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清议向舆论的演替

晚清清议向舆论的演替_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

第三节　晚清清议向舆论的演替

清议代表中国士绅阶层以言议政的一种传统方式，沟通与传播的形式主要是通过信件、奏折、诗作、会谈等，表现为一种隐秘的、非正式的、私人性的人际传播方式，即便是上朝廷议也属小范围的半公开式的内部讨论。伴随近代科技的蓬勃发展，一种新的传播工具——现代报纸逐渐与中国士阶层结合起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办报高潮迭起，新式报刊大量涌现，王朝体制内狭小言路顿开，体制外的言论狂飙突起，表现出一种面向大众的政治宣传与言论表达方式。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与有一定西学背景的中国新兴知识阶层，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史地图中两个最具时代意义的坐标，代表着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诞生与演生所不可或缺的要素。结合国内外学者对清议定义与清议传统的分析，特别是在晚清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本书思考总结出以下几点：

（1）清议传统的形成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体系下，带有很强的道德批判力量。一般表现为官僚体系内部中下层官员对上层官员甚至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决策与个人品行的反对与批评。但这种批评表达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仅凭一线皇权与绅权之间微弱的妥协式制衡而维系。

（2）清议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常态现象，只有在当权者统治力度削弱，政权不稳的危机下，清议现象才会呈复苏之势。这是与中国皇权专制下对思想与意见的强行压制有直接的联系。当皇权对绅权的控制力减弱时，言路才会被迫撕开一个小小的空隙。

（3）由于清议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下讨论公共政治议题，再加上处于政权受到外族（如南宋、明末、晚清）的侵入，或者政权分裂动荡与腐败衰落（后汉），清议的内容与见解往往带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抵御外侮、实施仁政、整治吏治等思想。

（4）晚清清议的复苏既有与以往清议现象相同之处，但更应注意到新的历史变化与时代内涵。虽然同样面临强敌入侵，但这次是与一场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一味的盲目排外或仇外的民族主义情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冲突与侮辱。

许纪霖从现代公共传媒与社会公众的角度，对清议向舆论的演变的历史原因加以独到的论述。他首先肯定了中国的清议传统在言论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认为如今被称为公共舆论的在传统中国被称为清议，它是士大夫的专利。清议的传统历经春秋的“乡校”、战国的“稷下学宫”、东汉的“太学”之后，到明代中晚期，由于士林中讲学与结社之风盛行、东林书院崛起、士大夫的清议达到历史的最高峰。明朝王学士人的讲学，还是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亦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舆论，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39]。许纪霖认为清议之所以向舆论演变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现代的公共舆论从其自我理解来说，是从传统的清议演化而来，但清议只是在士大夫阶层内部，并不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而现代的公共舆论有意识形态功能，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的动员作用，影响非过去的清议所能比肩^[40]。钱穆认为，清议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有一个向舆论转变的过程。他说：中国士绅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到了现代，清议演变为公共媒介和公共舆论，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41]。

相较于清议，舆论这个概念顺势而生，被赋予了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与思想。琼·贾吉通过对《时报》中发表有关对舆论概念的文章的解读，得出舆论概念受到中国新兴政治势力与媒体人员的青睐，以及舆论概念经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的调配与加工，体现了以下几点新的思想内涵：

（1）舆论相较于清议标志着一种新的“代言模式”的诞生。整个中国历史，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从公共的角度运用他们的理智，从而被排除在了公众讨论领域之外。于是形成了几种不同的代言机制，从而更好地表达普通民众的想法。在传统阶段有三种方式：帝国模式，皇帝扮演着一种对全体人民意志的代言者，以及人们福利的保护者；官员模式，科举制度与官僚体系用来促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交流；精英模式，在野的低级或中级水平的官僚或者士大夫，为那些排除在王朝等级秩序之外的平民百姓代言。20世纪早期，现代报刊的大量涌现，使得编辑与记者形成了一种新的代言机制。作为反抗传统的“启蒙精英”，从事报业人员本身也相当的独特，他们在西方接受了教育，他们的决策不再服务于官方，他们通过自身定义、告之与表达公众声音。虽然他们仍然信奉孔子的君子伦理，但他们打破了传统的代言方式。最为重要的是，晚清报业记者不仅代表普通人民，而且有更深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违背了传统文人的沟通模式——只与地位相当，或者地位更高的人沟通，将沟通的对象转向普通民众，并引导社会的能动性与公民的责任感，不仅表达民众的物质上的需求，而且还表达民众的精神需求，包括教育、进取与参政，而不是传统皇权体制下的照看与驯服。

