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舆论思想

民国时期舆论思想_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

第二节　民国时期舆论思想

瞿秋白对民国的建立用八个字作了形象的概括有：“皇帝倒了，辫子割了。”高度赞扬了民国的建立的两大历史功绩：一是中国从此再也没有专制皇权了，一是中国从此融入先进文明的时代潮流之中。但民国初年的政坛诡谲变幻，暗潮翻滚，制度的变革并没有终结新与旧之间的冲突，其间上演了两次帝制复辟与长期的军阀混战。令人欣慰的是，在“浩浩荡荡”的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大势之下，“皇帝倒了，辫子割了”的贡献最终使得中国历史跨越出了改朝换代的循环律，经过几年的政局混乱之后，一个表面上统一的中华民国逐步确立，步入“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的民国现代化建设之中。

反映在有关舆论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方面，由于民初的政治社会乱象，从1915年之后，对舆论问题的思考与讨论陷入了低迷状态，这可能与当时整个思想界与知识界的沉寂彷徨有关。中华民国替代清王朝横空出世，中国有识之士对崭新的国体与政体抱有极高的热情与希望，但现实的乱象与浑浊给理想者们当头一棒，泼尽冷水。除辛亥革命前后一小段时间，以舆论为主题的讨论闪现过小高峰，文笔之间对舆论在民主政治方面寄予厚望。然而，1915年至1918年之间，对舆论的讨论却如零星点缀，内容仅涉及对西方政党与舆论的介绍性文章，也有对中国舆论之堕落的强烈指责性文章，更多的是一种失望迷茫的情绪发泄。直到1919年，舆论问题的讨论重新点燃，并且延续了三十年，一直未曾间断过。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1919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象征性意义，标志着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成长与确立，引领了整个思想文化改革与转型，而舆论思想作为一个小小的蔓枝而包含其中。

一般认为，近代中国最早对舆论进行界定的是胡汉民。1909年，胡汉民指出：“夫舆论，则关于公共问题，自由发表，于社会有优势之意见也。”胡汉民强调，舆论首先是“关于公共问题”的意见，其次是“自由发表”的意见^[61]。几乎与胡汉民同时，梁启超也对“舆论”进行了界定。1910年梁启超指出，“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其意强调，少数人发表的意见，是不能形成舆论的，即使是多数人持有意见而不发表，也不能形成舆论^[62]。虽然胡汉民与梁启超对舆论进行抽象层面的思考，但这种思考是建立在报刊体上的时务文、政论文的形式展开的，因而对舆论的研究尚未进入学理的系统层面。

1919年之后，显而易见的是，对于舆论问题的讨论无论在关注领域、语言，还是在文体，思维等，毫无疑问地留下了时代变革的印迹。这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首先最显著的表现就在于以舆论为题的文章开始采用白话文进行书写，文言文退出了舆论研究的历史舞台。使用以白话文为形式的新语言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舆论思想散播与演变的重要历史背景。其次，文章中广泛吸收西方现代学科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主要学术观点引至于西方著作与文献。再次，对于舆论问题的讨论，开始用一种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的文体结构进行书写，朝向一种学理性与研究性的思维模式转变，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思考舆论问题与舆论现象，形成了一定舆论思想的学术体系。本节将从舆论与新闻报刊、舆论与民主政治、舆论与社会心理三个方面对民国全面建设时期的舆论思想的时代内容进行概述。

一、舆论与新闻传播

被中国新闻界誉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的徐宝璜1920年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七期上的《舆论之研究》，从目前文献上看，可以说是对舆论问题的学术思考的起点，甚至发挥一定的范式作用。显然，这是一篇从新闻学的角度研究舆论的文章，正如文中所言：“舆论二字，常传诸人口，见睹报章，然鲜有考其意义者。璜因与新闻学研究会诸君，以此为议题而开二度之讨论。”在这篇后人看来已经具有现代学术文章格式与规范的论文中，共讨论了四个论题：①舆论之定义；②舆论发达之要件；③创造舆论之方法；④舆论之能力。从组成论文的四个部分可以看出，徐宝璜的《舆论之研究》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政论类文章，不仅仅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佶屈聱牙的文言文，而且是内在的论证逻辑与思维方式的转变。例如，从舆论概念出发，对舆论概念进行界定。对于中国传统思维而言，这是在舆论研究领域划时代的突破。在后来的研究类文章中，对舆论概念的定义与界定，基本上成为论证过程中无法越过的思想逻辑起点。

徐宝璜认为，所谓舆论者，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也^[63]。在这个定义中，要注意四点，即是一一递进，一一限定的：舆论为意见；舆论为自由的意见；舆论为关于公共问题的自由的意见；舆论为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的自由的意见。在这四点中需要思考清楚的是：什么叫做意见？什么叫做自由的意见？什么叫做公共问题？公共问题与其他的社会问题有什么区别？什么样的情况才算作是“多数”？多数与少数是什么的关系？徐宝璜对此一一作了回答。意见，即是人们对事物的评判。这种评判包括“是与非”的评判，包括“赞成与反对”的评判。但这种评判分两种情况获得，一是“几经考虑之结果”，一是“激于一时的感情”^[64]，换言之，一种是理性的评判，一种是感性的评判。但哪一种评判是更好的意见，更好的舆论，徐宝璜没有做进一步“评判”。

对于“自由”，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徐宝璜与新闻学的诸君认为，“自由”分别有两种情况，一是具有自主意识的“自动”，没有丝毫的无自主性的“被动”；一是虽然“被动”接受少数人的意见，但是有“可选择权”的^[65]。第一种情况要求意见评判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发表意见者要求较高，一般只有少数优秀分子才能做得到，但事实上即便是少数优秀分子有时也会有认识上的局限，信息上的蔽塞，也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完全“自主”。第二种情况的“自由”似乎更符合舆论产生的实质，即为意见的选择性自由。我们承认有些意见并非完全是“自我自主”的，受到他人的影响，但关键是我们可以在“被动”的意见中自由地选择，选择持有哪种意见的权利永远是“自主”的，不可剥夺的。

至于公共问题，显然对立的是私人问题，纯粹的私人问题断然是不会产生舆论的。但徐宝璜指出，私人问题与私人行为是有区别的，如果私人行为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或者说，私人行为演变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是可以产生舆论的。徐宝璜认为，在民智不发达之时，公共问题，仅为政治问题。如果民智发达起来，则种种社会问题如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亦皆成公共问题矣。故而，公共问题之范围与民智的发达程度为正比例。也就是说，民智越发达，公共问题的范围就愈广，而舆论亦日盛矣。

