考释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在中国古代，有所谓考据学的研究，在西方，则有所谓经典学的研究（classical studies）。20世纪以来，德国学者舍勒（M.Scheler）、韦伯（M.Weber）、曼海姆（K.Mannheim）等人对知识、思想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法国学者福柯（M.Foucault）的《词与物》、《知识考古学》和英国学者威廉姆斯（R.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术语》等作品，更引发人们在一个宏阔的背景下去认识词语——既考虑词语与语境或上下文（context）的关系，也考虑词语形式及意义随着社会文化变迁而发生的更动，同时还包括对词语背后所牵涉的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的追问^[56]。正如陈寅恪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与此同时，由于复杂的历史语境的介入，从词语的角度“以小见大”，本身是一个相当具有难度的尝试。

本书首先预设了中国舆论概念在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那么，一旦结合了中西方异质文化的基因之后，舆论概念是否会摇身一变为全新的语词，被层层涂抹而携带了多层的复合思想？这本身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将尝试在语言转向的哲学背景下，从语言与思想之间的深层结构入手，运用语言学中的核心概念以及语言学中的翻译理论重新考察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例如，文中将涉及以下论点：①中国舆论概念的出现以及舆论思想的形成与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处于近现代转折点的中国人如何赋予舆论新的意义；②舆论思想在建构的过程中是否受到近现代中国人心理、思维、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传统文化等内部与外部各种环境要素的影响，如果受到影响是如何施加给舆论的建构过程的？③舆论作为一个语词、概念以近现代中国进程中是如何演变成为一种思想理论的，特别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与日常语言之中？④采用语言哲学视角，并且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反思与人类观念言说与意见表达相关的舆论思想，探讨舆论与真理、理性、认知之间的关系。

三、思想变迁的传播学视角

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来势汹汹的西风东渐、欧风美雨，对传统中国文明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与瓦解。也就是说，中国学人被纳入到了剧烈变动的全球文化格局之中，不得不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不得不开展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研究。舆论思想变迁的研究需要与跨文化传播紧密的联系起来。这方面，已有学者作出积极的尝试。李陀在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中论述到，“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不同，作者采用的不是对重要思想家重新评述，或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诠释的方法，而是立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特别是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试图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去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57]。刘禾在论述互译性是现代思想史写作中的一个语言盲区时，有一段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视角：

现代思想史的写作能否落实在语言与语言之间所建构的“互译性”之初（如A语言中的某词何时开始等于B语言中的另一词？），落实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去研究？如果现代汉语本身即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产物，现代思想史的写作亦然，那么，我们就不能不问：汉语和其它语言之间的所谓“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如“文化”何以等同于culture？“个人主义”何以等同于individualism？“国民性”何以等同于national character等等？这一系列意义的“互译性”何时进入汉语写作？怎样进入的？它们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还有日本书化）之间“互解”的可能性——也包括“误解”——产生过哪些重大的影响？它们对西方文化的诠释或翻译，以及反对来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造成怎样的“认识论”上的后果？它们对文化本体论提出怎样的历史挑战？这些问题的提出，使我们今天难以抛开“互译性”的问题，而奢谈“历史”（history）、“民族”（nation）、“现代性”（modernity），或者认识他人和认识自己^[58]。

刘禾的跨语际思想史写作中的“互译性”的理论资源很大程度受到爱德华·萨伊德的“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的启发。“旅行理论”试图回答：当一个词语、一个范畴或者一种话语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旅行”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萨伊德将思想和观念之旅行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存在着出发点，或者似乎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其次，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一个通过各种语境之压力的通道，而思想从较早一个点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第三，存在着一组条件——称之为接受的条件好了，或者是抵抗（接受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条件——而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也使得对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引进或默认成为可能，无论它们显得多么疏远。最后，在现在已经完全（或者部分）被接纳（或吸引）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59]。

除了跨文化传播中的互译性与旅行理论对舆论思想变迁的研究具有理论方法的指导，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姆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也值得参考。正如汪晖在谈及威廉姆斯关键词梳理对我们的启发时提到：“所不同的是，晚清以降，中国的许多关键词的语源是双重的，既有汉字的语源，又有外来语的语源，这些概念的翻译过程显然较之威廉姆斯追溯的语源更为复杂。在这样的条件下，语言的翻译、转义和传播过程将更形错综交织，作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形态也更加丰富而混乱，中国的关键词的梳理也更加困难。”^[60]冯天瑜针对中国近代语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流变现象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汉语语文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独树一帜的语文，在迎受西方语汇的过程中，虽然有过“深闭固拒”的表现，但大势则是“兼收并蓄”，在收、蓄间又呈现十分错综的状貌，仅以对外来概念的译述方式而言，不仅有音译（“逻辑”、“布尔乔亚”之类），还更多地采用意译（与前引音译词对应的意译为“伦理学”、“资产阶级”）。音译不会引起词义错位，却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注入；意译则借助汉字的表意性，由词形透露词意（所谓“望文生义”），为熟悉汉字文化的人们所乐于采用。意译方式除创制新词（如哲学、美术、体育等）对译外来词外，更多地是以汉字古典词（如革命、共和、科学、封建等）作为“格义”工具，通过借用并引申古典语义，表述外来概念，这就将渊深宏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今用译词，同时也导致异文化交接间的矛盾，构成复杂的古与今、中与外的概念纠结与融会问题”^[61]。