（2）舆论相较于清议赋予了“历史发动机”的功能想象。对舆论概念的建构并使舆论概念发挥效用，新兴阶层首先转向古老的民本思想，这是中国传统中正面的社会形象的最丰富的资源。民本思想源起于孟子学说：“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民众是国家的基础，该理论强调统治者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从而使得政治保持稳定与社会变得繁荣。虽然民本思想最初是关注统治者的角色，但逐渐变成后世社会批评者的精神支柱，用孟子的民本思想谴责专制统治，呼吁统治者对人民疾苦的关注。从孔孟学说出发论证舆论思想的合情合理合法之处，有助于发动近代中国历史性变革。

（3）作为新的政治裁决的舆论。对于晚清的宪法主义者，舆论成为社会最终的权威原则。作为一种独立的裁决，舆论是道德标准的仲裁者，以及在官场定夺之前最后的“正义法庭”。因为在思想启蒙者看来，舆论代表着理智与善良，代表着“好与坏的标准”，是由所有人们共同做出的决定（天下为公）。公众概念的引入，开启了中国言论传统的新的里程碑。公众这个概念来自天下为公的思想原点，晚清时期“公众”的概念从一个最高的抽象的对与错的原则转变为一种争取最高原则的具体的政治力量的同时，与之相配套的舆论概念便也演变成为一种具体的政治力量^[42]。

最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清议现象伴随着现代媒体如报纸、期刊与传播工具如电报、铁路等，此外还伴随着开放中的通商口岸、国际贸易交流、现代城市化进程、沿海城市与发达地区的地方自治、新的城市阶层的崛起、海外移民与留学生等新兴的社会变革与潜在转型，这些都为晚清的清议现象注入新的内涵与评价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历史上清议传统在19世纪末期的再次出现却变成了一次回光返照，随后便沉寂下来，逐渐难以承载新兴政治势力与社会精英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理想的诉求。原因在于明清时期的清议已经从秦汉时期的乡间德行监督演变成为统治阶层的政见之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清议从本质上属于在朝官员内部的政见竞争与利益角逐，这种政治性批评具有谏议的体制内色彩，言论范围与意见表达领域过于褊狭，依附于王朝体制之内的极其有限的言论自由，最终代表的还是统治集团利益分配。

第二，清议毕竟从属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以及专制皇权统治的政治体系之下，无法容纳与适用于新的来自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权理论。

第三，现代媒体扮演了新的言说工具，扩充了传统的言说渠道与方式，与此同时，逐渐崛起与上升的新兴阶层在影响社会、改变社会方面有着很强的表达欲望与表达冲动，使得皇权政治体制内的清议概念无法适应时代转型的需求。

第四，科举制废除之后，儒学与普遍王权结合的制度性渠道崩解，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精英转型，“士”的社会角色发生“位移”，从庙堂上的直接辅佐君主转移到社会层面的“处士横议”，诉求的视野不再仅仅聚焦在君主身上，而是向社会传播扩散，从而出现士大夫的清议传统转化为现代舆论。

正如前所述，传统“清议”基本在体制里面，面向朝廷发声，或者是在士大夫群体内部，形成“公论”。现代舆论则超越了体制，借助民间的报纸、刊物、演讲、大众化读物和戏曲等传媒手段，直接面向大众。随着现代的报业、杂志和出版物的崛起，特别是白话文的诞生，舆论重心开始下移，出现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而不是单纯的以精英身份自居的“士”的清议之音。正如徐复观所言，“知识分子一变向朝廷钻出路、向君王上奏疏的可怜心理，转而向社会大众找出路、向社会大众明是非的气概”^[43]。历史的滚滚洪流奔腾而过，在中国传统框架下的清议概念不得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概念所代替，完成一个现代化的演变。