社会上占多数是一个舆论的数量问题，即舆论的一致性程度问题。如果一个公共问题处于众说纷纭的境地，呈现几乎无限的多样性，“社会上常同时有数种意见发生，然则何者为舆论乎？”因此，我们最终只能通过数字来决断。根据多数决定少数原则，在社会上占多数者为舆论，占少数者为反对者之意见不为舆论。徐宝璜在此特意强调，“多数者，非谓社会中人口总数之多数”，也就是说不是全国范围内的人数的比较，这种比较也不可能操作成功。再者，现实社会中，我们发现全体总人数的多数人对于公共问题、公共话题是没有什么意见可言的，并且对这些抽象深奥的问题也没有十足持久的兴趣，而真正注意公共问题并可以发表有内容的见解的只有总人口中的少数人而已。因此，所谓多数者，乃此少数人中之多数，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也。简言之，多数是关注公共问题的少数人中的多数，这个多数是一个相对值，而非绝对值。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古国如何向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国家转变呢？现代民主国家的表征之一就是舆论的活跃与发达。对于如何使新生的中华民国中的舆论更趋发达有效，徐宝璜提出三个要件，即教育普及，报纸发达及交通敏捷。教育普及非常好理解的，正如在讨论公共问题时，提出的民智与公共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民智的提高直接关系到舆论的质量。民智不深，关注的公关问题就很狭小，流于表层，民智不深，人们缺乏“自主”评判的能力，甚至缺乏“选择”的能力，往往盲从，甚至被当权者操纵。提高民智的唯一的做法就是普及教育，让人们获得更多的知识与信息，培养学习与思考的习惯与能力。更为重要的内在思想逻辑是，作为一个“共和政府”，其任何行为的合法性来自“舆论”，“视舆论为转移”，所以提高民智，使舆论发达是“共和政府”的“职务”与职责所在。为什么报纸发达决定舆论的发达呢？徐宝璜给出了三层思想，第一，舆论是专门针对公共问题而发表的。而公共问题需要被公开，事实真相需要被传播，这些都需要报纸来完成，即“报纸最能传布事实者也”。第二，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人们会“模仿”他人的意见。换言之，人们“常以他人之意见为意见”，而报纸可以将多方意见“公布于世”，以供人们了解采纳，即“报纸最能传达各方面之意见者也”。在舆论发达的过程中，报纸发挥了两大传播功能：传播事实与传播意见。或者说，报纸是事实与意见的传播者。第三，舆论发达的要件是“交通敏捷”，这是对经济、技术等物质基础的要求，说明舆论的发达、事实与意见的传播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与经济基础上的。

徐宝璜认为，舆论是可以创造的。那么，舆论的创造者是谁呢？或者说，舆论之母是谁呢？答案很简单，也很唯一，是“新闻纸”。新闻纸不仅是能创造舆论，而且可以创造最有力量的舆论，这更是新闻纸的“应尽之职务”。具体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新闻纸刊登事实。这种事实关乎人类的基本公平公正的问题，如营私舞弊，经济腐败，违反法纪等，阅读者、公众可以凭借形成的社会“善恶”观念对事实对错进行评判，这时“舆论自必起而攻之，不待报纸之鼓动”。可以说，事实本身就是舆论，事实本身就是意见。这种舆论是单数的，对与错，好与坏，不言而喻，舆论势必是朝“一边倒”的。第二种，新闻纸记者采访专家或名人。这是针对一些复杂的专业问题，一般人没有长期关注或研究学习，不能发表正确的意见或稳定的主张，这时就需要了解该新闻事件的专家或名人来提供背景资料，发表专业性观点，由于人类是善于模仿的，会将报纸发布的各种专家观点进行选择吸取，成为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一定的舆论规模。可以说，意见领袖就是舆论，但这种舆论是复数的，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赞成的意见。第三种，新闻纸编辑发表精确的社论。编辑虽然不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但由于其职业的关系，使得编辑见多识广，并对社会的改进有一种热忱的情怀，特别是优秀的编辑“纯粹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对于各种“应兴革之事”较为敏锐，是具有一定超前性的“提倡者”与“号召者”，有利于人们“发生正当之舆论，使应兴者果兴，应革者果革”。这种舆论是单数的，声音观点与精神气质是贯穿一致的，属于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舆论，像指引航线的探照灯，或者远处彼岸上的灯塔，昭示着人们思考与努力的方向。

最后，对舆论的能力的探讨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从数量的方面，舆论的能力体现在“多”的意义之上，但“多”是相对的，动态的，需要通过教育的方式，将占优势地位的“少”演变为占合法地位的“多”。第二，从性质的方面，舆论的破坏之能力大，建设之能力小。舆论反对的事情，注定会失败；但舆论赞成的事情，未必会成功。“例如舆论反对帝制，则帝制不成，舆论反对复辟，则复辟失败。然舆论所希望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等项，则收效甚微”^[66]。其原因在于，舆论反对的事情只需停止即可，手续非常简单，但舆论赞成的事情需要一个“建设”的过程，手续非常复杂，不是喊口号，贴标语就可以实现完成的。故而舆论长于破坏，短于建设^[67]。

报纸，又称新闻纸，是近代中国这一历史阶段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与舆论似乎一直作为孪生兄弟同时出现，例如徐宝璜在论及舆论发达的要件中，报纸的发达占据其一，并且众多表现舆论力量的事例大部分是来源于报纸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与评论。潘君健专门在《报学季刊》的创刊版上就《报纸评论与社会舆论》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他认为，报纸的主要内容就是新闻与评论，评论是建立于新闻事实基础上，但报纸评论与舆论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个报纸的评论，就是一个报纸的精神表见。如果报纸的评论能够说大多数人所要说的话，大多数人所不敢说不能说的话，那么不但报纸的营业可以发达，就是报纸的地位和价值，亦可因之而增高，倘若一个报纸没有评论或没有良好的评论，那么不但在营业上要受影响，就是在舆论上，亦要失其代表和指导的资格。潘君健指出，一般人所说报纸是舆论的代表和社会的指导，其实就是指报纸的评论，因为这是报纸评论所负的使命。所以我们要察看一个国家舆论的趋向，可以从报纸的评论中求得。

在潘君健看来，所谓舆论就是关于社会的利害的事情的公众意见。舆论的要件第一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意见，第二必须是大多数人脑中已有的意见，第三必须是大多数人的自由意志。报纸评论之所以能够成为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力量，亦就是因为评论记者能够判断一个问题的是非利害，能够观察大多数人对于一个问题的自由意志，能够提供大多数人所要知道的材料和意见，所以报纸评论的任务，是代表舆论，而不是制造舆论，是提供问题，而不是自作主张。

一般普通论文的分类有三种类型：①论说，是对于一事项一问题而发的议论；②批评，是对于一中一人为优劣的批评；③辩难，是对于他人的言论而辨其是非。潘君健认为报纸评论与普通论文相比更为丰富，形式更为灵活多样，大致可分为9种：

（1）社论　是代表全社意见和主张的论文。例如总主笔主稿，全社负责，发刊在报纸要闻的前面，但现在有许多报馆，是由本社的干部决定大纲，摔倒定评论记者写稿。

（2）时评　篇幅较社论为短，普通又称为短评或小言，文字要简洁生动。

（3）专论　是对一紧要事件或一重大问题有系统的评论，有的是请专家撰著，有的是由对这个问题较有研究的记者写稿，篇幅较社论时评为长。

（4）来论　是社外投来的论文。经社中认为有发表价值，即在社论地位发表。

（5）代论　是名人的论著或演讲，经社中认为与本社的主张相合，或有发表价值的，刊在社论地位，以代自撰。

（6）特别论著　是遇纪念日出临时增刊或特刊，向名人专家征集的论文。

（7）征文披露　报馆就社会上一时争论不决的问题，命题向读者征文，开栏逐日披露，藉以鼓起社会研讨问题的兴趣，提供解决问题的意见。

（8）译论　选译外人所著有价值及与本国有关系的论文，另开专栏刊布，介绍与读者做参考的资料。

（9）述评　是就一时期所发生的重要新闻，为综括简明的叙述，而参以批评^[68]。

从这9种报纸评论的形式看，近代中国报纸评论已经发展得相当丰富完整，可以通过报纸评论的形式发表各种言论与观念，形成舆论，指导舆论。因此，在潘君健看来，报纸评论堪称为民众的舆论，和人民的喉舌。

