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近代知识精英

第一节　“士”与近代知识精英

从思想史的角度，士（士大夫）阶层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信仰与思想的生产者、传播者、维系者与传承者的精英角色。19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剧烈的变迁使得原来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承受了猛烈的动荡，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不仅呈现出不同以往新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士阶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知识精英。徐复观认为，虽然中国“士”所占分量实际上微乎其微，但中国的历史是由各个时期士人所塑造的，知识分子的性格一直到现在为止，依然可以决定中国历史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几乎就是中国历史的命运^[6]。由此可见，“士”在中国思想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因此，本章将以知识精英为研究视角探索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内容与特点。本章第一节首先讨论的就是近代知识精英的前身“士”的转型与分化，或者说，“士”转化为近代知识精英的动因、过程与结果，以及近代知识精英对传统士文化的传承与超越。在此研究基础上，再进一步地深入地探讨新兴知识阶层、文化群体、代表人物的舆论思想及其形成特点。

一、士的转型与分化

在传统中国（或称前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能够与现代知识分子对应契合起来的概念就是“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号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荀子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通俗说来，“士”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与作用。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为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他虽不事生产，而在社会上却其绝大功用”。梁漱溟用两个图表示士在传统社会的作用，前者是理想中的“士”（如图5－1），士人立志要成为“王者师”，教化大众，后者是现实中的“士”（如图5－2），士人只有转居于君主与民众之间，以为调节缓冲。

图5－1　理想的“士”^[7]

图5－2　现实的“士”^[8]

余英时是对士的崛起与演变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他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作为定论加以接受^[9]，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的“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的篇章中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明晰的士的中国演变史。他认为“士”的传统虽然在中国延续了2 000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地，“士”是随着中国历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但是在秦汉以来的2 000年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切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这一时代的“高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此时的中国是处于“孔子救不得，唯佛陀救得”的局面；“教化”大任已从儒家转入释氏的手中。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是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儒家复兴，而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此后“士”的新标准。这一新风范不仅是原始儒教的复苏，而且也涵摄了佛教的积极精神，北宋云门宗的一位禅师说：“一切圣贤，出生入死，成就无边众生行。愿不满，不名满足。”一直到近代的梁启超，我们还能在他的“世界有穷愿无尽”的诗句中感到这一精神的跃动^[10]。

可见，士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每个时代有所差异，但精神气质与文化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但进入19世纪中叶，传统士阶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裂变与断痕，而科举制度的衰落正是中华帝国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1905年废除了沿袭千年之久的选才取士的科举制度，1905年便成为士的近代转型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科举制度的正式废除，彻底“斩断了2 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11]，阻隔了士人阶层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通道，造成了士人阶层的大规模分化。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标志着儒家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这个转变是激进的，始料不及的，超出了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改革者的想象。余英时借用杜牧《注孙子序》论“盘之走丸”这个著名的古典譬喻形象地说明科举制度废止的重大象征意义。杜牧《注孙子序》论“盘之走丸”的原文是：“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樊川文集》卷十）。在这里，“士”的传统可比之于“盘”，而“士”在各阶段的活动，特别是那些“断裂”性的发展，则可比之于“丸”。从汉到清中国之所以维持源远流长的“士”的传统，正是因为通过科举考试为“士”向上流动，进入权力精英层提供了制度保障。历史上“士”虽然有内部“断裂”与“更新”，但从未超出“传统”范围，便像丸未出盘一样。当1905年用现代学校完全取代科举考试时，“丸”已出“盘”，传统架构不足以统摄“士”的最后一次“断裂”，宣告“士”（或“士大夫”）的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人（即“intellectual”，通译为“知识分子”）^[12]。