此外，外来词的研究也为舆论思想在跨语际传播过程中的变迁提供了理论支持。中国语言学家高名凯和刘正谈1958年编写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确认近2 000个新传入的外来词。随后，也有学者对外来词展开考订与修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近代中国外来词的研究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仿译词、语义外来词，以及其他外来词遵循着一种典型的模式：日语用“汉字”翻译欧洲词语，这些新词语随即又重新被运用到汉语之中^[62]，即“欧—日—中”的新词旅行路线，日语中的汉字成为了近代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中转站。外来词对于思想变迁的研究的意义非同一般。大量出现的近代新名词提供了众多的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尤其是系统的现代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术语的形成与传播，乃是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突出现象，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运思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科学的思维能力和效率，从而为构筑新时代的突破传统范式的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维基础^[63]。

综上所述，将舆论概念与舆论思想放置于中国百年近代史中西文化交流的宏大背景下考察时，本身就存在一个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可以试图去还原舆论概念与舆论思想是如何延续、断裂，以及价值、信仰方面的激烈冲突等过程，通过语汇本身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完全不同语言翻译应用的过程，从而呈现出一种涌动多变的思想，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此外，还可关注舆论概念兴起与应用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心理的主观介入与观念选择等要素，从而再现一条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波动起伏的变迁路线。

【注释】

[1]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

[2]方秋梅.清末民国时期“近代”、“近世”词义的演化及其史学影响［G］//语义的文化变迁.冯天瑜，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560－561.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10.

[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38－239.

[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自序7.

[6]［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导论7.

[7]［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导论5.

[8]徐中均.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M］.计秋风，朱庆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2.

[9]徐中均.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M］.计秋风，朱庆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4－5.

[10]徐中均.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M］.计秋风，朱庆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9.

[1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3.

[12]分别是：《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1821年，马六甲；《特选撮要》（Monthly Magazine），1923～1826年，巴达维亚；《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1828～1829年，马六甲。

[1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8－79.

[1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0－12.

[15]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1.

[16]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序6.

[17]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4.

[18]［美］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8.

[19]［美］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97－98.

[20]［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序言1.

[2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165.

[22]［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序言1.

[23]［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序言2.

[24]［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85.

[25]［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

[26]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J］.吴静研，译.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春季卷）：139.

[27]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J］.吴静研，译.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春季卷）：135.

[28]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J］.近代史研究，2007（2）：80.

[29]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J］.近代史研究，2007（2）：84.

[30]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J］.近代史研究，2007（1）：3.

[31]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243.

[32]［美］威尔·杜兰特.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M］.王琴，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9.

[33]［英］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M］.周昌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

[3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3.

[35]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25.

[36]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55－356.

[37]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

[3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引言2.

[3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引言5.

[40]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02－103.

[4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引言5.

[42]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1.

[43]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该概念随着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国内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在国内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

[44]［美］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M］.张传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412.

[4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引言2.

[4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引言5.

[47]林同奇.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或之外？——从《历史三调》谈柯文史学思想的定位问题［G］//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54.

[48]林同奇.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或之外？——从《历史三调》谈柯文史学思想的定位问题［G］//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60－263.

[49]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林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序言2.

[50]李彬.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309.

[51]Paul Cobley，Communication Theories：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p.194.

[52]［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53]［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

[54]褚孝泉.语言哲学：从语言到思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50.

[55]褚孝泉.语言哲学：从语言到思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60.

[56]钟年.形式、意义与社会文化——以“心理”和“心理学”为例［G］//冯天瑜，等.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94.

[57]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序言4.

[58]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24－25.

[59]刘禾.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G］//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28－229.原文为：Edward W.Said爱德华·萨义德，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世界，文本，批评家》（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226－227.

[60]钟年.形式、意义与社会文化——以“心理”和“心理学”为例［G］//冯天瑜，等.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94－295.

[61]冯天瑜.序言：“历史文化语义学”刍议［G］//冯天瑜，等.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3.

[62]刘禾.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G］//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43.

[63]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