樊仲云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了《舆论与新闻——社会意识之表现形式》，译自日本学者长谷川所著的《舆论与新闻》。樊仲云根据日本学者长谷川的舆论与新闻的思想，将舆论看作是社会意识的表现形态之一，与新闻、艺术相并列，舆论、艺术、新闻都是社会意识，但三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舆论是社会意识最直接最强有力的表现者，艺术是间接的通过想象力表现社会意识，新闻具有特定机关，是社会意识进行认识与记录的工具。舆论，是把社会意识当作社会生活的意欲而发露于外的，明白的表示着目标与要求，以判然对立的态度代表对立的利害。艺术，这是社会意识经过想象能力的滤管，由此，使其意欲的性质完全藏匿，而表现客观的创造世界的。新闻，这不是意欲，不是想象，这是在社会事实的认识——认识作用，自然须由与意欲的想象的作用相关联的事情——构成社会意识的表现形态^[69]。概言之，舆论是社会意识之意欲或意志的表现，艺术是社会意识之想象或感情的表现，新闻是社会意识之认识与知觉的表现。社会意识、存在、意志等西方哲学概念第一次与舆论思想结合起来，使舆论思想具有一定的哲理性思考的深度。

当把舆论与新闻归入为社会意识这一范畴中讨论时，其目的是分析出两者的本质差异性，不能简单地相互代替，甚至等同起来。舆论表示社会有怎样的要求，艺术表示社会有怎样的感情，而新闻则表示社会是在怎样的知觉状态。舆论表达社会的要求，有时可以成为一种具有强意志的力，采取积极的行动实现生活的目标。艺术表达社会的感情，则在其表现为诗歌、小说、戏剧等形态时，只能成为具体的生活事实之想象的再现。新闻是单纯地提供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与素材，不像舆论那样表达对社会的需要。“新闻是由其使一定组织之社会生活具有与之相应的意识内容，并使其意识的性质成为知觉的”^[70]。舆论是社会要求有具体的一定的行动倾向的事物，但新闻则为社会以一定的行动倾向为必然的条件所构成的知觉状态。“所以新闻比为表示舆论的机关，具有更广大的机能，而为舆论、艺术等社会意识构成条件的感觉机关。这是造成舆论、艺术所成立在新闻的知觉上的。且没有东西能比新闻更表示所有社会意识是怎样在知觉状态上成立的了”^[71]。最终，我们可以樊仲云的《舆论与新闻》的译稿中提出，近代社会里新闻是形成舆论的基础，新闻与舆论之间的关系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新闻，就没有舆论。舆论来自新闻对社会的感知的基础之上。

由上可见，进入民国时期后，伴随着新闻学与新闻实践的确立，舆论与新闻传播呈现出一种紧密的联系，往往相生相灭，互为依托，难以分隔。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观点认为，舆论是在特定的时空里多数人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舆论以现代传媒为工具手段，面向大众进行传播，以公众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它是社会评价的一种，是社会意识与心理的反映。这时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新闻界称作舆论界，把新闻媒介称为舆论工具，新闻媒介与舆论相生相灭，互为依托，新闻界从舆论界中吸取力量，舆论借助新闻媒介作为公开展示力量的舞台。

二、舆论与民主政治

清王朝的倾覆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拒绝封建专制统治，拥抱现代民主政治的有力表现，并用无法更改的事实证明了向前奔腾着的滚滚历史洪流。在一个新旧更替的转型时期，西方民主思想是初生的中华民国吸收的主要源泉，同样，舆论思想也直接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西方的民主思想大致而言，出现了两种类型：高调的民主观与低调的民主观。高调的民主观的前提是：民主是为实现一种道德理想而产生的制度。它在西方近代思潮里相当普遍，以卢梭与马克思为显著代表。高调民主观强调一种超越私欲私利的公共意志，个人的意志与公共的意志完全的契合，追求一种“直接民主”的理想路径，这种制度构思里含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与乌托邦主义色彩。

另一种是低调的民主观。低调民主观不认为民主是以实现道德理想为目标，而是针对人性的有限而构想的一种制度。低调民主观对人性有一个很低的估价，人的本质基本上是自私自利的，无法对他期望过高，民主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低调民主观认为民主只是一种制度、一种程序，一则为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外来的侵害，为了适应人性的自私自利而发展的一个勉强可行的制度。相对于高调民主观，低调民主观只停留在务实的制度层面，对于崇高的道德是敬而远之。

对于西方两种差异较大的民主观，近代中国在告别专制王朝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倾向选择高调民主观，带有一种溢于言表的以未来为指向的激情，而对于低调的民主观则甚少措意，极少涉及，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西方高调民主观将人民全体定义为至高无上的政治主体，人民的总体意志不是全体个人私意的总和，而是指一个存乎其中而又驾乎其上的道德意志——公意，民主政治就是求得这公意的表现。正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也明确地阐述了民主政治与舆论的思想，他言道：“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于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72]高调民主观直接影响到近代中国的舆论思想，可谓至深且巨，使近代舆论思想同样具有一种带有乌托邦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高调色彩，使近代中国舆论思想从高调自由转向战时统制，这一点在后文将作进一步的阐述。关于舆论与民治的思想，端木恺的思考比较有代表性。

端木恺为民国时期的法律专家，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法学博士，既做过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也做过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一直倡导西方的民主政治。1930年他在《劳动大学月刊》上发表一篇名为《舆论的意义及其与民治的关系》的论文，专门从民主政治的角度较为完整系统地讨论了舆论的定义、意义、特征等问题。何为舆论？端木恺的回答非常的简单有力：人民意志的表现就是舆论。当然，前提条件是在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之中。之所以将政治与舆论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因为政治的信仰及趋势，与人民的宗教及道德的情感，这两种意识力量的混合物便成为舆论。由于舆论是两种意识力量（政治信仰及趋势＋人民的宗教及道德）的混合物，与政治相比，舆论更是一种机巧而雄厚的势力，“有时简直是恐怖的，像山间的清泉，在灿烂的日光，或幽静的月色之下，看着极其轻妙温柔，一旦风动云布，便会变成狂波巨浪”，虽然“舆论能忍耐长期的压迫或竟如死去一般，但是动作起来，任何苛政威权，都抵御不了”^[73]。

相比传统社会，舆论的威力在现代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在民治主义的条件下伴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媒介工具的兴起，它们成为了舆论发动与传播的物质基础。端木恺认为，现代舆论本质上是印刷、教育，以及现代的交通方法与民治主义的产儿，正所谓“印刷与教育为舆论的原动力，汽与电帮助舆论的传布与沟通”。可见，民治、舆论、印刷、教育、交通等现代事物形成一种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关系：民治使舆论得以运行，印刷、教育、交通使得舆论发动与传播的障碍减少，其结果使得现代社会的舆论指导变得非常的复杂。