余英时还指出，随着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的转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断边缘化的新困境。在余英时看来，被边缘化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13]。于是，余英时断言，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尊重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保存浓厚的士大夫意识。从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到了20年代末，士大夫文化已基本消失，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而到了40年代，士大夫的观念已经彻底死亡^[14]。许纪霖在《重建社会的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一文中对余英时提出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进行了修正性地回应。他认为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士绅社会”向“知识人社会”发生转型，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由于晚期清廷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中权力逐渐衰落，地方势力日益崛起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多种政治权力并存，社会权力重心不断下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士绅社会演化而来的知识人社会拥有学校、社团和传媒三个重要的公共建构，使得知识精英的文化影响力空前提高，知识精英试图以知识垄断权力与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但由于知识人与社会下层的疏离，以及战乱纷至，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塔倒塌了。按许纪霖的观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从一开始就边缘化的，而是中途“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15]，重建社会重心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而已，这点是对余英时每况愈下的边缘化走向进行了修正与补充，但对于余英时而言，所谓的辉煌也不过是“过渡阶段的落日余晖”^[16]。

二、知识分子与制度媒介

正如上文所言，1905年对于传统中国的士向现代知识人的转型具有象征意义，科举制度的废止之前必定经历科举制度衰落等与之相关的社会变迁，也就是说，士的转型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而是有一个逐级累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张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将1895～1925年前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定义为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因为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内容本身，均有突破性巨变。有关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媒介的大量涌现；二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至于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面：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17]。张灏对近代思想史转型的考察，将报刊杂志与知识阶层共同纳入到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体的范畴之中，并将现代知识分子界定为社群媒体。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或者说，一种传播学的研究视角。

张灏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制度性传播媒介，另一个是社群媒体。他指出报章杂志、新式学校与自由结社构成了转型时代的三种核心的制度媒介。之所以称之为制度性传播媒介，其原因是这三种制度媒介造成了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影响“一个是它们的出现是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cultural infrastructure）的启端，另一个是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展开”^[18]。“在一个没有正式民主制度的社会里，报刊杂志、学校与学会都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同时，这些制度媒介，不论是透过传播儒家‘公’的观念或者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的观念，都是以理性的讨论来表达批判意识”^[19]。张灏所提出的“社群媒体”指的就是现代知识阶层。把现代知识阶层直接定义为散布新思想、新知识的媒体，这是非常有创见的视角。另一方面，他也洞察到，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士绅转化而来，多半脱离了地缘与血缘观念浓厚的乡土社会，寄居于沿江沿海的几个大都市，变成社会上脱根的游离份子。而报刊、学校、学会这三种制度媒介成为他们所赖以活动或生活的组织。制度性传播媒介与社群媒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转型时期最为显著的社会变迁特征。许纪霖称之为“知识人社会”，学校、社团与传媒成为“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这三个重要的建制性网络，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20]。

例如，作为制度媒介之首的报刊由于其强大的大众传播效果与影响力在士的转型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1895年则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1895年以前，中国已有近代报刊杂志的出现，但是数量极少，而且多半是传教士或者商人办的。前者主要是有关教会活动的消息，后者主要是有关商业市场的信息。少数几家综合性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循环日报》，又都是一些当时社会的“边缘人士”，如外国人或者出身买办阶级的人办的，张灏称之为边缘性报刊（marginal press），影响有限^[21]。1895年之前，供职报馆、卖文为生，在传统士阶层的眼中是多为穷极无聊的表现。左宗棠的“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固然刻薄，姚公鹤的评述则不失为客观：“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22]早期报人如王韬、蔡尔康、蒋芷湘、钱昕伯、吴子让、何桂笙、黄式权、高太痴、袁祖志、朱逢甲、孙玉声等多为科举失意文人，社会评价一直不高。程丽红研究认为，报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主要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风气仍为科举入仕的观念所左右，读书人唯有及第做官方算踏入人生正途，受雇于西人不但被士人视为无能，还有“屈节”之嫌^[23]。除世人歧视之外，报人自身也缺乏职业的自觉，恰如姚公鹤所说：“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24]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从事报业当作科场外的权宜之计。寄身报业，却心恋科举，一旦考中，便舍报而去。任《申报》总主笔长达12年之久的浙江人蒋芷湘，于光绪十年（1884）考中进士后随即离开报馆。即便不考虑旧有观念对早期报人的束缚桎梏，单从当时的职业环境来看，雇员的身份亦使饱读诗书的文人无由通过报纸来抒写自己的人生志向，进而承担报人所应肩负的社会文化使命。话语权柄在西人掌控之下，报业在文人心目中，与科举以外的其他“旁门左道”无异，只是一种可以靠手中之笔谋衣食之资的社会行当而已^[25]。