有趣的是，清议这个传统的概念不仅逐渐让位于舆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本身的定义与所指也发生了颠倒式的转变，从士大夫官员的言论演化为非正式的坊间议论。例如《秦风周报》中一篇卷首语《论清议与舆论》中，明确地将清议界说为在野的民间声音，而舆论被界说为国家官方的权威之声，原文是这样的：“野有清议，国有舆论，这是天地正气所关，民族精神所系，广而充之，足以挽救危亡，遏而止之，必至酿成大乱，有可以断言者……舆论制裁之力，可谓登峰造极，今日党国当政诸公，强半为当时舆论界之主持者，这是国人所周知的事实。”^[44]清议无论作为一种言说传播思想，还是作为一种言说传播实践，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在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在晚清变幻莫测的政局中复苏，来势汹汹，但也仅是昙花一现，归于沉寂，最后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下被舆论这个概念所完全取代与延伸，永远地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综上所述，本书将把士阶层的清议传统与晚清政局的清议现象统称为近代中国的“前舆论时期”，它既是对传统直言进谏的继承，也开启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言说表达思想的转型与变迁，是进步还是混乱？是民主还是暴政？是乐观还是悲观？是自由还是统制……对于舆论取代清议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全新课题，它将折射出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思想动态与士阶层（后来的现代知识分子）抱着的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心理，这些都将是后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注释】

[1]孙旭培.纵向传播强劲　横向传播薄弱——论我国古代信息传播的特点［R］.香港中文大学“华人传播想象”会议论文.

[2]潘祥辉.“帝国悖论”：官僚科层制与秦汉王朝的政治传播［J］.社会科学论坛，2010（21）：153.

[3]越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97.

[4]越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98.

[5]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4.

[6]孔繁敏.论中国古代谏诤的几个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5）：88－89.

[7]侯东阳.林语堂的新闻舆论观——评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2）：72－73.

[8]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1.

[9]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2.

[1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引言2.

[11]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J］.史林，2003（2）：79.

[12]同上。

[13]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J］.史林，2003（2）：79.

[14]［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9.

[15]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2－53.

[16]张灏.思想与时代［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15－16.

[17]张灏.思想与时代［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25.

[18]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09－610.

[19]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11.

[20]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11－612.

[21]［美］唐（Tang，W.F.）.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M］.胡赣栋，张东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4.

[22]Lolyd E.Eastman（1965）.Ch’ing－I and Chinese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4（August）：597－598.

[23]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1.

[24]编者.论清议与舆论［N］.秦风周报，1935，1（39）：1.

[25]肖海霞.晚清清流派［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5：1－2.

[26]王维江.谁是“清流”？——晚清“清流”称谓考［J］.史林，2005（3）：8－9.

[27]肖海霞.晚清清流派［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5：3.

[28]之前对清议还有所涉及的研究有：Immanuel C.Y.Hsu，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Diplomatic Phase，1858－1880（Cambridge，Mass.，1960），p.200and passim；Hao Yen－P’ing，“The so－called‘ching－i’during the reforms of the Tung－chih and Kuang－hsu Reigns”.

[29]Lolyd E.Eastman（1965）.Ch’ing－I and Chinese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4（August）：595.

[30]Joan Judge（1994）.Public Opin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Contestation in the Late Qing，1904－1911.Modern China，Vol.20No.1（January）：88.

[31]Lolyd E.Eastman（1965）.Ch’ing－I and Chinese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4（August）：595－596.

[32]Mary Backus Rankin（1982）.“public opinion”and Political Power：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XLI No.3（May）：453－454.

[33]Mary Backus Rankin（1982）.“public opinion”and Political Power：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XLI No.3（May）：459.

[34]肖海霞.晚清清流派［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1：6.

[35]辜鸿铭.清流传［M］.语桥，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21.

[36]Mary Backus Rankin（1982）.“public opinion”and Political Power：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XLI No.3（May）：463－475.

[37]Mary Backus Rankin（1982）.“public opinion”and Political Power：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XLI No.3（May）：455－463.

[38]陈勇勤.晚清清流派思想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3（3）：41－43.

[39]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学术月刊，2006（11）：142.

[40]同上。

[41]转引自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学术月刊，2006（11）：143.

[42]Joan Judge（1994）.Public Opin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Contestation in the Late Qing，1904－1911.Modern China，Vol.20No.1（January）：66－80.

[43]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

[44]编者.论清议与舆论［N］.秦风周报，1935（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