“多数与少数”这一组矛盾也是舆论与政治方面的讨论的重点。在民治政体之下，少数服从多数，已经成为一般人所公认的定例。但端木恺认为，“多数的意见，并不足以代表舆论”。甚至认为，“假使以多数为唯一标准，去判决舆论的趋势，结果必违反民治的真义”。这是因为多数的意见的形成，可能是由于武力压迫而形成的，也可能是由于私利众多而形成的。这样的多数的意见是不能成为民治条件下的舆论的。甚至当多数的意见演化为全国一致的舆论，这时不如不要舆论，因为全国一致的舆论是由专制政府操纵出来。相比之下，在民治政府是不会出现所谓的“全国一致的舆论”的。全国一致的舆论依靠“威胁与压迫”的手段，这种手段至多只能取得表面的一致，而实质内容的分歧，必定比自由发表的更甚，一时或许可以隐蔽住，等到爆发出来，就不可收拾了。由此分析，多数意见不足以成为舆论，一致意见更不能成为舆论，即“多数不足，一致不能”。那么，舆论的元素是什么呢？根据卢梭的公意概念，端木恺认为，“共同意志，实为舆论的灵魂”。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例如，一个人群必须先有确定的政治目的及确定的主义和方略，共同遵守，然后才能有舆论。有了一致同目的主义与方略，在范围以内，便可以多数的意见，推测舆论趋势。一百人之中，有六十人的意见是统一的，但是他们的意见只是私人利害关系的个别意志之联结，便不能代表舆论。国家有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只可说人民的政治智识缺乏，或者公共的道德观念薄弱，不可以说舆论是如此如此的。在这个时候，舆论要到其余的四十人中去求。他们的意见虽不一致，他们的目的和主义是一致的，所以四十人中之数的意见是真的舆论。在一个总体之中，舆论必须要到代表公益的人群中去寻找，即便这群人意见不一致，人数也是少数，但由于他们有共同的政治目标，确定的义和方略，他们的意见才能称作为舆论^[74]。

在端木恺看来，多数意见不是舆论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唯一的标准，这可能是近代中国早期对“多数人暴政”的一种警醒。但“多数的同意”也是舆论影响政治的合法性条件之一，因此，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正如端木恺论述，舆论的力量，在于多数的同意，而其价值，则在于彼此见解之不同，尤其在于能自由发表不同的见解用正当的和平方法，讨论或批评政治上的措施，除了极端的专制之外，是无可禁止的。新的真理，照例是由极少数的努力所发现的。必使每人的意见得到充分的注意与研究，然后多数的后知后觉，才能接受少数先知先觉的影响，做真理的后盾，少数才能明了多数的主张，诚意服从。否则，少数的意见，永无发扬的机会，舆论成了死去的形体，甚或倒转来为少数有力分子所操纵，政治必难有进步，平民政治更谈不到了。

端木恺指出，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实行民治与民权，这种新政治实质上是近代幼稚的产儿，在人类政治历史中是非常短暂的。例如，在人与兽战争的时期，所用的是气力。人同天争的时期，所用的是神权。及至人与人争，所有的便为君权。君权之后，才有民权。民权政治虽然是幼稚的，但他最大的贡献在于这种幼稚的政治是以舆论为转移的，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在民权之前，人只是转盘上的无生命的齿轮，进入民权之后，人是作转盘上死的齿轮，还是生物体内活的细胞，就要看他是否参与舆论。也正是由于民权政治的幼稚，在民国建设时期代表舆论的议会制运作弊端重重，甚至宣告失败。端木恺目睹了民初以来政治的倾轧与黑暗，反倒更加坚定地认为民治的两个重要的途径是选举与舆论。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题中之议，但端木恺更加强调的是舆论在选举中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真正的舆论，才有真正的选举，舆论为选举的先决条件。而所谓舆论，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鉴于此，端木恺提出直接民权补救代议制的弊端，这直接民权就是使舆论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复决权、创制权，即人民既为一切权力的根源，受舆论指挥的政府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

然而，端木恺认为现代政治问题的复杂专门化使得舆论的运用，不是毫无限制的。有些事情不是舆论所能指挥的，有些事情舆论虽然指挥，但也时常会发生错误。古代的人事简单，人民虽然很少有参加政治的机会，但是他们如果用舆论指挥一切，倒可以得到很圆满的结果。现在舆论的威权增加了，而舆论的能力反不及往昔。要求真正舆论的方法，从各方面观察起来，还得从教育和新闻着手。否则，人民既无判断力，又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正确的意见，从哪来呢？中国的教育与新闻事业都不发达，所以中国人民也没有舆论。舆论需要训练，那是我们应当承认的，中国人民尤其需要训练。

最后，端木恺对舆论与民治的思想可用六句话概括：

（1）舆论是公共的意志；

（2）舆论的价值在能发表不同的意见；

（3）舆论是可训练而不可压迫；

（4）舆论须防有人操纵；

（5）舆论的教育方法是实际参加政治；

（6）受舆论指挥的政府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

三、舆论与社会心理

进入民国以后，西学东渐已成为势不可当的潮流，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逐步形成一套新的知识与学科体系，社会学成为观察与解读近代中国新的视角与理论来源，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论、平衡论、社会有机体论及同类意识等理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影响深远，近代中国的思考者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人口、语言、文学、心理、宗教、风俗等社会问题，当然也包括舆论问题。刘国桢发表在《社会学杂志》上的《舆论与社会》一文较为系统全面地用社会学的框架与思想资源重新审视了舆论问题，并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论述风格，其中的重要观点一直为后人学习。

舆论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的。刘国桢认为，舆论是社会里的一种“潜势力”，并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潜势力”，这种“潜势力”可以左右人类之倾向，决定政治之种类，转移人类之心理，改良社会之腐败，与增进人类公同之幸福。舆论者，社会之音也，也就是政治上孜孜以求的“公意”，这种“公意”却是在社会上游移，在社会上酝酿。刘国桢进而认为，舆论是社会里的一种“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不是强制性的，不同于明文规定的法律，而是陶冶人类于无形，使个人与所处环境下之风俗，习惯，与成训相和谐，以舆论作为判断是非之标准，以舆论作为权衡是非善恶常的标准，以此达到舆论维持社会与管束人群之功用^[75]。

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舆论产生于现代有组织，有团体的社会环境之中。例如，“舆论既非个人的意见，亦非各人意见之总和，而是一种组织的行为的表现……舆论非但为公众的意见，且为团体的代表的意见。为团体的优势感觉由于胜任的代表而得肯定的有效的表现”^[76]。现代社会中，人类开始利用种种人为的方法以代替身体之接触，使人与人虽相距千里，犹能互相交通，互相感应。邮政、电报、报章、杂志、广告、传单、书籍等，为人类心灵互相沟通与互相感应之唯一利器。由于现代社会的日益发达，人们开始认识到舆论的形成基于三个社会心理学要素，这三个社会心理要素分别为：暗示，模仿与同情。“暗示、模仿与同情”作为分析社会心理的新概念被以刘国桢为代表的近代知识人引入到中国，最早地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探讨舆论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影响的。