1895年以后，甲午战争的失败促发了新的政治改革运动。伴随着新的社会阶层与政治力量的兴起，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报刊杂志数量激增。根据布里滕（Roswell S.Britton）的统计，1895年中国报刊共有15家。1895～1989年间，增加到60家，1913年是487家，五四时代更为激增。根据当时《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的估计是840家，《申报》认为有1 134家，而1917年美国人伍德布里奇（Samuel I.Woodbridge）在《中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Sinica）给的数字是2 000家。据胡适的估计，仅是1919年，全国新创办的报刊大约就有400种。由此可见转型时期报刊杂志增长速度的惊人^[26]。1895年后的中文报刊杂志的创办者与负责人多出身于士绅阶层，言论受到社会的尊重，影响容易扩散。张灏认为，1895年出现的报刊相对之前的边缘性报刊可以称为精英报刊（elite press）。这些精英报刊与边缘性报刊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不但报导国内外的新闻，并具有介绍新思想及刺激政治社会意识的作用。换言之，从1895年以后，从事报刊活动即非之前的亦官亦商或亦绅亦商的官僚买办类的人物，也非落魄的失意文人，而是“声光炳然的魁儒硕士”^[27]。青年才俊的士阶层踊跃地参与到现代报刊的实践活动之中，蕴含着传统的士文化的逐级分化与转化，直到历史的链条滚动至1905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宣告现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横空出世。对于现代大众传媒对知识精英形象变迁的推动方面，有学者认为，现代报刊是一种充满魔幻魅力而迥异于他们固有表达方式的社会建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报刊的涌现和繁荣，深刻地型塑了现代知识精英对时间、空间的新的心理体验。现代报刊作为一种新兴的制度性设置，为新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想象和自我表达的空间，尤其是为富有士大夫意识的过渡型知识分子提供了“以言报国”的广阔舞台^[28]。可以说，进入20世纪之后，现代知识的道统不再是云游四方的孤魂，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建制，那就是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业和研究机构。离开了这些知识根据地，知识分子将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

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用一种革命范式的话语方式，同样为我们论证了1895年后中国报刊媒体受到追求改良的士大夫的高度重视，改良派报刊风起云涌，报刊、学会成为转型中的士大夫参政议政、变革社会、实现理想的首选工具与强大武器。方汉奇写道：“在1896年以后的两年内，全国一共建立四十多个改良派的学会团体，由改良派或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主办的鼓吹和赞助变法的报刊达数十家之多。改良派学会团体的活动和他们的报刊活动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以书报为起点，而以学会为归宿’（《蒙学会公启》）；另一方面则依靠学会团体的力量，出版报纸，以结合‘士群’，‘耸动上听’，‘济中国之变’（《上海强学会叙》），进一步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29]在报刊的推动配合之下，新式学校、自由结社的学会等组织成为新知识、新思想的温床与集散中心，发挥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作用。转型中的知识精英在变动的时代背景下，控制占据了学校、报刊、学会等核心文化资源，借助现代媒体与传播的力量，为精神与思想找到了可以寄托的“肉身”。

三、近代知识精英的界定与分类

对士的转型以及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令人困惑的地方，就是当“士”的概念渐趋消亡之后，用什么概念加以替代？“士”在西方学术研究中，最早是用“gentry”，对照于英国的绅士。但英国绅士与中国绅士之间的差别多于相同，使得“gentry”显得含糊不清。绅士还被英语译为“Literati”，使用该词是为了强调业已承认的学者资格。然而该词似乎只带有学者生涯这一不完整的单一的意思，并不能表示这一集团在社会、经济、政治势力方面全面的意思。而“gentry”一词却能更好地表明这一阶层在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总体意思^[30]。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中的第五章“学者”中，使用了“Literati”一词来特指整个中国有特权的上层集团，他的基点是认识到了中国的教育与政治权势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此外，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真正的中国人》、R.K.道格拉斯《中国社会》中都选择使用“Literati”一词来指中国有文化的社会集团，强调学识与特权之间的关系^[31]。

当“士”瓦解之后，取而代之的是“intellectuals”，在中国一般翻译为知识分子。但余英时认为所谓“分子”在中国的语境中含有贬义，“把‘人’变为‘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32]。他强烈主张用知识人代替知识分子。不过，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一般概念。为行文的方便，在谈到时intellectuals society，用知识人社会，在谈到intellectuals，用知识分子，两者的内涵是同样的^[33]。本书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对“分子”这样的称谓在感情色彩上认为不甚妥当。但“知识人”似乎又有一种概念外延上稀释之感。经比较分析，在近代史的语境下对舆论思想的研究中，本书更为倾向于“知识精英”。但由于“知识分子”的叫法已经约定俗成，特别是大量的研究文献都采用这个称谓，因此在引用与论述的过程中还将涉及该称谓，但特指“知识精英”的内涵。

为什么更倾向于“知识精英”这个概念呢？现代知识分子或知识人的前身是“士”，从人口比例上看，“士”阶层的数量相当少的，最多不超过5%。根据张仲礼的研究，19世纪前半期，绅士占人口的比例从安徽的0.7%至云南的3.5%不等。除了边境省份，那里人口稀少而绅士却保持相当大的数量，大部分省份的比例在1%～2%。19世纪后半期，除四川、湖北、贵州、云南和广东，所有省份的比例都有所上升，从0.6%到5.0%不等^[34]。从地位与声望来看，士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使他们脱离普通百姓，并使他们在社会上拥有特权地位和做官的资格。即便退居乡里地方，士绅成为当地社会的精英，在地方上具有各种影响力，而且参与地方政府，发挥许多不可或缺的行政与领导功能。可以说，士在晚清前后通过教育与考试上升为精英集团成员，官学一体的社会结构下享受法律与经济上的特权^[35]。虽然近代以来士阶层发生了不可逆向的裂变与转型，但在晚清民国新旧交替、东西交融的历史条件下，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经历着传统与现代冲突间的挣扎与阵痛，身上残留甚至承继着传统士阶层的精神气质与权力诉求，而这些通过较长时期的历史转向与特定阶段的时代冲刷才可能最终消亡。

结合舆论思想变迁的研究，本书试图对近代知识精英进行界定与划分。首先看一下相关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余英时认为现代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其次，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知识分子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36]。在余英时看来，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全然不同于传统士绅阶层“学而优则仕”，而是职业和身份的多元化：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与流通的文化网络。张灏认为现代知识阶层具有三种主要特征：①受过相当教育、有一定知识水准的人（此处所谓教育不一定是指正式教育，也可以指非正式教育，例如自修求学的钱穆、董作宾等人），因此他们的思想取向比一般人高。②他们的思想取向常常使他们与现实政治、社会有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③他们的思想取向有求变的趋势^[37]。如果说余英时是从身份与职业的角度对现代知识分子作了一个界定，而张灏更多的是从文化精英主义的角度对近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建构，他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寄居于沿江沿海大都市借助三种制度媒介：报刊杂志、新式学校与自由结社的学会，在文化与思想上占据核心的精英地位。鉴于此，张灏称近代知识分子为散播新思想的“社群媒体”。