例如，谈到“暗示”这个社会心理，指出暗示对于舆论而言是有“甚大之价值的”，社会上随时随处都隐含着暗示的活动。凡个人与个人或团体与团体之交换意见与互相告语，在其所经过之历程中，必然带有多少暗示的元素，此种元素不必都用语言传达出来，无形中，可彼此发生信仰或关系。对于此等信仰或关系，非经过一番失意，仍然时时记在心内，牢不可破，盖其接受暗示之可能性，无他种更有权力之说素足以降服其信仰也。因此，暗示之来源，其程度必驾乎吾人意识之上。某种论调带有不可思议之色彩者，易能引起个人的受暗示之心。信仰宗教者，就是受到某种不可思议的论调的暗示。刘国桢也指出，人类暗示性之强弱因人而异，大抵智识低浅之人，易受他人之暗示。这种“易受他人之暗示”将导致三种情形：第一，易轻信别人的言论，缺乏鉴别事物之眼光，将片面之理由视为不易之经典。第二，轻信的群众易受到暗示，就会“逞一时之情感，勿论有理无理，一发而不可得遏”，发生群众无理之暴动，但事过境迁后又不知道暴动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就像着了魔似的。暗示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无声无臭，目不能见，耳不闻之”，在舆论高唱之先，一定早有相当之多的暗示了。第三，当暗示威力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们时，可以使人们产生一种极端的羡慕之感，从而失去他们批评的能力。例如，报章登载之事实，虽有时强词夺理，亦当能引起群众之注意与反应，或者说，通过暗示人们的思想意志失去自主的能力。再如，社会上领袖人才之言论，人们往往不问其理由而遽信为天经地义之谈，就是威信的暗示（Prestige Suggestion）^[77]。

第二个社会心理要素是模仿。有时人类并不因直接或间接受人暗示而发生动作，而是通过模仿的方式发生动作，“即见他人有动作时，己亦随之而动作，问其何以故，不能言也”。刘国桢引用法国社会学家达德（Tarde）（即塔德）的模仿论的观点，即世界上无论何事皆发源于模仿，人类之思想，感情，习惯，举动及学说等，都为模仿他人之产物，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达德的模仿论在刘国桢看来虽然说近乎极端，然而细考社会上种种情形，由模仿而来者，也实不在少数，表现为“一人倡之，众人随之，不经久而洋溢乎社会。彼此转相模仿，而社会之倾向乃愈近于一致矣”。群众的论调通过相互模仿变得强化，甚至能持久而不变。刘国桢进而介绍了达德的两种模仿律：第一种模仿这种社会心理若无阻碍可按照几何律的方式而递增，并用英语标明出来：“In the absence of interferences，imitation spreads in geometrical progression。”第二种被刘国桢称之为模仿折乎中度，英语是“Imitations are refracted by their media”。由以上两定律，可以推知舆论之传播矣。换言之，舆论如果不受到其他势力的压迫或限制，其传播的速度将呈现几何律方式的增长速度传播。接下来，刘国桢继续引介法国社会学家达德对模仿要素的观点，模仿程度因人而异，社会上下级人民的模仿，很少加以思索，来即受之，绝不加以理性的判断，社会上高级人民则正好相反，事物之来，必经精细之考虑，由决意作用之势力，再加以一番理知的判别，目的已明，然后舍身而服从之，仿效之。智识阶级的模仿之前有理性判别的过程。不同社会制度模仿也不尽相同，例如世袭的封建主义制度中，低层社会模仿贵族，相比之下，民主国人民之模仿则在于民众，决不以贵族为依归，因此，刘国桢认为故民主国家的舆论之势力比其他国家的舆论的势力要大得多^[78]。

刘国桢认为第三种社会心理要素是同情，同情根源于柔和的情感，此种情感，至少与主动者有相关联或怜悯的概念，“见他人之忧而忧，见他人之乐而乐”，其中心之感觉，必与他人有相和谐之境地，否则若彼此互相水火对方之意见，格格不相容纳，断难引起同情的反响。因此，社会上欲养成舆论，贵能引起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对于“中心之感觉，必与他人有相谐之境地”在当今看来是一种“认同”的观点，甚至由“认同”进而发展成为“从众”。在这里刘国桢描述了一种认同型或从众型同情的形成的过程，类似于当今传播学耳熟能详的学说“沉默的螺旋”，文中如此写道：“善以制造空气之新闻家，因欲企图引起大众之同情，乃从大众之利害处着手，某事如何危险，某事如何安全，某事为善，某事为恶，某派之主张于吾人有何害处，某派之主张于吾人有何利处，将此等切于群众利害关系之问题，继续不断的向群众灌输。积之久，而群众发生同情，由是附和其说之声浪兴。是时也，群众之同情愈传而愈广，以致首先不甚赞同之分子，至此亦常因大众之附和而激起其同情心，情愿抛弃日前之主张而与群众合作矣。”^[79]

以上三种舆论的形成条件，可以说是从微观的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舆论的产生是由于暗示、模仿与同情三种社会心理所共同作用而成的。朱显庄在《舆论之分析研究》中将除了分析了社会发挥作用的微观的心理层面，还指出了舆论产生的宏观的社会层面，他认为社会一词之用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一乡一镇一城市是一社会，一省一州一国甚至全地球亦是一社会。自狭义社会方面讲，社会之限度，最高至一国。一个国家之组成，当然条件甚多，唯舆论有密切关系的，恐怕是“民众”一件事。在一国中，民众往往因其所操之职业不同，而对于公众问题的注意也有显然的差别。朱显庄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舆论形成的心理与影响力存在差异。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差别可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社会中对于公共事务负责之领袖，可使其所操职业，引起舆论方面之严重讨论，例如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之主要负责人。

（2）操特殊职业之私人，如律师，秘书，新闻主笔，电影明星，等类人，日与公众问题相接触。其言论与态度，匪特足以引起舆论，尤足暗示群众所应取之态度。

（3）学者所发表之文章，对于公众兴趣，亦颇有影响。因为此类人注意于分析社会环境，研究民众与人格，其研究之结果，或取讲演方式，传播于众人，或登载于报纸及杂志之上，例如吾人所读到关于妇女参政，劳工报酬，烟酒禁卖等问题的文章。

（4）刊物，小说作家等提倡特殊兴趣者，亦为引起舆论之重要条件。Galsworsy谓社会上造成舆论之强而有力之三事，就是科学，经济问题，与出版物，彼且谓此三事潜伏势力甚大。是决定国家进步之条件。

（5）至于一般思想浅薄，孤陋寡闻之庸人，对于公共问题，毫无兴趣，一听旁人之指挥，可谓对于社会之责任，一点不负，因此对于舆论之影响亦甚少。

（6）丧心病狂之过激派，热心过度，捏造舆论，以为目前所有之事物皆须重新改造，此类人表现生命之狂态，其功不过在唤起民众，使知奋勉而已^[80]。

自广义社会方面言，可从世界观点，及全人类着想，亦能指出引起公共兴趣与促进成舆论之观念。最主要者如道德、政治、经济及其他有关于社会幸福之问题——星期日之休息，市民之进步，赋税、移民、国防、国际间之条约等——皆在范围内。概括而言，人类社会全体之足以造成舆论之主要项目，包括下列数点：

（1）人种或民族之观念：欧战以前，此一观念，深入人心，一个民族，总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之优秀分子。报章杂志上常看到“大英帝国”，“大日尔曼”等标语，凡彼辈所认为或提出之公共问题，几乎影响全世界。

（2）国家观念：不同或相同之民族所组成之国家，民族意识往往为国家观念所战胜，对于祖国，共相尊重。（一）国家之代表符号，如国旗国歌，国内之雄伟人，礼俗，宗教，皆成为神圣不可批评，凡为国民所最注意之事，皆足引起舆论。（二）国土及国内一切利益，为国民尽力保护，异常留心之事，在世界论坛上，此类问题之讨论，亦常致哓哓不休。