郑也夫试图对知识分子下一个可以操作的定义：“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其社会生活中，在其工作、交往和表达时，比其社会中多数成员更频繁地使用符号象征体系和‘一般性’的概念、范畴，即运用一种特殊的‘语言’”^[38]。“现今的知识分子是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郑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角度将知识分子分成五种：①官学一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路；②学者知识分子的从政——为罗斯福设计新政的智囊团；③权力机构之外的改良家——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④持不同政见者；⑤知识分子革命家和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39]。尽管这样的划分，并没有依次递进的关系，但作者在分析的过程中，仍显出个人的偏好与推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显然不是郑也夫推崇的对象，因为他们在官学一体的架构中，根本无独立性可言；充任政府智囊的学者，由于官场有“双向改造”的功效，知识分子的理想可能因此而被消磨掉；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是特定社会与特殊时代的产物；郑也夫推崇的是费边社的模式，即在权力机构之外，通过民间组织和民间参与的方式，影响政府的政策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既保持独立性，又能直接影响社会，这是作者眼中的知识分子最理想的状态。

许纪霖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许纪霖将“五四”和“文革”作为划分知识分子代际的历史中轴，理由是“五四”和“文革”是知识和心态的分水岭。按照许纪霖的划分，与本书有关的知识分子即为“前三代”。晚清一代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重视西学价值，但“借道东洋学西洋”，对西学一知半解，思想模式“中体西用”。他们是跨世纪的一代，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士大夫，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五四”一代崛起于1915年以后，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间，打破了学而优则仕，从事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独立职业。大多留学日本或欧美直接接受比较完整的西方文化。虽然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代表人物有：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等。后“五四”分为前后两批，第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间，直接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代表人物有：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许纪霖研究认为后“五四”与前两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具备现代专业知识，都是某个专业与领域的专家。前两代人是通才与文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后“五四”一代在学院研究与学术建树而得名。第二批出生于1910～1930年间，学生时代接受“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进入新中国历史，一连串政治运动耽误整整三十年光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40]。

通过传统士绅向近代知识精英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知识精英既继承了矢志于道的政治理想，保留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纽带，同时在吸收西学新知的过程中从硕儒文士的通才向知识分工细化的专家学者演化，或者向着记者、编辑、出版人、律师、教师等自由职业转变。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期，近代知识精英的身上还笼罩着传统士绅的光环，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尊重，是引领思想与时代步伐的内在动力。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几乎浓缩地折射了20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与思想变迁却又与政治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政治倾向的延续。根据前人研究成果，本书试图从舆论研究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将近代知识精英进行如下分类：①第一类为专家学者型的知识精英，他们依托近代中国大学、科研机构，标榜发表理性独立的言论，在知识社群与学术圈内享有一定影响力，是精英中的意见领袖；②第二类为以言论为职业或事业的知识精英，主要依托近代媒体组织，如报纸、期刊、出版等，主要遵循商业逻辑，面向受众市场发表意见与观点，是受众市场的意见领袖。③第三类政党知识分子，属于弃文从政，或者学而优则仕的现代翻版，负责国家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宣传，代表统治者向被统治者灌输观念，制造赞同。这三类知识精英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涉及某个具体人物时可能有一定的交叉与重叠，而且每个具体人物会随着人生际遇而发生前后矛盾的选择，在研究过程中本书策略地取其最核心的方面。从思想传播的角度分析，专家学者型的知识精英是思想传播的源头，是思想的原创者，是中立的超然者，职业型知识精英与政党知识精英一般会从专家学者型的研究成果中吸取思想灵感，根据各自的利益与立场加工观点，这三类知识精英之间的思想扩散的过程是一个两级或多级传播模式。因此，本章的研究首先集中锁定专家学者型知识精英对舆论概念与舆论思想的论述与研究，从而从深层次的思想脉络角度追溯舆论思想的变迁过程。