（3）科学：科学之问题，亦自造成特殊舆论界，科学上原理，原同，与新发明事物，颇足引起全世界各地之研究批评与仿效。有时新发明或发现，致改变全人类之信仰，而翻出绝新之舆论，如牛顿之发明万有引力定律，哥仑布之发现美洲，达尔文之标明进化。

（4）道德与宗教：在交通方法进步社会制度改变之情形下，道德宗教亦变成公众讨论之题目，例如西洋人之初到东土，吾国留学生之始游欧美，常常感到信仰风俗习惯之及不相同。有时两种宗教相遇，其一代替其他，有时互相容合，取此之长济彼之短，前者如回教徒于纪元后十世纪顷之克服基督教，后者如佛教之输入吾国，吾国人颇有以儒道之理解释佛教者。

（5）特殊利益。今所谓特殊利益，多半指国际间之利益而言，例如领事裁判权，殖民地，商埠与租界，以及最近之国际间之借债等事，往往引起许多人之讨论。近代国际间之竞争，在此方面，常造成流血惨剧，即在和平时，亦组织大规模之讨论会，公开讨论，平常在报纸及政治杂志上所读到之文章，此类居多^[81]。

论及引起舆论之心理条件，朱显庄指出除了关注个人的心理之外，更重要的还要关注团体心理，因为一个问题有时与某个人不相干，而关系于团体者綦重。也有时一个问题之发生团体尚未认清，而某个人确已知觉，这时候个人亦可提醒群众或团体，引起舆论。“团体心理”，朱显庄又称之为“群众意识”（Group Mind，Group Consciousness），即指在一个比较永久固定组织——如国家中，所包含之创造精神，及各分子（每个人）之互相尊敬与合作之态度，即曰团体心理。在一种众群暂时集合时，个人特别行为，不容表现，而唯见群众之感情冲动，这叫做群众自觉。朱显庄特意提到阿尔波特（Allport）对此说法至为反对。反对理由有二：①心理学所随认之自觉，系指神经系之作用，而有神经系只是个人，群众并无神经系。②群众中间之情绪传达，完全依于个人之感觉及情绪。所以群众不过是刺激个人之条件。

对于阿尔波特之批评，朱显庄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仍然坚持他所提到的“团体自觉”，或称之为“团体心理”。不过，在谈及团体自觉时，要先知团体生活之方式。朱显庄认为，团体生活方式有二：一为连接的一为不连接的（Contiguous and Non－Contiguous）。前者如一城或一市内之居民。后者如市内居民与乡居人民之关系。自精神方面言团体生活的方式，表现为一社会之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团体心理就是对于某一注意之问题的精神方面之表示，这种表示之心理条件，约略言之，有三端：

（一）利害，对于整个团体，或团体之一部，发生直接利害，颇足引起众人欢愉与悲愤之情绪。

（二）互相刺激，有时一个问题或无关重要之事，在公众感情不安，思想过敏之情形下，或因谣传，或因报章，传单，及其他类似报章之宣传品，鼓吹激荡，……起众人之舆论。此种情形，有时引起群众之暴动。于暴动情形中，所有个人皆表示一致之行为，似乎群众中有一无形统治者，像此类现象，吾人即暂时名之为“群众自觉”。

（三）个人或领袖的鼓励，此与上述群众自觉不同，群众自觉之基本假设是在表示团体自觉，团体中之各分子是出于无心的^[82]。

朱显庄认为，这三种心理条件引起的舆论本身有一定的差异性。例如，在接受互相刺激之情形下，各个人无意识地集合成一致的行动，之中“无意识地集合成一致的行动”往往被人称之为“暴动”或“盲从式骚扰”。相比之下，在领袖鼓动之情形下所产生的舆论不同于相互刺激之情形下产生的舆论，俯视在社会上有相当威权，善于留心观察群众情形，洞知众意之倾向及其需要，然后指出问题之所在，使一般人自觉地认识，然后宣布困难之严重性，引起众人之希望与恐惧，是时，领袖发表其高明智慧之办法，以博得大多数人之赞成，反抗者亦因以压抑，这种舆论往往是“追随式团体心理”。最后，朱显庄指出，引起舆论的心理条件与构成舆论的心理条件还有一定的差别，构成舆论的心理条件是指个人发表言论的特殊经验与习惯，个人发表之动机与以后之影响，个人在社会中之地位——受人之赞成或反对、信任与轻蔑、尊敬和嘲笑等问题^[83]。

吴贯因从新旧交替的社会心理的角度，结合现实中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将近代中国的舆论划分为三种：①狎侮老成之舆论；②摧残新进之舆论；③媚外自毁之舆论。这三种舆论与近代中国的复杂的社会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较为形象全面地刻画了近代国人的三种社会心理怪象。

所谓狎侮老成之舆论是指在欧风东渐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保守性言论，鄙薄学习西方以自强的人与事。这种舆论对于倡导改革自强的治国人物往往大加指责，“往往含沙射影，以诬蔑其名誉，毁损其人格，几欲挤之于万劫不复之地”，例如清流派对曾国藩、李鸿章等治国大臣、时代人物的口诛笔伐，“曾李之后，萋菲谣诼之风，依然如旧，凡政治上有为之才，社会上知名之士，当其生时，孰非为俗论攻击之烧点，至于体无完肤者；盖社会上之待遇人物，以刻薄待之，非以忠恕待之也”。这种狎侮老成之舆论类似于“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其后果必然是“夫一国之先进人物，在社会上或政治上，其能取得相当之位置，累积数十年之资格，乃克致此，而社会对之，曾无维护爱惜之意，祗以挑剔抨击为能，容恶沮善，民族精神所以堕落，此实其一要因也”^[84]。

所谓摧残新进之舆论是指对后起之秀，年轻才俊的思想与言论的压制，缺乏包容新思想、新见解的胸怀，认为年轻一辈的想法幼稚可笑，“大凡后生新进，处世之阅历既不深，养气之工夫亦未至”，使得国家的敢言敢行的人才无法成长成熟起来，“故才俊之士，少年方崭新见头角，不旋踵间，已为众矢之的矣”，“虽天资过人，美才可爱，然一遭挫折，辄心灰气丧，而莫克振拔，今试冷眼以观察社会之现象，彼可与有为之青年，囚失意至于自杀或堕落者，不可胜数”^[85]，摧残新进之舆论导致“社会不能卵翼人才之过”。吴贯因呼吁对于新进的后辈应该多加“保育”，而不是指摘其“疏阔”之过，从而使得在“国家多难之秋，正需才孔亟之候，凡主持清议者，应抱扶植人才主义，对于后起之秀，不惜齿牙余患，将使成名，盖使其取得社会之信用，始能担当社会之事业，故扶掖一人才，不但功在社会，抑亦功在国家”^[86]。

所谓媚外自毁之舆论是指一味崇尚外国而丧失民族自信心，无法立足于世界之林。吴贯因认同自海禁大开以来，中外国力相形见绌，为了挽回国家的颓势，必须采取外国之所长，以补我国之所短，这已经成为智识阶级的共识，“固无挟疑议之余地也”，但是对于落后的中国而言，所应欢迎的只是外国现代学术与现代制度，而不是全盘西化，让外国人作为中国人的统治者。“非谓我国民不能自建国，亦须欢迎外人，以代我统治者也”。媚外自毁之舆论来自“过度提倡欧化者”，他们“对于西洋人物，只隐恶而扬善，其有遗行，则讳莫如深；对于中国人物，只隐善而扬恶，祗有一眚之微瑕，便扩为极大之罪案”。^[87]此种言论，“其披猖于社会之结果，遂使新进少年，对于本国，觉无一事可节取，无一人可崇拜，一部廿五史之人物，皆贪夫大盗奸人贼子而已，于是对于国家之前途，希望全绝，欲求享太平之福，只有欢迎外人来共管而已。是毒杀民族之精神者，此种舆论也，断丧国家之出路者，亦此种舆论也；以是指导社会，宁非媚外之尤！宁非自毁之尤”^[88]！

吴贯因总结出来的三种舆论，折射出近代中国面对民族危机与时代变革的三种社会心理。第一种狎侮老成之舆论是晚清以来清流之议，用至纯至真的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道德文章攻击实施变革，学习西方的政敌、务实派之言论；第二种摧残新进之舆论是时代变革的激荡潮流之中，新进的年轻人倾向于割裂传统，反叛传统的激进主义，这种鲁莽轻率的言论往往经受不往时间的考验，反倒会成为主流舆论攻击之重点；第三种媚外自毁之舆论是在中国面临西方冲击时丧失民族自信心、国家前进方向的表现，崇洋媚外一直受到近代中国智士、志士、斗士们的警惕与反抗，但这种敏感的神经从另一角度又反映了潜在涌动着的强烈民族主义情节，只要有人振臂一挥，拒绝西方文明入侵的号召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可见，近代中国的民族情绪与时代变革交织在一起，左右着当时的舆论风向标。

四、舆论悲观怀疑论

在中国皇权统治的末路，舆论思想是以取代“天命主宰”的乐观高调的姿态登上时代的风头浪尖的。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思想启蒙者，将舆论与宪政、民治、法律等现代文明的诸多概念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赋予舆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与制裁力，例如琼·贾吉所称之的“历史发动机”、“新的代言机制”、“制裁法庭”。然而，移植西方政治理念建立下的中华民国并未带来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文明进步，人民的安康幸福，相反，暴露了一系列的政治弊病与社会痼疾，中国现代化之路步履蹒跚。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对于曾经高调复出的舆论，文化思想界出现了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论调：舆论悲观怀疑论。例如，1930年，《东北文化》发表了《悲舆论》上下两篇，上篇对从袁世凯时代以来军阀各派相继当权，威挟利诱舆论，金钱收买舆论的丑陋行径极力鞭挞，“袁世凯以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相继当国，都是承袁家衣钵，用威挟利诱的两种方法，制造御用舆论，专为一方面鼓吹，仇视敌党；于是黑白混淆，是非颠倒，舆论的价值，遂因而一落千丈”^[89]！下篇从当权者转向报刊媒体，痛斥记者的堕落，见风使舵，操控舆论。“‘东倒吃猪头，西倒吃羊头’，我不知道这些随风倒舵的舆论界，他到底吃的是些什么？真个嘴是两块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都由你。不知把舆论本身的价值，记者本身的人格，堕落到什么地方去了”^[90]。最后作者对天号叫，“呜呼舆论”。

在一波悲观论调中，首先由胡政之1934年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随后，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进行回应，接下来，笔名为梅的作者在《斗报》上就胡政之与吴景超两位社会名家对舆论的讨论，发表了《中国有没有舆论？》进行了一个小结。与此次讨论有一定思想上的延续性的事件是一位名叫方秋苇的学者在《北平世界日报》载《中国有舆论么？》以及在《前途》杂志上发表的《现在中国舆论之检讨：从胡政之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一文说起》，对胡政之提出的“说真话就是舆论”进行反思。胡政之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虽然没有所谓的“一石激起千层浪”，但也在文化思想界造成不小的震动，有识者纷纷加以回应与讨论，希望寻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胡政之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这篇文章谈了一些内容呢？会引起公众的关注与兴趣呢？首先，文章观点直率明确：

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中国国民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不说真话，而且不许人说真话！因为不许说真话，所以整个社会，充满着诈伪、虚骄、自欺欺人的空气，把人生也弄成空虚而没有意味，久而久之，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甚至积非成是的结果，间或有人敢于说真话，办实事，大家反而怀疑敌视，甚至要打倒他而后已。惟其如此，社会上祗有“乡愿”，祗有“愚论”，而不能有健全合理的真舆论，因为这样的舆论，至少应该先把事实真象，赤裸裸地公表出来，供大众之认识与理解，然后根据真知灼见，由少数有识解的人们，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纠正，拿出具体主张。如果另一部分少数识者，别具见地，也尽可以公开研讨，不客气地交换意见，彼此切磋，再由大多数人在这许多不同的观点之间，根据他们对于事实之认识和理解，运用其自由而无成见的理智，选择一种他们所认为比较合理的议论，一致起来赞成它，拥护它，主张它，经过如此阶段，这便可以成为所谓“健全而合理的舆论”^[91]。

可从看出，胡政之直言不讳地判断出中国是没有舆论的，对中国的舆论持完全否认的观点。而之所以没有舆论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原因是中国人不讲真话。仔细品读，胡政之的中国没有舆论的论断，应该更有准确地说，如果没有“健全而合理的舆论”，那么就等于没有舆论。对于“有没有舆论”的判断，前面添置了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健全而合理。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也做了一篇论文，题为《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是对胡政之意见的补充，即舆论在中国还是有的，只是不发达而已。而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在舆论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障碍，吴景超列举了三种：首先是缺乏专家，缺乏学者，缺乏作积极建议的人才，从而导致缺乏有理智的舆论；其次，中国人缺乏一种讨论问题的合理态度，而总是把讨论问题的公共性与私人关系的亲疏纠缠在一起，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态度去“党同伐异”。最后，舆论作为民意的表达与政权的合法性之间没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舆论缺乏制约威权的管道，中国专制政府可以违逆民意或舆论而无所顾忌，这种状况导致舆论的主体——知识分子的淡漠。

吴景超提出了一个“舆论的过程”的问题，将舆论的形成分作四个主要步骤：第一步是批评。假如世界上一切的人，对于一切的事，都感觉到满意，世间便听不见批评了！批评之起，一定有一个部分人，对于某一种社会问题，发生了不满意的感觉。他们把身受的或观察到的社会缺点，尽情发泄出来，以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这便是舆论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建议。批评是消极的，而建议乃是积极的；批评是破坏的，而建议是创造的。社会的缺点既已有人指出，于是便有一些人士根据他们的经验、学理、信仰，或主义，提出改良的方法。这些方法提出之后，舆论便走到第三步了。第三步是讨论。这个时候，有人赞成甲的主张，有人赞成乙的主张，有人觉得甲乙的主张都不对，他提出第三者的主张。又有觉得甲乙丙的主张都有相当的理由，他把这些都归纳起来而成为一种调和的主张。这许多主张，彼此抵消，彼此补充，彼此修改，经过相当的时期，便有一种或几种比较成熟的见解出现。这种成熟的见解，不是某甲个人的意见，也不是某乙个人的主张，而是许多人经过长期讨论后的一种结晶，是大众心血的出产物，所以可以称之为舆论。得到多数拥护的舆论，便有成为法律的可能。法律实施之后，便可把大家认为不满意的问题，照多数的意见解决了，也就是舆论的最后一步^[92]（如图4－1所示）。

图4－1　吴景超的“舆论四步”

笔名“梅”的热心读者针对胡政之与吴景超对于舆论的讨论，前一位是《大公报》的总经理，资深的报刊媒体人，舆论界中一名健将；后一位是赴美留学，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教务长，学界精英。前一位斩钉截铁地认为中国是没有舆论的，后一位论断调和，语意缓和，认为中国还是有舆论的，只是舆论不发达而已。因此，笔名为梅的热心读者代表广大的受众朋友们提出了“中国有，还是没有舆论”？这样一个选择式疑问句，希望获得一个明确的答复。经过比较研究，笔名为梅的热心读者提出了真正舆论所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是胡政之所说的“言论自由”；二是吴景超所说的“舆论的过程”；三是吴景超所说的扫清“舆论过程中的障碍”。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没有真正的舆论^[93]！在这场由媒体人士、学界人士，社会人士参加的论辩之中，都采用一种疑问句的方式，这本身就说明了近代中国舆论思想渐趋复杂化，从最开始的高歌赞颂，到接下来的怀疑甚至否定，并且这种怀疑甚至否定最先，并且最直接地来自号称舆论之母的传媒人士之笔下，更让人意识到一种难以化解的舆论悲观怀疑论已经涌起，使得近代中国舆论思想曲折多变，摇摆不定。

方秋苇在后来的《现在中国舆论之检讨》一文中再次对此次讨论作了进一步的回应，他认为胡政之的观点有失偏颇。方秋苇谈道，“照这样说来，说真话就是舆论，说假话就没有舆论，似乎我们对于舆论云云又不能作这种解释。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事实上，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言论不自由，归咎于社会的公罪，归咎于大众不允许人说真话……胡先生的见解不能说不正确，不过胡先生只看到纵的发展，没有目击到横的片面”^[94]。由此，方秋苇认为除了对舆论冷酷的批评之外，更需具有冷静理性的学理分析。这可能是对报界出身，秉承“文人论政”传统的传媒精英胡政之的委婉批评了。方秋苇指出了舆论悲观怀疑论者带有过多的主观情绪，而缺乏学理上的理性思考，不利于对问题的合理解决，但还是有一定警醒意义的。

随着对舆论的非理性一面的认识，近代知识精英明确提出对舆论进行规范和引导，解决方案是“专家治国论”。例如，具有代表性的声音来自于近代学者景藏早在1920年通过对西方国会、议会弊端的分析，指出尚无完美之法可以完全代表全体民众的意见，故而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便是“盖人民智识有高下，即责任不能不有区别。盖普通问题以普通知识解决之，专门问题以专门知识解决之。实为今日事理繁复之世界不易之理也”^[95]。景藏对普通问题与专门问题的划分，将专家与大众区别开来。他认为所谓普通问题是指：“如外交之不宜受一国指挥也，外债不宜滥借也，冗兵之宜裁也，贪暴官吏之宜撤也。此凡有普通知识者皆能辨别，除极少数与有关系之人外，其主张必能公平无误。”^[96]专门问题是指：“如外交之须熟察世界大势，彼吾情形为因应也，财政之如何整理，裁兵之如何安置，官吏之如何选任，此非研究有素，经验富裕者，不能有适当之主张。”^[97]景藏进一步指出：“今若以专门问题，求解决于普通知识之人，弱者毫无宗旨，供人利用，强者卤莽灭裂，遗祸国计。”^[98]

陶孟和在肯定中国新闻纸所取得的骄人成绩的同时，提出“继续改进”的殷切希望，在给出的三大建议之中，有一条便是“延请专家撰述”。所谓“延请专家撰述”是指“就时下重要问题，请专家利用他的知识与见解，发表他的知识与意见”^[99]。在陶孟和看来，“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新闻界不能胜任讨论的。遇见这种情形，便应该请专家来发表言论。有些问题，就是已有社论的意见发表，也不妨找几位专家，看一看他们的见解”^[100]。可以看出，陶孟和对新闻界持一种委婉的批评态度，正如他所言，“无论一个报馆的人才如何多，各人专门知识的造诣如何高，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报馆的职员组成一部‘活动的百科全书’，或‘万有知识的总汇’”^[101]。

对于陶孟和就新闻记者的专业知识有限的批评，作为报界的胡政之虽然回应到“养成一个好新闻记者，真比养成学者还难”^[102]，因为好的新闻记者需要“丰富的智识，热烈的情感，公正的观察，周到的判断”^[103]，但对陶孟和提出的“延请专家撰述”的建议却是举双手赞成，认为这是解决他所忧扰的“中国没有健全舆论”的良方。对于中国大众，胡政之抱有失望失信的态度，“中国的老百姓素来怕事，所以一件问题发生，报馆要想得到一个正确的报告，明晰的调查，都不能得到公众的帮助，这也是作报的人常常引为痛心的事”^[104]。胡政之一方面认为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呼吁“社会各方面专门专家就专门问题，重要论著，对报馆公同援助，补报馆人才所不及”^[105]。他还举例英国的《泰晤士报》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固然因为有好主笔，亦因社会各界名家，都欢喜在该报发表意见的原故”^[106]。最后，胡政之希望全国专家都参与到“作报”的事业之中，那么，报人的新闻理想一定能够达到。

舆论悲观怀疑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对于舆论的思想认识从完全肯定式的单一线索开始朝着互为分歧的两条线索发展：一条是充分肯定舆论在社会担当和理性沟通方面的价值，认为是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有效形式，另一条线索将公共舆论看作是无知的大众的一些非理性的情绪性泡沫，应该被严格地规训在一定范围之内，以免影响国家利益的实现^[107]。两条线索的出现被学者批评为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精英意识和启蒙心态，在形态上似乎表现为两极性的偏理性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偏感性的民众话语，但是其最终功能都是指向救亡，而不是试图通过公共舆论的建构过程让民众积极参与，让民众自己获得自由思考和生活的能力，启蒙者的话语和行为反而遮蔽了被启蒙者根本的诉求^[108]。

但是，本书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舆论悲观怀疑论。首先，舆论悲观怀疑论是知识精英面对国内环境中混乱而情绪性的纷争现实，而展开的对前阶段社会变革中的舆论思想的主动反思，从原有幼稚的自我肯定渐趋向成熟的自我批判转换，从过去对舆论的革命主义的乐观期待转向现实主义的冷静考察。其次，我们可以发现，该阶段的舆论思想是从对大众的悲观与怀疑转向了对专家的乐观与信任，将专家的意见建构成为是主导社会民众客观观察与冷静思考的理性准则，专家可以引导缺乏专业知识与无法独立思考的大众。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是一种断裂式的转型，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失望失信的鸿沟呈扩大趋势。再次，这种专家主导舆论的思想反映了20世纪20～30年代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占据着知识、媒体、学术等强势话语权，处于社会的重心的“最辉煌的时期”。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分化出来的新知识精英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传统依然留存，不少自然科学背景的专家也都长于舞文弄墨，指点江山。再者，商业社会发展带来的知识分子边缘化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20～30年代他们既“独立”又“主流”，即“自信”又“自觉”，专家群体正处于论政议政最活跃、最主动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